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我国56个民族和13亿多国民都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由于历史上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边疆地区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现存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全面参与祖国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人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从而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就业技能，已经成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桥梁。大学生是未来一代的国家精英，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成长和就业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的重要专题，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大学生就业
我国在进入21世纪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各领域发展速度加快，但是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同步拉大，在参与祖国现代化发展的能力方面，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如藏族、维吾尔族等与汉族之间的差距也在显著拉大。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16岁以上就业人口中，汉族从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的比例是7%，明显高于维吾尔族的4.24%和藏族的5.09%。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2000—2010年间，当汉族从事这一职业的比例从5.80%增加到7%，同期维吾尔族却从5.36%下降到了4.24%。[1]在当前快速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者需要对各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步伐和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给予特殊关注。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而接受高质量的、系统的学校教育，则是我国少数民族年轻一代实现这一理想的主要途径。
一、少数民族学生中的“民考民”和“民考汉”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几个主要边疆地区（五省藏区、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等） 建立起了一套与普通学校平行的民族中小学教育系统。长期以来，民族小学、民族中学使用当地民族的母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讲授各门课程（包括母语文、品德与社会、科学、历史、自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科使用母语文教材，同时开设一门汉语文课，不同地区根据本地情况在初中或高中开设一门外语课（以英语为主）。当地的普通中小学则使用汉语普通话和汉文教材来开设所有课程，同时根据本地情况在相应年级开设一门外语课。上述地方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民族学校入学，参加高考时使用民族语文的各科试卷，被称为“民（族学生）考民（使用母语文试卷）”。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在普通学校入学，被称为“民（族学生）考汉（使用汉文试卷）”。尽管试卷考题的内容完全一样，但是由于中小学的母语文和汉文各科（数理化等）教材之间存在的差异—主要是教材和教辅资料编写质量的差异，以及部分任课教师教学经验方面的差异，“民考民”和“民考汉”的考生的高考成绩差距显著。
为了保证“民考民”的学生有一定的录取率，各省（自治区）对这些考生分别采取了加分或降低录取分数线的优惠政策。以2018年新疆高考录取分数线为例，“民语言”考生的文科一本录取分数线为418分（ 数学单科录取线为31分），“汉语言”为500分，差距为82分，“民考汉”为421分； “民语言”考生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为327分（数学单科录取线为35分），“汉语言”为467分，差距为140分，“民考汉”是398分（见表1）。由此可见，“民考汉”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高于“民考民”的学生。因此，在研究少数民族教育问题时，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民考民”的学生。
表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注：“三校”高职批次从高分到低分，适当控制分数。
资料来源：新浪网.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8－06－26/doc-ihencxtu2120236.shtml.
进入21世纪后，尽管新疆和西藏开始大力推行“双语教育”，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并用于讲授专业数理化等各门课程，但是南疆和藏区民族中小学的汉语师资队伍、课程讲授质量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大幅度的质的提高，所以这些“双语班”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和高考竞争力仍然不容乐观。从表1中也可看出，新疆“双语班”理科一本的录取分数线（376）虽然高于“民考民”（327），但是仍然低于“民考汉”的录取分数线（398）。“双语班”文科一本的录取分数线（384）也低于“民考汉”的录取分数线（421）。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的统计数字，2000年在普通学校（汉语授课） 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为：小学4.2%，初中4.8%，高中9.5%。[2]由于近几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小学大力推行双语教育，这一比例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2017年新疆少数民族小学在校生中，“双语班”和“民考汉”学生已占到97.85%，“民考民”学生只占2.15%；在少数民族初中在校生中，“双语班”和“民考汉”学生占87.66%，“民考民”学生占12.34%。大量维吾尔族学生在民族小学读书后，直接进入“双语班”或普通中学学习，学习质量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尽管如此，由于“民考民”学生在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中学生中仍占一定比例，对他们的学习情况与就业前景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注。
二、“民考民”学生高考在学校和专业申报时面临的限制
由于在民族学校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语言是母语，他们是通过母语文教材和课程掌握数理化生等现代科技专业知识的，这就限制了“民考民”的学生报考大学和具体专业时可选择学校的地理范围。他们通常只能报考本自治区中可继续用母语学习的大学（如新疆大学、西藏大学等）的相关专业；即使他们报考内地大学，有可能被录取的学习专业多集中在本民族语言文学和历史（如蒙古语言与文学、蒙古历史）。2012年西藏“内地班”考生升入大学的学科结构为：管理学（21.2%）、法学（14.3%）、文学（10.8%）、经济学（10%）、教育学（1.3%）、历史学（1.3%）、哲学（0.3%），属于文科的专业占录取总数的59.2%。[3]由于各主要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大学生在内地学习的具体学校、专业分布的结构及历史演变与这些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地点和职业选择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开展系统的调查与分析。
