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我国民族教育发展主要依赖国家政策引导及外部援助，依靠教育资源的大量投入，自我发展能力低，自生能力弱。当前，滇西民族教育面临思想观念陈旧、资源配置质量不高、经济基础薄弱、师资结构不优等发展难题，给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造成障碍。进入新时代，民族教育必须由外源性发展向内生性发展转变。依据内生发展理论，树立主动发展意识、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是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内生发展；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主动发展；资源配置；教师队伍；自我发展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家政策引导及外部援助。通过教育资源的大量投入，我国民族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然而，发展不足、自我发展能力低、自生能力弱依然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内生性制约因素[1]。要从根本上提高民族教育的发展质量和水平，必须改变主要依靠外部力量的外源性发展方式，转变为以提高质量为中心、依赖学校自我发展驱动、注重多元发展的内生性发展。内生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以当地人为发展主体，以本地区的资源、技术、文化为基础，通过人文发展、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措施培育自我发展能力，探索一种适合区域发展的模式[2]。内生发展就是要激发和培育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内在潜能，自力更生，适应社会环境并满足外在需求。内生发展在倡导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的同时，不排斥外来资源，只是强调不能过度依赖外来资源。也就是说，内生发展关注的焦点不是传统发展理论的经济增长，而是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个体可行能力的扩展性使得资源和生产的加速发展成为可能，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有赖于此[3]。人既是经济开发的促进者，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经济增长创造的资源最终要满足人的需求。
内生发展理论同样适用于教育领域。教育事业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是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民族教育内生性发展就是为增强民族教育发展的适切性和可持续性，以民族地区人民群众为实践主体，以民族地区教育资源和文化背景为实践基础，以优化资源配置、教育技术变革、制度载体创新为切入点，最终实现民族教育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4]。从内生发展理论来看，民族教育是否能高质量发展，关键不在于教育经费投入多少、办学条件是否现代化，而在于如何使外在的教育投入及设施设备发挥应有的效用，如何使外在拉动成为教育活动主体的自觉行动[5]，如何提高当地政府和学校的自我发展意愿和能力。本文以滇西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为研究对象，分析滇西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并从内生发展理论的视角，探讨民族地区如何利用好已有资源，挖掘潜力，以提高本地区教育的整体质量，实现具有民族特色的多样化发展，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求。
一、滇西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题
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和艰难的过程，尽管与自身相比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非民族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实现高质量发展还存在一些内生发展的障碍。
（一）思想观念陈旧掣肘了民族教育发展
首先，思想观念与时代发展不合拍。滇西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其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区域有着不同的特征，甚至在云南省内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有些民族地区对教育的认识严重不足，导致其后期快速发展受阻，如“等、靠、要”就是因长期依赖政策而形成的惰性思想。
其次，宗教文化与基础教育有时会发生冲突。滇西民族地区信教人口众多，且90%以上的信教人口为少数民族。在滇西一些州县，民族宗教传统的延续与国家教育政策有时处于冲突状态，如孟连县和耿马县等傣族少年7岁出家为僧、临沧和思茅地区拉祜族青少年12-16岁早婚等。教育被披上浓厚的宗教色彩，婚恋习俗落后，正规教育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
滇西民族地区民众思想观念陈旧，辍学、退学率居高，这必然影响到当地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而且，受浓厚的宗教氛围和传统的民族习俗影响，一些家庭选择寺庙学习以暂时摆脱贫困，或者未成年就结婚成家，从而正规教育发挥效用不明显，这不仅不利于青年人的成长和发展，也不利于家庭的脱贫和民族的发展[6]。
（二）资源配置质量不高致使教育发展不均衡
首先，滇西民族地区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稀缺。就学前教育而言，滇西民族地区发展质量不高。滇西民族地区由于人口居住分散，幼儿园数量相对较少且规模偏小，虽然片区整体毛入园率逐年提高，但与云南省甚至全国总体水平相比差距较大，片区内各州市学前毛入园率极不均衡。例如：怒江州儿童毛入园率几乎是大理州的约一半，尤其是在民族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入园率特别低，优质公办幼儿园占比少。就义务教育资源而言，滇西民族贫困地区优质义务教育资源明显不足。近些年来，国家虽然针对民族地区推出了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和少数民族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等一系列政策，以促进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滇西大部分县市通过了义务教育均衡验收，但是，当前的均衡是低水平的均衡，离优质均衡的标准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更大。就高中教育资源而言，虽然每一个县市至少有一所普通高中，大多数县市都还有职业高中，但办学水平普遍不高，有些高中每年高考后一本院校的录取人数只有个位数。云南省内虽然有少量优质高中，但大都集中在经济相对富裕的地区，滇西民族贫困地区优质高中稀缺。
