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核心理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后，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研究热点。2014-2019年CNKI数据库中的相关学术文献显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已经搭建起历史、政治、文化等立体理论框架，提出政治整合、文化凝聚、经济共享和借鉴域外经验等实践路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要在深度、重心、视角以及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工作；大一统；中华文化；共同体
一、研究缘起
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文化多元主义、族裔民族主义等民族政治思潮传入我国。这些理论思潮一方面为我们理解我国民族政治现象提供了理论视角与新知工具，另一方面对我国多民族国家整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潜在的消极影响。国内局部地区存在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及暴力恐怖势力，严重危害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国家安全。综合国内外多种因素，民族问题与发展问题、社会问题、宗教问题等各类问题相互叠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造成了极大挑战党的十九大对我国民族工作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明确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提出既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新时代我国民族事业发展的规律性把握及处理民族问题的新理念，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要求。
在学界，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后，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研究热点。学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从CNKI数据库收录的论文来看，截至2019年12月24日，搜索主题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词的文献共有954篇。从各年份的刊文量来看2019年数量最为丰硕，共有563篇。本文通过梳理2014-2019年CNKI数据库中的相关学术文献，从理论框架及实践路径层面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进展。
二、理论框架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体系是学界当前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什么、如何形成、有什么作用等问题，是相关研究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2014年以来学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理论框架，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历史、本质属性以及主要特征。基于历史向度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经历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从价值功能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意义成为学者的普遍性共识。就特征而言，特定的文化心理符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重要的外在特征。
（一）历史视域
当前学界从时间维度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纵向研究的成果较为丰硕。学者们的观点大体趋于一致：“华夷之辩”初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在的雏形，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是在近代民族存亡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双重冲击下形成的。
在史前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孕育。作为研究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我国大量的新石器考古文化不仅呈现出区域性特点，也证实了文化间的交融。伴随着相互之间的交往，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与周边的异域文化逐渐催生出“夷夏有别”的观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建立了最初的雏形[1-3]。
在古代，周人构造“天下观”，将四周的“蛮夷”第一次纳入天下体系，强调“中国”与“四夷”的文化差异，认为“蛮夷戎狄”是被教化的对象，接受中国文化教化便为天子臣民。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有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大一统”的论断。秦统一天下，“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基础。汉时的“华夷共祖”、魏晋南北朝的“华夷皆是正统”、隋唐时期的“华夷一家”、元时的“蒙汉一家”、清时的“满汉一家”，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延续性[4-6]。
近代以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处于自在演进的状态；近代以来，在亡国灭种的历史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夹击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自发觉醒。从梁启超单一概念的“中华民族”到泛指中国疆域内所有民族的“中华民族”，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论”到“国族论”，都反映了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共同抵御内外忧患凝聚精神力量所作的贡献。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从国共两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分歧，到顾颉刚与费孝通的论辩，都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重构“中华民族一体”的思考[1，5，7]。
1989 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将中华民族的阐述提升到了历史新高度。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认识过程，并将表现在各民族文化上的多元性和政治上的不可分割性统一起来，构建了具有凝聚力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断，完成了从学术观点到政治话语的巨大飞跃，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将对内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话语权。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来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怀胎孕育几千年的历史共同体[6-7]。
（二）政治视域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既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又是我国的一大优势。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化共同体，更是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也成了学术界探讨的核心主题之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就是不断强化各民族对祖国的认同。纵观历史，民族与国家相伴而生，国家在民族产生过程中起到了形塑民族的作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多民族国家的一体格局基本形成，此后几千年王朝政权的冲突与整合始终保持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各少数民族逐鹿中原是这个民族共同体你来我往的政治体现[6，8]。立足现实，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借此煽动我国分裂势力制造事端，破坏民族团结。在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体系的对话中，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来超越“民族国家”理论体系的话语权威，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9-10]。
展望未来，在全球化视域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国际政治难以突破国家利益实现真正的共享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11]。民族与国家之间从来不构成单向决定论，国家是民族维系的制度保障，民族是国家复兴的精神力量。可见，民族认同在全球化时代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12]。“体识互构的辩证关系表明，共同体与共同体意识并不是单向性的决定论，仅靠上述识的构成元素并不能构成民族共同体持久实存的充要条件，换言之，在识的元素背后必然存在体的支撑，这就是国家。”[13]