近年来，我国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数持续增加，但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专业结构。如果把全中国近期某年度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整体专业结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科、工科、医科、农科等）所占比例作为参照系，那么就可以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获得本科、硕士、博士学位者的专业结构与中国各民族的整体结构进行比较，看一看是否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差异，是否存在着具体的专业差异。
我国民族聚居地方的少数民族学生多数从小在民族学校学习，通过母语文教材学习数理化生专业知识，他们在进入大学后有相当大的比例集中在文科特别是人文学科专业（语言、文学、教育、历史、民族学、哲学等），在社会科学专业（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的人数较少，在理工科各专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建筑、信息技术等）的人数则更少。我国大学各专业的招生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是参照每年各专业的就业需求来确定和调整的。如果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专业结构与全国大学生整体的专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则预示其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上必然会面临与岗位需求之间无法衔接的情况——即少数民族毕业生对市场需要的一些专业岗位供给不足，同时又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毕业生因专业不对口而找不到就业岗位。许多在本专业就业困难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最后的就业出路是报考国家统招的公务员，即使他们能够成功地进入公务员队伍，但其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所学的专业知识却难以得到真正应用发挥。
如果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研究生与国家人才市场所需专业结构存在较大偏差，就会导致许多毕业生不能顺利地找到专业对口的就业岗位，不能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充分发挥出来。而当他们放弃所学专业进入不对口的工作岗位后，又必须重新开展专业学习以适应工作环境。与已经具有本专业较好基础的其他毕业生相比，他们的工作调适难度更大，未来发展的空间会受到限制，很难进入该专业领域的前沿。这种就业状况对我国少数民族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国家现代化发展和学术创新的程度无疑会产生负面影响。从长远看，这对于提高我国少数民族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汉语是我国学习现代科技与学术知识体系的工具语言
1905年清朝正式“废科举，兴新学”，随后我国参照欧美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从小学到研究生的现代教育体系，在各级学校里建立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教育、法律、医学、农学、工程、建筑等一整套专业课程体系，西方国家的各科教材（或借鉴日文教材）被系统地翻译成汉文，师范学校陆续培养了与各专业教学相适应的教师队伍。经过了100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对欧美教材的不断吸收和跟进，我国现代知识体系各学科的专业汉文教材已经相当成熟，并经过历代师承教学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专业课程教师队伍。中国的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多次拔得头筹，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国学生出国转入欧美各国中学后的数理化科目成绩表现优异，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我国以汉文授课的数理化专业教育已经达到了一个世界公认的较好水准。
相比之下，西藏自治区在1951年以前没有现代小学，新疆、内蒙古等地的中小学教育水平与东部省份相比也相对滞后。由于教育基础较薄弱、知识分子和教师队伍规模较小，新中国成立后西部边疆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也无法与东部汉族地区相比。而且，数理化等现代科学专业的维吾尔文、藏文、蒙古文、哈萨克文教材的质量与汉文教材相比，存在十分显著的差距。笔者2007年在喀什第二中学调查时，一位维吾尔族中学生告诉我说：“即使想学好中学数学，也需要多看高质量的汉文教辅材料。”同时，各学科、各专业的维吾尔文、藏文、蒙古文等民族文字出版物（基础教材、研究文献、西方学术经典译本）的数量和质量也无法与汉文出版物相比，这从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图书馆的民族文字和汉文出版物的比较可以看得非常清楚。[4]当代稍有影响的外文出版物，不需几年即有汉译本出版，这是由一个超过12亿人的庞大汉文读者群体所支撑起来的翻译和出版市场，它是我国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藏文等民族文字出版业所无法相比的。随着国际学术与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可以预见，今后这一差距还可能会越拉越大。考虑到我国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目前的基础与“投入—产出”的效益，今后需要在一个什么程度上发展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藏文等语言文字的数理化课程教材，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为了使我国各少数民族的青少年能够提高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成绩和高考竞争力，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思路是今后我国民族中小学的数理化等专业课程逐步转用汉文教材。少数民族学生通过学习高质量的汉文专业教材，提高数理化等科目的考试成绩，从而得以有更多的人进入国内一流综合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学习，并为他们毕业后进入国内一流学术机构和研究部门工作创造条件。
2008 年我国共有两院院士1855人，其中汉族为1821人（占98.17%），满族18人（占0.97%），蒙古族5人（占0.27%），另有回族4人，土家族3人，壮族、白族、藏族、畲族各1人。［5］满族、回族、土家族、壮族等已基本通晓汉语文，蒙古族人口中有很大比例通晓汉语文，由此可见，熟练掌握汉语文对我国少数民族青少年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在我国目前的各综合大学和一流研究机构中，汉语是主要的国内交流工具性语言，英语则是对外交流和阅读国际最新研究成果的主要国际工具性语言。
四、关注少数民族语言的继承与发展
近些年来，五省藏区和新疆的民族中小学在大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和双语教育。但目前少数民族学生的现代科学科目（数理化生）学习成绩普遍不理想，高考时只能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来保证一定的入学率，入学后难以跟上同年级汉族学生的学习进度，毕业后有许多人面临就业困难。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各地政府开始加强中小学的汉语课程，这是改变这一现状的根本应对之策，可以说是势在必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对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
