摘 要：从实地调研收集的数据来看，云南边境地区缅籍学生自发跨境入学现象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中缅边境地区，跨境民族基于同源文化和共同的生活空间，营造了一种不受国家地缘政治边界区隔的“无隔阂”的文化心理氛围，边民的边界意识模糊，跨界交往比较频繁。缅籍学生跨境入学正是两侧边民惯常性跨界交往生活逻辑的自然延续；来华缅籍学生与我国学生同语同俗，在学习、生活上无障碍，且与我方学生享受大致同等的待遇。然而，受限于云南边境地区的办学条件，缅籍学生的入学机会严重不足。当前，应立足于更加开放包容的“教育共同体”思维，重建中缅边境教育生态，提升我国边境学校的服务能力，以回应滇缅边民历代传承的珍贵情谊。
关键词：边境教育；缅籍学生；跨境入学；边界认知；教育境遇
一、研究背景
近1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兴边富民政策的推进，云南边境地区的中小学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适龄儿童。这些学生自发跨越边界，进入我方边境学校就读。他们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据统计，在云南境内就读的外籍学生人数已经从2014年的7400余人上升到2017年的10000余人，[1]其中近90%是缅籍学生。
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边界线全长2186公里，其中，中缅边界西藏段长189公里，云南段长1997公里。云南与缅甸自古以来便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尤其是世代生息在中缅边境沿线两侧跨境而居的众多兄弟民族，更是同源共祖、语言相通、亲如手足。[2]在现代国家形成之后，尽管受到国家分治的阻止和国界的限制，但边境民族的跨国流动仍然以不同方式频繁发生着，如跨国通婚和迁徙等人口流动、物质交换等经济流动、互访等文化流动。[3]因独特的地缘相亲、文缘相融、商缘相通的优势，两国边民村寨相连、鸡犬相闻；通婚互市、往来频繁，胞波情谊源远流长。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点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德宏州），与缅甸自古就有“同走一条路、同饮一井水、同住一个寨、同一种信仰、同一种语言、同一个民族”的说法，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中缅边境地区跨境民族间同源宗亲和日常交往的密切联系。德宏州内居住的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与缅甸的同源民族使用相同的语言，保留了共同的民族习俗和语言文化，相互之间有着较强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两侧边民交往频繁，其中，穿梭于边境两侧的缅籍学生是中缅边境跨境人口流动现象中最为独特的一道风景。2016年底，德宏州共有在读缅籍学生4048人，占学生总数的1.65%。
二、文献回顾
本文的文献回顾分为两部分：一是关于缅籍学生跨境入学现象的研究，二是关于边界和边境的研究。
（一）关于缅籍学生跨境入学现象的研究
因来华就读缅籍学生人数较多，其跨境入学现象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已有研究描述了缅籍学生群体的现状，[4]分析缅籍学生来华就读的原因，[5][6][7]探讨在华缅籍学生群体存在的问题，如流动性大、管理缺失、受教育的前途有限等。[8]此外，还有研究探讨了缅籍学生跨境入学对边境地区的挑战，如加大了我国边境地区地方财政的压力、加剧了该地区教育资源紧缺的局面[9]、促使该地区学校教育功能转变。[10]已有研究大都把缅籍学生跨境入学归入跨境教育问题加以讨论，而对边民（跨境民族）这一特殊群体的文化心理诉求的探究却不充分。而且，“基于跨境民族族群共同体意识而出现的跨境民族合理性的跨国流动行为，因与国家整体意志设置的相关社会和法律制度相对立，因而被民族国家赋予‘非法’跨国流动性质”，[11]这就使得对跨境民族子女教育流动的研究难以真正深入。当前对跨境民族子女自发跨境入学现象的解释还停留在对两国间的发展差距、教育实力对比以及优惠教育政策等外在因素上，没有从跨境入学主体自身的视角阐释其教育选择的真正原因。从宏观层面上，笔者认为边境两侧国家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确实会对跨境民族的教育选择产生影响。但在微观层面上，跨境民族特殊的文化和身份特性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同样需要关注。因此，本文聚焦微观视角，把跨境民族子女自发跨境入学现象置于边境民族社会中考察。
（二）关于边界及边境的研究
在传统上，边界即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界线，是将两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分隔开来的一条线。[12]在英语世界，“边境”（Borderlands或Frontier）更多的指“地带”，即两国领土相接触和隔离的地带；“边界”（Border）则是国家所相互承认的不连续的隔断界线。[13]