（三）文化视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属性是学术界探讨的又一核心主题。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文化包括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民族传统文化、血肉凝聚的革命文化和引领社会主流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吸纳博采众长的世界文化。民族最重要的特征是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民族心理认同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共同文化。中华文化由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相互影响又各具特色，形成了表现在多元文化之上的共同价值取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更大限度地将各民族自身的优秀文化融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将中华民族主流文化浸润到各民族文化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体[14-16]。
共同体意识首先意味着意识共同体，由成员的共同性关怀所支配。这需要成员之间心灵的相互通约从而形成聚合，才能解决“我们曾经是谁，现在是谁，未来要成为谁”的问题[13]。回看历史，中国之所以在历经政权割据、分裂后，最终走向统一，是因为强大的统一意识起了作用。统一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重要心理积淀。近代，各族人民遭受了列强的迫害，在救亡图存的危难时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真正觉醒。各民族在抗战的历史命运下形成了“中华民族一体”的心理认同。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各族民众团结抗战，坚决抵抗日本侵略，民族情感也在共御外敌中得到升华。抗战后，朝鲜移民自觉加入中国国籍，其对自身少数民族身份的自主认同是这一时期各族人民心理认同的真实写照之一。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基于心理上的共同情感、共同道德规范、共同价值目标的共同体[8，17-19]。
三、实践路径
2014-2019 年，学界进一步拓展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的研究。实践路径大体可以分为政治整合、文化凝聚、经济共享。有的学者总结了国外经验，拓宽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思路。
（一）政治整合
第一，铸牢法治根基。“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民族团结才有保障，民族关系才会牢固。”[20]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写入宪法，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宪法中的地位，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法律共同体性质，用根本法来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权威，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需要。依法打击一切分裂破坏活动，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前提[21-24]。
第二，建构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其具有科学性与正确性。遵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不忘我们党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初心，始终坚持统一与自治相结合，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保障[21，25-26]。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和现代化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公平正义和强化各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因此，应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树立各民族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充分发挥法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24，27-28]。
建立健全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学科体系，完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让学术话语紧跟时代步伐，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途径。要进一步完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阐释，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真实存在，有效防范与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及多元话语体系的“中华民族”解构，健全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29-30]。要加强城市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重点。要让少数民族更好地融入城市，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氛围，推进少数民族在内地就业、流动的保障机制，实现地理空间、社会关系、文化格局、心理认同上的互嵌，使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形成以情感为基础的地缘-社区共同体意识，进而上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5，30-31]。
第三，贯彻民族政策。民族政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从我国古代西南边疆地区的历史来看，由于顺康雍乾四朝在西南边疆实施了合理的民族政策，使得西南疆域日益巩固，西南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日益增进，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32]。合理民族政策的实施，对增进国家认同、推动国家统一以及协调民族间的关系等发挥着积极作用。一般而言，中华民族“自在”时期的民族政策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觉醒”时期的民族政策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内涵；而在中华民族处于“民族-国家”建构时期的民族政策则维护了中华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33]。
还有学者讨论移民问题。相关研究对是否需要制定“移民法”、如何看待移民海外的中华儿女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移民海外和海外移民问题的讨论尚没有受到学界广泛关注[30，34]。
（二）文化凝聚
第一，对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形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赵超、青觉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象征的重建分为对物质形态象征（如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纪念碑、雕塑等）和非物质形态象征（纪念日、仪式）的重建[35]。通过重塑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仪式来展现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身份标识，以此凝聚人们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例如，通过祭祖文化来弘扬以“孝”为核心的伦理体系，对祖先、先贤进行祭奠活动，唤醒各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36]；弘扬齐鲁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37]；体育活动、影视作品等大众文化为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38-39]。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又一重要路径。例如，要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中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维护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挖掘本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激发民族情感的共享与维系，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扎根在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40-43]。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开发少数民族文化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部分，做到既有民族特色的亲近感，又有国家在场的确认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产业发展方向[44-45]。