其次，滇西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各学段生均办学条件发展不均衡。从2017年滇西民族地区幼儿园到高中学段生均办学条件以及与全国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出，滇西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生均办学条件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整体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这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加大民族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力度相关。但从不同学段来看，滇西民族地区幼儿园和初中学段生均办学条件与全国相比，仍然水平偏低；从办学条件的构成要素来看，在“生均仪器设备值”这一项指标上，滇西民族地区和云南省在各学段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滇西民族地区甚至整个云南省该项指标配置投入相对滞后[7]。
基础教育资源配置质量不高，导致滇西民族地区各级教育的发展受到影响，尤其是通过优质高中毕业生选拔进入重点高校的人数受到制约，滇籍本科生规模远远少于经济发达地区。这不仅制约了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也使得当地经济发展缺乏优质人力资源支撑。
（三）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支撑教育经费正常投入
首先，滇西民族地区公共财政教育支出额度少。在我国，政府主导各级各类教育，除了国家投入巨资用于发展教育以外，地方政府必须从财政经费中按照一定比例用于教育支出。虽然滇西民族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例与全国相比相差不大，但由于民族贫困地区总体经济水平较低，GDP总量小且不均衡，因此，按一定比例的公共财政教育支出额度有限，导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薄弱的经济基础使得教育配套能力不足，不能按照国家要求完成资金配套而正常启动相关教育项目。滇西民族贫困地区GDP总量仅占云南省GDP总量的极小部分，以致于云南省内各地区公共财政教育支出极不平衡，滇西民族贫困地区总体支出水平较低，与昆明市的区县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其次，滇西民族地区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增长缓慢。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而人均教育经费是衡量教育发展均衡状况的重要指标。人均教育经费直接受制于人均GDP。数据显示：滇西民族贫困地区人均GDP远远低于云南省及全国水平。从2016年到2017年人均GDP的增长幅度来看，全国平均增幅为10.28%，云南省增幅为10.06%，而滇西民族贫困地区增幅仅为9.36%。这直接影响了滇西民族贫困地区人均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速度。例如：临沧市沧源县2016年和2017年人均教育经费分别为1927.42元和1966.50元，基本上没有增长；德宏州梁河县2016年和2017年人均教育经费分别为1455.56元和1518.68元，只有4.3%的增长。但也有增幅较大的县市，如怒江州福贡县2016年和2017年人均教育经费分别为1636.45元和2122.47元，增幅为29.69%。这是因为：一方面，福贡县往年的人均教育经费基数不高；另一方面，滇西民族贫困地区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具有波动性。
由于滇西民族地区经济基础差，教育经费投入相对不足，难以支撑教育正常的开支，从而导致学校基础薄弱，高质量校舍不能满足需求，严重影响了民族贫困地区学校教学活动的开展。
（四）师资结构不优制约基础教育发展质量
首先，民族地区师资配置的数量不足。一方面，滇西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缺编严重。数据显示：2017年，滇西民族地区各学段的生师比，除了小学阶段低于全国水平以外，幼儿园、初中、高中阶段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幼儿园生师比过高，达到27.8。这说明滇西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师资缺口较大，这与城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教师超编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部分学科任课教师严重短缺，音乐、体育、美术、英语、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短缺问题尤其突出，特别是在边疆农村中小学，一个教师身兼多学科教学任务的现象普遍存在。
其次，民族地区师资配置的质量不高。一方面，滇西民族地区教师学历水平偏低，一些老教师的学历不高，尤其在农村，正规本科师范院校毕业的教师占比较低；另一方面，存在骨干教师的流失与迁徙问题，农村骨干教师大量流入县城学校或中心校，甚至有些校点只有临聘教师在任教，大都是刚招聘的年轻教师或者学历等资格未达要求的老教师，而骨干教师难以留任。
再次，民族地区师资配置的结构不合理。一是滇西民族地区教师学历结构不合理，高层次师范院校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很少；二是师资年龄结构不合理，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老龄化问题严重；三是师资职称结构不合理，民族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职称构成重心低于同区域非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具备高级职称的教师比例偏低。
滇西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整体薄弱，导致有些学校无法开齐全部应该开设的课程，许多教师不能较好地胜任教学工作，较有影响的学科带头教师很少，致使整体教学水平不高，严重影响了该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
二、基于内生发展的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
