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教育在“面向现代化”转型中不断累积现代性，生成社会现代人才的培育场域，从而奠定了社会“现代性”基因。民族性与现代性在教育领域有序碰撞和深度融合产生了民族教育现代化，在交织着“现代文化民族化”与“民族文化现代化”的相互渗透过程中，历经“追赶”和“融合”以增长现代化水平，即秉持民族特色的现代教育理念，通过现代化教育治理实现教育善治愿景，促使民族学校教育主战场增长现代化水平，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性影响推动民族教育现代化跨越式发展，依据监测评价体系诊断民族教育现代化水平，从而累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前进方向的教育性和民族性的双向增长，打通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跨越教育现代化“最后一公里”，实现现代化环境里的教育“共同富裕”，为民族地区青少年提供“公平、优质、有效”的现代化教育，全面培育“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现代性人才。
关键词：教育现代化2035；民族教育；教育理念；教育治理；教育信息化2.0；监测评价体系
现代化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1]，在我国，“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家户喻晓，几代人艰苦奋斗、攻坚克难，逐步绘就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蓝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教育缺位“现代化”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多年，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时常遭到质疑和责难。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出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以下简称“2035”和“实施方案”）以具体落实“教育要面向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作为我国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部署了“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为重点的战略任务，明确了具体实施路径。当前，全国掀起奋力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热潮，教育现代化应聚焦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实现教育现代化普及目标，重点在中西部，难点在边远、贫困、民族地区”[2]，突破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瓶颈”，就是打通全国教育现代化“最后一公里”，以此培育民族地区现代人才生成场域，全面提升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确保孩子们享受公平优质教育，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育“现代性”人才。
一、民族教育现代化内涵
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整体的、走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在这个席卷全球、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不可逆的现代性变迁环境里，任何国家、地区和行业无论当前现代化与否都将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在现代“化”人和增长现代性的变迁道路上，人类亲历了以理性、自由精神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感受着“世界的祛魅”、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和社会、诉求个体合理利益及追求平等权利的现代化，也饱尝了生活中充满的市场经济、民主管理和科学技术的现代气息。教育作为最古老的社会存在将在社会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生成异于其它行业的现代化模式，内涵追问是明确教育现代化存在价值和发展前景的理性应答。
（一）教育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对教育发展的理性诉求，即教育增长现代性适应现代社会对现代性人才的质的规定性。在我国处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教育现代化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其内涵和外延尚处于探索阶段，学者们将现代化研究经验和结论推演到教育领域。过程论者提出教育现代化“是一个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指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过程”[3]，是在传统优秀教育资源基础上逐步推动教育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并在持续现代化过程中完成各阶段不同的“化”的要求；水平论者认为教育现代化就是选择性吸收发达国家和地区优质教育资源补齐区域教育资源短板，即追赶先进教育水平和提升整体教育质量，为经济社会发展培育高质量的建设人才；本质论者指出教育现代化是“与教育形态的变迁相伴的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和实现”[4]的过程——有别于以往教育变迁引起的形态改变或数量叠加，赋予了时代内涵的实质性累加的现代性增长。综上所述，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提高教育质量——建立在过程基础上水平的实质性提升，即在时间、空间和要素“三维度”[5]上现代性——人性、公平性、个性、民主性、生产性、终身性、创造性、法治性和专业性[4]等的相对增长，以此促进现代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民族教育现代化
民族教育是为了加快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对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的成员实施的复合民族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6]。通过多元文化教育存续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使民族民众最大限度地获得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民族教育现代化首先规定了民族教育的民族性，因为教育自身的民族文化特性“要求教育传承、弘扬、发展民族文化，促进国家和民族认同”，比如顾明远先生提出“民族文化传统是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最深厚的文化基因，脱离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是浮在空中的现代化”，所以在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层面上，首当其要的是民族性，这也是民族教育的存在价值关键所在；同时也规定了民族教育应具有以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比如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保护固然重要，但是使民族民众在社会中生存发展下来更加重要”，民族教育民族性的特殊性和个性特征存在于中华民族教育共同体和现代性大环境的普遍性之中，所以教育现代普遍规律和社会现代性特征必然映射到民族教育中来，才能夯实民族教育发展的社会基因。