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精准扶贫是一种针对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增值、思想观念塑造、生产技能提升的综合性教育治贫活动，属于教育活动和教育固有功能在扶贫领域的延伸与拓展。教育精准扶贫内含主体、客体、中介三个基本要素，以教育治贫活动的内容构成和活动方式为中介，教育精准扶贫在贫困对象和精准教育治贫主体间形成了有机衔接。教育精准扶贫的系统推进，需要横向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和纵向上“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老年教育”的统筹和协调互补，构建集“扫盲脱盲识字教育、知识文化素养锻造、劳动生产技能培训、创业创新能力培养”于一体的“全纳式教育精准扶贫”体系。
关键词：教育精准扶贫；内涵；要素；路径
作为扶贫工作领域和教育实践活动中一个新近出现的概念，“教育精准扶贫”自提出之日便受到了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精准扶贫”工作顶层设计的进一步细化[1]，加之教育固有功能发挥的时代诉求及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现实倒逼，教育精准扶贫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刻。然与轰轰烈烈的教育精准扶贫实践相比，其理论认识仍需深化。如教育精准扶贫属性、内涵、要素、适用范围、操作路径等研究总体还处于就扶贫看教育的多元理解中，学理层面的内涵思辨与实践层面的操作内容间仍存认同异化，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系统推进和整体效能发挥。基于此，本文力图通过元教育视角的系统分析，统合厘定教育精准扶贫内涵及要素，思辨规制其可能的实现路径，以求一方面丰富、深化教育精准扶贫的理论认识，另一方面为教育精准扶贫实践提供相应参考。
一、教育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
“教育精准扶贫”的确切表述最早发端于精准扶贫的工作实践，理论层面的内涵认识尚处萌芽起步中。对其内涵的科学理解和系统把握，既是教育精准扶贫实践推进的逻辑起点，也是规制其实施路径的关键所在。
（一）“教育精准扶贫”的概念由来
从理论上看，教育精准扶贫是扶贫问题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产物。在社会学视域内，扶贫最早可追溯到对阶级分化的探讨中。早期的社会学研究者普遍认为，阶级分化带来财富分化，贫富分异由此产生，伴随马太效应的持续影响，相对于富裕人群（非贫困人群）而言的贫困问题随之而来。面对这一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无论从最根本的维护阶级统治出发，还是从社会协调发展考量，多渠道的积极应对成为阶级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进而也就在政治学领域衍生出与“社会治理”“政府管理”相伴生的“扶贫问题”。进入现代，随着社会各界对扶贫效能的诉求提升，人们对扶贫问题的普遍性关注亦逐步从传统的粗放式扶贫逐步转向精准化扶贫，从关注整体的估算式扶贫转移到关注特定对象的精准性扶贫[2]。在这一过程中，“精准扶贫”因涉及内容的多元性和问题解决的复杂性，逐步演化为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教育精准扶贫作为扶贫重要路径的思想亦逐步被确立起来。
从实践上看，教育精准扶贫因我国扶贫开发总体战略不断演进而生，相对明确的表述最早见于1994年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报告明确提出启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增拨教育扶贫专项资金[3]。此后，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在扶贫开发的内涵上进一步拓展了教育扶贫的功能[4]。进入21世纪后，2013年7月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5]，从国家意志角度将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部分加以提出。此后，随着国家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中央办公厅从发展能力、增加经济收入、提升劳动生产力水平、促进人力资本增值等角度，详细规制了教育扶贫作为精准扶贫手段的系列举措。随后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要求精准扶贫的实施要努力做到“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教育发展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脱贫一批”[6]，以此为蓝本，一方面教育被赋予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使命[7]，另一方面教育扶贫也被明确纳入国家精准扶贫顶层设计的重要路径之列，而随着《广西教育精准扶贫实施方案》[8]《湖北省教育精准扶贫行动计划（2015-2019年）》[9]《贵州省教育精准脱贫规划方案（2016-2020年）》[10]等区域性教育领域扶贫举措的出台，教育精准扶贫的概念及表述遍地开花，其作为精准扶贫重要手段的认识亦得以实践上的正式确准和系统推行。
