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费孝通先生从年轻时思考中国乡村贫困的缘由，到中年关注少数民族问题及城乡关系，到晚年关注小城镇发展，关注世界的和平与人类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他的一生，从关注对人的生态研究进入到对人的心态研究，再进入到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研究等。这些研究隐含的是一段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因此，他一方面是站在全球性的高度，通过中西方对比来研究中国，另一方面又是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研究中国，在历史的脉络中去研究中国。多条线路的研究方法构成了费孝通的学术体系，而这个学术体系所呈现的就是近百年的中国文化自觉和中国文化反思的历程，这也是这个时代中国人学习思考的集体反射。今天，当我们再次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时，重新阅读费孝通先生的著作，非常有必要，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登高望远的。
关键词：文化自觉；人类学；中西比较；美美与共；全球化
引言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斯人已逝，然而他的著作仍然需要去进一步研读，即使面向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他的著作还是充满启迪，这是为什么？
首先,费先生是一位世界级的学者，也可以说是一位当代重要的思想者。他一生从未停止过思考，从年轻时思考中国乡村贫困的缘由，到中年关注少数民族问题及城乡关系，到晚年关注小城镇发展,关注世界的和平与人类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他的一生，从关注对人的生态研究进入到对人的心态研究，再进入到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研究等。这些研究隐含的是一段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在他学术中的投射。而这段近代史正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化社会，再迈向后工业化社会,迈向信息化社会的过程；也是从一个相对封闭发展的传统性国家迈向开放的、拥抱全球化的现代性过程；还是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到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巨大而又曲折的变迁与重构，这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其中，包括了中国人从对自身文化的批判及抛弃，到走向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认同及自信，从对外来文化的抗拒及迟疑到学习及融入等心态变化的历程。在他不同阶段的研究中，都能呈现中国社会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时代气息。这主要在于：第一，他是一位社会学人类学家，中国社会和文化是他观察和研究的对象，记录其不同时期的变化，并加以研究本身就是他的职责。第二，他受过非常良好的中西方文化的教育,是当代一位非常敏锐的思想者，善于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中提炼出重要理论，并将其表述出来指导当代的中国社会发展。第三，他不仅在学界,在政界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许多研究都参与过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并直接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第四，他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研究视野宽阔，关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具有世界性、全球性和前瞻性的眼光。他的许多理论和认识对于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仍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费先生的学术关注国家发展及人类未来的走向，对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具有启迪意义。当今整个人类世界最需要解决的就是，人类是否能够继续和平、可持续地发展下去？托马斯•弗里德曼说“全球化的第一时期（大约1870-1914年）将一个“大”世界变成一个中等世界，但这次全球化（自1989年以来）将一个中等世界变成了一个“小”的世界（地球村）[1],“一个平的世界”[2]。他说，在这个迷你、扁平的世界里,我们没有藏身之处。核武器和气候变化（更不用提恐怖主义、疾病、迁移、金融、食物和水资源等）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解决，国家和帝国只是在本国内拥有主权，并不能独自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3]。因此，需要具有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各国团结在一起，共同解决这些人类共同性的大问题。费先生不仅关心这一问题，还非常关心中国是否能顺利融入到世界的国际大家庭中，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他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学术思想，希望中国人能回到自己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中国古代社会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贡献给世界，与世界不同的民族共同建构一个新的共存共荣地美好的时代。他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希望以此来促进世界不同国家的相互理解,相互欣赏，为人类能够共存共荣的生活在地球上而提出方案。
