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贫困问题是困扰民族地区发展的首要问题。教育由于精准契合了民族地区脱贫对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与文化变革的本质要求，成为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重要方式。为保障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实现，要加强多元扶贫主体间的相互配合，构建政府主导、各方参与、利益协调、权责明晰的教育扶贫主体体系；要加强对扶贫客体的微观深度关照，根据不同民族教育贫困发生率的差异以及教育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影响效果，精准瞄准客体及其需求，靶向治疗，保障精准脱贫的实现。
关键词：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内在机理；实现条件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课题，是发展经济学永恒的主题。贫困最初是从经济层面定义的，被界定为物质匮乏或不平等。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贫困原因的理解突破经济学视野，向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多领域扩展。能力缺乏、文化落后、制度限制、权力剥夺、环境脆弱等都被认为是贫困的表现。关于贫困的理论不断丰富。此间，尽管学者们对贫困的实质持有不同观点，然而其认识的方向基本一致，即贫困的概念从确定到模糊，从一维到多维，从静止到动态。从多维角度动态把握贫困的实质，并有针对性地靶向实施扶贫措施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教育因具有可持续性、长期性、彻底性，在扶贫中发挥着战略性、奠基性、引领性和延续性作用[1]，是多维扶贫措施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缓解或摆脱贫困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民族地区，教育扶贫被认为是一种最有效、最持久的扶贫方式[2]。新时期，精准扶贫理论的提出，为教育扶贫注入了新的活力。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要求:“要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教育扶贫被提到了新的高度。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环境等因素影响，人力资本、社会文化等方面与其他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教育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进程中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在多维贫困视角下，分析、理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内在机理及实现条件，既是丰富教育扶贫理论的首要课题，又是指导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前提。已有研究多从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或对贫困人口文化观念的转变两个方面分析教育扶贫的内在机理，较少关注教育对除人力资本之外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的作用。在阐释教育改变民族地区文化观念时，也较少基于教育对贫困地区非贫困人群的作用来分析教育的减贫机理。本文试图将这两个分析视角纳入研究，深化教育扶贫的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教育扶贫的实现条件。
一、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内在机理
教育是一项系统的作用于人的活动，其本质属性在于它的传递性。通过教育，可以传递文化，可以传递劳动成果和智慧结晶[3]。换言之，教育既可以改变人的思维观念，也可以改善人的可行能力。我国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普遍存在思维固化、可行能力弱等特点，教育可以有效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一）教育与民族贫困人口脱贫对可持续生计能力需求内在契合
“生计”是人谋生的方法，生计能力决定谋生方式，影响生存状态。人们由于不同的生计能力，选择不同的谋生方式，最后导致不同的生存状态，出现贫富差距。20世纪末，以“生计”为核心概念，一种围绕贫困问题展开的新的研究方式诞生，即可持续生计方法。该方法不仅有助于理解贫困产生的多维原因，而且能从多个维度提出解决方案[4]。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的生计资产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物质资本。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自然原因、环境原因等多种因素交织，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涵盖的五个生计资本的各个方面拥有情况较其他地区差，导致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在现实生活生产中各种可行能力较弱，且脆弱性极高，在面临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或者家庭变故时，应对能力较弱，从而陷入更深的贫困。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能有效缓解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生计能力低下问题，从而提高其各种可行能力以及应对风险的能力。
1.教育能改善民族地区人力资本，这是教育最直接、最明显的功能。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程度、知识技能、劳动能力、健康状况等方面，人力资本低下或缺失，会导致能力贫困，这是民族地区人口致贫的重要因素。早在1960年，舒尔茨就提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数量或资本的存量，贫困地区之所以落后，在于人力资本匮乏。加强教育事业能改善人力资本，有效地增加劳动者的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5]。其后，阿玛蒂亚·森提出“能力贫困理论”，强调能力不足是导致贫困的真实根源[6]。可见，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发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然而，整体来看，我国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普遍较低。他们掌握的知识较少，尤其是对新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远远跟不上时代步伐；他们劳动技能低，表现在生产关系上继续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对新技术、新发明运用少；他们生活方式落后，加上较低的医疗水平，导致健康状况堪忧。在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教育，一方面，能丰富民族贫困人口的知识积累，更新其知识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另一方面，能提高少数民族运用新技术、新发明的能力，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此外，由于知识水平的提高，民族贫困人口的生活方式和对医学的认识会大大改善，从而改善健康状况。
