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文化中，教师职业有很强的社会性，教师不只是学校教育工作者，更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社会人”“教化者”“文化人”等多重角色。每逢突发性公共事件，教师都会以高度的社会担当精神，积极帮助民众共度时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教师作为一支重要的群众力量，在防控疫情的人民战争中充分展示出良好的社会担当：作为“职业人”，授业解惑，将疫情转化为丰富的课程与教学资源；作为“社会人”，仁民爱物，积极组织和参与全民抗疫活动；作为“教化者”，移风易俗，革除生活方式的陈规陋习，培育基层民众的公共意识；作为“专业人”，沉稳理智，安抚公众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以正视听。
关键词：突发性公共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教师；社会担当
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师是沟通社会上层与下层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很强的道义责任与使命担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不但作为教育者教书育人，更是以社会人、教化者、文化人的身份，直接参与社会治理。《荀子•礼论》说：“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君师恶治？”在中国历史上应对灾害、战乱、瘟疫等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教师自觉担当起社会责任，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为稳定民心、扶助民生、解除民痍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仲礼在研究晚清士绅时，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案例。[1]但近代以来，教师职业专门化不断加强，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弱化，既在一定程度上矮化了教师的社会形象，也导致基层社会的整合力下降。
2020年春节前后，湖北武汉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乘春运之机蔓延全国，造成严峻形势。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2]人民教师作为一支重要的群众力量，在重大疫情面前积极应对，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本文尝试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探讨新时代教师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社会担当，重塑中国教师的社会形象。
一、作为“教育者”，将疫情转化为课程与教学资源
教师本质上是职业人，即“教育工作者”，任务是教书育人，教师的社会担当首先表现在本职工作中。韩愈在《师说》中提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社会突发性公共事件虽是灾难性的，但也是一次教育机会，一份教育素材。经过这次全民抗击疫情的斗争，教师可以将疫情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疫情中涌现出的人物和事迹，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等，转化为课程与教学资源，为学生传道解惑。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多种证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的宿主是野生动物，人类因捕杀野生动物而受到感染，再通过人传人迅速蔓延。这直接引发人们思考如何对待野生动物，如何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往学校关于人与自然的教育，侧重于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比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动植物灭绝，等等。疫情让人们认识到不仅要善待自然、保护环境、保护稀有动植物，而且对常见野生动物也不能任意捕杀，更不能猎食。因此，这给人与自然的教育带来了新题材、新内容，提出了新的改进要求。人类与自然界的存在物已经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一次细微的伤害，都可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有些病毒和细菌在野生动植物身上经过演化，能够和谐共存，但感染到人身上，就会爆发出巨大的杀伤力、繁殖力、传染性。因此，人类对自然应有敬畏之心，在保护自然环境和稀有物种的同时，也应做到与常见的野生动植物保持安全距离。
（二）加强医学常识教育
人是社会性动物，必定生活在一定群体之中，疫情之下，每个人都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同时，保护好自己既是对他人负责，也是为抗疫作贡献。这就需要教师平时在相关学科教学和活动课程中加强医学常识方面的教育，帮助青少年学生理性认识疫情，提高自我防范的能力。基本的医学常识教育包括：传染病的一般原理，传染病的病理机制、发病周期，传染病防控的基本法则（如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常见各种类型传染病具体的传播途径和防治方法，如呼吸道传染病、消化道传染病、皮肤科传染病等；常见一般性疾病的症状、护理与防范；日常卫生知识等。一些研究课程教学的学者还专门设计了以口罩、隔离等为主题的跨学科学习单元，可谓别有创意。