教育领域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碰撞与融合催生出民族教育现代化，所以在守住民族性的前提下，采取现代性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方能有效增长民族教育的现代性。一方面是“现代文化民族化”，即吸收现代文明成果转化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推动民族教育由封闭、落后走向现代，并在追赶高水平教育过程中逾越“教育鸿沟”；另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现代化”，即在现代性环境中选择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予以合理表达，促进民族文化内容与现代环境有机融合，在有效认知、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存续、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追赶”和“融合”是民族教育现代化的一体两翼，民族性是现代性生长的源头，现代性是民族性前进的动力，相互交织在民族教育现代化进程始终。民族教育现代化是在扬弃民族地区旧的、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因素的同时传承和创新符合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及民族价值实现的因素的跃迁过程，在民族地区累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前进方向的教育性增长，强化“中华民族一家亲”思想，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促使民族教育要素和整体水平达到当前一定范围内的先进水平，增强民族教育活动的质的现代性，即在民族教育活动中生成和增长学习者的现代性特征，为民族地区青少年提供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培育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能够担当“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任务的高素质人才。
二、大力推进民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一）教育现代化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的科学论断，定位了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必须坚持“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信念，而这种信念要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来实现。在信息化2.0时代，正在接受教育的青少年都是信息社会“原住民”，在信息技术普及应用的环境里具有“互联网+”思维和“信息化”学习风格，若采用传统教育手段则很难取得满意的学习效果。唯有采用现代化教育方式推进民族地区“学前免费教育、改造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提升中等教育水平、发展民族高等教育、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教育”[7]，抓住学校教育“主战场”，并在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中采用现代化手段协力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为学习者有效掌握融入主流社会所需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提供更多机会和途径，同时促使他们以现代化手段和工具学习民族文化知识和传承民族技艺，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深度融合，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文化基因，并通过现代教育手段生根发芽。
（二）教育现代化是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的助推器
教育的社会制约性决定了教育现代化依附于社会现代化，但在现代化程度不高的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具有明显的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功能。大多数少数民族聚集地产业结构单一，尤其是在村镇上除了传统农业和民族技艺外，教育就是历史悠久的行业了，不少“村校”或“中心校”也就成为当地民众的聚散中心，在这些地方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实际上是以“中心现代化”带动区域社会现代化，其辐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同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都会不同程度地映射到教育上来，此时教育以现代化方式吸收和创造出符合现代精神的民族文化，并以青少年容易接受的现代教育方式传授主流价值观、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民族技艺，助推知识形态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潜在的可能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直接劳动力，促进民族地区儿童向较高社会阶层正向流动。由于正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儿童极有可能是每个家庭现代化的先锋，以学龄儿童的现代化带动家庭观念的现代化，扫除民族民众普遍受教育年限较短、观念相对保守的障碍，逐步营造出区域社会现代化氛围，为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决定力量——人的现代化提供根本保障力量，以人的现代化推动区域社会现代化。
（三）民族教育现代化是全国教育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民族教育现代化要把握“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之义，践行“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决不让一个民 族地区落伍”的发展理念。在全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热潮中，很多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处于“赤贫”的低水平运行状态，不仅无法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而且与全国教育现代化水平差距悬殊，所以必须打好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脱贫攻坚战”，补齐全国教育现代化短板，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尤其是不少民族正在经历跨越式发展，如“直过民族”就是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8]，教育是民众在“直过”式跨越中适应现代社会和获得自身发展的主要途径。民族教育在“追赶”全国现代化进程中，整体提升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促使教育与区域经济、人口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加速推进民族教育在跨阶段、跨时代的追求卓越过程中凝练民族特色，打通全国教育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推动民族教育现代化跨越“最后一公里”，最终实现全国教育现代化。