边界及边境研究在传统上一直是地理学（尤其是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的研究范畴。21世纪以来，边界研究越来越向多学科方向发展。按照学科视角分类，当前的边界或边境研究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地缘视野下的边界及边境研究。从地缘视野看，地理意义上的边界等同于政治边界、经济边界和文化（习俗、语言、教育等）边界。二是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界及边境研究。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边界不是一条不可穿越的线，跨境民族的社会行为往往超越地理边界线；一些社区的社会、文化行为模式，确立了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边界的弹性文化边界。[14]研究者聚焦当地人所理解、所实践的边界；边界的含义不再是一条空间区隔的线，还包含人们的边界实践。
本研究正是循着文化人类学的边界研究而展开，聚焦于缅籍学生所理解、所实践的边界，考察他们的边界实践及其含义。本研究的问题是：（1）来华就读的缅籍学生是如何理解（中缅）边界的？（2）他们来华就读这一边界实践与其边界认知有何一致性或冲突？为什么？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云南边境地区缅籍学生人数最多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德宏州）作为调查区域。同时，又在该州选取缅籍学生人数最多的M市和R市，在这两个市内各选取缅籍学生人数最多的两个边境乡镇作为具体调研点，其中，M市M镇仅有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在读缅籍学生158人；M市Z镇有1所初中，3所小学，在读缅籍学生90余人；R市J镇、C镇都只有小学，其中J镇共有在读缅籍学生258人，C镇有100余人。田野调查点的选择除了考虑到缅籍学生人数，同时也考虑了地理空间分布和民族分布。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共到田野调查点开展了三次调查，分别是2016年5月，2016年11月至12月，2017年10月至11月。研究者进入学校和社区，观察缅籍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区环境，对缅籍学生及其教师（含学校管理人员）开展访谈。访谈是在与缅籍学生跟班听课，参与其学习生活，并建立起基本信任感的基础上开展的，以确保通过访谈能收集到缅籍学生的真实想法，确保访谈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为了不影响学生的正常作息和学校正常的教学安排，本研究采取的是方便性抽样的方法，即在灵活的时间里，选取那些最易找到的缅籍学生进行访谈。研究者在不同的学校开展观察和访谈，直到资料饱和—访谈和观察都不再能获得新材料。先后有50多位缅籍学生接受访谈，这些访谈的时长在8～30分钟。研究者还访谈了这些学校的校领导和部分教师，用于资料验证。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进行录音，访谈结束后及时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研究者将所有访谈对象的姓名都用字母代替；在涉及访谈对象的个人信息时，仅从方便读者阅读的角度，标示出所在区域，不暴露访谈对象的个人信息。
四、研究发现
本部分首先简要报告缅籍学生对中缅两个国家的直观体验，其次分析来华缅籍学生的边境认知与教育境遇。
（一）来华就读缅籍学生眼中的中国与缅甸
跨境入学的缅籍学生大多来自与云南接壤的缅甸北部地区，俗称“上缅甸”或“缅北”。“上缅甸”主要居住着傣族、景颇族、傈僳族、德昂族和汉族等跨境民族和华人华侨；而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则集中分布于缅甸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也就是边民口中的“下缅甸”。“上缅甸”远离国家行政中心，在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不同于缅甸的主体民族，民众不懂缅语，与“下缅甸”交往甚少。而且，长期的政局动荡导致“上缅甸”经济和社会发展缓慢，落后于我方边境一侧。调研地的缅籍学生以汉族、傣族和景颇族为主，语言和风俗与我方学生相同，而与缅族差异较大。有缅籍学生说：
“缅甸的电视和广播是缅语，我们听不懂，我们都说汉话”。（WCL）
“我们只会过中国的那些节日，缅甸人的节日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吃的用的都跟我们不一样……”（SCD）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缅甸人。虽然有些同学区分了，但是我的心里不这么想。他们叫（我）‘老缅’，但是我心里我就这样想：我又不是缅甸人，我的祖宗都是在中国，我也有姓，缅甸人又没有（姓）”。（HQY）
现今的缅北边民（缅籍学生家长）的祖辈大多是由于国界划分而分居两侧的同源跨境民族，或者是20世纪因战争、政策或生计等原因，迁入缅北居住的我国边民。由于语言不通、交通不便、政局不稳等原因，缅籍学生及其家长与缅甸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长期处于疏远、隔绝的状态，对缅甸的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缅甸对他们而言，甚至是一个人地生疏的国家。[6]相反，他们与中国近在咫尺，渊源深厚，交往频繁。无论是从风俗习惯、语言文化或亲缘血缘上看，还是从日常交往的现实情况看，缅籍学生与中国边境的跨境民族都更为相似。而且，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目前德宏州中小学内我们所称的“缅籍学生”群体中，有43.0%的人没有缅甸户口，52.4%的人没有缅甸身份证，还有一部分是属于“无国籍、无户口、无证件”人员。[7]可见，对这个群体的更为准确的称呼，应该是“跨境民族子女”或“缅北边民”。
