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行动逻辑应是人力资本转向社会资本的理性选择。在以信任、规范、网络和关系等为内核的社会资本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置于社会资本之中，通过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合作进一步探寻教育扶贫的社会资本行动理路，对于塑造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共同体、完善教育扶贫治理方略、促进教育扶贫模式转型和培育教育扶贫善治理念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需要在社会信任半径、规范制度供给、民间组织发展和培育公共精神层面创新重构教育扶贫的社会资本，以此构筑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脱贫攻坚新路径。
关键词：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行动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研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深化民族地区改革、维护民族地区稳定、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和举措，确保民族地区在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脱贫攻坚战中不掉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2011—2017年，民族八省（区）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公共预算投入、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三项经济指标的年均增速明显超过全国平均增速。民族八省（区）贫困发生率由2011年的26.5%下降到2017年的6.9%，2017年减贫比例达到26.9%[1]。民族地区减贫事业乃至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为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基铺路。
2020年后民族地区按现行标准会消除民族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但民族地区面临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城镇与农村贫困并重、多维度贫困与质量型贫困交织等新兴现实难题[2]。民族地区扶贫事业进入后扶贫时代，即以“解决相对贫困”为重心，建立民族地区长效脱贫机制，预防发生“脱贫后返贫”、“数字脱贫”、“因学致贫”等贫困治理顽疾，彻底摆脱民族地区贫困变动的路径依赖。由于社会资本强大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适切性，运用其透视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对实现“智志双扶”、“行动脱贫”的价值追求以及从人力资本积累转向社会资本行动的新愿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尚未统一。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3]。科尔曼（JamesS.Coleman）把社会资本视为“一种责任与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规范与有效的约束，它们能限制或者鼓励某些行为”[4]。普特南（RobertD.Putnam）把社会资本视为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其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5]。福山（F.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6]。林南（Lin，Nan）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7]。综上，社会资本是个体与群体意义层面的结构性社会资源的集合，网络、信任、规范、关系等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因此，后扶贫时代民族贫困群众在以主动脱贫的心向与行动通过发展与维持社会网络获得资源时，应更多用来获取社会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
二、现实关照：后扶贫时代社会资本引入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合法性
相较一般社会资本而言，少数民族在人员流动、聚居区域、文化传统等方面各具特色，民族地区传统社会资本具有“民族性、复杂性、敏感性、稳定性和外部性”[8]的特点。在开放的全球化浪潮下，外来文化与我国各民族文化的整合中，民族地区传统社会资本会融入一些现代因素，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社会资本更具社会性、道德性与交往性等现代性特征，这为实现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脱贫攻坚提供了可能。
