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不同民族基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并在长期发展中积淀了独特的人生观、宇宙观与思维方式最终凝结为各民族文化的核心基质——文化基因。随着民族地区城镇化，区域自然环境发生了剧烈变迁，解构了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生长的原生物理空间。与此同时，以科学技术与理性知识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心理发生异变。民族地区自然与人文环境异变，少数民族文化基因陷入传承困境。
一、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内涵及其特性
“文化基因”一词是在借鉴生物遗传学基因概念的基础上建构的术语，用以说明并描述人类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规律。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将文化基因表述为“谜米（meme）”，意指一个表达文化传播的单位，或一个复制的单位。在后续术语使用过程中，“meme”成为文化研究一个重要概念，并于1988 年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Meme：An element of culture that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passed on by non-genetic means，esp. imitation.”（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方式，特别是模仿得到传承）。国内学者刘长林将其定义为对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可以称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王东教授将其定义为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特别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心与物这四大主体关系的核心理念。
二、文化基因视角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危机
文化基因是各民族身份的标志，是各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基础，对各民族具有不可替代的符号与象征意义。然而，随着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基因不同程度地遭遇了传承的危机。
（一）少数民族文化基因传承主体断代
异于生物基因的代际传递，文化基因的传承并不能仅仅“收藏”于博物馆以文献、实物等物化形式传承，而必须通过“口承”和“心传”等教育形式使其“储藏”于人脑，通过个体的人来实现其活态化传承，人便成为文化基因传承的最可靠主体。在当前实际情境中，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文化基因传承主体断代的困境。例如，被誉为西南卡普的土家族锦织技术，就出现了传承主体老龄化严重的问题，同时，土家锦织品除了作为文化展演物件，已经很难在土家人的生活中寻见。“蜡染”作为苗族特有的技术文化基因的表型，在现代纺织与印染品的冲击下，逐渐淡出苗族生活世界，变为生活的“次等品”，使当前掌握蜡染技术的群体越来越少。民族语言与文字是少数民族文化基因最集中的体现，其保存与运用对传承文化基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考察发现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语言运用能力却一代不如一代。此外，如民族舞蹈、服饰、建筑、节日与祭礼等方面传承主体断代都日趋严重。
（二）少数民族文化基因表型“灵韵”消逝
“灵韵”指“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民族艺术作品是民族文化基因的表型或“活化石”，其“灵韵”对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基因具有重要价值。随着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推进，少数民族艺术作品的文化基因价值被巨大的商业价值取代，在现代机械复制技术的推动下，大量的民族艺术复制品走向消费市场，艺术作品的“灵韵”为消费占有的快感取代。部分学者认为，机械复制技术大大地提高了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生产率，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播。在“局外人”看来，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作品的“灵韵”基于宗教信仰和祭祀等礼仪需要，其神圣性和神秘感都不能逃离愚昧与迷信的可能，但对少数民族自身而言，艺术作品的“灵韵”却具有多重功能。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与商品化，意味着民族艺术品的文化基因本质的消逝，降低了民族艺术作品在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民族艺术品蕴含的文化基因，本身应该成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构成要素，最终降格为局外人猎奇与消费的对象，不断形塑和加深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偏误。随着民族艺术作品“灵韵”的消逝，少数民族文化基因传承危机进一步加剧。
（三）民族教育场域中民族文化失位
人类发展史上，教育一直都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教育使族群文化及其精神内核——文化基因得以在代际间传递。离开民族地区本土文化与地方性知识，少数民族教育的“基础”便发生改变，教育传承文化基因的质量与效果将大打折扣。首先，就少数民族教育开发本土文化资源、传承文化基因的实际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在学校教育及其课程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地方性课程开发民族文化的浅层化、形式化等问题上。在民族地区地方性课程开发过程中，课程建构主体一般倾向于选择易于操作、便于展示的少数民族文化，诸如民族民间乐器、民族歌舞、打陀螺、摔跤等技能型知识内容，并强调技能的获得；而对于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文艺作品、服饰等符号性知识开发较少，且缺乏适当的教育阐释。其次，民族学校教师作为民族知识分子，受自身地方性知识及其教学能力影响，未能充分发挥其作为民族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最后，就民族地区学校文化建设方面看，大多数学校以现代建筑风格为主体，与作为区域少数民族科学与艺术文化基因表型的当地建筑风格迥异，弱化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濡化作用，民族学生对本民族建筑、艺术等文化的认同感逐渐弱化。
