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系统分析了实证研究的历史，清晰界定了实证研究的涵义和要素，阐明了实证研究对于教育学走向科学的深刻意义。“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强了不同国别、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基于“一带一路”背景，深度梳理和分析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维度，从理念、知识、能力三个维度提炼出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整合性、贯通性和融合性特征，即将文化主体、文化本体和文化差异的整合理念；将语言、文化和社会信息贯通驾驭的知识基础；将语言基础、文化适应和交际实践融合的实践能力。从文化自信与文化交融的角度审视“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时代呼声，不仅有助于实现民族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深度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人文基础，而且能更好地探寻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实践困境。为突破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过程中出现的跨文化理念淡薄、跨文化知识匮乏、跨文化能力难以形成等困境，结合“一带一路”教育外交的具体实践，从认识层面整合、组织层面革新、政府层面扶持来建构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具体实践模式。
关键词：民族院校；“一带一路”；跨文化交际；教师教育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立足本土、展望全球，积极谋划全景式对外开放挖掘古老的中华丝路精神，积极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重大倡议与战略构思。“一带一路”倡议明确了民族地区（尤其是西北、西南）的战略定位，使民族地区迎来开放政治、发展经济与教育、繁荣文化的大好机遇。民族院校在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具有先天的地缘、语言和文化优势，是“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重要倡导者和践行者。[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民族院校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和文化担当，特殊使命即造就一批具有较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化运作能力的国际化人才队伍。[2]文化担当即民族院校教师进行跨文化交流是必然的，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是必需的。当前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尚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的实践需求，存在跨文化交际理念缺失、跨文化交际知识匮乏、跨文化交际能力低等问题，影响和制约着民族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本特征
国际化语境和多元文化语境是跨文化交际的两种不同的境遇划分。在国际化语境下，人们各自认为自己具有全球视野（Globally Minded），文化差异对社会交往影响不大。增强人们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可以进一步为国际化交往带来契机。但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由于人们对文化差异的过度敏感，各自为中心，而刻意去维护自己的文化身份（Globally Minded）。针对这样的交往困境，积极促成人们尊重文化多样性则成为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渗透着各种文化因素，故携不同文化的个体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规范、生活形态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此时文化融合将是化解差异、求同存异的一剂良药。伊斯曼（Iseman）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有效、得体的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交际离不开赖以生存的文化，[3]赖以生存的文化必然在交际中产生影响。[4]萨莫瓦尔（Samovar）和波（Porter）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可分解为动机、知识与能力三维能力要素。[5]拜伦（Byram）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由知识、态度和技能组成。[6]李智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分解为认识与观念—知识与信息—技能与变通性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结构，如交际的知识、动机和技巧。[7][8]尽管不同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但主要还是从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跨文化意识是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自我认知，是个体对文化习俗的认识与理解，它涉及人类行为的共性，也涉及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差异，人们对影响自身生活、思维和价值的文化习俗的自知之明，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和理解。[9]跨文化敏感性是跨文化交际中的情感维度，主要是指人们对本民族和不同于己的族群文化的敏感性，个体所具有的能够理解和欣赏文化差异的积极情感，与不同于己的文化人群交往中产生的积极的情感回应。[10]其中，跨文化敏感性是由自我概念、开放心态、无偏见和社交放松等构成的。跨文化交际行为是跨文化意识与跨文化敏感性的最终落脚点。跨文化交际行为包括信息技能、恰当的自我揭露、行为的灵活性、互动管理、社交技能等，是人们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所需具备的有效交际技巧。
综上述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如对不同文化环境的认知能力、识别能力、应变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是人们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中进行交流沟通的适应能力。本文认为所谓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是指：“不同文化习俗背景的人们进行有效而得体的交往交流时所具备的综合能力，具体包括跨文化知识、态度、文化意识和技能。”[11]以此类推，民族院校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教师必须具备的跨文化理念（将文化主体认识、文化本体认识和文化差异认识的整合理念）、跨文化知识（语言知识信息、文化知识信息和社会知识信息）和跨文化能力（语言基础技能、文化适应技能和交际实践技能）。教师能灵活地将跨文化整合理念、跨文化知识、跨文化能力融入民族院校的教育教学实践中，能在课堂教学实践中使用恰当、有效的教育方式培养民族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行为。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整合性、贯通性与融合性三大特征。
一是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整合性。即将文化主体认识、文化本体认识和文化差异认识整合的理念，整合应该建立在对自我文化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能够尊重文化多样性，进行跨文化的理解与沟通，改变或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及他者感受，或以他者为中心、失去本我的状况，并能在跨文化交流时时刻恪守。
