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基于国家层面“互联网+”教育与民族地区教育的政策背景，从“互联网+”视角分析了民族地区教育不同于其他区域教育以及传统教育的特征。研究发现，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存在着供给侧与需求端不匹配、发展模式存在路径依赖、内生动力不足以及“互联网+”民族教育长尾问题等差异性特征。针对四方面差异性特征构建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并提出具体对策建议，如：从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线下线上融合发展的020模式，加强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与变革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培养模式，基于“互联网+”建立民族地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等。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民族地区；差异性问题；高质量发展
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动“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互联网企业与社会教育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数字教育资源，提供网络化教育服务。鼓励学校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及教育服务平台，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平。”2015年8月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也提到了民族地区的智慧教育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18年5月教育部出台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实现“互联网+”条件下的区域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民族地区作为教育资源配置落后地区，存在着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原因，“互联网+”教育可以有效打破传统教育资源在物理空间上的非平衡状态。2019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的意见》中强调了“实施创新培训平台“三区三州”对口帮扶项目以及推进中西部地区‘双师教学’模式培训改革”，民族地区作为教育信息化重点帮扶对象，对教育信息化从业者进行专项提升，确保“互联网+”教育深入有效实施。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学界关于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的研究随着国家政策出台逐步展开。从研究视角上看，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互联网+”教育本身，对于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精准化的研究较少；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信息化教育问题分析、民族地区信息化教育师资提升以及民族地区信息化教育发展策略等三个方面。
第一，民族地区信息化教育问题分析方面。多从民族教育信息化研究基础差、发展不均衡、研究力量弱等问题出发，[1]聚焦西南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中存在的思想认识不到位、信息资源建设相对滞后、师资队伍信息化素质参差不齐、硬件设施差距大等问题；[2]另有研究分析教育信息化对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作用，[3]提出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升级、开发与共享教育资源等措施。[4]第二，民族地区信息化教育师资提升方面。有学者认为民族地区应注重教师教育理念的转变，[5]从加强团队建设、注重民族文化的学习和融合以及专业培训引领等方面，提升民族地区远程开放教育课程辅导教师专业能力，[6]其中民族地区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是关键，需由政府、学校、社会共同发力，整合成以老带新、以生带新、“以汉带民”和以少带多的模式。[7]第三，民族地区信息化教育发展策略方面。有学者从“互联网+民族教育”的内涵和价值入手研究，指出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呈现出“内容为王”和“渠道至上”两种典型路径，分别以“农远工程”和“千乡万才工程”为代表，[8]进而有学者提出了“政、产、学、研、用、连、变、生”民族教育信息化发展模式。[9]还有些学者提出通过建立健全经费监督问责机制，拓展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实现教育经费管理体系的率先现代化。[10]
现有文献中关于民族地区教育如何同“互联网+”深度融合的议题，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对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的特殊性精准研究方面尚存在空白。本文基于“互联网+”视角，分析民族地区在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差异性特征，并有针对性地构建“互联网+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
二、“互联网+”视角下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的差异性特征
“互联网+”教育如微课、慕课、翻转课堂、手机课堂等，带来了教育信息化2.0时代，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带来新机遇。但目前我国民族地区信息化教育与“互联网+”缺乏深度融合，智慧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主要存在着四个方面的差异性特征。
（一）民族地区教育供给侧与需求端不匹配
我国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以及东北等边疆地区，第6次全国性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达到了1721万，数量居全国第一；西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超过了93%，占比居全国第一。