三、民族教育现代化实践路径
当前，民族教育现代化建设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与“民族特色、全国水平”目标有很大差距。受云南省教育厅和民宗委委托，云南省民族教育现代化研究基地经过三年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初步厘清了“研究范畴”“实践路径”，并逐步廓定“本质、属性和观念范畴”[9]，为有效推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贡献了实践智慧。
（一）民族教育理念现代化
教育理念是教育主体在教育实践和思维活动中形成的对“教育应然”的理性认识和主观诉求，引领着教育现代化的全过程。在教育全球化浪潮里，现代化教育理念可以说无人质疑，而根植于民族传统和国情域况的教育理念亦不容忽视，比如顾明远先生从教育观念层面提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10]就具有明显的全球视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2035”提出教育现代化更加注重以德为先、全面发展、面向人人、终身学习、因材施教、知行合一、融合发展和共建共享的基本理念，结合民族特色可将民族教育现代化归纳为“全纳教育”、“以学习者 为中心”、“传承民族文化”和“共享共建”理念。
1.全纳教育
全纳教育主张“容纳所有学生、反对歧视排斥、促进积极参与、注重集体合作和满足不同需求，是一种没有排斥、没有歧视、没有分类的教育”[11]，教育被视为所有儿童享有的基本权利。首先，民族教育对象面向人人，凸显教育的公平性。不少民族地区由于区域差异滞碍了与外界交流和沟通，很多适龄青年失去学习条件和发展动力，所以要通过补偿性教育弥补发展短板，夯实教育基础环境，确保民族地区身心残障儿童、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单亲家庭、非母语学生入学以及跨境民族学生都能接受优质教育，同时要特别关注如云南沿边经济林区橡胶和茶叶种植区正在蔓延的“因富辍学”[12]等非经济性辍学现象，以及在应付“两基”硬要求背景下出现的“隐形失学”[13]现象，确保民族地区适龄儿童能接受合适的教育。其次，民族教育过程体现终身学习理念，凸显教育的人道性。在民族地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构建“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 学习型社会，保障幼儿园到高等教育全段入学机会均等，改变很多民族村寨只有个别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历史，突破父母受教育水平低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期望值低、“读书无用论”以及语言障碍造成学生学习基础差的制约[14]，为学习者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优质学习资源、灵活多样的学习机会和个性定制的学习环境，使学习融入民族民众的生活方式，促进全体成员积极有效地学习，逐步实现民族地区教育终身化。最后，民族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民族教育不仅提倡学习和践行社会主流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且鼓励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确保民族教育面向全体学习者的全部学段，真正做到有教无类，让教育惠及全体民众，让全体民族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2.以学习者为中心
以学习者为中心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和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15]，在学习过程中持续关注与培养学习者的学习力，不断增强学习者的主体性，让学生身心发展内在因素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等外在因素共同“发声”，自主抉择学习过程。首先，教育教学过程要遵守民族学习者身心发展的顺序性、不平衡性、阶段性、个别差异性和整体性等共性规律，也要让学生拥有选择权，教学资源配置和教学方法选择要体现学生主体性。如何培养个性化学习方式以及形成有效学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成为教学重心，努力实现教育理念“还教于学”、“还学于生”及“还生于人”的转变。其次，民族地区学生发展的特殊性要引起足够重视。特殊的自然环境、历史人文以及世代传承的生产方式，造就了民族地区特殊的生活方式，“生于斯，长于斯”的学习者潜移默化地承袭了独特的生活习惯和选择偏好。民族教育要尊重学生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比如云南边境一些傣族区县寺庙学校盛行，“舍寺 院外无学校，除宗教外无教育”的“奘房教育”经久不衰[16]，在现代学校教育和尊重学生传统宗教信仰的“中心”选择上要因地制宜，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最后，在教育信息化2.0环境中，教育部长陈宝生在2017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有效应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充分利用大数据、第三方平台等来开展教育改革工作，让教育变革跟上时代”，以信息技术变革传统同质化教育培养“千人一面”的“教育产品”的弊病，用信息技术打造个性化智能学习平台，创建公平、动态、负责和可持续的数字化人才培养方式，关注民族地区学生发展多样性，打造开放、共享和个性化的育人环境，充分激发学习者释放潜能，让分层教学、英才教育和特色教育等个性化育人方式在传统教育追求“绝对公平”的浪潮中焕发勃勃生机，培养民族地区合格的“数字公民”。
3.传承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在世代民众生活方式和智慧积淀的基础上孕育涵化而成，表征了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凸显出民族间的差异和民族内的先进性，是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的深层基因。民族文化是中华文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在保护民族文化“原汁原味”与现代化传承上取得最优组合，而不是在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由于自身弱势话语地位而被无端“化”掉，避免对民族文化的侵蚀和消解。首先，民族文化传承应秉持中华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文化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融合而成的“复合文化”，任何民族文化的消亡都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毁灭性打击，所以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才能巩固”，所以民族教育要在增进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努力弘扬和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次，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的源头活水。