（三）丰富思想政治教育
党和政府对此次疫情高度重视，启动重大疫情一级响应，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责任担当。各地经济生产特别是服务业、旅游业承受巨大损失，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全体国民响应政府指令，积极配合，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这些都是广大青少年亲历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通过总结和提炼，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党和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疫情既是对健康的挑战，更是对生命的追问，实为一次难得的人生观、生死观教育。疫情限制出行，有人戏称“在家躺着也是为社会作贡献”。这跟17年前的SARS疫情十分相似，它以强制的方式让人回归到最简单、最朴素、最平常的家居状态，体会寂静和亲情，感受饮食起居和时光流逝。在“琐碎”而真实的生活中，以前被学业和工作所遮蔽的生活的本体性、完满性和目的性逐渐显现出来。[3]这必然引发青少年学生对人生观的思考。疫情还是一次真实的生死观教育，一些人不畏艰险，在抗击疫情中奉献出宝贵的生命，既有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又有普普通通的志愿者和国家公职人员（如警察）。生命诚可贵，但死亡不可避免，唯有高尚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可以使人超越生死。《孟子•告子上》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张载《张子语录》也说：“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惟义所在！”人只要为了道义理想，树立生则有为、死则安然的生死观，死亡就不再是一件令人感到恐惧的事了。[4]
抗击疫情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也是鲜活的教育资源。例如：各地医护人员冒着风险，放弃休假，驰援湖北，被称为最美“逆行者”；有的医护人员在救治病人时受到感染，甚至献出生命；为扩大收治病人的能力，武汉新建火神山医院，从设计方案到交付使用仅用10天时间，创造了中国建设速度的生命奇迹。
（四）开展各种形式的学科教育
疫情暴发时正值寒假，大专院校放假后，学生分散各地，宅家防疫，春节过后又不能正常开学。师生们结合疫情进行学科教学和思考，医学教育自然率先垂范，其他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也纷纷探讨疫情对本学科带来的影响与挑战，并提出基于学科视角的应对策略，从而引发特殊时期学科教育的新动向。这未尝不是化被动为主动、化困难为机遇的创举。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组织教授们“每人5分钟，共上1门课”，推出“抗疫中的教育学”网络微课程，引导和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教育学的责任与力量。“抗疫中的教育学”分期分批推出，很快引起社会公众和教育学界的普遍关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中小学一些学科也可以适当结合疫情，从学科视角进行探究性学习，让学科教育在特殊背景下注入新内容，焕发新活力。
二、作为“社会人”，在抗疫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教师又是一个“社会人”，生活在人群和社区之中，必得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才能获得公众的认可和尊重。正如扬雄《法言•学行》所说：“师者，人之模范也。模不模，范不范，为不少矣。”教师不只是学生心目中的模范，更应是普通民众的模范，那些“模不模，范不范”的人是不配为人师的。《韩诗外传》卷五亦说：“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一般而言，面对突发性社会公共事件，普通民众缺乏应对经验，教师的言行起着引领和示范作用，比较容易受到关注。那么，新冠肺炎疫情下，教师在社会公众中的模范形象体现在何处？
（一）参与组织社区抗疫活动
疫情之下，平时悠闲自在的社区成了防控一线，居委会和社区志愿者成了基层防控力量。教师日常生活基本在社区之中，危急关头，人民群众看教师。教师作为社区中的一员，应当挺身而出，积极参与组织社区的抗疫活动，如宣传教育、物资发放、志愿者服务等，为社区居民作表率。如果教师只顾个人安危，遇事不牵头，或临阵退缩，既有损个人形象，也有损教师的公众形象。2008年汶川地震时，中学老师范某抢先出逃，被媒体戏称为“范跑跑”，即是对教师形象的一次污名化。
（二）模范遵守临时管制措施
由于疫情形势严峻，从居民小区到街道村镇，再到县区政府，再到省市政府，都会出台管制措施，以禁止人员聚集，减少人员流动，有的甚至对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虽然这是防治流行性疾病快速蔓延的有效办法，但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于是，各种矛盾冲突随之产生。如果教师作为社会成员，图个人方便，不遵守抗疫的各项规定措施，就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一方面防控举措的公信力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社区居民的安全遭到威胁。如果教师模范遵守和执行各项规定，不隐瞒、不逃避，主动申报登记出行信息和相关健康信息，就可能产生榜样效应，引领社会成员克服一时一己的不便，打赢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三）捐赠财物扶助重点疫区