2.教育能提高民族贫困人口对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使用率。我国少数民族一般生活在地理位置偏远的边际地带，当地自然资本丰富，尤其是水资源、矿产、动植物资源等丰富。由于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其对这些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单一、程度较低；加上技能水平低、创新能力弱，对自然资本的利用多是基于传统生产模式，导致对自然资本的利用效率和程度大打折扣。民族教育的投入可提高贫困人口的知识技能，从而拓展自然资本使用的深度和广度。在物质资本方面，随着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进，民族地区物质资本尤其是各类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然而由于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其对各项物质资本的使用远远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致使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相对扩大。加强民族贫困人口教育，提高其教育程度，可加大民族贫困人口对物质资本的使用程度和频率，从外部条件上防止差距的扩大。
3.教育能扩大民族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和资金资本。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包括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由于社会资本是蕴含于社会团体、社会网络之中，个人不能直接占有和运用它，只有通过成为该网络的成员或建立起网络连带，才能接近与使用该资本[7]。一般而言，民族贫困人口处于较低的社会网络中，可帮助其发展的社会资本较少或者较低。加强民族贫困人口教育力度，提高其知识技能，不仅能提升其所处社会网络层次，而且可加强其对社会资本的获取能力。民族贫困人口的基本资金，不仅包括显性的储蓄、工资收入，而且包括隐性的贷款或借债。随着民族地区扶贫力度的加大，银行贷款的种类和数量增加。由于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知识技能相对于非贫困人口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在有限的贷款数额的情况下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教育程度高的富人更容易获得贷款机会。提高民族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可以增加其贷款几率，扩大其资金资本。
（二）教育与民族贫困人口脱贫对文化变革需求内在契合
文化观念体现了劳动者整合自身和各种资源的能动性。美国学者博厄斯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由其特定的发展历程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特定文化，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文化之间只存在差异。然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中，由于社会主流群体对话语权的掌握，其所持的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先进的，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主流群体基于自身的文化视角，对贫困群体“污名化”，包括贴标签、刻板印象、认知隔离、地位丧失和歧视[8]。在主流群体主持的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中，他们往往持有一种一元性文化范式，把少数民族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视为“贫困文化”[9]。这种文化的突出特点是思想保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乏突破陈旧方式的创造性想象和行为；屈从自然，听天由命，自信心差，缺乏效率与个人效能感。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称之为亚文化。少数民族贫困人口长期生活在这种亚文化中，各种习惯和习俗精准固化，形成路径依赖，无法内生出可以推助地区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力量；并且，这种贫困的“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人产生强大的辐射并影响到下一代，导致代际传递。总而言之，主流群体的“污名化”及自身构建的“内卷化”，使民族贫困人口在社会关系和互动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贫困的再生产。
1.加强民族地区教育可以防止主流群体对少数民族的“污名化”。在我国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及人口的流动，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日益广泛，民族间的差异在自观和他观中逐渐凸显，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异十分突出。汉民族基于自身的文化与发达地区的主流文化的一致性，日渐形成一种优越感。加强民族地区教育，可以使民族地区汉民族更深刻的了解少数民族文化，更辩证地看待文化间的差异，厘清文化差异与文化差距的不同，在深度了解民族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尊重民族文化。从而，打破基于自我优越感的一元文化范式，改变对民族贫困人群的态度和期望，防止主流群体的“污名化”导致民族贫困人群的自我鄙视、自我固化[10]。
2.加强民族地区教育可以使少数民族重塑文化自信，并适时变革文化理念。民族地区的发展，既离不开汉民族的推动，更离不开少数民族自身的努力。实践证明，外源式扶贫虽然能较短时间内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但这种发展是暂时的。只有从根本上调动少数民族人口的积极性，激发其内生动力，才能长期有效地保证精准脱贫的实现。少数民族内生动力的激发，首先源于对自身文化的正确认识。教育一方面可以激发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使其认识自身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从而保证在与其他民族交往时保持平等地位，不卑不亢；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学习，少数民族能够清醒的认识自身文化的缺陷和不足，并积极努力基于自身文化网络系统适时吸纳先进的文化元素，植入先进的思维观念，重构文化坐标，提升个人效能感，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自身发展。
二、实现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条件
教育扶贫是一项涉及多个层级扶贫主体与客体的系统工程，通过多元扶贫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实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功能的实现，既离不开多元扶贫主体之间的密切配合，也离不开对扶贫客体的微观深度关照。只有协调好多元扶贫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起一个合理高效的组织系统，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并深度关照扶贫客体，差异化地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才能保障教育扶贫政策的可行性以及其与民族地区贫困成因的耦合性，才能靶向制定多途径、多种类的教育方式，为教育精准扶贫的实现创造条件。
（一）加强多元扶贫主体之间的配合，构建合理高效的多元扶贫主体体系