“少数民族是民族教育最简单、最本质的规定”[17]，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交替中沉淀出民族文化，在民族进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通过民族教育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其实是促进少数民族“民族化”以维系自身更加本我存在的社会实践[18]。要辩证地看待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民族教育具有传承民族文化功能，但传承民族文化不是民族教育的全部旨趣。民族教育主要是促进学生全面自由发展，传承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诸多功能(政治、经济)之一，要避免部分狭隘民族主义者把民族教育等同于民族文化传承的片面观；同时也要承认民族教育主要通过传承民族文化知识、培养“民族性格”的事实，马林洛夫斯基指出“教育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人类文化传承的需要”，即在教育传承过程中“流动”民族文化以促进个体养成“民族化”心理。最后，民族教育传承先进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随着时代变迁，民族文化精神内核及其蕴生的文化教育功能正在不断嬗变和异化，民族教育除了在学习材料、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上“民族化”以帮助民族文化渡过传承难关外，还应把民族文化视为一个自为体系的生命体，让生产方式等社会存在和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决定民族文化前进方式，激发民族文化自身活跃基因，使其按照自身规律运转以凸显民族文化先进性，夯实民族文化自信的社会基因，从而恢复民族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实现传承民族文化“道”与“器”的统一。
4.共享共建
民族教育发展迫切需要全面、充分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通过多渠道实现民族地区城乡、学校和群体间“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达到教育供需新平衡，实现教育公平愿景。首先，民族教育共享政策红利，有效“输血”自身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与教育质量不佳的恶性循环，造成社会和教育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发展状态，导致对教育共享认识不足，而且民族生源总量减少、流动趋势分化、留守儿童、“择校热”和评价体系偏差等更是加剧了共享的复杂性，出现了“教育——社会”的断裂[19]。为此，国家制定了“教育经费向边疆省区倾斜，边疆省区教育经费向边境县倾斜”等政策，鼓励民族学校对外充分利用发达地区的帮扶提升教育水平，对内发挥省定“民校”示范作用提升教育的民族内涵，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及民族语言教材和学习材料，相互尊重不同民族儿童接收教育和传承民族习俗的权利，实现教育资源在群体间共享，从而培养一大批少数民族人才，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出重要贡献。其次，在外在“输血”推动基础上，民族教育发展实现内在“造血”，通过“共建”将政策等外生力量最终内化为社会自组织的内在动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教育活动组织过程中逐渐由“他者叙述”转向“讲自己的故事”，民族文化精神内核及其蕴生的文化教育功能在社会嬗变中代际传承。民族学校除了教授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统编教材外，璀璨夺目和经久不息的具有“文以载道”意义的民族文化也应成为传承的重要内容。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和生活生产方式孕育着特殊的个性气质、生活习惯以及心理特征，理应成为儿童学校教育的必修课程，避免“十年寒窗”而失去本土生活技能，避免出现毕业后宁可留在城市艰难谋生也不愿回乡工作的尴尬局面。同时，在以考试作为学校教育主要评价方式的当下，民族文化应跃然纸上，民族学校教育价值除了升学考试外应考虑新定位——真正做到民族学校为民族文化存续和社会发展培养本土人才，实现文化传承“一与多”并重的发展愿景。
（二）民族教育治理现代化
教育治理以现代教育理念为指导，在制度的规约下以合作对话方式协调多元主体达成“教育共识”和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通过改革教育管理体系、办学体制和人才培养方式，构建具有民族风格的以参与度、回应性、透明度、自由度、秩序、效率、法治、问责、公平和效能[20]为特征的教育善治体系，形成职能边界清晰、多元主体“共治”格局，为培养满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样性人才提供制度保障。
1.依法治教
教育现代化首要目标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依法治教是根本保障。依法治教就是依据法律法规规约教育行为、保护学校利益和师生合法权益，促进民族教育事业健康发展。首先，民族教育治理要形成涵盖法律法规、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的制度体系。由于民族教育没有专门立法，顶层设计缺少统摄性，所以在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政策等根本性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现状制定出台地方性教育政策，民族学校据此制定“上承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下启学校规章制度”[21]的章程作为学校内部治理的“母法”——宣示学校治理界限，厘清政府、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确保学校自主办学权利，学校内部通过合规程序制定明晰的支撑性规章制度，以严格的制度体系为民族教育发展保驾护航。其次，民族教育政策法规制定和执行要充分考虑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性。民族教育政策法规相对于民族世代创造累积的民族文化属于“他组织”的社会存在，若要有效规约“自组织”的民族文化传承行为，势必要增进协同以实现和谐共生[22]。国家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等政策明确“坚持缩小发展差距”为主的“倾斜发展”原则，为民族教育起步阶段的基础建设，尤其是硬件建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此滋生的“等、要、靠”习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传承以及民族教育内生发展，所以政策法规在导向上和执行过程中要注重推动民族文化、道德和精神的整体进步。最后，民族学校要专门成立“学生事务中心”，制定“学校决策参与和听证”以及“学生党委委员”等制度，以“接地气”的形式组织开展法制教育，为学生提供法治实践机会和平台，提高学生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为民族教育依法治理培养后备人才。
2.多元治理