然而，截至目前，除贵州师范大学张翔副教授给出“针对不同贫困区域或不同贫困人口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教育治贫方式”[11]的教育精准扶贫概念表达，以及华东师范大学代蕊华教授给出过“针对不同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现状和不同贫困人口的教育需求，运用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从而提高贫困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质和劳动技术技能，以促进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本领，实现可持续脱贫目标”[12]的教育精准扶贫内涵表述外，各不同区域的实践操作，各不同文件的政策规制，总体上尚未形成教育精准扶贫明确的、等位的内涵认同。
（二）对教育精准扶贫内涵的延伸探讨
通过对教育精准扶贫的概念由来演进及政策内涵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现阶段，教育精准扶贫在学理层面的内涵思辨与实践层面的操作内容间仍存在一定差异，但其基本内涵都可归结在“通过教育这一特定方式来作用于特定贫困群体的脱贫”的框架内。具体阐释如下：
从隶属关系维度看，“特定方式”意在强调教育仅只是特定贫困群体若干脱贫方式中的一种，从而直接指明了“教育精准扶贫”与“精准扶贫”的关系，即教育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理解直接呼应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五个一批”的表述，从根本上厘清了教育精准扶贫就是依靠教育这一特定方式来实现贫困群体脱贫的基本内涵，同时也衍生出教育精准扶贫的社会属性，使我们可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对其进行深层的内涵把握[13]。首先，教育精准扶贫应强调以利他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即教育精准扶贫所做的工作要有利于贫困群体（有利于提升贫困群体的生存能力、经济能力、发展能力等[14]）；其次，教育精准扶贫要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开展助人服务活动，即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推进的理论指导要科学（诸如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好手段等[15]），具体的实施举措和实施方式要科学（遵循扶贫工作的一般原则，诸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等）。
从对象限定维度看，“特定贫困群体”意在强调教育精准扶贫的对象并非是宽泛意义上的所有受教育者，从而直接指明了“教育精准扶贫”与“教育”的关系，即教育精准扶贫具有明显区别于传统教育的对象限定，并非所有教育活动都是教育精准扶贫，直接衍生出教育精准扶贫的自然属性，使我们可从教育活动的角度进一步理解其内涵。首先，教育精准扶贫的对象理应是所有的贫困人群，而不仅仅是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受教育者，尤其是那些因为累积式代际贫困传递而形成的贫困群体，更应成为教育精准扶贫的重点关注对象；其次，贫困从根本上又可以分为生存能力贫困[16]、发展能力贫困[17]、人文贫困等，而致贫原因又可以分为因病、因灾、因学、因劳动能力弱等等，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贫困、不同的致贫原因，教育精准扶贫又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科学施策。从目的指向维度看，“脱贫”意在强调教育精准扶贫活动的终极目标指向，直接表明了教育精准扶贫的目的在于帮助特定贫困群体脱贫，从而直接阐明了“教育精准扶贫目的”与“教育目的”间的关系，即增进特定贫困群体的知识、技能、影响其思想观念等更多只是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所做的事，而并非其目的。首先，抛开教育无目的论不说，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发展人、成就人，至于是不是使人获得经济层面上的更高收入、超越贫困线标准，这并不是教育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其次，教育精准扶贫在其目的上有着“以脱贫为导向”的明确指针，强调教育精准扶贫的旨归是脱贫。在这一过程中，相关教育活动的开展都直接指向贫困群体脱贫致富这一目标，核心都在于改变贫困群体的贫困状态。当然，也必须承认，教育精准扶贫是一种“短期经济获取能力提升”与“长期持续发展能力锻造”相统一的活动，既注重短期经济能力提升所带来的直接扶贫效果，也追求基于思想观念改造、人文素养提升、发展能力锻造综合影响的持续发展、长效致富。