（一）前提条件：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的现代性形态特征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并行、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9]。内含于现代化（moderni-zation）之中的现代性（modernity），描述现代社会总体特征，表征着现代社会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形态[10]。随着国家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加快，促使少数民族地区迎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开放，也彰显出新时期民族地区社会的时代品格与特质。在保留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传统习俗文化、伦理道德规范等方面加快现代化步伐，实现社会资本意义层面的新转型，即具有社会性、道德性与交往性于一体的现代性形态特征。
民族地区跃迁式发展让少数民族群众与外界交往日益频繁，逐渐打破闭塞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少数民族群众固守的消极文化观念与习俗。因而，少数民族地区具备了现代性意义的社会性，增进对国家、历史、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不断促使其在社会关系中与其他群体长期平等交往、互帮互助，实现资源的获取或分享。由此，少数民族地区在克服资源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矛盾的基础上，自由、自愿地塑造了一种合作共赢、彼此信任、无功利性的社会网络关系。
个体道德性的养成是后天所培育的较为稳定的精神定式，只有对道德的不懈追求，人的价值方能得到体现与升华。具有道德性的个体在与社会交往过程中会对行为动机、行为方式和行为后果等产生相应的情感反映或体验。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通过社群教育、宗教信仰等多样化途径培育与增强个体的道德性，引导少数民族群众遵从社会规范，维护社会道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社会亲近感与社会信任感，形成合作、平等与和谐的社会网络关系。因此，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道德性，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实现社会互惠，促进社会和谐与信任。
交往是在反复性与重复性的人际关系当中进行的。因为，有限的个体生命难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借助于重复性的交往活动，交往的个体可以实现代际间的时空延续。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必须通过个体间的直接交往表现出来，交往的个体既是社会关系的创造者，又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交往的个体反复性活动亦会扩大交往的互动性，平衡群体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呈现交往的深度特征。民族地区的交往性独特之处在于由被动式的迫于自然环境生存发展压力转化为主动式的适应现代化社会环境发展的交往趋向。少数民族群体间的反复性交往过程提供了一种重复、稳定而持久的交往样态，唤起彼此约定的价值共识，创造共同遵循的规范行为，避免因“零和博弈”导致社会群体性排斥与不当竞争性关系。
（二）现实制约：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引入社会资本的迫切需求
民族地区因受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人文传统和区位经济等影响，其社会资本的形成易受传统文化习俗与社会自然地理的现实制约。民族地区的文化习俗包括宗教仪轨、节日习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文化艺术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与社会自然环境的自我调试中呈现历史惯习，铸起以伦理道德规范、组织制度、经济制度、行为制度、宗教仪轨等传统文化资源为表征的社会资本。例如，云南的纳西族、藏族、普米族、白族等民族在历史上私有经济已经较为发达，小家庭在经济与社会关系中的独立性较强，商品经济比较活跃，宗教方面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这些社会特征直接影响了民族中的社会网络关系、伦理道德、经济关系、家庭制度等[11]。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存在保守性束缚，固化社会资本中的消极因素，难以与外界产生交流互通，社会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发展动力，影响社会资本形态的更新与更迭。
少数民族所居的自然环境大都分布在高山、高原、荒漠、边远或边疆地区，远离发达地区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闭塞，基础公共服务设施薄弱，生产力水平较低，容易形成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例如，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地处高原高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少数民族贫困人口集中，社会环境具有封闭性，在与其他民族地区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网络关系以及社会规范。然而，少数民族人际交往碍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与生产能力，呈现亲缘体系和“差序结构”，即从家庭内部交往逐渐扩大至与亲戚邻里交往，从封闭式的家庭信任向狭隘式的族群信任过渡。这种社会信任差序事实上存在对非群体成员的排斥与不信任，强化了少数民族地区家族势力，削弱了社会信任资本的聚合能力。
（三）理念探寻：个人资源置于社会资本的民族地区教育扶贫逻辑