多元治理就是由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利益相关者团体共同参与教育管理过程，打破以往政府“包干”的管理方式，形成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多方评价[23]的“管办评分离”的共治体系，实现教育民主管理。政府作为教育管理主体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在强化省级统筹、间接管理、事中事后监管和教育督导上下功夫，制定好民族教育政策、方针和目标，明确主体间权利、义务和责任，协调主体间利益分歧，调适民族教育布局、教育结构和招生计划，健全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办学条件和学校管理标准，赋予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职能的权力，实现教育公共利益最大化；民族学校落实自主权以发挥教育主体的作用，即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教育主体需要和学校办学条件，彰显学校主体地位，减少对政府的过分依赖，进而实现“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的办学机制，凸显学校办学活力和专业水准，凝练学校特色和教育文化，最大程度地满足学习者学习需求；专业机构精准把脉民族教育发展滞后的症结，确保民族教育发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然而长期“随机选择”的合作方式，致使教育研究机构与教育 管理部门和学校成为“平行”发展而缺少交集的存在，选择谁来“诊脉”及如何去除“病情”全凭主观意愿，缺乏“第三方”存在的条件。政府、学校和专业机构间应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和监管体系，政府向社会第三方评价机构购买服务，评价机构专业、客观地评价学校教育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提出有效的改进意见或建议，并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教师、学生和家长等利益相关者团体参与到评价全过程，特别是要减轻“权威”型校长在评价时的话语权比重，让教师改变教书匠身份以参与学校重大决策，家长从被动执行“通知”到通过家委会发表意见，学生从接受教育到选择教育，利益相关者团体成为共治主体而高度嵌入治理过程。
3.弹性治理
弹性治理“关注的是主体、社会和人类自身，为人类行为体的能力提升开启了某种可能性”[24]，治理对象在一定条件约束下具有一定的自我调整、自我选择、自我管理和适应环境变化的空间，实现动态管理。人是民族教育治理的主体，以人为本的治理原则凸显出刚柔相济的弹性“治人”特征。首先，弹性治理是民族教育对象情感生成的核心成分，体现民族教育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在基础教育追求升学率和高校注重排名的当下，学生生命成长和情感生成似乎微不足道，致使教育本末倒置。在弹性治理大环境下，摒弃恶性竞争和“一刀切”的管理 思维，从“教育即生活”思想出发，让师生在享受教育的过程中快乐成长。教师“以专业人员的身份从事化民成俗的价值事业而倍受社会认可和赞誉，诸多荣誉光环激励着教师的荣誉行为，并促使教师在自我意识与内心满足中产生了职业荣誉感”[25]，在民主管理制度中增强主人翁意识，包容管理和教学中非重大、非人为失误，制定保护教师的合理“利己”制度；在以“多元智能理论”指引下，秉持“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的理念，改变传统“精英教育”人才观，全面衡量学生发展水平。其次，评价民族现代化程度时应引入“差异系数”。针对民族地区特殊环境采取“弹性”系数予以加权考虑，比如很多民族地区“撤销并点”后城镇中小学校人满为患，而在限制“大班额”等硬指标面前，接收更多学生入学则可能会被扣分，而开设更多班级则受到办学条件和师资限制，亦或“一校一师一生”等边远少数民族村寨的“留守学校”在硬性指标面前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但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来讲却具有文化象征意义，所以针对民族地区特殊情况应采取特殊治理政策。同时，一些教育基础较好的民族地区接近指标极限不能增长或者达标后很难再持续增长，以及基础薄弱学校极易增长等现象，对于强调过程“化”的教育现代化必须考虑“最近发展区”理论，合理设定弹性指标和进行差异评价，体现民族教育弹性治理的实然旨趣。
（三）民族学校教育现代化
学校教育是由专门机构和由专业人员承担的有制度保障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以影响学生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26]，作为一种制度化教育具有专业性、可控性和可操性，对人的发展具有核心作用，是民族教育走向现代化“基础中的基础，关键中的关键”，所以民族学校要突破师资瓶颈，在构建学习型社会和传承民族文化上不遗余力。
1.现代学校教育体系
“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是“2035”的首要发展目标，现代学校教育体系是现代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民族地区建立了由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组成的学校教育体系，基本实现了学校基础教育全覆盖，但在学前教育、高等教育和老龄教育阶段还有很大空间，建立完整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是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培根”工程。首先，民族教育要构建纵向衔接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民族学校教育“橄榄型”分布趋势与“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还有较大差距，所以应“扩大两头，优化中间”——扩大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优化基础教育结构，整体提升民族学校教育质量。学前教育要特别关注“直过”“少小”民族和边境贫困民族聚居区，推行“每个乡镇有公办幼儿园”“一村一幼”工程以及学前教育普及和免费，发展幼儿“双语教学”，实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充分发展学前教育的基础上，民族地区要全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落实以县为主统筹建设基础教育标准化学校，改善基础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开设具有区域和民族特色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提升基础教育质量；面对少数民族学生高中阶段入学率低(相对义务教育而言)的现状，除了在政策上鼓励外，应适时开展“电视中专”等补偿性质的教育促使学生获得职高或中专学历；为了不让少数民族学生“倒在高考的门槛上”，除了实施好“民族预科教育”、“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和“民族班”等政策外，还要丰富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比如通过“一体化”、中高职教育“直通车”、“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和“老年大学”等形式促进民族学生获得专科学历，也可以通过“成人高考”、“网络教育”或“自学考试”获得本专科学历，以“同等学力”“在职进修”等方式获得研究生学历[27]，构建纵向畅通的民族学校教育体系。其次，民族教育搭建横向沟通的现代教育体系。推进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有机互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互认可及非学历教育间实时转化，促使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教育的无限延伸。