二、少数民族文化基因传承困境的原因
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基因传承困境主要是受其生发的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变迁、新生代族群文化认同的缺失以及利益驱动下民族文化基因表型商业化运作共同影响的结果。
（一）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生发空间的变迁
近年来，为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扶贫与开发战略。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主要路径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路子，从经济发展需要来看，这是少数民族社会无法避免的历史选择，而负面影响也历历在目：民族地区有限的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与利用；民族地区自然环境遭遇严重污染和生态破坏；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取代了承载文化基因的民族传统建筑物；具有符号意义的民族传统服饰被新时代追求视觉刺激的新服装取代；等等。诸如原生态系统、民族建筑和民族服饰等，正是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生发的土壤和表现形式。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形态的小社会，既是族群生产生活和交往的功能性共同体，同时也是具有独特荣辱观与是非观念以规范组群成员行为的伦理性共同体。受宗教思想和祖宗崇拜的影响，少数民族大多认为万物有灵与因果循环。这就要求族群成员在日常交往中应以善为根本的处世原则，以互酬为社会交往规范来实现共同体的和谐发展。随着自然环境与共同体及其成员生活方式的变迁，少数民族文化生存的物理空间被解构，文化基因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
（二）族群新生代民族文化认同的缺失
民族文化认同主要指的是社会文化资源满足群体成员内在文化需求程度的主观体验，表现为内部个体对其所在的文化系统的广泛的确认和对相应文化模式的归属感，是个体协调自己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某个文化群体中多数成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一致的基础。从文化基因的角度看，文化认同即族群个体对其民族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核——文化基因的认同。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工具理性与消费思潮影响，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现代性文化渗透到少数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性文化倡导的价值观念，导致民族新生代文化心理失衡，他们开始怀疑和摒弃本民族传统文化，否认民族文化具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一方面体现在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因其所拥有的传统工艺技术、民间文化等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因而经济收益不佳，为免于固守贫穷，他们不得不转而投入市场，谋求新的职业以解决个人和家庭的生计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新生代鉴于上一代传承人所遭遇的经济贫乏、生活困顿处境，无心于潜心学习与传承本民族文化，转而寻求他业。受当前社会生活节奏的影响，青年一代更多地看重当前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逐渐形成了以经济收入来评定个体成功与否及其在群体中的社会地位，族群传统文化的传承便成为青年一代不屑为之之事，对少数民族文化基因传承产生巨大影响。
（三）利益驱动下民族文化开发的商业化
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开发以及现代传媒技术的大力宣传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精神内核——文化基因的传播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开发与建设变异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文化推销与兜售。少数民族文化宣传与开发的目的在于通过旅游发展和壮大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纵观当前少数民族文化开发策略，往往出现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现象：重经济开发、轻文化保护、略文化传承的短视行为。少数民族文化开发与传播的价值取向异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以及文化基因的传承都是极其有害的，廖永伦指出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专家学者和个人由于参与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相关方的价值取向差异，有其自己行为偏向，必然产生不同的后果，这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商业化运作的浮躁、喧哗与少数民族文化基因原生土壤的宁静、安谧形成鲜明对比。张海超指出，在商业化原则的支配下，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被挤压到有限的表演舞台等进行逼真化展示，一方面打破了其固有的时空生存序列，而呈现于人造的有限时空境遇下；另一方面被裁剪为适合商业化传播的支离破碎的文化碎片，并再生出似是而非的文化拟像物。民族文化视觉形象的商业化组合把整体文化碾压成文化碎片……民族文化成为游戏文化、牟取暴利的工具，导致民族文化表象功能日渐式微，越来越朝形式化、脸谱化方向发展。
四、现代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基因传承的策略
与维护生物多样性一样，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保存与传承对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面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化基因传承的现实危机，我们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使其获得再生、传承与发展的机会。