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培育人力资源居于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显要地位。例如，青海坚持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做法，实施教育强民、技能富民的精准脱贫举措，促进贫困家庭脱贫致富[1]。宁夏将教育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教育经费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倾斜，同时主张突出职业教育扶贫的“造血”功能，实现“职教培养培训一人、就业创业一人，进而脱贫一户”[1]。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旨在破解当地人力资源开发程度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自然资源转化优势欠缺等问题。然而，“智志双扶”的扶贫实践在形塑贫困群众自知、自主和自为的扶贫行动时，容易产生新的实践鸿沟，遮蔽了人力资本的理论光环与愿景。
后扶贫时代，少数民族贫困群众的教育扶贫行动亟需解蔽作为人力资本的个人资源，因为处于社会结构位置资源优势的个体通过接触其他弱势位置资源个体，其借取和交换的资源超出原本所分配的社会结构位置资源。因此，需要超越个人资源，将个人资源内置于社会资本中，避免个人资源的被借用或被剥夺。符号效用反映了社会网络连接的自我资源的全集，表现了自我的潜力[7]，个人资源通过利用个体与社会网络的联系以激活个体的社会资本潜能。而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将在与社会外界资源交换的过程中，稳步掌握新的技术与市场信息资讯，减少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社会交易成本，形成符合贫困个体特征的全新资源集合，提高贫困群众的社会结构或文化地位。
后扶贫时代少数民族贫困群众脱贫的目的性行动与社会资源交换间会产生一种互动性行为，其与获取社会资本之间形成一种支持性关系，以符号效用为依托，共同作用于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中。一方面增强贫困群众及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以减轻个体反贫困压力，彰显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自我潜力；另一方面引导民族贫困地区实现人员回流，提高贫困地区的城镇化率，增强贫困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有效公共服务质量，提升支持和服务贫困地区脱贫的功能及作用。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不仅要扶“知识”与“志气”，更要扶“德性”与“行动”，运用规范、网络与关系等社会资源解蔽行为规范与伦理道德，扩大教育与社会的交往空间与路径。
三、理论图景：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社会资本价值审视
“社会资本最大的价值在于，针对当代某些最迫切的问题，能够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进行广泛探讨提供可靠起点”[12]。社会资本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共享的核心学术概念，科尔曼的结构关系视角，普特南的网络、规范和信任解释等相关研究生成了教育中的社会资本通道。教育中的社会资本包括制度（或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层面的社会资本[13]，这为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脱贫攻坚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与框架。
（一）前提基础：优化人力资本存量，聚集扶贫资源
教育是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优化人力资本存量需要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随着“教育精准扶贫”以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与实施，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强化教育投资力度，提升和释放人力资本潜能，但人力资本存量的利用与转化也间接影响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的获得和使用。在社会资本的强关系命题中，认为“建立在情感、信任与共享资源和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强关系，有利于维持和强化既有的资源”[7]。对少数民族贫困群众而言，实现脱贫的关键在于对获得资源的自我期望做出积极回应，维持脱贫意愿与获取社会资源的一种强关系。
“智志双扶”的教育扶贫模式在增强贫困群众脱贫意愿的同时，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与转化应及时融入社会资源网络，以缩小获得扶贫资源能力差距。首先，脱贫不单意味着对志气与知识的汲取，更是需要践行脱贫的志气与知识，使贫困群众逐渐形成从被动式的救助向主动式的脱贫转型认知，并且通过增强社会圈层间的联系与流动，实现由边缘向核心渐进变动。其次，贫困群众通过主动掌握精准扶贫项目信息与项目动态、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技能，以弥合知识获取和技能实践间的断裂，增强社会扶贫资源的获取能力，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率。最后，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不是工具化贫困者，而是以社会关怀吸引贫困群众参与到脱贫实践的社会活动中，缓解物质生存压力，提升对社会的亲近感与信任感，增强在经济层面的社会融合度。