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和使用汉语教材学习数理化，与学习自己本民族母语文并不矛盾。有些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担心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是否会因此被削弱，这一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矛盾经常会掩盖另一个矛盾。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而且，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百花园”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继承和发展，政府必须为那些愿意学习和研究母语文、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必要的条件。因此，各地民族中小学的母语文课程必须保留，而且质量应当逐步提高。同时，不仅各民族院校和边疆地区各大学应继续开设并加强民族语言文学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我国内地综合大学也应当开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这些专业的招生规模可以根据就业状况不断进行调整。同时，有条件的综合大学应当建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机构，培养具有现代语言学知识和研究能力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学者，把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学者的研究兴趣局限于本民族语言文字、历史和有限的本民族文本文献，学术对话范围仅限于本民族（或国外同一民族）的一个较小的学者圈子。如果我国少数民族学者不去真正拓展自己的学术眼界，不去掌握汉语和其他外语工具，无法通过汉文和其他文字出版物来系统地吸收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现代学术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在一个更大的学术平台上与国内外高层次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真正的学术研究不是以“民族”来划定范围的，如果这样的“半封闭状态”得不到改变，即使是对本民族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水平，也很难在学术上真正得到提高升华并走向世界。
五、我国综合大学不开设少数民族语言课程带来的弊端
目前，我国内地各综合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都设有“外国语学院”，学生们在这些学院里学习英、法、德、日、俄、西班牙等外国语言，教师们在这些学院从事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学和历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但是，这些外国语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并不包括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藏语、蒙古语等） ，我国各民族学生对这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和教师们的相关研究工作都放在各民族院校以及少数民族地区院校（如新疆大学、西藏大学）的少数民族语言专业。
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我国各民族学生（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学生）在大学校园里无法得到学习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藏语、蒙古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机会，而熟练掌握这几种语言文字，是他们与这些民族成员开展交往交流的基本条件。我国的民族分校教育制度使得汉族学生在中小学阶段不可能接触和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除了新疆等个别地区极少数的“汉考民”学生外），进入大学后也没有学习的机会。这种教育体制在客观上造成的结果，就是今天我国熟练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汉族学生数量极少。但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新疆、五省藏区、内蒙古牧区等）的各项工作（如党政机关办公、文教卫生、经济生产、贸易和服务业、通信交通）都需要大量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人员如果不能熟练掌握当地民族的语言，就无法直接与当地干部和群众进行交流合作，对于这些地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极为不利。
有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希望在学校课程中系统学习与本族语言相同或相近的外语，通常只能进入综合大学的外国语学院学习，如北京大学的蒙古族学生在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开设的蒙古语课程学习蒙古国语言文字（西里尔文字），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哈萨克族学生在本校的哈萨克语言专业学习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哈萨克语（西里尔文字）。相关课程的学习材料中有大量相关国家学者撰写的有关民族历史和民族意识的文学作品、史诗歌曲、人物传记。这些教材中包含有强烈的民族情感，非常容易唤起我国相应民族学生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这种情况对于在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心中构建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如果我国各综合大学的“外国语学院”转型为“语言学院”，同时开设少数民族语言课程（如蒙古语）和相近的外国语言（如蒙古国蒙古语）课程，学生可以在比较中更加清楚地认识两种语言之间的重大差异：如蒙古国蒙古语使用西里尔文字，包含大量俄语词汇，而我国蒙古语使用传统文字，包含大量汉语词汇，历史上同源的这两种语言已经在各自近百年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发生了方向不同的重要演变。
六、综合大学开设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课程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对国内综合大学的部分体制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把综合大学现有的“外国语学院”改为“语言学院”，把我国主要少数民族语言（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藏语、朝鲜语）纳入专业课程体系，为我国汉族学生和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机会。这一体制调整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可以为在综合大学里愿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汉族学生提供正规和系统的语言学习机会，使他们对我国“多元一体”的基本国情和民族格局有更为具体和更为全面真实的了解，同时为他们学成后的就业开拓更为广泛的前景。例如：来自甘肃、四川农村的汉族大学生如果掌握了维吾尔语、藏语，就会成为南疆和藏区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有着光明的就业前景，对于他们的就业和发展而言，学习维吾尔语和藏语也许远比学习英语和日语更具有实用价值。
（2）这些语言专业和课程的系统开设，将明显增加各综合大学教师队伍中少数民族教师的数量和比例。据了解，北京大学长期以来没有一名维吾尔族教师，只有一名藏族教师（讲授梵文）和一名哈萨克族行政人员，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我国各民族院校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百花园”，应当把全国各综合大学也逐步变成“各民族师生的百花园”，为青年一代的族际交流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个必要的客观环境。美国大学非常重视种族和族群成分的“校园多样性”（campus diversity），非常注意聘请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教师员工和招收少数族裔学生，努力创建一个多族群深层次交往交流的校园环境。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3）综合大学开设少数民族语言专业课程，可以让我国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在一个“多民族大家庭”的校园氛围内成长。目前，我国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学生多集中于各民族院校，而且还相对集中在本民族语言文学的各专业，这些学生与本校其他院系的汉族学生交往有限，容易造成以各“少数民族语言院系”为单元的“民族区隔”，十分不利于各民族学生之间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交往交流。