当下,我们正面临世界的各种纷争，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乡村人口的疏离，各民族团结需要进一步加强等国际、国内问题时，我们越加感觉到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考变得日益重要。阅读费先生的著作，不仅能看到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脉络,也能让我们展望未来，且非常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文化的价值。严谨的治学方法和学贯中西的修养，使他能成为中国当代最有思想、最熟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重量级学者。可以说，无论哪一个学科，只要想了解近现代的中国社会，必须要了解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他的著作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的必读书目。
当今中国，需要有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文化的发展,更需要有理论资源导出的种种思考，来应对在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文化问题，包括如何解决人与人相处,人与社会相处，还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相处的问题。未来不一定是一个讲究效益的时代，而是讲究意义和价值的时代，哪一个国家的理论思考能够走在前面，能率先提出系列的符合世界和平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哪一个国家就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胜出。费先生的思考都是与此相关的，如启迪我们认识当今所面临的挑战，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瞭望人类迈向未来的道路。要理解他思想的价值所在，先要了解他的学术起点、教育背景及知识结构。
一、学术的起步与背景
费先生1910年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乡绅家家庭。他界定自己是士绅阶级，新学熏陶出来的知识份子。当时，中国人大多数还在接受旧式的私塾教育，但费先生从未上过私塾，是从他母亲最早开办的幼儿园里出来的，当时叫做“蒙养院”，它是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幼儿教育的模式，学唱歌，学脚踏风琴,在那时候是很新鲜的[4]。这是费先生一生的出发点。他曾说，童年的教育很重要，它决定了我的一生，也可以说,一个人是从家庭中开始成长起来的，家庭是人一生成长的出发点[5]。
费先生说：“从那里开始，我按照当时的教育制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到同西方接触，到了英国，于1938年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告一段落,这是我一生中受教育的时期”[6]。从其童年的经历可以看到，从19世纪末开始，由于西方文化的不断的扩张，导致了中国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自守的文化，而是在西方化的影响下重新发展出来的文化。
而且费先生受过非常良好的英文教育，他18岁时进入东吴大学医学专业学习，两年之后，他放弃了这个专业，在“一种为医治社会疾病与不公的更伟大目标”的感召之下，他转向了社会学，认为这个专业比医学对于中国更有用。离开东吴大学后他考入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三年后又考入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学习人类学。
费先生一生常铭记的老师有五位，第一位是吴文藻，他是费先生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引路人。吴文藻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尽管吴文藻及其同仁们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但未能在全国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另一位是潘光旦，潘光旦是一位通古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发现应该以人为研究本体的社会科学并没有拿人做对象，社会俨然成为一新的本体，于是社会科学成了从社会到社会的本本，成了隔靴搔痒不着痛处的空谈。所以，他提倡社会学要以人为研究中心，尤其是将重点放在教育学的研究方面。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在求其“安所遂生”，即求其''位育”，教育的目的也在于求人生良好的“位育”。
吴文藻先生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一是社会学中国化，二是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从实际调查中出思想，出理论。这一思想伴随了费先生的一生，就重视实地考察，并将社会学与人类学融为一体来研究中国问题。他说，潘先生对他影响比较重要的思想是“两个世界”，一是人同物的关系的世界，一是人同人的关系的世界[7]。
费先生除两位中国老师外，在他受教育的经历中，还遇到了三位外国老师。第一位是来自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1932年，应吴文藻的邀请，派克教授来到到燕京大学做客座教授，传授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费先生记述道：这套方法是从现代人类学里移植过来的。当时西方人类学者都必须参与到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各族人民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去，通过切身的观察、理解、分析、总结，取得对实际的认知。派克和他的学生们就采用这种方法去调查芝加哥的都市社会，建立了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吴文藻希望他的学生们能掌握这一工具来研究中国社会，解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问题。在派克上课期间，曾带学生们去北平的天桥做调查，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式都是坐在书斋里，而派克却将他们带入到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到当时的那些洋学生们从未接触过的底层社会中去做研究，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来讲是前所未有的。费先生写道：以前我们是不去那个地方的，燕京大学的学生怎么能去那样的地方[8]？然而这种方法对于费先生的影响至深，并确立了他一生“从实求知”的学术旨趣。