二是全盘驾驭、整体贯通的贯通性。即将语言知识信息、文化知识信息和社会知识信息贯通驾驭的能力特征，对中华传统文化及他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对跨文化学习持开放性态度，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能够运用有效得体的沟通交际行为来实现交往目标，进行双方文化思想层面的相互理解与认同，将语言、文化和社会习俗进行全盘统筹考虑，达到深层次的思想意识沟通。
他者的思想、观念、看待问题的方式以及价值观，文化的实质性变革才能完成。[12]通过融合达到弥合隔阂，从而更好地尊重文化差异，积极回应文化差异。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时代呼声
“作为民族院校教师，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承载怎样的文化，但只要在民族地区工作，就应该成为跨文化交际的引领者，就应该具有多元文化知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13]民族院校教师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面具备着天然的优质基因，在促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弥合文化差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民族文化交融：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简单地体现为经济的交流与合作，还应包括对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他国优秀文化的包容与互鉴。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必然会涉及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解决不同文化产生的冲突时，文化弘扬、教育外交都是矛盾化解的良药。“一带一路”建设中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对民族院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王鉴认为，“民族地区学校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教育群体，其教学不仅是民族语言运用的技巧问题，且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的跨文化交流问题。文化适应和文化交融等密切地形成民族院校教师在面对不同语言教育对象和文化差异时的跨文化能力。”[14]民族院校教师具备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观念、文化行为等各方面的敏锐的自我文化意识，对自我文化的优缺点有着较为深刻的认知。他们在与其他文化交流对比的过程中，更能客观、全面地把握和定位自我文化洞见和理解不同文化在交流中产生冲突和矛盾的原因，逐渐形成包容并蓄的文化意识。民族院校教师在跨文化交流中包容互鉴的态度，能够使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文化回应教学、文化回应交流，在文化移情、文化共情的作用下，生成教育教学智慧，最终形成较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民族院校教师不仅仅是普通的教育教学工作者，也承担着促进文化交融，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义务和责任。
（二）民族文化自信：传承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
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民族地区教师发展的必备能力。人际关系、跨文化素养及社会素养是教师核心素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应该理解、尊重和意识到学习者的文化差异，以确定共同的价值观，两者之间的平衡即教师自己的社交能力”[15]。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层面面临着严峻挑战，沿线国家复杂的文化土壤、传统润养的文化中心主义与中国大国崛起带来的国家主义思潮都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了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间的文化冲突；[16]我们认为，包容互鉴对方文化，加强文化沟通和文化交流，用文化理念去弥合冲突是解决上述难题的可行之道。因此，我国需要培养大量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加强“一带一路”的文化产业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注重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不仅有利于弥合文化冲突，而且也能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实现内涵式发展，传播和推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加强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助于提高民族院校的整体师资水平，为培养拥有国际文化视野、广阔的知识结构、灵活熟练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奠定基础。民族院校教师在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同时，也应在“一带一路”对外交流中积极分享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实践困境
（一）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意识淡薄
跨文化交际能力形成的基础是跨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能力形成的动力则是跨文化敏感性。目前，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意识还比较淡薄、文化敏感性不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族院校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日常管理中很少关注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如在落实民族节日及放假办法时，只规定某些少数民族教师在民族传统节日放假，而忽略了其他少数民族教师的传统节日。二是民族院校不少教师固执于已有的教学育人习惯，文化敏感性不高。当前大多数民族院校人才培养大多还处于“被动灌输式”的“教”的基础环节，即传授基本知识的层面，学生大多处于机械被动的知识接受状态，而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较为薄弱。如民族院校涉外语言专业教育教学中教师只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语言使用技能，对于国际通行规则、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等整个国际文化生态的了解和解读不够，语言教育并未真正回应复合型语言人才培养的实践需求。
（二）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实践乏力
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实践中存在实践乏力的窘境，具体表现为：一是教师职前培育偏执于知识获得、局限于专才培养、缺少针对性评价机制。教师培养模式忽视了准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过于注重“专才教育”，忽略“通识教育”，轻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评价缺乏对多元文化教育的关怀与尊重。[17]培养的准教师虽熟悉主流文化，但不具备整合文化认识、贯通文化信息、融合异文化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特征，无法感知和认识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准教师的培养实践模式未能完全适应国际化人才需求的人才环境。二是教师职后培养缺乏多元文化学习环境和教育资源。近年来，民族院校在创设多元文化学习环境方面各显神通，如进行外籍教师引进、派遣教师对外交流等实践行动，但大多数民族院校引进国际化人才的观念滞后，动力不足，如何评价和甄选国际化人才、教师对外交流的可持续推进等成为民族院校多元文化学习环境创设的主要困扰。此外，当前民族院校在提供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教育资源方面动力不足，如支持教师参与以跨文化教育为主题的出国交流、少数民族节日盛会和引导教师申报跨文化教育课题研究和知悉政府扶持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各项教育性规章、制度及细则等措施的实践乏力。