综上所述，教育精准扶贫既与精准扶贫工作直接联系，又与教育活动密切相关，但却又有着比一般教育活动更为直接的目标导向。可以说，教育精准扶贫是教育活动和教育固有功能在扶贫领域的延伸与拓展，是一种针对贫困人群人力资本增值、思想观念塑造、生产技能提升的综合性的教育治贫活动。
二、教育精准扶贫的要素
前述内涵厘定表明，教育精准扶贫是一种综合性教育治贫活动。在元教育分析框架内，教育精准扶贫亦内含主体、客体、中介三个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分别阐释如下：
（一）教育精准扶贫的主体
一般认为，凡是对受教育者在知识、技能、思想、品德等方面起到教育影响作用的人，即为教育主体[18]。以此推演，凡是能对贫困群体在知识、技能、思想、品德等方面起到教育影响作用的人，都可被视作教育精准扶贫的主体。故在广义上，教育精准扶贫的主体并不局限于各级各类学校中的一线教育工作者，还应该包括那些具有自主教育扶贫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创业者、职业经理人、职业技能培训者，以及在企业、社会团体、政府部门独立开展教育精准扶贫研究与实践、具有某方面教育扶贫知识和技能的各类人员，乃至是那些身处扶贫一线以脱贫观念宣传、社会教育等方式开展扶贫活动的政府工作人员等，都应囊括在教育精准扶贫主体之列。当然，从元教育角度出发，教育精准扶贫的主体还必须是教育精准扶贫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引导者，教育精准扶贫基本知识和整体技能的传播者，教育精准扶贫这一具体教育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实施者；与此同时，其还应该是教育精准扶贫活动各相关对象发展的指导者，是一个持续改进、提升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运用能力的学习者。
（二）教育精准扶贫的客体
在传统教育视域内，教育客体是指在各种教育活动中从事学习的人，即教育活动的对象指向[19]。基于这种理解，教育精准扶贫的客体即各级各类教育治贫实践中的贫困对象。从现实来看，因为教育精准扶贫仅只是若干扶贫手段中的一种，因此，教育精准扶贫的对象也不应被无限放大，其教育客体理应被限定在“受教育人群中的贫困人群”以及“潜在受教育人群中的贫困人群”之列。如果一个人不属于贫困对象，则本质上也就不应被囊括在教育精准扶贫客体之列。换言之，凡是具有知识、技能等学习意愿的各级各类贫困群体都可以成为教育精准扶贫的客体。在这其中，除各级各类正规教育体系中接受知识文化学习的学生，社会上其他具有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运用意愿，且正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各类相关知识、技能学习的贫困人群也都是教育精准扶贫的客体。无论是各级各类正规教育体系中的学生，还是非正规教育体系中接受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自我教育的各不同贫困类型、不同致贫原因的贫困群体，其都应该是教育精准扶贫的客体。
（三）教育精准扶贫的中介系统
教育中介系统是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开展教育活动的基本条件和基本形式，主要包括教育内容和教育活动方式等[20]。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精准扶贫的中介系统即教育精准扶贫主体和教育精准扶贫客体开展综合性教育治贫活动的内容构成和活动方式。首先，从内容构成维度看，凡教育精准扶贫主体向客体传递的一切关于扶贫、提智的知识和内容都是教育精准扶贫的内容。结合精准扶贫的内涵来看，这种知识理应包含但又不局限于以下几个层次：一是以贫困群体思想观念改造为主的知识；二是直接提升贫困群体劳动生产技能的知识；三是提升贫困群体长效发展能力的综合知识。其次，从活动方式维度看，凡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各知识传递的手段，及其开展这种知识传递活动的环境作用都是教育精准扶贫的活动方式。