（二）内在动力：扩大社会关系规模，提高扶贫效率
社会资本通过提高社会凝聚力，把人们从缺少社会道德心或共同责任感的利己主义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者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14]。正由于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凝聚作用，使得人们可以通过信任和互惠，依靠集体力量完成一些重要任务。例如，在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历史上，获得民族生存与发展成为少数民族群体与外界交往的内在动力。在平等和谐、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维系少数民族群体与社会外界间的良好社会关系成为获取广阔资源的合法途径，继而扩大少数民族群体与外界社会的关系规模。而少数民族以亲缘、血缘、地缘等为纽带缔结而成的关系网络，成为民族群众共同抵御外界风险，彼此合作帮助的重要社会资源。由此，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施策应扩大贫困群众的社会关系规范，由家庭向地区、社会之外弥散，建立新的融通与融合关系，打破社会禁锢，提升社会资本。
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12]。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扩大社会关系规模将会塑造社会群体内在社会规范性行为，提高社会群体间的信任度，克服群体内外部差别，巩固社会规范性行为声誉，有效抑制公共资源的阻隔与分割，从而提高公共资源的效率。同时，也在政府、市场与贫困群体三间之间形成内在动力，既抑制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转嫁难题，又实现个体获益与经济发展的共同增进。一方面，贫困群体缩短与社会外界的心理关系距离，增强对现代家国意识的认同，融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又能够加强民族贫困群众与社会主流群体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增强互动积极性，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网络高级化，逐渐消解机会匮乏与能力贫困，增强脱贫能力。
（三）价值归宿：提高信任程度阈限，驱动扶贫长效
“社会资本源自某一社会或某特定社会部分所盛行的信任。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产生，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6]。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构成对社会资本的价值倾向与判断，蕴含对社会秩序的向往与追求。社会信念尺度、程度和范围黏性越高，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越处于良好状态。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增强自身发展势能，亟需以普遍信任为特征的社会资本存量。普遍信任跳脱出传统社会同质性、亲密性关系，在不同群体、地区乃至社会的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信任程度阈限也从血亲、姻亲逐渐扩大范围，甚至与更多地域及群体进行博弈与合作。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信任格局逐渐从血缘、地域为代表的特殊信任模式过渡到以契约、规则和制度为代表的普遍信任模式。少数民族贫困群体在普遍信任的社会网络中，将近期的利己行为与远期的利他行为有机结合，通过彼此的合作学习与交流，实现知识资源、扶贫资源共享，增长可持续脱贫潜力。在社会信任网络的参与过程中，贫困群体会减少彼此猜疑，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潜在合作化水平与程度。同时，信任程度阈限升高将提升信任的个人感受性，一方面更易形成贫困群体对社会的亲近性，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另一方面，能够增进社会对贫困群体的人文关怀与人道尊重，贫困者不仅得到邻里间的善意，亦会获得来自政府与社会的经济支持、就业支持，从而形成良性的社会信任循环。这为培育个体社会责任感与同理心提供了良好环境，进而增强贫困群体对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四、关键向度：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社会资本行动理路
社会资本因与优化人力资本存量、扩大社会关系规模和提高信任程度阈限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对后扶贫时代发挥最大化扶贫效用具有引领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作用。而在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进程中，就是要在遵循个人资源内置于社会资本的教育扶贫逻辑基础上，以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合作为关键向度探寻其社会资本行动理路，不断推进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适切性转变与创新性发展。
（一）凝聚社会信任，塑造教育扶贫共同体