（二）来华就读缅籍学生的边界认知
在中缅边境地区，边民的文化心理边界明显不同于国家政治边界。由于边境两侧的边民互动频繁，有的学生从幼年开始就跟随父母到中国购物和拜亲访友，在入学后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边境两侧。因此，对他们而言，往返边境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缅籍学生对边界或国门的认识与边境地区的边民一样，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国家政治地理意义上的“边界”和“国门”，在缅籍学生这里并未产生地域区隔的作用。相反，对于他们而言，国门只是其生活中一个必经的通道。[6]
1.国门：一个交往通道
在中缅跨境民族地区，边民之间的跨界交往非常频繁。在边境国门可以看到，往来于边境两侧的缅甸人，有的到中国边境的市场购买生活日用品，然后又从国门回缅甸，还有的将缅甸的农产品拿到中国边境市场售卖；我方一侧的边民则会在做生意的间隙，“跨国”去吃午餐或晚餐，或者售卖生活用品。两侧边民之间跨界拜亲访友、经商打工的现象也很常见。跨境民族往往对于政治上的“国家”和“边境”的概念都比较模糊，[15]国门既是他们日常生活交往的通道，也是其子女跨境入学的通道。
被访谈的缅籍学生均表示，由于经常往来于边境两侧，对国门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对于自己跨越边界到中国学校上学，并没有“出国”的感知，而倾向于认为国门是自己上学的必经之路，是一个通道：
“进出国门很正常，因为平时我们都是过来过去都是频繁的，所以说是很正常。”（CMY）
“我第一次过来的时候，感觉怪怪的。干嘛还要弄一个国门……从缅甸来中国，两边都是路，连着的，那个时候就想弄个门干什么？……”（KCX）
“……小时候觉得来中国的时候……感觉很激动。现在进出国门就是很平常。有时候我们不出去，一直在（中国）这边，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情不出去，就是不越境”。（XZC）
可见，在缅籍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体验中，国门更多是作为物理通道而存在的，是他们往返中缅两侧的必经之路。
2.边界：入学的必经之路
边界代表着一种空间秩序和空间关系，是解读边境地区社会与文化关系形成过程的一个关键维度。[16]在中缅跨境民族地区，边界并没有对边民的跨界交往带来实质性的阻隔效果。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中缅两国在各自国门一侧都设有边防人员，对出入境的边民进行监督和检查，符合规定的边民准许其进出境，而对于不符合规定的边民则会限制其出入境。但是，规范的边防口岸管理并不能将边民的活动限制在各自的国家边界之内。在2000多公里的中缅边界线上，除了正式的边防口岸之外，还存在很多“边民便道”，主要用于海关关门之后方便人们夜路回家、探亲之用。此外，边界上没有天然屏障，也没有人工隔离设施，边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很容易出现“前一只脚在中国，后一只脚在缅甸”的现象；而且，边民在跨界交往中会取就近原则，哪条路近就选哪一条往返边界。不过，一般而言，缅籍学生都会从正式的国门入境。德宏州边防部门为跨境就读的缅籍学生提供了“绿色通道”：学生在经过国门时只要身着校服或出示边防部门专门为其办理的“就学卡”即可顺利通过边检，不需要繁琐的程序。
由于两侧边民延续至今的交往互动行为，以及常年往返于边界两侧，跨越边界对于缅籍学生而言没有新奇感，“边界”只是一条到中国边境学校读书的必经之路：
“就直直的一条路，反正学校在这边嘛，都是过来上课的”。（YKJ）
中缅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缘环境因素，还使得对于很多缅籍学生及家长而言，来中国边境一侧上学意味着在离家更近的学校上学。有缅籍学生在回答“你为什么来这里上学”时说：
“勐古那里（缅方边境一侧——笔者注）没有初中，然后要到木姐那里（才有），离家很远，这里近。哥哥就是到下缅甸那里去读了，常年都不能回家，就是过大节，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所以（父母）就还是（让我）在近一点的学校上学”。（YKJ）
受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影响，跨境民族在选择其子女读书学校时，往往淡化国家边界的存在。[17]对这位缅籍学生及其家长来说，中国边境地区的学校离他们更近，所谓的“跨境入学”，只是“就近入学”。可见，国家边界并未对他们的跨界实践产生阻隔的效果，边境这一侧的中国近在咫尺、两国的边民同宗同族，因而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国与国之间的区隔感。国家边界线在物质层面上是显性的、清晰的，而在意识层面则是隐性的、模糊的。[18]
（三）来华就读缅籍学生的教育境遇
1.同根同源同语同俗，生活适应无障碍
中缅两侧边民频繁交流与高度融合，尤其是语言相通、习俗相同、文化相融，不仅为缅籍学生跨境入学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和心理基础，而且也为他们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学生入学后生活适应基本无障碍。无论是实地观察还是访谈调查都显示，绝大多数缅籍学生在我方学校中不存在生活和语言上的适应问题。