鉴于教育精准扶贫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复杂性，其手段、环境、方法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等不同形态的教育中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需视具体情况加以区分。仅就实际情况而言，诸如教育精准扶贫专门讲座、教育精准扶贫公益宣传、网络平台上的生产生活技能培训、脱盲教育、外出务工培训、高等学校的创业创新专门课程等都可以作为教育精准扶贫的手段；而与之相关的授课环境，即为教育精准扶贫的教育环境；所使用的“讲授、讨论、读书指导、参观教学、自主学习”等即为教育精准扶贫的方式。事实上，教育中介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同样，教育精准扶贫的中介系统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改善教育基础设施、提升贫困地区的教育软硬件条件、增加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存量，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类到教育精准扶贫中介系统中。
三、教育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前述分析表明，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横向集群拓展和纵向层次延伸的体系，其在横向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和纵向的“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老年教育”上，各有不同的任务、要求、内容和形式。因此，要实现教育精准扶贫向应然状态的发展，理应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针对性的统筹考量，具体构思如下：
（一）横向教育分类体系中教育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1.家庭教育方面。家庭是构成贫困群体的主要单元。对幼儿来说，家庭是真正的人生起跑线，对成年家庭成员来说，家庭是一个具备天然教育环境的学习共同体[21]。因此，对广大的贫困群体而言，家庭教育在教育精准扶贫中负有主体责任，且这个主体责任贯穿于各成员参与家庭生活的每个阶段。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以家庭为主的社会构成中，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含老年教育），乃至是社会教育的内容和效能，都会因家庭的“天然教育环境作用”和“学习共同体作用”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抑或消解。因此，以家庭为切入实施教育精准扶贫，一是要让每一个家庭都切实承担起教育精准扶贫的主体责任，对家庭成员的反贫困意识和反贫困品质进行积极的正向影响；二是要通过学习共同体的正向促进作用，力使学校教育精准扶贫的效能在家庭教育中得到强化，弥补学校教育对家庭成员（尤其是老一辈家庭成员）反贫困知识、反贫困能力、反贫困品质培养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缺失，力使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家庭成员教育精准扶贫的功能发挥协调一致，让教育精准扶贫从单纯依靠学校育人转变为以学校为重点，家庭、学校、社会相结合的新格局；三是要适度转变绝大部分贫困家庭中明显存在的知识本位的就业型人才观，有选择地逐步树立自主发展、自主创业的家庭育人观和创业型的家庭人才观，让贫困群体在多元、系统的教育治贫实践中形成创业思维、增强创业品质、提升创业能力，在自助脱贫的同时带动更多贫困人口持续、长效脱贫。
2.学校教育方面。学校教育是适龄在学贫困生群体（尤其是因长期代际贫困传递而形成的贫困生群体，以下简称“累积式贫困生”）增进知识和技能、形成思想品德良性发展的核心载体。因此，从学校教育维度探索教育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应着重从政策设计角度解决好正规学校教育体系中贫困学生，尤其是累积式贫困生的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公平问题。一是统筹调整既有教育政策，解决好累积式贫困生群体所面临的“教育起点不公平”的问题。教育促进社会流动这一功能的实现，有赖于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间的公平分布[22]。从现实来看，历久实施的教育起点公平政策，未从根本上改变累积式贫困生群体的教育弱势地位，在代际贫困的累积式多元负效应耦合下，这一群体从幼儿园开始就明显处于受教育权利的弱势地位，经历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多次筛选淘汰，其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是持续衰减。