教育扶贫主体是教育扶贫行为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教育扶贫政策从制定到实施、推广，都离不开扶贫主体的参与。可以说，没有教育扶贫主体的存在，便谈不上教育扶贫。
在我国民族地区，由于对管制型政府职能的路径依赖，以及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的体制机制不健全，教育扶贫以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为主，尚未形成多元社会扶贫主体广泛参与的格局[11]。政府作为民族地区公共利益的代表，不但是各项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定者，而且掌握着国家各类教育扶贫资源，是教育扶贫工作的主导者[12]。例如，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基础工程——各类基础教育，是民族贫困人群知识提高的关键，皆由政府机关控制。政府一家独大的单元扶贫主体结构虽有利于集中资源办大事，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竞争和监督，政府教育扶贫的过程中容易滋生腐败，甚至导致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其与贫困户之间展开为获取扶贫资金的博弈。另外，政府制度设计上由于缺少必要的协同思维，各教育扶贫部门之间形成碎片化的教育扶贫格局，导致扶贫效率低下。
随着教育扶贫工作的推进，政府主导下的扶贫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各类企业、非政府组织成为民族教育扶贫的重要参与者，且其作用越来越突显。尤其是在某些职业教育、技术培训领域，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承担着重要角色。另外，民族地区某些涉及宗教的教育扶贫政策与措施，更是离不开各类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教育扶贫主体的日益多元，为教育扶贫的实现路径提供了多种可能，但是由于各自利益诉求不同，在教育扶贫体制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会存在各种矛盾和博弈。比如，政府在教育扶贫成就评价上，以“总量”和“人均”作为重要衡量指标，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考量，政府官员可能存在寻租行为，而企业和各类非政府组织为了逐利可能存在寻租行为[13]。各类扶贫主体之间的博弈和竞争，会导致教育扶贫资源的浪费或者导致教育扶贫不够精准，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为保障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需要构建政府主导、各方参与、利益协调、权责明晰的教育扶贫主体体系。首先，在教育扶贫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保障政府的核心主体地位，一方面，要完善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法治政府。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以国家强制力，确保各类扶贫措施的精准落实、各项资源的充分利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各项扶贫政策、措施的统筹规划，做好顶层设计，保证各扶贫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防止扶贫主体间扶贫行动和目标的碎片化。各级政府及部门之间要加强合作、明确分工、共享信息，保证教育扶贫的协同性，确保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
其次，要充分调动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使其参与到教育扶贫中来，提高教育扶贫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一般具有较强的自主性、灵活性，在教育扶贫的过程中能够本着效益最大化的目的，自由、自主展开教育扶贫活动，灵活处理扶贫中的各种问题，深入扶贫开发的各个细微环节，在贫困瞄准、靶向治疗等方面有着较强的优势，从而弥补政府教育扶贫开发的短板，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提高教育扶贫的效能。
再次，在权责明晰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主体利益诉求。利益是行动的动力，是资源充分利用、效率提高的催化剂。在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过程中，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非政府组织等，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或是为了政治晋升，或是为了企业形象，或是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为激发各教育扶贫主体在扶贫过程中的主动性，使其在不同岗位尽职尽责，必须充分尊重并合理满足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一方面，构建科学合理的教育扶贫成就评价机制，对扶贫政绩突出的政府官员给予褒奖，实现各级政府官员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在保障扶贫政策有效落实的情况下，对为教育扶贫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或组织予以嘉奖，并给予一定的经济实惠，尽可能满足企业或各类社会组织的利益诉求。
（二）加强对扶贫客体的微观深度关照，靶向解决教育贫困问题
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是一项投资于民族贫困人群的政策，以民族贫困群体生计能力的提高、思想观念的改善为目标，最终使其摆脱贫困状态。因此，在教育扶贫的过程中，一定要基于民族贫困人群微观深度关照，保障教育扶贫各类措施的精准实施。
1.基于不同民族地区贫困人群的教育贫困深度，差异化投放教育扶贫资源。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发生的重灾区，具体表现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多维贫困交织、减贫速度慢、脱贫任务重等特点（李俊杰，陈浩浩，2015）。其中，教育贫困和资产贫困是多数民族最主要的贫困维度[14]。教育扶贫被视为民族贫困人口脱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现实情况中，各少数民族区域的教育贫困深度并不一样。比如，2010年，回族、藏族、彝族、布依族、苗族、侗族、土家族、壮族的教育贫困发生率分别为54.2%、77.1%、44.5%、28.8%、28.8%、19.2%、11.4%、15.1%[15]。理应针对不同贫困深度的民族地区投放不同的教育扶贫资金。然而，我国传统的教育扶贫资金投放并没有区分重点，基本采取总量平均式的投放方式，严重影响了教育扶贫的精准性和公平性。精准扶贫背景下，应该根据各民族地区教育贫困的深度和强度，有目的、有重点地投放扶贫资源，保障教育扶贫资源用到实处。
2.基于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效果，重点投放教育扶贫资源。教育是对人的投资，不同年龄段由于生理机能不一样，其接受知识的能力以及所接受的知识对一生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罗斯高及其团队经过长期研究，指出0－3岁是人发展的关键期，人类的IQ90%是0－3岁的发育决定的，3岁之后很难再提高。中国农村的教育落后程度很高，主要是因为农村孩子从婴幼儿期就没有足够的营养以及来自父母的教育。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也曾算出国家和家庭投资0－3岁回报率是最高的。在0－3岁，投资1块钱，有18块钱的回报；3－4岁投资1块，有7块钱的回报；小学投资1块，有3块钱的回报；大学里投资1块钱，有1块钱的回报；成人是负的[16]。根据此研究结果，教育扶贫效用的大小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最有效的年龄阶段是婴幼儿时期，而此时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与学前教育。然而纵观我国教育扶贫实践，政策制定层面侧重聚焦基础教育领域的减贫与脱贫；学术研究层面则倾向于对时间跨度短、见效快的职业教育的扶贫功能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17]，对教育扶贫效果较好的婴幼儿期关注甚少。精准落实教育扶贫，理应根据各类各级教育的效果合理投放资源。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应当对民族贫困地区加大学前教育的教育扶贫力度，并且为保障良好的家庭教育提供资助。