民族学校发挥自身优势创建民族艺术、民族体育等特色学校，并结合区域发展现状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选修课程和校本课程，比如在民族中专基础上组建职教中心开设民间技艺特色专业，高等学校开设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的专业，建立民族技艺类职业资格证书认证制度，实现职业资格证书、工作经历与学历教育之间的互通以及不同学校课程和教育经历的互认转化，搭建横向沟通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最后，民族教育建立纵横交错的人才成长“立交桥”。现代教育体系秉持终身教育和泛在学习理念，突出教育的过程性和结果的累积性，要求整个教育体系构建“纵向衔接、横向沟通、纵横交错”的立交桥，实现各级各类教育过程互认和学习成果累加。这就要求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建设学分银行，在民族学校之间“实现学分的存储、转换、消费、信贷和结算功能”[28]，以标准的学分实现学习成果的等值流动，确保学校教育各阶段的顺利衔接、教育类型的相互融通和教育成果的累积转化，促进民族地区学习者借助人才成长“立交桥”健康成长。
2.双语教学
语言作为精神文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首先，“双语教学”是民族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现实需要。由于从小生长在以民族语言为母语的环境里，很多孩子不熟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以应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薄弱地区”推行“双语教学体系”。“民语教学”搭建了民族师生文化层面的教学活动中的语言桥梁，不仅实现了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也为逐步过渡到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做准备。“汉语教学”以“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原则，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基础作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形成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群体认同感的共同纽带，为学生今后生存和发展奠定基础，是学生作为个体得以社会流动的桥梁，所以要“加快提高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其次，“双语教学”语言选择要以学生发展的阶段性和差异性规律为依据，构建从学前到初中各学段合理衔接的“双语教学”体系。对于位于云南滇缅边境分布的景颇、佤族等世居村寨，儿童入学前完全生活在本民族语言沟通交流的“熟人”环境里，听说普通话和辨认汉字能力弱，刚入学时应以熟悉的民族“母语”为主开展“民汉”双语教学[29]，规避儿童因听不懂普通话而影响学习效果。当儿童升入高年级后，特别是在“撤销并点”大背景下通过寄宿制等方式融入“生人”环境，普通话成为日常交流刚需，加之以前学期打下的基础，“汉民”双语教学应该成为选择教学语言和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途径。最后，在推行“双语教学”过程中，应以“尊重少数民族群众意愿，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展和不同地区语言使用环境实际”为原则，注重区域和民族差异，积极稳妥地开展双语教学。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好、科学技术普及程度高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现代化程度也较高，传统生产和沟通方式已经支离破碎，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采用普通话进行交流，若不尊重社会现实和儿童语言偏好强行推进民族语言，可能就会出现儿童“不感兴趣”甚至排斥的尬象，出于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可以选择“汉民”双语教学。
3.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民族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支柱，是“用最优秀的人才培养更优秀的人”的根本保障。首先，民族教育要加快提升在岗少数民族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和教育情怀，以“四有教师”为准绳激发教师素养和专业发展活力，利用“国培计划”等完善教师培养和专业化发展体系，同时完善教师资格体系和准入制度，健全教师评价、聘用、薪酬、流动、退出等管理机制，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其次，吸引本土人才回归从事教师职业。民族地区应利用“公费师范生”和“定向师范生”等政策培养热爱教育事业的学生毕业后回乡从事教师职业，同时也要通过各种途径吸引本地大学生回乡任教，让这些“熟人”担当起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最后，引进高素质的“生人”产生跨文化碰撞效应，激发民族教育活力和发展潜力。除了薪资待遇、晋级照顾等外在政策优待，民族地区应在“差异”中寻找“引才聚贤”的内生优势[30]，比如在生态环境整体不佳的大背景下，民族地区“生态优势”是事关生命健康的头等大事，也是引凤来栖的金字招牌，民族文化多样性提供的丰富精神食粮也应成为吸引有理想的大学生等文化群体的精神力量，唯有让优秀人才真正体会到民族地区的“后发优势”，并建设好交通等生活基础设施，打造好适宜的工作生活软环境，才能激发大学生们内心对教育的纯真热爱，促使他们以“致良知”的热情投身民族教育事业。
（四）信息技术推动民族教育现代化跨越式发展
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教育在技术革新的强大推力下砥砺前行。当前，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31]，“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32]。民族教育不能像以往几次与“技术革命”擦肩而过，而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逆序创新”“跨界融合”“共享”等优势，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突破传统物理环境的先天缺陷，构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环境，转变教育理念，协同教育治理，优化学校教育质量，逐步构建学习型社会，贡献教育现代化的“民族模式”。
1.民族教育环境信息化