尽管教育主管部门在政策上对民族教育给予支持，但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薄弱、区位优势不明显等原因，教育资源配置存在不均衡，民族教育在资金配套上存在欠缺，在吸引人才方面缺乏竞争力。根据陈斌（2016）从高等教育机会指数、质量指数和投入指数来衡量省际高等教育发展指数的研究结果来看，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指数相对于其他地区普遍偏低，[11]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民族地区教育需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对于教育文化需求日益增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层次变得多样，尤其是对中高端需求明显增加，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提出新要求；二是教育延伸度拉长，从义务教育拓展到高等教育，尤其是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三是教育内涵变得丰富，从知识普及型教育向实践教育、素质教育等方向延伸。不难看出，民族教育由于在人才、资金、区域等方面存在差距，供给端的发展无法满足需求端的变化要求。
表1 2018年省际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比较
（二）民族地区差异性制约了教育发展模式路径的拓宽
民族地区往往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根据2018年的统计，广西、贵州、云南、新疆等地区生产总值仅为东部发达省份的六分之一，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东部发达省份的50%左右，具体如表2所示。东部地区省际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不明显，因而教育发展在区域之间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而民族地区由于不同少数民族集聚，社会与文化具有区域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决定了民族教育的复杂性。与内地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受限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目前主要依托于线下教育体系，且形成了明显的路径依赖。通过比较东部地区与民族地区的民办教育发展水平，不难看出民族地区的民办教育发展不足，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公办教育，且市场主体动力机制不强。由于民族地区特殊性和差异性，单纯依靠外部行政推力很难实现民族教育信息化创新，这就使得民族地区的智慧教育在制度安排和创新机制上落后于其他地区。
表2 2018年东部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注：数据来源为2018年各省的统计年鉴。
（三）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内在动力不足
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尚未形成完整的配套体系。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视角来看，民族教育发展需要社会整体的系统支撑。来自经济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社会时存在跨界融合问题，而现行学校教育中缺乏对这些现实困难的有效扶持指导。如梁枫（2016）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学生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就业竞争力较弱。[12]白亮（2017）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受教育背景、专业选择和专业知识水平等因素制约，就业竞争力处于相对劣势。[13]总体来看，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质量一般，由于民族地区教育客体成长路径缺乏标杆性，民族地区教育客体的教育投入与产出效率偏低，使得接受更高一级民族教育不具有明显吸引力，由于教育客体激励不足而带来的逆向选择问题，使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会变得困难，进而传导到民族地区中等教育、基础教育，造成了民族教育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四）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长尾问题
“互联网+”教育将“一所学校+一位老师+一间教室”的传统教育演变为“一个网络+一个移动终端+选择性”的线上教育，产生了微课、慕课、翻转课堂、手机课堂等“互联网+教育”形式。“互联网+”虽然改变了教育传统形式，但仍然存在教育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一个网络+一个移动终端”改变的是教育方式，其效果发挥的关键在于如何丰富教育客体选择性。目前“互联网+”教育整合的学校、教师资源多是基于汉族文化语境的，而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由于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学校、教师资源缺乏共享性，产生的影响力比较小。根据易观国际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教育市场趋势预测2018-2020报告》，2020年“互联网+”教育市场规模达到4293亿，具有明显的增值效应。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处于生存空间下方，对于平台方来说不具有增值效应，因而就不具有市场自发行为，带来了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长尾问题，如图1所示。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长尾问题必然会带来智慧教育自发供给不足，这就需要政府的有效引导和资源配置。
图1 “互联网+”教育资源共享边界
三、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构建