滇西民族地区基础差、底子薄、欠账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方施策。在利用好国家政策和外部资源的基础上，应充分利用本地现有资源，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增强各级学校自身发展驱动力，注重民族教育的内生性多元化发展。
（一）改变思想观念，树立主动发展教育的意识
一是改变当地政府和学校的思想观念。此前，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以达到建设优质学校的目的，学校通过国家的相关工程项目获取较多的教育资源以实现自身发展。民族教育发展到今天，这种外源式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必须从主要依靠资源建设向内生发展转变。地方政府和学校要改变以往“等、靠、要”的惰性思想，变被动发展为主动发展。如果政府和学校一直处于被动发展的状态，等待国家政策，期盼国家经费投入，民族教育面貌改变不会太大。要提高民族教育发展质量，必须树立主动发展意识，进一步提高学校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激励学校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教学改革与创新上，用在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上。只有这样，民族教育才会走向主动发展快车道。
二是改变民族教育主体的思想意识。民族地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文化具有多样性，尤其是宗教文化盛行对基础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云南省信教人数占全省人口10%的比例，其中，90%以上的信教人口为少数民族，而且绝大部分集中在滇西片区，宗教文化深植于民族地区人们的意识之中，甚至一些人认为“读书无用”。因此，一方面，要尊重和维护民族文化，充分认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树立民族文化特色的发展观[8]；另一方面，要发挥思想宣传的重要作用，引导他们重视教育，尊重知识，主动吸纳大众文化，让民族文化与大众文化在青少年身上有机融合。民族地区青少年主动接受大众文化，便于顺利与人沟通和交流，和谐地与他人相处，同时能提高个人素质、增加个人修养。只有提高民族教育主体的思想认识，引导其重视教育，接受“大众教育”的观点，增强教育主体的“主动性”，才能让更多的家庭真正享受到教育益处，才能使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提高资源配置质量，补齐既有教育资源短板
一是调整教育经费配置结构。教育的属性决定了其对资本的依赖，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教育活动的开展将无法得到保障。虽然民族教育经费投入在逐年增长，但其基础薄弱导致了教育高质量发展仍然存在较大的经费缺口。当前，“以县为主”的财政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地区教育经费的筹措能力，但民族地区县级政府的经济能力仍然难以支撑辖区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所必须的经费开支。要解决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经费支持，必须将财政主体上升到省级甚至中央，由省级政府在“公平优先”的原则下，对特困县级基础教育进行特殊扶持，最终形成“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共同承担、“以省为主”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这样，既可保证学校的高质量发展，也可使得处于“弱势”的学校有能力赶超优质学校，同时，可以使现有的教育资源在以质量为中心的前提下得到充分利用。
二是提高学前教育资源配置质量。学前教育是滇西民族地区的短板，资料显示：2017年，在学前教育每10万人口在校生数中，滇西民族贫困地区为2398人，云南省平均水平为2796人，全国平均水平为3230人。可以看出，滇西民族贫困地区低于云南省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指出，教育的缺失是“能力剥夺的贫困”，是比收入贫困更深层的贫困，它会引发“贫困的代际传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提出了“2030年各国政府提供至少一年的免费学前教育目标”（《仁川宣言》）。因此，建议国家出台民族贫困地区学前教育试点政策，将边疆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同时，在边疆民族地区构建好县、乡、村三级学前教育网络，保证每一个民族行政村至少有一所公办幼儿园，配好设施，配齐师资，保障教师待遇，以便让每一个民族区域内的适龄儿童能100%入园，使其不因家庭贫困或无园可上而辍学。
（三）明确政府职责，保障学校自我发展能力
一是政府提供经费保障，确保学校发展的物质基础。民族地区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发展经济，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经费保障。民族地区县一级政府必须确保民族地区县域经济持续高速和包容增长，而且经济增长速度只有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才能逐步减少贫困发生率。经济增长必须依靠产业发展和资源开发，因而，民族地区的农业、工业、旅游等相关产业要能够“弯道超车”，尽快缩小与经济富裕地区的差距。虽然滇西民族地区恶劣的地理环境给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但可以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发挥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掘民族地区潜在的旅游资源、康养资源、环境资源、文化资源，提升民族地区独特资源的附加值。当地政府可制定一系列配套的投资政策，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民族地区，发掘地区极具潜力的矿产、地热资源，开发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旅游资源。在自身财力有限的前提下，民族地区政府可借助外来资金，促进当地产业发展，增加劳动力就业，从而在资本受益的同时，直接带动当地经济的充分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有足够的财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学校的自我发展能力才能得到保障，民族教育发展质量才能提高。