（一）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原生土壤
少数民族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正是在其所处的独特环境系统中形成的，日常生产生活、传统节日、仪式祭礼以及人际交往等共同体活动是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基因赖以存在的基础。诸如“西南卡普”，作为土家族艺术文化基因与技术性文化基因表型之一，随着现代纺织与印染品进入少数民族生活，逐渐走向民族生活边缘。祭祖仪式作为土家族伦理文化基因的表现形式，对维系土家宗族社会与氏族关系具有积极作用。民族地区城镇化对土地的规划与使用的干预，集中统一的城镇社区取代传统村落，现代公墓设计取代宗族墓地与祠堂，以往的祭祖仪式由于失去开展的场所和精神氛围已逐渐消失，隐藏于此类仪式的伦理性文化基因遭遇传承危机。再如，土家族吊脚楼蕴涵的技术文化基因与美学观念在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中不见踪迹；由于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影响，土家族传统生活中猎神祭礼、砍伐祭礼等仪式内容及其要求所体现的万物有灵、尊重自然、可持续发展观念也逐消逝，类似现象不胜枚举。鉴于此，我们应切实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基因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与各类节日、各类仪式等原生土壤，让少数民族文化基因实现“活态化”传承。
（二）唤醒少数民族主体的文化自觉
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少数民族文化及其精神内核的传承与发展不仅需要“他者”（研究者）的理性意识、高度的责任和良知，更需要文化的“我者”（本民族人民）的文化自觉。事实证明，只有本民族人民才能明晰地了解与掌握自身文化的组成要素与超稳定结构；只有本民族人民才能在纷繁复杂、五彩纷呈的本民族文化中抽离出其核心要素即文化基因，并对其进行保护与选择；只有本民族人才能充分地认识到本民族文化基因的优点与缺憾，并对之进行扬弃与重组；也只有本民族人民基于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并自发地保存本民族文化基因，才能为民族文化基因提供现实基础与生命力。
（三）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文化功能
在当前形势下，学校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保存、传承的重要基地，学校教育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基因传承的最有效途径。基于此，民族地区学校应该切实承担起本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以地方性课程开发为契机，在地方性课程开发过程中深度挖掘区域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并结合时代特点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进行合理阐释，提高民族新生代与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化基因的正确认识。同时，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可以结合本土文化、地方性知识对国家教材的二次解读，实现本民族文化、地方性知识与国家课程知识在课堂教学中的有效整合，使民族学生形成正确的知识观与学习观，提升民族学生学习、传承与发展本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兴趣与能力，增强其民族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从而为各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寻找到坚实的传承主体。
（四）政府引领社会各界协同合作
在当前的形势下，各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危机仅依靠学界奋笔疾书是难以奏效的，还需要民族地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协同合作。在拯救与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操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显现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建构少数民族文化基因传承的社会支持与保障系统。地方政府可以建立地方文化博物馆以保存本区域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现存表型，以及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对已消逝的文化基因表型进行模拟，以数字化程序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重构与再现。在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号召社会各界保护好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不能以牺牲族群未来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效益，兼顾民族地区传统的继承与族群社会生活的改善，使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社会各界也应该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保存与传承对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持的积极意义，改变过去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刻板印象与偏见，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平等关系。现代大众传播媒体也应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解读和宣传，揭示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当代价值，吸引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拯救与传承。
责任编辑：胡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