新时代中国精准扶贫新阶段是在继续深入推进以往各种有效的扶贫开发举措上以继续改善贫困人口权利状况为重要内容的[15]，中国扶贫模式坚持全局性、战略性和协调性思维，转向系统化、制度化、法制化以及治理型轨道，统筹推进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扶贫治理新格局。政府、行业、市场与社会等行动主体在加大投入物质资本力度时，应“明晰贫困问题中经济贫困为表征，能力贫困、人文贫困为根源的特性”[16]，关注提升深度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持续性。而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与自然环境，成为制约其内生发展的天然屏障，“如果没有西部民众的广泛参与，没有西部社会自我增长与自我发展的能力和社会活力的普遍增强，西部开发将失去最基本的支撑”[17]。因此，后扶贫时代增强民族地区内生性增长与持续性发展能力亟需以凝聚社会信任为载体，塑造教育扶贫共同体路径。
社会资本具有自我强化性，所以信任也是可以自我累积与自我强化的。党和政府通过实施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贫困助学活动和双语教学等，累积与强化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提高其潜在的社会资源存量，扩大社会信任范围，有力提升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在塑造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共同体时，凝聚其主流社会信任尤为迫切。一方面要顶层设计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共同体的行动主体范围，避免损害不同扶贫行动主体的积极性与能动性，确立教育扶贫共同体行为主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要认真倾听少数民族贫困群众的教育实际诉求，积极建设教育组织网络，譬如家委会、学生联谊会等自发性组织，以及教育工会、少数民族教育协会、少数民族学校等制度性组织，以促进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共同体的行动积极性与行为规范性。
（二）铸就社会规范，完善教育扶贫治理方略
在历史发展中，少数民族地区以血缘、亲缘、地缘和宗教关系网络以及蕴含其中的规范和信任，对其社会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指导、培养、管理和约束居民的日常行为规范。在现代化演进过程中，民族地区传统的社会规范已逐渐被集社会性、道德性和交往性于一体的现代性社会资本形态特征所替代，社会规范更具现代意蕴。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规范由被动式的接受转型为主动式的接纳，突显自我价值诉求倾向。例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公众的社会性参与日益增长。体现在村落社区内村民自治以及单位社会、居民社区等社团的出现，表明公众接受社会规范不仅是因外力施压，而且也是自身对社会价值倾向的抉择。因此，社会规范隐匿的价值倾向与价值抉择对地区治理尤为关键，而社会规范的铸就有助于社会契约的形成，集体通过教育和濡化行动者等策略，维系社会契约，避免内部产生分裂与分割。也就是说，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治理方略的成型，依赖于社会规范隐匿的价值倾向与价值抉择。少数民族地区在贯彻落实“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使命之时，更要意到教育扶贫遮蔽的“人力资本存量转化”难题。所以，要格外重视以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精神文化帮扶。
（三）建设社会网络，促进教育扶贫模式转型
社会网络是以社会互动为背景，发生在社会结构之中，为“实现共同的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目标彼此依赖所形成的关系”[3]。社会网络存在的个体性与群体性关系蕴含个体、社群、民间组织、政府甚至国家的力量作用以及各方的互动合作。个体、民间组织、社群、政府和国家等行为主体在获得以及扩大社会资源时采取的交往互动，缔结了新的社会网络。在社会网络运行中，这些行为主体通过使用间接或直接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了更多额外资源。人们参与社会网络关系越密集，掌握社会资源越多，就越有可能跳脱社会结构藩篱。相较于社会网络而言，各参与交往的行动主体较为平等、独立，其获得社会资源的竞争性行为，通过合作、妥协等方式，预留出一些公共空间，以维系社会网络的平衡与发展。
建设民族地区社会网络，少数民族群体、政府和国家三者间的关系将日益密切。社会网络通过团结与相互强化保持行动者的共同兴趣，社会网络的运行也将会随之产生更有力的内生性转型过程。社会网络运作促使社会资源充分进行交换与流动，为达成一致目标也间接地培养了宽容、合作的现代精神。而行动者为了共同的社会利益所进行的合作，亦会提升社会网络效率。民族贫困群众可以采取教育扶贫的方式培育民族贫困群众的信任、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通过高效的社会网络增强民族群众与外界社会的互动与合作、交流与沟通，提升民族贫困群众的整体素质，为实现由“智志双扶”的扶贫模式到“行动脱贫”的扶贫模式提供教育脱贫转型的空间与可能。
（四）共筑社会合作，培育教育扶贫善治理念
善治（goodgovernance）最基本的涵义是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社会资本作为桥梁与纽带，有助于克服公民社会与政治治理各自存在的有限性，“既可以弥补公民社会的不自主性，也可以弥补政府自上而下调控的不足”[18]。由此，社会合作成为民族地区实现善治的重要保障与前提，社会合作的长期稳固在于“通过发展制度来实施与操作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强化具体的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7]。例如，新时期东西部扶贫协作突显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情怀与理念，不仅扩大了东西部地区的社会交往合作，体现了“互帮互助、扶弱济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且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互补性产生一定影响。