当时吴文藻还请来了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朗。如果说派克让他学到了社区研究的方法,而布朗的讲学为他日后的江村考察打下了基础。由于吴文藻主张要把社会学中国化，就应该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去发展中国的社会学。所以，费孝通从吴文藻的建议,考入清华大学史国禄教授的门下。
史国禄1887年生于俄罗斯，1939年10月19日逝于北京[9]。他在大约20岁时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在当时西欧文化的中心接受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实证主义思想的熏陶。他接受进化论，把人和人所构成的社会和所创造的文化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企图用科学方法来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也就是说，他的学术生涯是从当时欧洲学术最前沿起步的[10]。通过费先生的记录可知，史禄国是欧洲传统学术训练出来的世界级人类学家，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包括体质、语言、考古以及当代各民族文化的比较。
他为费先生的学术成长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他给费先生规定了三个学习阶段，每个阶段用两学,第三阶段才学文化人类学。其间还要自学一段考古学[11]。由于种种原因，后两个阶段并没完成。尽管如此，费先生还是学到了他严谨的科学治学态度，以及对各民族在社会结构上各具特点、自成系统的认识方法。从史禄国那里费先生学到的有关人的生物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论和系统论，原来就是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的组成部分。[12]
1935年，在清华研究院结业后，费先生接受史禄国的建议到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瑶族的体质和社会组织。这次实习是他民族研究的初次尝试[13]，江村的调查实际上是花蓝瑶调查的继续。因此，史国禄对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曾说：“如果硬是要问我这一生在社区研究上有什么'得力武器’，我想到的也许就是从史老师那里学来的'类型比较法”[14]。这是当年费先生在清华园生物楼里天天埋头在找体型类型和模式时打下的学术基础。至于费先生在民族学上提出的“多元一体论”更是直接从史氏的Ethnos论里传来的[15]。晚年费先生曾说：“我那篇文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路在60年前早已由史老师灌输入我的脑中，不料经过了多少坎坷的年头才重新在我笔下出现”[16]。
通过了解其教育背景，可见为什么费孝通在家乡做的江村农村调查到达英国留学后，竟能一炮打响，就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就受过吴文藻和派克的社区调查工作方法和史国禄的类型比较法的熏陶。
1936年，在吴文藻的安排下，费先生赴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他师从弗思和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开创了人类学新的民族志写作方法，并成为后来人类学的规范研究方式。他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关于实地调查的方法论，对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学术对费先生的影响巨大。入校后，费先生以开弦弓村的调查所得为基础，写成一部博士论文，并在1938年秋天顺利通过答辩。这本著作的中文名字叫《江村经济》，该书是由马林诺夫斯基推荐给书商的,在英国首先出版的。当时的人类学界所关注的对象大多还是像美洲、非洲、大洋洲上的土著，而描绘文明社会的农民生活的著作极少，费先生的著作一出版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本书于1939年在Routledge出版，后来列入了“国际社会学丛书”，到1946年短短的7年时间就再版三次，是当时西方世界非常受欢迎的人类学著作。一方面是费习惯；另一方面,在书中描述的有关中国这一古老的民族在遭遇西方文化时的困境和挑战，也让西方人看到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接触时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因素。
马林诺夫斯基亲自为其写序，他热情地写道：“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个标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到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17]。当时的人类学界不仅很少有人去研究文明国家，更少有人去研究自己的家乡，费先生的研究可以说是开启了当时人类学研究的先河。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的工作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更重要的是“费先生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服务”[18]。他当年弃医转而学习社会学，目的就是要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来医治中国社会的病症，即以自己的研究来为人类服务,为自己的同胞服务。而马林诺夫斯基一眼就看到了他的这位学生的志向。他说“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地感觉到了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了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的祖国进退维谷，是西化还是灭亡？既然是一个人类学者，他毕竟懂得在适应的过程是何等的困难。他懂得这一过程必须逐步地、缓慢地、机智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上”[19]。的确，费孝通当时进入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目的，社会责任高于学术追求，马林诺夫斯基亚看到“中国越来越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受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20]。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就是一个丢弃自己的传统开始走向西方化的过程，这是一个重新选择文化认同的痛苦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化破坏了生命的世界性原始背景，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依托,而要进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外来文化体系,在这样的时刻，传统文化中的精英知识分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引导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费先生深深理解这一点，他要用自己的研究来帮助祖国的发展，马林诺夫斯基称其为爱国者。