（三）民族院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专项资金投入不足
民族院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专项资金投入不足可从以下方面洞见：一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主要以基础设施、金融、生态、产业配套、科技物流等为重点投入领域，[18]跨文化交际能力教育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教育财政投入有限。二是民族地区（西北、西南）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区域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有限。“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教育合作贯穿我国整个教育阶段，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特征就决定了其作为中国对外教育合作的核心领域。民族院校在高等教育合作平台搭建、多维人才培养及教育合作渠道沟通等方面的发力优于普通院校，但当地政府部门在“一带一路”教育专项资金的投入方面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差异性这一现实问题，就政府而言，如在财政教育资金投入上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教育资源的基本需求间存在矛盾，是很难推动和实现“一带一路”沿线文化的真正整合，难以达成沿线各国在产业合作中的深层次文化交流。[19]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实践模式
（一）认识层面整合：树立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理念
民族院校教师的跨文化意识及敏感性直接影响着其能力获得的成效，有助于其把外界资源转化为自我能力培养的有利因素。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理念的树立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制定课程，强化培训，提高教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民族院校要依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组织专家制定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课程，定期组织全校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师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以优化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教育知识的结构。[20]二是营造氛围，增强教师的跨文化敏感性。民族院校通过组织跨文化交际教学能力竞赛、举办跨文化教育研讨会、组织教师以跨文化教育为主题的出国交流、申报跨文化教育的课题研究等活动，积极营造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氛围，转变教师育人惯习，推行“主动探索式”教学，着重勾勒能力获得的价值，逐步增强教师跨文化能力获得的优越感、价值感和自豪感。三是挖掘少数民族学生、留学生和外籍教师的校园文化教育资源，增强教师的跨文化交流。民族院校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具有不同语言基础、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他们本身具有文化多样性。此外，留学生和外籍教师均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特色更鲜明。民族院校教师应当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使者。因此，民族院校教师应该具备尊重、包容和互鉴的多元文化理念，能够理解、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教育实践中具备跨文化认知、跨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行为等能力，能够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和教师进行积极的交流和交往。
（二）组织层面革新：践行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实践
首先，加强民族院校教师文化交流的制度建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21]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民族院校迎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和践行的契机。在深化民族院校与沿线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应加强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流的制度建设。如遴选本校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教师赴境外交流任教，增进沿线国家民众福祉。通过积极优化人事制度，大力鼓励教师赴境外任教，对赴境外任教的教师在职称评定方面给予重点倾斜，提供必要的在外生活和工作补贴。引导教师了解和学习地方政府有关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各项规章、制度及细则。积极支持教师参与民族传统节日盛会，理解民族文化。遴选和引进境外师资时要充分挖掘本土文化和教育资源，加强跨文化融合沟通。其次，充分利用各种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资源，增强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民族院校教师在跨文化教学实践中与境外教师组成共同体，在文化交融中培养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带动境外高校提升教学水平和育人能力，真正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教育合作理念落到实处，提高大国教育外交的温度。民族院校教师已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能力，他们能使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在相互交往和学习的过程中充分地实现各自的话语优势，在尽可能保留自己文化身份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接纳与理解对方，面对复杂多变的境遇时他们能敏锐地做出独立判断和灵活应对，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误解。
（三）政府层面扶持：设立民族地区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专项资金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央及地方政府层面应加强关于“一带一路”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制度的顶层优化，从顶层优化入手，完善相应执行机制，增强其工作的效能。[22]首先，应加强推动建立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教育专项资金，建议中央政府加快设立民族地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专项资金，资金采用PPP（Public——Private Partership）运作模式，先期考虑由中央教育领导工作小组进行领导和顶层设计，以期在建立初期提高其站位。其次，民族院校所在地方政府也需积极牵头，大力提倡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地方政府要积极加强与当地各类地方商会、慈善组织、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争取他们的资金支持，同时在境外积极推介民族地区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专项资金，吸引有条件的海外华侨、华商参与专项资金筹备，推介教育外交，以文化产业为抓手，市场运作为主体，创新管理与监督，进行可持续运作。