因此，有必要构建针对累积式贫困生群体的教育起点公平补偿机制，保障累积式贫困生群体在各级各类教育中优先起跑的受教育权；二是优化配置各类教育资源，解决累积式贫困生群体所面临的“教育过程不公平”问题。人力资本理论的外部性表明，教育的溢出效应对弱势家庭和弱势地区的教育投资激励具有抑制效果，极易造成弱势家庭与弱势地区教育投入的“低发展陷阱”。累积式贫困生群体一般兼具弱势家庭、弱势个体的双重特征，故需通过少数民族加分、贫困生学费减免、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等多渠道的教育资源配置倾斜，为累积式贫困生群体提供从幼儿园到大学各阶段更多的教育机会和更优的教育保障；三是探索就业创业新举措，解决累积式贫困生群体“教育结果不公平”的问题。教育所带来人力资本增值更多只有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或直接转化到生产实践上，方能实现教育投入-经济回报的系统收益。因此，学校教育层面针对累积式贫困学生的教育精准扶贫，归根结底还需要从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方面考量，予以弱势家庭的高层次毕业生在定向招考、返乡就业、自主创业中一定的政策优待和资金扶持，进而通过其高质量就业、高效益创业，全面反哺家庭整体发展，切实阻断家庭内部的贫困代际传递。
3.社会教育方面。除离群索居的极少数人外，社会教育的影响遍及每个社会成员，无声地浸润着个体的发展导向和群体的价值选择[23]。就教育精准扶贫而言，因社会教育的多元价值和形形色色的教育影响，学校的培养、家庭的熏陶、自我的实践，难免都会因大的社会背景、扶贫环境而生成无法预料的异变。因此，以社会教育为切入开展教育精准扶贫，一是要充分利用好贫困人口聚居区内的文化站、农技推广中心、新型农业合作社、广播电视电台、人力资源培训部门等既有社会教育机构，营造反贫困能力、反贫困知识、反贫困意识、反贫困品质教育的良好氛围。在此基础上，积极组织开展扫盲脱盲识字教育、劳动技能培训、外出务工培训、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切实提升贫困群体的经济发展能力；二是要通过多元的社会互动，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个人，持续面向贫困群体开展教育脱贫致富宣传展览、教育精准扶贫公益讲座、自主创业知识讲座等活动，形成“以展代教、以展代育”的社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让社会公众，尤其有志于开展、接受教育精准扶贫的公众对教育精准扶贫形成更为直观、鲜明的体验，激发其反对贫困、战胜贫困、投身创业、引领致富的热情；三是要创造性地将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扶贫工作融合起来[24]，走“互联网+教育精准扶贫”的道路，通过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人员交互以及线上线下对接，形成反贫困的知识交流、经验分享、精神传递，辅之以创业教育的“扶智”方式，转变部分贫困人口“等、靠、要”的资源获取意识，培育脱贫致富的土壤，进而从观念改造上根本性推动不同群体自主治理贫困、长效远离贫困、持续走向富裕。
4.自我教育方面。现实中，贫困人口会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形成与贫困状况相适应的贫困亚文化。贫困亚文化一方面可能强化现有的贫困状态，另一方面可能形成代际的复制和传承。因此，“精准扶贫除了经济物质层面的扶贫外，在精神文化层面的扶贫工作也同样重要”[25]，换言之，脱贫致富的根本是自力更生，核心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扶贫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人做文章[26]。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应切实鼓励、引导贫困者加强自我教育，改造自己的贫困心理状态和发展意识。在理论上，所谓自我教育即受教育者以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主观世界和教育自己的全部过程[27]。从哲学内外因关系看，包括教育精准扶贫在内的任何一种治贫活动，均需要自我教育的内因充分发挥作用，其整体的教育实效方能得到提高。因此，结合当前我国教育精准扶贫的实际情况来看，以自我教育为切入实施教育精准扶贫，一是要本着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的原则，鼓励、引导贫困个体从思想根源上彻底摒除等、靠、要的思想意识，从根本上树立起在政府帮扶下、社会支持下，自助脱贫、自立脱贫的思想观念；二是要积极引导贫困个体剖析自我发展特质、自身所处环境、既有发展潜能和未来发展期望等，做到既要敢于自我否定之前在生存能力、发展能力方面的种种不足并加以摒弃，又要敢于肯定自身可能存在的吃苦耐劳、积极进取、坚忍不拔等优点并加以传扬，进而在此基础上选择与自身情况相符的精准教育治贫方式。