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善治需要借以“占支配性意识形态”———人本理念继续拓展深化国家或社会与公民之间的联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意义层面的善治理念。国家与社会、个体与集体间进行积极、有效的合作，培育公民的合作与团结精神，增强对社会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教育则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民族地区教育扶贫不仅要坚持贯彻人本理念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引导民族贫困群众通过团结、合作扩大与社会外部合作的范围，以此提升社会资本的回报率，增强扶贫的参与感、体验感与获得感，而且要以教育扶贫的形式带动民族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流变，吸引社会外界资本回流到贫困地区，以支持民族贫困地区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促使贫困地区内源性动力复苏，自主、自愿地形成民族地区脱贫共同体，提升民族贫困地区内在的社会资本潜能。
这样，民族贫困地区外在的社会资本动力与内在的社会资本潜能，共同形成民族贫困地区脱贫的“二源动力”合流，进而发挥社会资本的动力转换功能。
五、实现路径：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社会资本创新重构
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教育扶贫仍继续肩负着阻断少数民族贫困群众代际传递的重要使命，当然，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后扶贫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将呈现新的社会发展转型与变革，这意味着转型时期的社会资本可以被教育扶贫不断汲取，并将延续教育扶贫中的社会资本行动理路，重新形塑后扶贫时代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实现路径。
（一）扩大社会信任半径，奠定教育扶贫新基础
信任是凝聚社会各方面的黏合剂，社会信任通过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帮助人们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亟需扩大社会信任半径，即通过非正式关系与规则的方式扩大社会资本所共享的范围，强化社会成员的合作范围、合作方式、合作深度等。
首先，增强教育扶贫制度化信任。制度化信任的提升依靠政府部门建立的社会信任体制与机制，稳步提升政府的社会公信力。政府扶贫主体亟需制定行政法规或进行扶贫立法，合理规范教育扶贫行政主体的行为与权限，约束教育扶贫行为以保障贫困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和监督权，避免因教育扶贫信息不对称，产生“因学致贫”、“精英俘获”、“数字脱贫”等脱贫痛点。其次，稳步提升教育扶贫个体信任。在社会制度化信任的建设基础上，以宣传、教育等途径逐步培育个体与个体之间、社会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规范意识、责任意识、合作意识等，使之在每个社会成员心中得以萌发、生长与成熟。缩小个体对个体、社会乃至国家层面的信任距离，增强个体信任程度，让少数民族贫困群众真正嵌入到政府扶贫大格局中。政府、社会和国家理应认真倾听民族贫困群众的教育诉求与实际，让教育扶贫事务得到贫困群众最大限度的理解、认同与支持，从而形成彼此信任、积极合作的教育扶贫中的良性循环。最后，促进教育扶贫的人格化信任。要将民族地区传统人际关系、群体关系等特色，融入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当中，加强各民族间的长期、频繁与密切的教育交往互动，发扬民族地区传统信仰中的积极因素，以道德感召、榜样示范等举措强化民族地区的人格化信任，构筑起民族地区居民的新型关系网络与互助互信关系。
（二）健全规范制度供给，推进教育扶贫新进程
民族地区存在两种社会规范运作机制，一是由国家权力推行和维护的国家制度和法律规范，二是从少数民族传统风俗中体现出的地方性规范及其价值观[19]。后扶贫时代，需借助政府力量加快制度创新步伐，将少数民族传统的地方性法规与价值观进行扬弃、调适与转换，使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通过社会制度体系的供给协调统一社会秩序，建设社会基本的规范体系。
首先，强化国家法治化建设进程。整体协调推进国家法制建设，落实宪法、民族地方性法律法规中对扶贫事项的相关条陈，规范社会扶贫参与主体的模式与范型，合理“确定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各种社会资本要素，为现代法理型社会资本提供制度化保障”[18]。其次，推进民族地区公共利益建设进程。探寻民族地区间以及与社会整体利益空间中的最大公约数，激发民族群众与主流社会的合作交流心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下，逐渐促进民族群众形成利他性、互惠性、合作性行为习惯，增进民族地区间与国家或政府、主流社会的政治认同感、情感归属感，使民族地区群众在社会理性的指导下，不断规范自身的内在行为要求与道德伦理，努力实现社会整体的最大公共利益。最后，扶持民族地区教育互惠体系建设进程。教育扶贫的拓展与延伸在于贫困群众与社会建立一种互惠与信任性关系，并且需要以教育为桥梁，使贫困群众可以运用双语，获得与使用社会资源，释放教育扶贫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存量，强化教育扶贫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因此，需要强化教育组织机构之间与贫困群众的互惠关系，保障贫困群众的受教育权，增强对贫困群众的人文关怀。