二是政府提供制度保障，确保学校自我发展的积极性。政府除了提供教育经费支持之外，还应出台一系列制度保障措施，变政府指令为政府指导和保障，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学校，充分赋予学校人事权、费用支配权、课程设置权、资源开发权、学校内部事务管理权等，将以往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学校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转变为平等的关系，做到学校的事情由自己做主，尊重学校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学校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增强学校自我发展的主动性。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台管理政策，要进行充分的调研，广泛听取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尊重基层教师的智力成果。只有地方政府与学校各司其职，学校自我发展能力才能得以提高，教育质量才会不断提升。
（四）优化农村师资结构，提高农村学校自我发展水平
一是合理调整农村教师队伍结构。民族地区农村学校教师存在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科结构、生师比结构等不合理现象，严重制约着农村学校的自我发展。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教师的配置质量和水平对教育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水平，学校的自我发展能力才有保障。在教师年龄方面，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年轻教师特别是城镇年轻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在职称结构方面，高级职称名额应向农村一线教师倾斜；在学科结构方面，除了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等教师以外，还要配齐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等课程教师；在生师比结构方面，应加强统筹协调，在保证不超编的前提下，激励城镇优质学校教师动态支援农村学校，以缓解农村学校生师比过高的问题。事实上，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改善传统班级授课弊端时，都在尝试小班化教学改革，以保障偏远山区、农村地区和薄弱学校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整体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过程公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9]。
二是提高农村教师个人的综合素质。除了吸纳相应的人才充实农村教师队伍以改善农村教师结构之外，提高农村教师个人综合素质也是保证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关键。一方面，农村教师应加强个人修养，规范教学行为，提高教学能力；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注重农村教师业务能力的提升培训，增强教师主人翁意识，通过校本翻转研修、教学经验交流以及名师工作坊等方式，提升农村教师教学能力，促进其专业发展。只有这样，学校的自我发展能力和水平才能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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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 Way of High Quality Ethnic Education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f Basic Education in Western Yunnan
ZHOU Zi-bo, LI Qiu-ping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education in China mainly relies on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the external assistance as well as the large amount of investment in educational resources. Its ability of self- development is low, and its ability of self- reliance is weak. Currently, the ethnic education in Western Yunnan is fac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outdated ideas, low qualit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weak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low level of teacher team structure, which creates obstacles to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thnic education. Entering the new era, ethnic education must change from the exogenous development to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it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high- quality ethn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to build up the consciousness of active development, make full use of exist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optimize the teacher team 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elf- development.
Key word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ethnic educ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ctive development; resource allocation; teacher team; ability of self-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龚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