3.精准瞄准扶贫客体及其需求，制定教育扶贫政策。有研究者发现，虽然近几年我国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力度不断增加，但是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并未获得相应提升[18]。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未精准瞄准贫困人群。我国现阶段民族地区扶贫以区域为整体，没有瞄准贫困人口个人。这种区域整体教育扶贫的方案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该区域内整体的教育水平，但是，由于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更大，以及非贫困人口具备更强的教育资源汲取能力，导致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从而造成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马太效应。贫困人群在横向比较中会产生较强的相对剥削感，导致心理失衡。因而，教育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是使瞄准单元不断下沉从而保证精准瞄准贫困人口，保证扶对人。
此外，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定，应该基于扶贫客体的实际需求。其一，要承认民族文化的价值，在民族文化网络基础上构建新的文化坐标，满足少数民族的内在文化需求。少数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依赖性，视其为个人存在的精神支柱。在教育扶贫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这种心理需求，极力避免以文化本质化、类型化的大写文化观念看待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突破一元文化范式的思维定式，在尊重民族文化自身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引导其构建新的文化坐标。要充分发掘民族文化中蕴含的价值，引导其在民族脱贫致富中发挥作用。其二，通过多样化的教育方式满足扶贫客体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多元需求。通过学前教育提供基本的启蒙知识；通过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提供生存所需的基本知识；通过高等教育提升知识储备，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和机会；通过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提高贫困人群的职业技能，提高就业能力。总而言之，学历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民族贫困群体的文化素质，非学历教育的核心目标则提升民族贫困群体的生产技能。相比较而言，非学历教育在缓解民族贫困群体贫困方面针对性更强、见效更快。
三、结语
贫困是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有效缓解和消除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关系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教育扶贫由于精准契合了民族地区脱贫对贫困人口生计能力和文化观念变革的需求，成为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主要方式。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一方面，可以提高民族贫困人群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以及物质资本；另一方面，可以改善民族贫困人群的文化观念。在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推行过程中，要加强多元扶贫主体间的相互配合，构建政府主导、各方参与、利益协调、权责明晰的教育扶贫主体体系。同时，要加强对扶贫客体的微观深度关照。根据不同民族教育贫困发生率的差异以及教育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影响效果，有差异、分重点地实施教育扶贫政策。要精准瞄准客体及其需求，靶向治疗，保障精准脱贫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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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ent Mechanism andRealization Conditions of Educational Poverty-relieving in EthnicRegion
XIAO Shihua,WU Benjian
Abstract: Poverty is the primary matter puzzling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poverty-relief development in the ethnic region,because it precisely conforms to the essential effect of poverty-relieving on sustainable living ability and cultural change.In order to assure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precise poverty-relieving in ethnic region,multiplex poverty-relieving bodies shall cooperate closely,an educational poverty-relieving system led by government,participated by relevant parties,with harmonic benefits an explicit duties shall be established; the poverty-relieving objects shall be further taken with care from details,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poverty occurrence rate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nationalities and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the groups with different age stage,the objects and their demands shall be precisely determined for assistance,so as to assure the realization of precise poverty-relieving．
Keywords: ethnic region;educational poverty-relieving; inherent mechanism; realization conditions
责任编辑：胡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