（4）综合大学开设少数民族语言专业课程，可以让来我国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各国留学人员在综合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校园环境中，与汉族学生一起学习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藏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同时也有机会更多地接触汉族师生，从而对博大精深、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有更真切的了解和认识。这将有助于他们把维吾尔族文化、藏族文化等看作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与汉族文化完全区隔开的“另一种文明”，这对于他们在心目中接受“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概念必然有所帮助。这些外国留学人员可以和广大汉族师生们一起学习、研究维吾尔族、藏族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了解各民族共享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与发展。
（5）在各综合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就读的汉族学生一般学习成绩比较好，与各民族院校就读的汉族学生相比，具有较强的学习自制能力和学术研究潜力，他们会激励和带动同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这些优秀的汉族学生如果有兴趣学习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毕业后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或进入相应研究机构，他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能力将有助于推进和提高我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发展现状和历史演变的研究工作。
（6）目前关注和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发展的汉族学者为数不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因此无论是研究历史文献还是开展实地田野调查都有一些障碍。而研究民族问题的少数民族学者虽然有不少人可以直接阅读少数民族文字史料，但是由于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在中小学甚至大学期间阅读的汉文文献（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经典）的数量和层次都十分有限，缺乏学术积累，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研究和分析能力。目前，国际学术界的许多重要文献在我国都只有汉译本，今后这一局面恐怕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有限的文献阅读量必然限制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知识积累和研究创新能力。综合大学毕业的汉族学生和民族院校毕业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两部分人各有不足之处，两方面的缺憾并列在一起，在客观上影响了我国民族问题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对话能力，这一局面对中国在“民族—族群”等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学术创新和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非常不利。
例如，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推动的“新清史”研究在国际和中国学术界之所以能够引起超常的反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内的清史研究，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我国汉族学者中熟练掌握满文、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的人极少，长期以来他们的清史研究主要依靠汉文文献；同时，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学者的学科基础和理论素养有限，很难介入到重大议题的深层次学术讨论，这两方面缺憾的并存造成我国学界在应对“新清史”研究中的被动局面。推出“新清史”研究思潮的外国学者很容易根据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质疑从汉文文献得出的观点，而少数民族学者也很容易被外国学者牵着鼻子走。这样的被动局面必须改变。因此，调整我国综合大学的“外国语学院”为“语言学院”，为汉族学生和留学生开设维吾尔语、藏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课程，是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并争取在未来彻底改变我国民族研究现状、拥有更多的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一个重要举措。
七、关注我国少数民族留学生的学习与就业
近些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出国留学的人数增长很快，在全国出国留学人员中所占比例也不断提高。但是对这些在海外的少数民族留学生的具体学习专业分布（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科、工科、医科、农科等）、所获学位结构（本科、硕士、博士）以及获得学位后的就业地点（回国在本民族地区工作、回国在东部城市工作、在留学国家就业、转到其他国家就业）和就业状况（高校任教、企业就职、个人创业等各种类型，以及是否从事所学专业相关工作等）的调查研究却很少。
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来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留学生在境外所学专业和就业状况，关心他们的学业和成长，掌握其发展态势，并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及时提供帮助。教育部、公安部、我国驻外使领馆等相关部门和机构都有责任在申请手续、学习、医疗、就业、法律咨询等方面积极帮助境外的我国少数民族留学生。为了吸引留学国外的少数民族留学生学成后归国服务和发展，上述机构还应向他们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支持，并在国内相关的人才政策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
八、鼓励少数民族大学生毕业后在内地就业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建设中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因此过去的口号是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后应回去建设家乡，“改变家乡面貌”。许多学生返回家乡后，发挥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确实在许多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教育部对新疆“内高班”的就业政策是“鼓励回新疆，允许留内地”。有调查显示，天津一些学校的“内高班”学生大学毕业后返回新疆就业的比例高达76%。[6] “内高班”学生的高考招生工作由教育部单独制定计划，参加就读学校所在省市的统一高考，由于各省市的考试难度和录取分数线存在差距，“内高班”学生在教育发达省市的实际学习能力和掌握知识的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在录取时也会受到所在省市较高录取线的影响而失去进入更好大学的机会。[7]