第三，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这方面探讨主要包括三点：其一，在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创新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积极引导学生真切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46-48]。其二，构建良好的校园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比如，普及民族文化知识，梳理党的民族政策等，培养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实践活动为载体宣传有利于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增进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感等[47，49]。其三，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本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的双语教育。这既能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又能增进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认同，进而达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50]。
（三）经济共享
第一，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其一，落实好精准扶贫、对口支援等政策，把改善民生放在工作的重点位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切实保障贫困地区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激发贫困群众参与脱贫工作的自觉性，健全脱贫工作的长效机制[51-52]。其二，将新发展理念运用到民族经济工作中，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资源、文化、生态优势，调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的积极性，提高民族地区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要增进经济利益共识，改变对民族地区优惠政策的偏见，让人们认识到各地区互为“外源性动力”，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夯实民族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4，53-55]。
第二，加强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脆弱是民族地区当前尤为突出的问题。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是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重点，要运用法治手段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27，56-57]。
（四）域外经验
随着民粹主义抬头，国家分裂问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必须正视的关键性问题。西班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上缺乏培养“国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成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宣布“独立”的根源之一，显露出多民族国家铸牢国家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58]。同时，一些国家的成功做法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宣布独立，经历了国家剧变的俄罗斯在意识形态领域犹如一盘散沙，国家长期缺乏团结统一的精神力量，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开始采取一系列帮助俄罗斯民众找回国家认同的举措，并取得显著成绩。例如：强调俄罗斯全体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具有共同的历史；通过祭奠民族英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国家主流文化——东正教来凝聚人们的传统价值观；暂搁具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和倡导民族团结[59]。与中国同处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韩国特别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历史体会教育，通过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等缅怀爱国人物，纪念爱国事件，唤醒国民的爱国情感。我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可以借鉴韩国经验，弘扬“红色文化”，培养各民族的国家自豪感[60]。
四、研究评述
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参照。诸多学术期刊分别以专题栏目的形式，刊发了一系列高水平学术文章。其一，从学术成果呈现的特点来看，相关研究日益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党和国家的作用。张淑娟、陈宪章等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纵向传布的同时[61]，逐步使之成为文化自觉的起点[62]。刘永刚则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入手，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能塑造国民整体性规范并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63]。其二，相关研究更专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观层面。姜永志、侯友、白红梅等学者将研究重点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结构[64]，以期构建民族心态秩序[65]。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在深度、重心、视角以及方法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延伸研究深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有研究中描述性成分远超过学理性探讨，缺乏整合的思考和深度的理论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成熟研究议题，已过了大范围精确描述的研究阶段。新时代，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曲折历程中寻找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本质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对策研究尚存在单一乏味、缺乏周密思考、脱离实际的情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相关概念存在嫁接运用、无意识运用甚至滥用误用的情况，稀释和妨碍了概念的解释力。比如，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存在“狭隘论”“泛化论”“虚化论”“抛舍论”等诸多误读。
（二）转移研究重心
在历史视域中，依据纵向时间轴做事实的梳理和论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起步最早、成果最丰富的部分。对此，目前仍旧存在大量重复研究的情况，而在需要着重发力的前沿问题研究方面略显不足。比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性研究颇为关键。要着重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化品格，在历史逻辑中体现其发展的延展性和历史趋向。当下既有成果的整体性研究多于区域性专项研究，特别是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现实关切严重不足，诸多研究并未涉及此内容，研究支路需要进一步细化。
（三）扩展研究视角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目前主要局限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跨学科研究不足。要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入手联合研究，展开解构性思考和分析。在“共同体意识”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政治文化、传统文化等多重理论视野同时出现，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理论阙如，尚未建立能够支撑这一概念的理论工具。此外，要平衡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视角策略，在不同研究视野中跳出传统研究定势，推动理论创新。
（四）丰富研究方法
受制于学科研究习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有研究对质的分析和量的统计均有所运用，但结合较差，统计量化的方法运用较少且分析层次较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测量属于思想意识范畴，思想的内隐性决定了测量的难度。科学有效、规范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测量专业量表有待建构。已有研究中自编量表的题项编制合理性有待验证，缺少投射法、因素分析、方差分析、聚类分析等更为深层次的研究分析方式。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和专门方法论的指导下，扩展使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这有利于实现实证与理解、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定性与定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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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