R市J乡中心学校2016学年共有缅籍学生234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22.3%。该校教师介绍：
“缅甸学生来到我们中国上学，为什么？最关键的一点是语言没有隔阂，风俗习惯没有任何隔阂，没有那个沟壑，没有那个壁垒。……（缅甸的）木姐、南坎……棒塞这一片，按照卫星地图看的话90%以上都是傣族、傈僳族、景颇族，都是我们本地民族……是同根同源同风俗，所以说他到我们这里学校来读的话，没有任何困难”。（HX）
该校校长在谈到对缅籍学生跨境入学的态度时表示：虽然缅籍学生的国籍是缅甸，但是与我方边境一侧的跨境民族在生活习惯上并无二致，因此不会被看成“外国人”：“他们（指缅籍学生——笔者注）名义上是缅甸籍，实际上他是傣族，他和我们是同一种民族，不要把他看成是外国人，在我们的眼中他们不是外国人。……只要国家对他们没有大的政策变化，只要支持，我们都愿意敞开大门，让缅甸孩子到我们学校读书……”（HCH）
2.受教育条件更好，待遇一视同仁
近10余年来，我国边境地区的校舍等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不少学校校园环境优美，教学秩序井然。相比之下，与中国毗邻的缅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学校办学条件相对滞后。缅方家长快速发现了这一差别，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我方学校。一位缅籍小学生说：
“这里有先进的设备，有电脑，教室里面多媒体都有，还有课桌，老师也教得好……我在这里上学，很自豪”。（YM）
德宏州公立学校系统中的缅籍学生享受与中国学生同等的待遇：一是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实行“两免”，我国边境的小学和初中不向外籍学生收取任何费用。幼儿园、附属学前班的缅籍儿童的收费与中国儿童一样；二是享受寄宿生生活补助。就读学校有住宿条件的情况下，外籍学生均可住宿，给予寄宿生生活补助；三是营养改善计划得以落实和覆盖，农村缅籍学生全部享受农村营养改善计划。德宏州教育界以“一视同仁”四个字来概括在读缅籍学生的待遇。笔者在现场也看到，在发放寄宿制学生生活补助的过程中，班级里的所有学生都得到同等对待：学生在领取补助的表格上签名，学校把补助存入学生的就餐卡里。尽管云南边境地区财困民穷，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仍然投入大笔资金，来确保在校缅籍学生与我国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3.边境学校办学条件不足，招生限制日趋严格
德宏州把“敞开国门办教育”作为特色工作之一来推进，各学校可以在自己接收能力范围内，自行决定缅籍学生的招生事务。对于招多少、如何招，教育主管部门并无明文规定。对此，边境学校在优先满足境内学生入学需求的前提下，如果还有空余的招生名额，就会招收缅籍学生。各边境学校基于自身实际，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一般都会积极接收缅籍学生。但有的边境学校（尤其是边境两侧适龄儿童都比较多的国门学校）限于办学条件，对缅籍学生的招收条件日趋严格，招收的缅籍学生也越来越少。
例如，M市M镇九年一贯制学校是该乡镇唯一的一所学校，学校与对面的缅甸寨子一河之隔，到国门的距离仅500米。与对面的缅甸勐古地区村寨相连、鸡犬相闻。该镇常住人口只有数千人，而缅甸勐古地区常住人口有3万人，缅方一侧适龄儿童较多，入学需求也十分强烈。学校设有幼儿园、小学部、初中部三个学段，每个学段都有缅籍学生就读。前几年，每年在M学校就读的缅籍学生约为300人，如2011年312人，2012年299人，2013年达到355人，2014年368人，2015年326人，2016年上半年318人。由于学校资源的限制，早在2013年缅籍学生数量激增之时，学校就规定只在一年级和七年级招收缅籍学生。对来上一年级的缅籍学生，学校根据抽签决定入学资格；七年级则根据成绩择优录取，只有极个别成绩特别优异的缅籍小学生才有机会升入七年级。2016年9月开始，面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的压力，尤其是关于控制班级规模的要求，该校不得不减少缅籍学生的数量。缅籍在校生数在半年内减少了100多人。由于该乡镇是M市最偏远的一个乡镇，该校又是该乡镇唯一的一所学校，再加上对面村寨的缅籍学生家庭大都比较贫困、生活环境相对闭塞，缅籍学生从该校失学后，由于自身种种原因几乎未转往其他学校，而不得不辍学回家。
除了入学机会受限，缅籍学生在我方学校上学还面临着受教育前景有限的问题。我国学生都有一个固定的学籍号。缅籍学生没有中国户口，所以就没有正常的学籍号。在刚入学的时候，学校会替他们办一个临时学籍号。这个临时学籍号可用于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但是他们在升学时就会遭遇困难，尤其是在高考时。我国的高考需要身份证号，缅籍学生即便上完高中，也不能与我方学生一样参加高考，只能考华侨大学。因此，很多缅籍学生会因为高中和大学的学费、考大学的希望渺茫等原因，对后续的学习望而却步，而早早离开学校。
五、结论
（一）“国有界而心无界”：跨境入学是边民惯常性跨界交往生活逻辑的自然延续