在社会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面前，总有些人处境艰难，需要扶持帮助。本着“爱之，能勿劳乎？”（《论语•宪问》）、“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民吾同胞”（张载《正蒙•乾称篇》）的儒家师道精神，传统社会教师是赈济贫弱的重要民间力量。张仲礼的研究表明，清代教师在灾荒时开仓济民、将束脩所得救济贫困、慷慨扶助孤儿寡妇者比比皆是。[1]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重点疫区财物吃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许多普通民众和社会组织自发捐赠钱款和防疫物资，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广大教师和培养教师的高等院校纷纷行动起来，献上一份关爱。比如北师大教职员工发动“温暖武汉”捐款活动，至2月11日中午，短短数日善款累计就超44万元。[5]华东师大除设立专项基金外，还发动海外校友捐赠急需的医疗物资，为疫区雪中送炭。[6]
三、作为“教化者”，树立新时代社会新风
教师不但是学校教育工作者，也是普通民众的“教化者”。中国传统社会日常规范的构建、人伦秩序的维护，都是通过教师的言行和教化来实现的。《礼记•学记》开宗明义地提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结尾部分又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足见其对教师以教化来实现社会公序良俗的高度重视。孔子在教学之中也主张对老百姓进行道德教化，提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及“里仁为美”（《论语•里仁》）。《说文解字》释“教”为“上所施，下所效也”，亦是从教化民众的角度解释教育活动。明代心学第一人陈献章曾提出基层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教化民众，扭转社会风气，即“淑人心、美风俗、扶世教”。[7]现代西式教育体制建立以后，教师的教化功能逐步丧失，导致世风日下。陶行知有鉴于此，到南京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提出“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良民风习俗还需要继续努力。
（一）改良不合理的生活习俗
风俗习惯一旦形成，持续时间较长，不容易改变。因此，在社会变迁中，传统习俗的变革比较缓慢，一些原本合理的习俗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得不合理，需要适时更改。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化民成俗”是一个动态过程，应跟随时代步伐，移风易俗。据张仲礼研究，清道光时云南剑川生员张学诗，以教徒为生，曾订立条约，革除当地侈靡的婚俗。E堀近代徽州地区赌博、嫖娼、吸食鸦片乃至坑蒙拐骗等歪风盛行，有塾师编《戒为非》《戒赌诗》《戒嫖诗》等劝善诗，在社会上广为流传。[9]民国时期汉口还有塾师组织学生到街头宣讲善书，劝世化民。[10]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发展，暴露出普通民众的生活习俗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教师可参与动员社会力量，予以抵制和改良。比如饮食风俗上，吃野味一度成为身份的象征、有钱人的专利、炫耀的资本，此陋俗导致恣意捕杀野生的飞禽走兽，既破坏生态平衡，又挑战食品安全，容易感染病毒和寄生虫，使“舌尖上的美味”变成了“舌尖上的危险”。
类似的还有北方草原地区扒搂发菜，高寒地区采挖冬虫夏草，其实并没有多大的营养价值，反倒造成极大的生态破坏。再比如婚丧嫁娶、生辰节庆盛行大宴宾客，围桌共餐，虽然体现了东方式的人情味，却给疾病传播创造了条件。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武汉百步亭社区大搞万家宴，设1个主会场和9个分会场，做了13986道菜品，共4万多个家庭超过10万人参加聚餐，据称这已经是第20届。[11]而时间就在2020年1月18日，距离武汉“封城”仅仅5天。这些陋俗与新时代倡导的社会风尚格格不入，改良刻不容缓。
新时代教师如何参与基层社会讲文明、树新风的移风易俗活动，是个体自发还是集体组织，这需要探讨和尝试。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信息时代，可在内容和方式上有所创新，比如借助各种自媒体平台开展社会教化。
（二）树立普通民众的公共意识
毋庸讳言，中国一般民众的社会公共意识不强，遇事观望、自保的心态普遍存在，有的甚至表现出自私、冷漠。当遇到突发性公共事件，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必须借助其他力量的诱导和干预才能应对。政府力量当然是主要的，但有些事件影响面太大，光靠政府力量不足以作出即时的、有效的反应。教师作为社会教化者，可以教育和帮助普通民众树立公共意识，通过公共途径解决大家所面临的问题，同时又保障个体的合理权益。