近些年，西藏“内地班”和新疆“内高班”学生在内地完成高中学习后，绝大部分顺利考入内地大学学习。但据了解，这些进入内地大学就读的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大学生的所学专业（如船舶设计制造、海洋生物学）并不一定适合回到藏区或新疆就业。有些一心想回西藏就业的西藏籍大学生在校并没有专心致志地学习专业知识，而是积极准备回到西藏报考公务员。同时所在学校也不希望这些藏族学生留级或肄业，因此多采取降低要求的做法以保障这些学生顺利毕业。这实际上使得学生本人的宝贵学习光阴、所在大学的教育资源、政府提供的各项补助等没有发挥最大效用，这种局面应尽可能避免。如果换一个思路，我们转而鼓励那些在大学所学专业并不适宜返乡就业的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内地专业对口的岗位就业，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此外，这些少数民族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内地城市就业和居住，不仅可以使这些学生所学专业知识发挥作用，同时对于促进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亦可起到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这样的就业策略实际上拓展了藏族、维吾尔族等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学生入学时的专业选择范围，有助于改善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新一代知识分子就业领域的整体结构，增加少数民族在各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与此同时，这样的就业思路可以逐步改变我国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地域分布，有利于扩展我国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居住分布范围，促进我国各民族人口的跨地域均衡分布。少数民族青年的专业结构均布和职业行业均布是各民族人口地理均布的重要条件。
结语
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我国56个民族和13亿多国民都是这个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由于历史上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边疆地区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现存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全面参与祖国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人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并进而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就业技能，已经成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桥梁。大学生是未来一代的国家精英，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成长和就业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的重要专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马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3．
[2]马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族际交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76．
[3]尼玛顿珠.多元文化教育视角下的内地西藏班[A].马戎主编.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专题研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22．
[4]马戎.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3）：148－149．
[5]中国校友会网.2008国两院院士调查报告[R/OL].http://www.Cuaa.net/cur/lyysdc/10.shtml．
[6]欧登草娃.他们如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内地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A].马戎主编.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专题研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54．
[7]欧登草娃.他们如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内地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A].马戎主编.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专题研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90-197．
School Education: the Bridge towards Modern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for Ethnic Minorities———Learning and Employment of Ethnic University Students
MAR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new era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one billion and thre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of 56 ethnic groups of China are all the participants and beneficiaries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Due to imbalance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history,there exists a great gap between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western border areas in China in many aspects,and the current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have also hindered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western ethnic young people into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r-talent market,learn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mastering mod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employment skill have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bridge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young people in western China.University students are the national elites of the future generation,therefore,concerning about the study,growth and employment of ethnic university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ethnic issues.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employ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责任编辑：石献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