当今西南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分布是国家边界划分及其围绕边界划分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导致的[19]。国家间边界的划分，使原本同一民族分属于两个国家。虽然不同国家的跨境民族群体处于不同的政体结构和政治环境中，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同一民族关系和文化纽带，并不会轻易解构和消失，双方民族群体会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保持着来往和互动。就文化的同质性而言，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跨境民族，一般属于同一文化圈，此即跨境民族具有深层内聚力的根本原因[20]。
中缅边境地区缅籍学生跨境入学的现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来华留学”。两侧边民基于同源文化和共同的生活空间，形塑了一个不同于国家地缘政治边界的“无隔阂”的文化心理边界。
跨境民族和华人华侨基于生计的交往互市，以及基于亲缘和血缘的惯常性跨界交往互动，构建了边境地区独具特色的特殊交往氛围。[6]缅北华人华侨与中国边民血脉相连、心理相通、友好往来、互通有无，文化认同根深蒂固。跨界交往的惯常性，以及同源文化的亲近感，使得他们的边界意识呈现出模糊性。国家政治地理边界并未将他们的交往生活限定在边界范围内。中缅两侧边民的生活交往和边界实践并未因国界受到阻隔，可谓“国有界而心无界”。
“在我国西南地区，边境民族基于血缘关系而构织的根骨情节作为一种内在的民族心理，是促使其跨界行动的最根本动力。对他们来说，生活秩序的规范性规则就是血缘、地缘以及各种亲戚关系。在这些规则的规范下，边民跨国流动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活动”。[21]在中缅边境地区，跨境民族和华人华侨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以及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成为缅籍学生跨境入学的坚实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上，跨境入学现象如同跨境经商、跨境务工、跨境婚姻一样，只要时机成熟（如中方学校愿意接收、教育政策优惠、战乱的逼迫），就会大量涌现。长期以来，“边界”对缅北边民的经商、务工、婚姻都不构成屏障。当下，对缅籍孩子上学也是如此。在我方学校办学条件更好、教育政策更优惠的情况下，缅北边民自然而然将子女送到我方学校上学。这正如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方边民将子女送到缅甸上学一样，跨境民族子女教育的流向犹如候鸟一样，哪边国家的教育政策好，他们就把子女送到哪边。[17]可见，缅籍学生跨境入学，是跨境民族惯常的跨界交往生活逻辑的自然延续。
（二）“心无界而校有界”：跨境入学凸显我国边境学校服务能力的局限性
得益于同语同俗的便利条件，缅籍学生来到我方境内后“生活适应无障碍”。甚至在一些边境学校，教师们还会基于文化上的亲近感或自身教育情怀而对他们关照有加。然而，学校教育有着清晰的服务边界和预设的服务范围（国家边界之内），并受到国家教育政策的调控。缅籍学生在我方学校的入学机会，受制于学校的办学条件（尤其是师资和校舍）和教育政策。换言之，边境地区是否招收缅籍学生、招收条件、招收人数等
等，很少考虑民族文化心理，更多的是基于招生条件和教育政策。当下，缅籍学生跨境入学面临着入学机会严重不足的困境。在“招收还是不招收”的权衡中，难以顾及缅籍学生及其家长的声音。云南边境地区校舍和师资资源严重短缺的窘境，强化了学校教育系统在服务对象上“内”与“外”的区别，进而彰显出国家边界对缅籍学生的身份区隔。
缅籍学生的入学需求取决于缅方一侧的人口分布及国界两边的交通便利情况。越是边境线两侧村寨距离较近、人口分布较密集、边民往来较为方便的地区，缅籍学生的数量越多，入学需求也越强烈。相应地，由于学校无法接纳而拒绝招收的情况，也往往更为普遍。云南边境地区的学校布局，依据的是我方适龄儿童的数量和分布，而没有涉及教育对外开放的需求。因此，在那些缅籍学生入学需求非常强烈的地区（如M市M镇九年一贯制学校、R市J国门小学、L县L国门小学），校舍极为有限，师资一直非常紧缺，学校对缅籍学生的招生限制越来越严格，甚至不再招收缅籍学生。
六、讨论：以“共同体”思维重建边境地区学校教育生态
如前所述，我国边境地区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预设的服务对象限定在国家边界之内。我方学校中的缅籍学生，一方面享受着与我国学生“一视同仁”的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国籍身份的区隔，大批缅籍学生被拒绝在校门之外。前者彰显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胸怀和姿态，后者则反映出边境地区在教育对外开放中准备不足——这不是某一所学校的问题，而是边境地区学校教育生态系统的问题；这也不仅仅是要加大投入的问题，而是要着眼于更广泛的“教育共同体”思维来重新思考边境教育系统变革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谋划未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国策，提出了加强与沿线国家教育人文交流的新需求，提供了扩大教育开放、提升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新机遇[22]。“一带一路”建设中，教育交流是民心工程[23]。然而，我们一方面在忧虑“亚洲国家众多，语言和文化差异巨大，如果周边这些国家没有需要，没有对方配合，教育合作能否建得起来”[24]；而在另一方面，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跨境民族基础教育则处于无法满足需求的状态。