参考文献
[1]黄岩，赵家红.试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民族院校发展的机遇与挑战[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3）：134-138.
[2]李英福.“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3（1）：135-140.
[3]金魏.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文化战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89-91.
[4]吴为善，严慧仙.跨文化交际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1-24.
[5]SAMOVAR L A,Poter R E.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5th ED)[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121-123.
[6]BYRAM M.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M].Clevedon:Multlingual Matters,1997:79-81.
[7]李智.当代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建构与培养[J].江苏高教，2014（5）:112-113.
[8]GUDYKUNST W B.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7:124-125.
[9]戴晓东.跨文化交际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11：291.
[10]毛菊.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跨文化交际的内涵及培育[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7，9（5）:66-71.
[11]齐冬冬.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英语教学中如何定位[J]中国教育学刊，2019（S1）：113-114.
[12]金魏.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文化战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34-35.
[13]王鉴，万明刚.多元文化教育比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90.
[14]王鉴，黄维海.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8（5）:5-10.
[15]林崇德.21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60-261.
[16]刘宝存，张伟.文化冲突与理念弥合——“一带一路”背景下新型世界公民教育刍议[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39（4）:56-63.
[17]孟凡丽.论少数民族地区跨文化教师的培养[J].教师教育研究，2007（3）:12-16.
[18]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记者会上的讲话[EB/OL].https：//news.sina.com.cn/c/xl/2019-04-27/doc-ihvhiewr8586344.shtml?Sid=202316.
[19]孙东晗.“一带一路”背景下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教育整合探讨[J].前沿，2017（5）:91-94.
[20]许泽芳.“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31（4）:64-67.
[2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info_list/201407/xxgk_171904.html?Authkey=gwbux.
[22]张春海.羁绊与前行——民族地区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的田野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6（3）：70-75.
Cultivation of Teachers`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n Ethnic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elt andRoadInitiative: Basic Characteristics,Contemporary Demand and Practice Model
ZHANG Chun-hai1,CHENG Li-ning
Abstract: The“Belt andRoad”initiative has strengthene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Based on “Belt andRoad” initiative,this article tries to review and analyze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f teachers i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t is summarized into three main characteristics in integration,continuation and combination:the integration of subject,culture ontolog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continuation of language,culture and social information;the combination capacity of language fundamentals,cultural adaptation and communicative practice.Call for teachers`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elt andRoad initiative is not only beneficial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s`training i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but also can better explor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professionals`training.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lack of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categorizing,analyzing and exploring the practice model from the policy,concept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s will be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i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ethnic colleges; the“Belt andRoad” initiative;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acher
责任编辑：热孜万古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