马林诺夫斯基对于费先生的研究非常羡慕和欣赏。他通过《江村经济》看到：“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的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他书中所表露出的许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没有机会去实践它”[21]。可以说，费先生的研究案例展露出了他的许多主张。费先生到晚年时非常感谢这篇序言，他说：“他看到这书字后行外的意向，指向人类应当用知识来促进世人的幸福和美好社会的实现。这触及了马老师心中早已认识到的社会人类学的应用价值”[22]。所以，他将自己的研究定义为应用人类学，其目的就是为人类服务。
在学术界许多研究是以专业学科为中心，但有时因过于强调专业边界反而成为藩篱，限制了学者的视野。费先生一生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但他的研究从来不受制于专业，相反他是希望以专业的训练来服务于他的目标，当他的研究视野超越专业时，他常常是勇于和敢于打破它。他说：“我有一次在国际会议上自称是被视为在这个学术领域的一匹乱闯的野马。野马，野者是指别人不知道这匹马东奔西驰目的何在。其实这匹四处奔驰的马并不野，目的早已在60年前由马老师代我说明白了。”他认为，真正了解他学人类学目的的，进入农村调查工作的，在当时甚至一直到后来的同行中除马林诺夫斯基之外，为数不多[23]。也就是说，马林诺夫斯基对于他的影响不仅是在学术上，在人生的奋斗目标上也是巨大的。
费先生对于他在马林诺夫斯基身边学习印象最深的就是，参与每星期五下午举行的席明纳。这个席明纳当时有个通行的名称叫Anthropology Today（今日人类学），这个名称的意义各人可以有各人的体会，费孝通先生喜欢用“人类学的前沿”来理解，也包含着“赶上时代的人类学”的意思，实际上是指马林诺夫斯基当时正在思考的有关社会人类学及时的问题，讨论的主题每个学年都有不同[24]。在1936-1937年期间，他学的是文化论。讨论的是下去做田野时如何制定“文化表格”。1937-1938年，学习的是文化动态论，讲的是分析文化动态的“the three columns approach”，即“三项法”。马林诺夫斯基为现代社会人类学的这门学科确立了“参与观察”的实证主义的田野工作方法。他所提出的“文化表格”和“三项法”，一再强调是给田野工作者准备的参考工具，为进行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服务的[25]。
从他的学习经历中，可以看到这是一位由中外著名学者共同教育和培养出来的天之骄子，他从各位学术大师身上吸收到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营养，为他日后的成长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二、透过“他者”与“我者”交替的眼光研究中国
费先生的研究有别于传统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江村经济》在家乡，不是“异文化”，其中没有“他者”，都是他所熟悉的乡亲父老。因此，有外国人类学者表示质疑，认为他研究的不是“他者”的文化，而是“我者”的文化，家乡的文化，在研究中难免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
就所受的教育背景看，他从很年轻时就接触到西方文化,通过接受非常严格的西方式社会学、人类学的教育,他的眼光不再是传统中国人的眼光，当他再去看自己家乡时，在某种场合会将其陌生化，以达到客观认识的目的。因此，他既有“主位”和“局内人”的角度,但也有“客位”和“局外人”的看法。正因为他具有往返于两种角色之间的优势，他对中国社会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才能达到如此的高度和深度。
费先生的一生不仅做过“本文化”的研究，也做过“异文化”的研究，他曾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去观察西方文化,并且书写了大量的有关英美文化的文章，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研究才构成了其完整的思想体系。只有关注到了他的这方面的研究，才会明白为什么他的视阈是全球性的，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将其放在全人类的范围内来理解其如何可以将自己的智慧融入到世界的范畴中，融入到世界发展的洪流中去，如此宽阔的胸襟一定是有他背后的缘由的。
三、站在中西比较的角度“书写西方”
简单回顾费孝通的海外研究。1943年，美国有一个资助中国学者到美国做学术交流的项目，时年32岁的他成为其中的人选之一。1943年6月，费先生到达美国，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禄村农田》的翻译工作（1943年7-10月），其间得到人类学教授拉尔夫•林顿和他的学生保罗•库珀的协助。此后他移入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完成了另外的一些翻译（1943年11月-1944年1月），同样得到了美国同行的支持。《禄村农田》于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继《江村经济》后，又一本产生国际影响的著作。
那时，他第一次从美国回国后，于1945年完成了“初访美国”的专著，大约10万字左右。之所以写一种对“异文化”的研究，目的是要由此了解人生的另一条路，也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另一条路，并以这条路作为对比来认识自己、认识中国。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加紧迫害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费先生处境凶险，被迫离开云南，并于当年冬天重访英国，在那里呆了三个月。那年,他除完成了代表性著作《生育制度》和代表性文章《人性与机器》等之外，还写了十几篇有关西方世界的时评文章，其中包括《重访英伦》。