我们不否认近些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员来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和深远价值。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原本就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和强烈认同的边境地区和人们身上，投入到那些想方设法来到中国学校门口的孩童身上，那么我们就应当大力改善边境教育生态、改善办学条件、充实师资队伍，通过制度创新来为他们提供与我国学生完全均等的教育机会，以及更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改善我国边境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使边境地区各民族学生实实在在地享受国家富强带来的实惠，提升国家向心力；同时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对于睦邻友好、边境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也必将大有裨益。
滇缅边境地区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为教育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契机。正如安德森所言，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即便是人数最少的民族的成员，他们之间相互联结的意象也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从而引发人们深沉的依恋之情[25]。因此，国家的教育规划需要在充分考虑和体谅中缅边民文化心理特征的前提下，在该地区打造更加开放包容的边境“教育共同体”。为此，应将云南边境地区作为我国教育向周边国家开放的“教育特区”，加大投入、加强建设，真正“敞开国门办教育”，根据边民需求打造一批能够真正承担起提升国家形象、传承中华文化使命的“国门学校”；还应完善教育管理制度，使边境地区学校教育在外籍学生招生、升学、待遇享受等各个环节通畅无阻。简言之，应以“共同体”思维重建中缅边境地区学校教育生态，将跨境民族和华人华侨心中“想象的共同体”作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的契机，回应滇缅边民在久远的历史变迁中业已沉淀下来的珍贵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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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of Boundary and Education Encountering of Myanmar Students in China---Voices from Border Area in Yunnan Province
WANG Yan ling
Abstract: From field data,self-motivated cross-border schooling enjoys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Myanmar students in Sino-Myanmar border area. Cross border ethnic groups in this region enjoy same culture and share overlapping living space, which results a common cultural atmosphere without boundaries. The vague idea towards national demarcation results in frequent interactions including Myanmar students school registration in Yunnan. Despite sharing same education system and same custom, restricted by the regional insufficient capacity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opportunities for Myanmar students enrollment in Chinese schools are as a result very limited. The article recommends forming up“education community” to revitalize the educational ecology in the border area and promoting the inherited Sino-Myanmar friendship.
Key words:Border education; Myanmar students; school enrollment; border cognition; education opportunity
责任编辑：农李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