举一个陶行知先生的例子：1929年秋晓庄发生重大旱灾，饮水困难，井水出水慢，且不够用。老百姓因为饮水问题忙乱不堪，有的争相早起去打水，甚至连夜打水，结果天亮时井已见底；有的打水时不排队，争先恐后，“甚至用武力解决”。陶行知决定派晓庄师生运用生活教育理论去解决难题，同时借机启迪民众。师生先召开村民大会，大家一起讨论，通过几项决议：下午7时至上午5时不得取水，违者罚款；取水按先后次序进行，违者罚款；公推1人监督，并执行处分；公推1位开井委员长，筹款开挖新井。[12]这样一来，既解决了饮水问题，又培养了民众的公共意识（尤其是他人意识、自律意识、规则意识），树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普通民众一开始缺乏理性，从个人出发，哄抢、囤积生活物资，人为地造成供应短缺；排斥外地人，人为设置路障，影响公共交通，妨碍他人出行。这些都是缺乏公共意识的行为，与新时代的国民素质要求有一定距离，需要劝导教化。如果教师身处其中，则当发挥正面作用，让基层民众多一些宽容、理解、正义、规范等公共意识，培育义务、责任、参与、奉献等公共情怀。
四、作为“专业人”，稳定安抚公众情绪
教师都受过一定的专业教育，能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分析问题，遇事比较沉稳理智。《论语•子罕》说“知者不惑”，可解读为有学识的人不容易被迷惑。新冠肺炎疫情集中暴发时，正值农历春节前后，社会氛围骤然紧张，人们原本计划好的节日生活受到严重干扰，情绪和心态面临极大考验。一些人在不断堆积的心理压力之下，会发生情绪和行为失控，而且过激的情绪和言行也容易感染他人，给原本脆弱的心灵雪上加霜。比如战“疫”紧要关头，各地却出现数起恶意“吐口水”事件，还有小区居民、进出公共场合者不配合检疫措施，与防疫人员发生言语和肢体冲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在1月24日至25日所做的社会心态调査显示，面对疫情，社会情绪的基调是担忧，其次是恐惧、悲伤和愤怒。有79.3%的受访者表现出强烈的担忧，有40.1%的受访者表现出强烈的恐惧，还有39.6%的受访者有较强的愤怒。成如何帮助社会公众在非正常的生活状态下，沉着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需要教师作为某些领域的专业人进行干预，以安抚和稳定公众情绪。
（一）组织专业力量缓解公众焦虑
1月31日，在教育部指导下，华中师范大学联合腾讯教育推出了一个面向全社会的疫情防控心理援助平台，在该校心理学院教师带领下，共有130余位咨询师志愿参加心理援助。平台开放首日上午，接待了100多位求助者，超过一半人自武汉。[13]其后，教育部又组织几十所高校师生，面向民众开展疫情相关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华东师大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教师还撰文详细介绍疫情下疏解焦虑抑郁的方法与建议。[14]
随着对疫情的认识逐渐理性化，民众情绪大大改善。通过两次共计向5600多名普通民众发放网络调查问卷，研究发现，到2月8日，武汉市感到“高度恐慌”的民众占比从23%下降到10%，湖北省除武汉外的其他地区，这个数字从21%下降到9%。对控制疫情感到“比较乐观”和“非常乐观”的民众占比显著提升，总计超过了50%。[15]
（二）回应群众关切以正视听
在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之下，各种谣言和小道信息通过自媒体平台快速传播，让一些缺乏常识和判断力的民众深陷迷惑，比如病毒来源的实验室泄漏说、阴谋论、病毒战等传言绘声绘色，扑朔迷离，煞有介事。有的迁怒于人，歧视湖北返乡人员及出行在外的湖北人，无故进行封锁、辱骂。有的故意夸大疫情的规模与危害，恶意诋毁疫情防控体系及具体措施。《荀子•大略》说“流言止于知者”，教师作为相关学科领域的专业人士，理当回应群众关切，自觉抵制和驳斥谣言，以正视听。
教师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社会担当，是中国儒家教师文化的优良传统，它既与中国社会的治理方式有关，也是中国文化中“教师”的特定内涵。中国社会史和教育史上，教师不只是教育人的职业人，也在公共事务中维系着良好的社会形象。每逢社会突发性公共事件，比如自然灾害、社会动荡、重大疫情等，教师作为有着高度责任担当的社会群体，都会积极参与应对，率领并帮助民众共度时艰。中国教育现代转型完成后，教师的职业色彩不断加强，公共形象逐渐消退，在体制化、专业化的追求下，几乎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隐形人”或“陌生人”。教师社会形象的缺失，容易导致教化不畅、民风陈旧，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降低社会的应激能力。新冠肺炎疫情下教师的社会担当，既能为全社会应对疫情贡献力量，又能重塑教师的良好社会形象。而且，教师的社会担当不只是教师群体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对广大青少年的社会担当也会产生示范和激励作用，更能提升全社会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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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陆缘，史雅琴.百步亭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N].楚天都市报，2020-01-19（1-2）.
[12]陶行知.生活即教育[A].陶行知全集（第二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402-403.
[13]华中师范大学联合腾讯教育开通疫情防控心理援助平台[EB/OL]，（2020-02-01）[2020-02-01].https：//xw.qq.com/cmsid/TEC2020020100793400.
[14]严超，张红冉，肖雯惹.轻松愉悦的情绪状态是天然“疫苗”[N].文汇报，2020-02-18（12）.
[15]陈卓.普通民众面对疫情的“情绪拐点”已经出现[N]，中国青年报，2020-02-12（5）.
责任编辑：农李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