（二）纵向教育分类体系中教育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1.基础教育领域。在我国，基础教育是以传授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形成健康人格为主要任务，以培养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为主要目标的教育[28]。因此，在基础教育领域开展实践教育精准扶贫，重在以形塑贫困学生的积极人格、良好品性、进取精神为着力点，尤其在贫困受教育者较为集中学校，应尽可能地在校本课程、活动课程、环境课程开发及教育教学中贯穿“扶志教育”的理念和内容。一是要做到将“扶志教育”与“扶智教育”有机融入到学生的课外活动和课余实践中，通过参观访问、建立兴趣小组、开展模拟性创业、模拟性农业技术提升等实践活动，激发和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尤其要鼓励、引导贫困区域的青少年思考家乡发展、思考家庭发展、思考自身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二是要将贫困学生的基础知识学习与智力发展、能力培养有机统合起来，在兼顾学业提升（升学考试）的同时，做到教育教学活动以基础知识学习为基础，以智力发展为助推，以能力培养为导向，进而使这些贫困学生群体形成与贫困做斗争的思想意识和思维判断，并伴随个体的持续成长而不断增强、发挥、实践自身所学习积累的多维反贫困能力，最大限度地提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效能。
2.中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①。为深化对前述学校教育中教育精准扶贫实施路径的思考，并规避可能存在的交叉与重复，本部分着力从职业教育角度展开教育精准扶贫路径探讨。职业教育从整体上属于易学易懂、便于上手的技能型教育，总体上与现阶段我国精准扶贫对象的基本特征相契合，可以说，在多维度的教育精准扶贫中，职业教育具有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9]。因此，以职业教育为切入探讨教育精准扶贫路径设计，一是要在学历型职业教育系统中，推进招生制度改革，完善资助政策体系，从招生录取和学业资助两个方面，因地制宜地组织和引导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力进入职业院校参加学历教育或技能培训，在让贫困家庭的孩子“真正学得起技能”的基础上，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促进贫困家庭孩子多样化成才，实现“精准培养”[30]，切实通过专业技能的学习和提升，提高脱贫致富能力[31]；二是要在非学历型职业教育中，向所有的教育精准扶贫对象敞开新型实用技术培训大门，让贫困家庭主要劳力拥有一技之长，实现“精准培训”。在这一基础上，针对贫困对象的不同致贫原因，因人制宜地制订以职业教育为切入的教育精准扶贫帮扶方案。（譬如因学致贫可采用“职业教育与培训帮扶+农村经济组织帮扶+扶贫工作队帮扶”的方式，因缺技术致贫可采用“职业教育与培训帮扶+农村经济组织帮扶+特色产业帮扶+‘雨露计划’培训帮扶”的方式）等[32]；三是要从职业教育供给主体角度，探索社会教育体系中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诸如以县级职教中心为主，面向贫困地区采取送教下乡、集中办班、现场实训等多种形式，分别对在家务农、外出务工、回乡创业人员开展菜单式培训，多维度提升贫困群体的劳动生产技能和职业发展能力[33]。
3.高等教育领域。高等教育是建立在中等和中等教育之上的一种高级、专门化的教育类型，保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因此，从高等教育角度切入探讨教育精准扶贫路径，一是要强调在高级专门人才培养上，以地域型高等教育为主，受益型高等教育为辅，瞄准贫困地区高层次人才短缺、产业发展科技支撑不足的现状，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建立面向需求的人才培养与供给结构调整机制，建设与区域产业发展关联度高的应用技术型专业，培养贫困地区急需的各类紧缺人才[34]；二是要强调在科学研究上，紧扣贫困人口、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急需，针对性地研究有关贫困阻断机制的最佳路径、教育思想观念转变的理论、贫困人口聚居区产业转型发展的对策、农业生产技术提升的策略，以及贫困地区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基础条件改善、生存条件改善、发展能力改善的科学对策并加以因地制宜地实践；三是要强调在社会服务上，切实将高等教育领域和社会教育领域教育治贫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以针对贫困群体的专门讲座、技能培训、业余教育等模式积极开展教育拓展服务，以贫困人口聚居区产业发展的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等途径积极开展科研深化服务，以扎根贫困地区的产学研联合体打造、科技孵化中心建设等途径开展技术应用服务。与此同时，努力发挥高等学校的科技、人才、智力、信息等优势，为政府部门制定和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提供依据，为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提供智力支撑[35]，进而切实通过高层次的人力支撑和智力支持，多元助推精准扶贫实效的提升。