（三）加快民间组织发展，建构教育扶贫新网络
民族地区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组织网络。民族群众通过民间组织广泛参与到民族地区的社会事务和公共管理领域，既可以缓解政府治理的成本压力，又可以形成民族群众对社会的认同感与凝聚力。民间组织在扶贫过程中因更了解民族贫困群众的需求，其扶贫运作成本、资源利用率等环节可以及时调整，有效发挥对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的补充作用。
一方面，要促进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扩大民族群众的参与渠道。依据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积极改变民族群众的单一参与模式，以法律法规合理界定民族群众参与的范围，理顺政府与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的关系。在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下，依托网络等新媒体资源，畅通民族地区民意表达通道，实现政府与民族地区的双向互动，保障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提高民族群众的满意度与凝聚力。另一方面，要积极吸纳民族精英等权威群体参与到民间组织建设中，增强扶贫开发的组织力、感召力。民族精英深谙民族文化精神，拥有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和资源，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民族与社会的生存及发展方向[20]。民族精英的参与可以有效弥补民族地区基层组织中存在的动员力不足等现实问题。发挥好民族精英的感召力优势，将会有力提振民族贫困群众的脱贫信心与志气。由此，后扶贫时代民间组织成为落实国家扶贫战略的新网络渠道与平台。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扶持帮助民间组织，以缓解国家贫困治理压力；而民间组织也可以通过服务传递、宣传扶贫理念等，稳步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加速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转化。
（四）大力培育公共精神，增强教育扶贫新动力
公共生活经验会使人体认和发现其与共同体的关联，进而形成有关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的公共认知、公共理念和公共理性，在此驱动和引导下的公共生活，又使人产生稳定的公共情怀，从而形成公共精神[21]。作为社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民共同体和以平等、参与、合作精神为特征的公共精神，是实现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首先，要创设公共精神的孕育土壤环境。政府应通过纠正与剔除在民族长期文化演进与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消极因素，为契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的民族社会伦理道德规范，预留文化活动空间，增强民族地区的参与意识与合作意识。其次，鼓励推动民族群众参与公共生活实践。对民族地区贫困群众而言，就是要主动融入后扶贫时代脱贫攻坚的伟大征程当中，切实感受到与社会扶贫共同体的休戚与共，产生为社会扶贫共同体做贡献的公共责任意识与担当意识。最后，积极推进民族地区公民道德教育。精准扶贫战略使民族贫困逐渐摆脱传统扶贫的物质路径依赖，后扶贫时代要协调推进以“文化、精神”等为特征的扶贫开发，使民族地区贫困群众脱贫情感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确立扶贫开发的公共理念，形成契合后扶贫时代扶贫特征的公共生活态度与行为取向，推动民族地区解决好贫困发生与变动难题。
六、结语
后扶贫时代我国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存量较大，但缺乏对其合理的引导与运用。然而，具备社会性、道德性与交往性于一体的现代民族社会资本形态，使以信任、规范、网络和关系等为内核的社会资本为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注入了新的可能，亦使具备现代性的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和主动式的教育扶贫“行动脱贫”理念生根、生长。人力资本置于社会资本之中是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行动的逻辑旨归，从凝聚社会信任、铸就社会规范、建设社会网络和共筑社会合作层面，探寻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社会资本行动理路，并在扩大社会信任半径、健全规范制度供给、加快民间组织发展和大力培育公共精神的基础上，实现对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社会资本路径建构，以此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地区后扶贫时代脱贫攻坚新道路。
注释：
①民族八省（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和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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