杜威曾指出“要想改变学生，必先改变环境，环境改变了，学生也被改变了。”教育环境是诱发学生注意和刺激学习行为的重要外部因素，对维持学习动机、促进知识及技能内化以及形成品德具有重要作用。回顾人类教育发展史，随着原始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锐变，教育经历了由口耳相传、小规模精英教育到大规模学校教育的组织形式变革，创建了与技术革新相适应的育人环境。当前，民族地区伴随全国教育发展步伐，由教育信息化1.0时代融合应用迈向2.0时代的创新发展的转段升级的新时代，站在“开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的历史高度。首先，民族教育硬件环境建设要“保量增质”，在保证持续投入的基础上提高使用质量。在教育信息化持续深入推进的道路上，国家为了确保民族和边远贫困地区享有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大力整合政府、学校和企业等一切可用力量，采用信息化方式促进教育公平发展，从最初的卫星电视、农远工程到现在“三通两平台”，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从应用、融合到创新发展的转变中凝练而成的信息化教育环境，不仅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也为学习者提供了泛在学习的机会，有效地促进了教育公平和提升了学习质量。民族地区学校搭上“全面改薄”和“教育云”的快车道，信息化硬件设备配置率大幅提高，比如民族众多的云南省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校实现“万兆主干、千兆进校”光纤接入，所有教学班实现光纤网络“百兆到班”，已经不存在“有没有”或“用不用”的难题，而是“如何用好”的问题。在硬件设施近乎“野蛮生长”的条件下，部分民族地区出现的“一次投入”现象让过了质保期的设备运转效率低下，或者在政策硬约束下的“政绩工程”以及学校为了“装点门面”的“形象工程”，逐渐暴露出了“买的多，用得少”[33]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尬象，所以在民族政策“红利”过后，如何凭借自身力量为信息化设备高效使用“预算”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值得深思。其次，教育软件是硬件设施运转和发挥效能的支撑系统，软件环境应跟上硬件发展速度，增强信息技术服务现代教育的能力。民族学校充分利用全国“两平台”、学校综合管理平台、教师专业发展平台、学生学习成长平台、网上教学研判平台、家校信息平台[34]，大量获取了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优质资源，准确掌握教育管理必需的师生、教学过程以及考试等信息，形成了规范的数据收集、统计和分析标准，通过大数据技术掌握民族学生发展状况，加快民族教育由外而内的现代化步伐。民族教育也要根据区域特征“量身定制”适切的平台系统，由内而外地展现民族文化特色，提高系统的实用性。同时，逐步实现“管理平台”和“资源平台”关联互通，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目标，打破系统分割造成的数据壁垒，实现“一数一源”和伴随式数据采集，完成教育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工作，为协同治理、科学决策和个性化学习定制服务打好基础。最后，在软硬件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信息化育人生态环境。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育人观念，工业社会特有的“一师、一教材、一课堂”的“批量生产模式”，以及信息化1.0时代信息技术用于教学信息呈现与传递及驱动教学重难点的“修修补补”式的浅层次融合已经不能满足信息化2.0时代的要求。面对信息技术“原住民”的教育对象，“工业时代”的教师们必须尽快转变育人方式，尽早适应信息时代“大规模的个性化教育”为特征的现代教育形式。民族地区教师自身尤其要注重逾越“数字鸿沟”以及突破“惯性思维”，并在“智慧教 室”和“未来校园”的合力下，提升教师利用信息进行教育教学创新的动力，激发学生对无限延展的网络空间的好奇心，同时通过信息技术联通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构建广覆盖、多层次的教育信息系统，形成立体化的育人环境，推进民族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
2.民族教育资源信息化
教育资源是从民族地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中挖掘满足民族生存发展和文化传承需求的教育价值[35]的文化要素的总称。从国家民族团结进步政策和民族民众生存发展需要来讲，接收和同步主流文化教育资源与挖掘和自建民族文化教育资源同等重要。主流文化教育资源是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民众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民族文化教育资源是守住民族精神的价值诉求。首先，民族学校搭载信息化快车，充分利用国家和省市平台接收教育资源，营造资源“课堂用、经常用、普遍用”的氛围，不仅让学生突破物理空间限制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同时提高了民族学校音乐、美术和英语等国家规定课程的开课率，补齐短板，全面提升民族学生素养。在大量接收“外来资源”时要注意与民族特性结合，有些资源需要针对特定民族专门设计和制作，而不能以海量反映主流价值观的教育资源淹没民族教育特色，以致对民族教育造成毁灭性打击。其次，在自建民族教育资源时，资源的多样性、封闭性及史料价值应引起高度重视，不能完全以经济价值作为衡量标准。信息化手段为特色民族教育资源建设提供了选择空间，提高了民族教育资源再利用水平，促进了民族教育均衡发展，有效保护和传承了民族文化。由于民族教育资源的分散性和组织混乱性，以及缺乏标准、关键技术不强和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35]，民族教育资源在线教育(2018年)”投入民族教育资源建设，提升民族教育资源的建设质量和运作效率。
3.民族教育育人方式信息化
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如何促进人的生命主动成长与发展”，实现“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在教育信息化2.0环境下，人才培养重点已经不再是培养为将来生活做准备的“标准化产品”，而是具备面对真实情境解决现实问题的综合判断能力、拥有丰富知识储备和创新能力的个性化人才，信息化育人方式是培养适应信息社会人才的重要途径。首先，注重个性化育人方式。自1632年夸美纽斯提出“班级授课制”至今，学校主要以此方式组织教学，以教师为主导在固定时间内面对大量相同的教育对象系统地传授预设的教学内容，标准化和流水线式的组织形式既不能“因材施教”也不能“有教无类”，其结果培养了大批“标准化产品”，学生在“被动的教学过程中”缺乏主动性、探究性、创造性和共享性，尤其是民族地区学生在“课标”规约下难以触 碰民族文化课程。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推动教学理念、方式和内容的改革，促使“教材多媒化、资源全球化、教学个性化、学习自主化、活动合作化、管理自动化、环境虚拟化和系统开放化”，“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信息化育人方式逐步实现，教师在课堂上担任教学组织者和知识传授者角色为学生个性发展夯实必要基础，学生在信息技术环境里拥有教育选择权，师生间以教学内容为载体、教学手段为媒介建构发展性人际交互模式，慕课、微课和移动学习等为民族地区学习者个性化定制课程提供了可能，满足了学习者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其次，凸显过程性育人方式。在传统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向传播环境里，教师作为知识权威主导教学全过程，师生之间是依附关系，教师主观评价和终结性考核是衡量育人效果的主要途径，过程评价难以实现，由此催生了注重结果的功利化人才评价观，不利于培养“全面自由”的人才。信息技术从最开始作为教学内容、驱动教学拓展至服务育人全过程，逐步构建了教师、学生和家长多边互动的教育“社区空间”。5G技术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在虚拟——现实世界无缝对接和无延时交互，增强了真实在线学习体验；大数据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大幅降低了学生信息存储和数据分析的成本，全面考查学生学习过程成为可能，教师教学决策和学生学习效果诊断不再依据感性经验而是依据科学决策，发挥信息化面向未来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最后，培养学生“数字学习”能力。在教育信息化2.0时代，学校教育培养目标已经由传统“3R”（读、写、算）逐步向培养具有“数字学习”能力的“数字公民”转变，即培养学生“安全、负责任和合乎道德地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和倾向”[36]，消除数字鸿沟，提升学生以数字意识、数字安全和数字伦理为核心的数字学习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信息技术构筑的泛在学习环境里，民族学校向集成网络教学、资源推送、学籍管理、学习生涯记录等功能方向发展，教学过程广泛实施信息技术支持的合作、自主和探究学习，学生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预习、完成作业、自测、拓展阅读、选修课程等学习活动，使学生在“链接”的世界里游刃有余[37]，养成数字化学习习惯。