4.老年教育领域②。当前，在我国的贫困人口中，有着相当一部分的老年群体，这些群体的存在，极易形成家庭内部贫困的代际传递，但在社会解脱理论和相关文化传统的制约下，现实的教育精准扶贫实践较少关注到老年贫困群体，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教育精准扶贫整体效能的提升。事实上，以老年教育为切入实施教育精准扶贫，一方面可以极大地促进老年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利用，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贫困老年群体的意识革新、技能革新、观念更新，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同辈间、代际间家庭成员反贫困意识、反贫困能力的提升。因此，一是要转变当下教育精准扶贫中对待老年群体的现有观念，摒弃“扶青年人就是扶持希望，扶老年人意义不大”的非理性想法，切实将老年群体、尤其是贫困老年群体纳入教育精准扶贫之列，实现教育精准扶贫对象上的精准识别和精准覆盖；二是要充分发挥老年群体在家庭内部的代际影响效能，针对性地采用不同教育模式、不同教育形式引导贫困老年群体反思其家庭内部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应对贫困过程中的不足和问题，提供给后辈家庭成员作为提升生活质量、发展贫困应对能力的借鉴和参照，进而透过代际影响形成家庭内部积极、向上的反贫困观；三是要强化老年人力资源利用和老年人力资源二次开发的意识，有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要引导区域内老年群体积极发挥其在农特产品加工、民间工艺传承、生产技能提升等方面的累积经验、相对优势和余温余热，并针对性地转化为经济收益和生产效益，因地制宜地帮助家庭发展经济、摆脱贫困。
最后，我们理应认识到，教育精准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除需要学校教育体系的精准发力外，还需要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教育治贫实践的多元互补、有机衔接。宏观上不断发挥教育在贫困群体知识文化水平提升、思想观念改造上的基础性地位；中观上切实将教育扶贫引入贫困群体的精准扶贫工作中，最大限度地通过教育的先导作用发挥，全面提升贫困群体的人口素质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微观上精准识别、精准施教，对其个体式、族群性的生存能力贫困、发展能力贫困问题予以精准的教育解决。同时，统筹构建以学校教育为核心、家庭教育为基础、社会教育为辅助，集“扫盲脱盲识字教育、知识文化系统学习、劳动生产技能培训、创业创新能力培养”等多元教育于一体的全纳式教育精准扶贫体系。
注释：
①事实上，尽管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交叉，但两者并不等同，且职业教育除了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外，还包括高等职业教育。本部分之所以更多从职业教育维度来探讨教育精准扶贫路径，意在一方面规避集中探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可能和前述横向学校教育中教育精准扶贫路径的重复，另一方面基于“精准扶贫对象与职业教育基本特征相契合”的理论认识，力图更加系统、全面、精准地思考、规制教育治贫路径，更好地服务于实践层面的教育精准扶贫工作。
②一般意义下，教育在纵向分类上除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外，还包括老年教育、成人教育（部分学者也认为老年教育是成人教育的组成部分）。但本研究更多从教育精准扶贫所涵盖人群的角度来探讨其实施路径，考虑到前述横向社会教育部分已对成年贫困群体的教育精准扶贫做过相应阐述，故而本部分仅探讨老年教育维度的教育精准扶贫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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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程紫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