1943至1949年是他研究的高峰期，他不仅完成了他的许多有代表性的有关中国乡村研究的理论总结式的专著，还完成了大量的“写西方”的文章。在1943至1945年，他完成了系列的访美文章和初访美国的专著，相信通过这一时期对美国的研究以及在英国期间的学习，他对西方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1946年和1947年是他学术成果最多的两年，也是他“写西方”最多的时期。其中包括《重访英伦》，《美国人的性格》等系列文章。1948至1949年期间，在完成了《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关于城乡问题》、《城乡联系》等重要专著与文章外，还写了17篇关于世界局势的文章，除有一篇写印度、一篇写日本的文章外，其余写的都是英美时事,资料是来自当时的英文报纸。
可见，费先生不仅是用中西对比的方式来研究中国，也以此研究西方。20世纪40年代，除了做有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之外，他对西方的“杂写”实际上开启了中国人类学观察研究西方的窗户。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期间他对西方的研究，不仅没有耽误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反而加强了其研究的深度。最能代表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理论高度的专著与文章：《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机器与人性》等都是出自于这一时期。他说：“在面临西方文化的东西文化碰了面，我们那种“知足者长乐”的处世之道已带来了毁灭的消息的警报中，有一种踟蹰的苦衷在烦恼我们。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和我一样，要求一个新的彻底地翻身，要寻一个凭据是我们从此在现实里接受一个积极为人的态度”[26]。因此，他观察西方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为了中国的未来发展看看世界的另一条发展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他多次出国参加学术活动，每一次活动他都不放弃写作，如在1979至1982年期间他曾写过《访加巡回讲学纪要》《赴美访学观感点滴》《访美掠影》《英伦杂感》《访澳杂记》《访日杂咏》等。通过“书写西方”更坚定了进一步研究中国、认识中国的决心，他认识到：“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27]。他认为，我们要走现代化的道路，但并不是盲目地跟在西方后面，需要用自己的脚走出来。要走中国自己现代化的道路首先就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所以他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思想，强调要明白自己文化的来龙去脉，做到自知自明，其目的就是掌握文化转型和发展的自主权。
结语
尽管费先生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他的学术立场始终是在中国，不仅长期做实地调查，也阅读古代文献，从他早年著作中，可见其熟稔中国文化典籍；同时他也注重历史的追溯，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就是当年他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民族史”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晚年他还参加了考古学术论坛。在与李亦园的对话中，他说：“最近我在看顾颉刚、傅斯年、钱穆这样一些人的传记,他们都是从私塾里边出来的，是我的上一代人。我和上一代人的差距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学的根子在我这里不深”[28]。李亦园回答道“像陈寅恪、顾颉刚他们那样一种学术研究，没有办法提出一套可以供全世界的学者了解的人们如何相处的理论。您一开始就提出的“差序格局”的想法，是从旧学出来的学者很难提出来的。您提出的理论，是一个有了一番国外经历和西学训练的中国学者提出的对自己民族的看法和理论”[29]。
笔者认为，李亦园讲得非常对,费先生既是一位中国学者，又是一位通晓西方学术和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他看中国的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从中国的角度，还包括了从世界性的角度来看，以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即使是自己的家乡也一样夹杂有“他者”的眼光。多一种眼光看问题，会更全面和更有优势，也会更客观地看待本土的文化历史，在他那一代人里，这样的学者是不多的。
萨林斯和亨廷顿都注意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传统国家开始复兴自己的本土文化，而推动这一复兴现象的往往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大多数都有在西方受过教育经历的知识分子。正是这种西方教育，让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反而有了新的认识。而费先生是中国较早受到西方教育的一代人，也是较早重新认识和肯定自己传统文化的学者。因此，这种高度的本土化文化自觉精神不是由完全受本土教育的学者提出来的，而是由费先生这样受西化教育很深的学者提出来，是其背后有很深的原因的。
费先生的一生一方面是站在全球性的视域，通过中西方对比来研究中国；另一方面又是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研究中国；还有一方面就是在历史的脉络中去研究中国。多条线路的研究方法构成了他的学术体系，而这一学术体系所呈现的就是近百年的中国文化自觉和中国文化反思，这既是费先生建构的，也是其同时代中国人思考的集体反射。因此，今天，当我们再次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时，重新阅读费孝通先生的著作，不仅有价值，而且有必要，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登高望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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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广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