（五）民族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
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依据评价指标对教育现代治理和教学行为进行科学判定，是“以评促建”思维模式对“2035”和“实施方案”的必然应答，即制定 “具有描述、评价、监测和预测功能”的指标体系以科学合理地评估教育现代化水平。科学合理地评估的前提是评价体系真正反映教育现代化的内在旨趣，既能外显地获取真实有效的支撑材料数据，又可内外结合促使民族教育持续地累积“化成”现代教育的正向增长。
1.他山之石
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属于教育评价范畴，而教育评价自19世纪中叶兴起以来建立了很多成熟的评价模式，其中美国塔弗尔比姆提出的评价最重要的目的“不在于证明而在于改进”的CIPP模式与教育现代化强调“化”的过程性具有内在一致性，所以备受教育现代化评价研究者青睐，即从背景、输入、过程和输出四方面构建评价体系。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以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2035”强调“普及与公平、结构与质量、条件与保障、服务与贡献”。上海市率先提出“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突出了“高校境外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高校科技论文被国内外引用数”“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等指标；浙江省“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指标”突出“优先发展”和“育人为本”指标；广东省“义务教育现代化学校建设督导评估指标体系”突出“学校治理结构”“教育资源管理”“安全管理”指标；成都市“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指标体系”注重“班额达标”等指标。综上所述，当前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涉及教育普及、公平、质量和结构等方面，为民族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可借鉴的教育规律下的“共性”样本，民族教育的“特殊性”规律也不能被忽视，而且以上样本已经暴露出来的强调显性和量化指标、缺少弹性、重普教以及重结果轻过程等缺陷[38]，在制定民族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时应予规避，同时还要预防因简单模仿而被动“现代化”的风险，应使民族教育现代化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
2.核心指标
在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中孕育出来的现代性，是从自身特有的传统性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独特性社会存在，生成过程即是持续现代“化”的过程。由于民族地区在近现代没有或较少搭上“现代化”发展快车，现代化程度整体较低。从众多指标中抽取反映现代化实质的核心指标，才能科学合理地监测评价民族教育持续推进现代化的成效。民族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除了上述共性现代性指标外，还必须考虑“标注”民族教育“民族性”特征，即民族教育现代化的“特殊指标”，也是区别于一般形式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指标。“核心指标”是结合国家和相关民族政策法规以及民族教育活动“特殊性”拟定的重要“民族性”指标而非全部指标，确保教育现代化在民族地区处于“优先发展”位置和引领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以此达成与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共生的理想愿景，如表1所示。
3.监测评价
民族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可采用“软硬结合”和“分区域达标”的推进形式，即政策强制规定的硬指标先达标其它软指标再逐步达标，教育基础好的区域先达标其它区域再逐步达标。在诊断民族教育现代性增长和民族性传承水平过程中，监测评价效度问题需要在有机推进中予以把握。首先，在实施监测评价过程中，要把握住“化”的过程性和持续性特征[39]，凸显监测评价的诊断功能。在施测时不
表1民族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核心指标
能仅仅注重结果评定，忽视了努力促进和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性累加，以致将监测评价置于“排名大战”及“达标搁置”的非良性发展态势，而要将监测评价定位在促进民族师生身心发展及巩固现代化水平上。其次，不仅要注重物质层面达标，更要实现“化人”层面的深层次突破，否则会被“关进指标的笼子”而失去评价的“初心”，不能突出教育评价的育人功能。“化物”为“化人”提供育人环境和条件，目的在“化人”，所以民族教育现代化在大力提升“化物”水平的基础上，“化人”要迎头赶上，最终以人的现代性增长作为民族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指标。最后，监测评价要注重“结果认同”，突出他人评价与自我评价相结合原则。在监测评价时，除了考察“目标达成”和“符合标准”等客观情况，也要考虑民族间的差异性，以此促成参评者达成一致意见，提升评价结论对民族教育现代化的指导作用，实现教育现代化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四、总结
论文杀青援引著名的“乔布斯之问”(为什么IT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以警醒和激发后续研究——为什么现代化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将民族教育现代化视为系统工程竭力思考和建言献策，以教育理念为核心塑造民族教育现代化的灵魂，现代化治理为民族教育现代化保驾护航，重点加强学校教育现代化建设，发挥信息技术推动民族教育现代化的战略引擎作用，最终通过监测评价考量、反思和促进民族教育现代性持续增长，整体发力、有序推进民族教育达成“化”的效果。然而，发端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成果如何“又好又快”地在民族教育领域积累正能量，而不至于跌落“现代化陷阱”和“显著性差异陷阱”，从而促进民族教育不断在增长现代性和教育质量的方向鼎故革新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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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热孜万古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