“互联网+”教育将传统教育由完全线下推向线下线上融合发展的O2O模式，纯粹线下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资金、土地等资源要素投入，而“互联网+”智慧教育具有无限复制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教育资源要素的约束。“互联网+”教育有助于解决民族地区中高端人才短缺问题，突破民族区域限制，解决了传统线下民族教育体系供给不足问题。本节针对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存在的差异性问题，从四个维度构建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一是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模式从单纯线下走向线下线上融合发展的O2O模式，依托线下整合线上，实现线下线上互补发展；二是加强民族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与教育双向融合，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在教育领域的布局；三是民族地区教育培养模式依据“互联网+”进行创新与变革，“互联网+”突破民族地区教育地域限制，实现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投放；四是构建民族地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依托“互联网+”提升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实现民族地区教育的弯道超车。
（一）构建民族地区教育线下线上融合发展O2O模式
目前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路径依据现有各类教育主体实施，基本属于纯线下模式。其发展存在着三方面问题：一是各类教育主体辐射半径有限，尤其是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教育客体受制于教育主体辐射半径，很难惠及超过教育主体辐射半径以外的教育客体；二是民族地区地域特点不同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员密度较大，各类教育主体的线下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高，而民族地区人员密度较小，地广人稀使得教育资源利用率不高，进而限制了线下模式的发展空间；三是线下模式对于教育人才、资金、场地等资源依赖比较强，而民族地区中高端人才缺乏、配套资金有限，线下模式很难充分满足教育客体需求。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突破了各类教育主体辐射半径限制，消除了地域性限制，也较少受制于人才、资金、场地等教育资源约束，形成了对线下模式的有效补充。
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就是依托于目前线下已有的各类教育主体，进一步向线上教育拓展，并通过发展线上教育促进线下各类教育主体优化，最终形成线下线上融合发展的O2O模式。具体实现路径有两方面：一方面，转变民族地区教育各类主体发展理念，将智慧教育作为民族地区教育各类主体发展方向，智慧教育是增强教育功能辐射半径的有效手段，是各类教育主体价值进一步升华的重要渠道，也是各类教育主体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各类教育主体通过“互联网+”反过来进一步优化现有线下教育资源，通过增强教育客体选择权，形成对各类教育主体的倒逼机制，进而提升民族地区教育整体办学水平，也实现了教育部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民族地区教育水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二）加强民族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与教育双向融合
“互联网+教育”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物联网等技术，根据易观国际发布的《2018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分析报告》，目前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10亿人，其中4G网络用户数超过5.5亿人，基本覆盖了民族地区各类教育客体；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民族地区大数据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如作为民族地区的贵州省大数据产业走在全国前列，成立首批国家级大数据中心。2016年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成为全国首家上线运营平台。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明确在教育科研等领域发挥云计算对数据资源的集聚作用。内蒙古自治区2016年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大数据基础设施统筹发展类综合试验区，由于内蒙古综合成本比较优势和独特地理环境，使得内蒙古云计算产业处于全国前列。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标志着中国工业4.0正有序推进，工业4.0核心在于物联网建设，民族地区的贵州、新疆、甘肃都是国家物联网建设试点省份。不难看出民族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具备一定条件，甚至在部分领域走在全国前列，这对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有力支撑，对于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来说，重点加强“互联网+教育”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将民族地区既有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物联网发展成果有效嫁接到教育科研领域，并对民族地区涉及“互联网+”信息化薄弱环节进行重点扶持和建设，形成民族地区“教育+互联网”向“互联网+”教育两步走策略，最终使得“互联网+”与民族教育有机融合。
（三）民族地区“互联网+”教育培养模式创新与变革
“互联网+”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构建就是要对民族地区教育培养模式进行创新与变革，民族地区教育传统培养模式以知识灌输型为主要渠道，[14]过多强调单方面知识输出，而对教育客体的能力、素质培养相对薄弱。总的来看，传统民族教育培养模式存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知识灌输型的培养模式不能有效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其缺陷可以通过“互联网+”形式有效弥补，而民族地区各类教育主体则专注于“互联网+”难以实现思想、文化、实践、体验等领域；二是传统培养模式属于全面统一教育，[15]很难针对教育客体差异性进行精准教育，这就造成了无法针对性地满足教育客体需求，较高层次的教育客体觉得教育供给存在不足，较低层次的教育客体觉得教育供给相对过剩，民族地区教育客体差异性使得很难通过传统培养模式实现分类别培养；三是传统培养模式受地域限制，由于传统培养模式下民族教育主体差异性很大，这对教育客体培养产生不利影响，还会造成“马太效应”，传统民族教育培养模式很难将民族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进行共享，以至于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教育融合就更难实现。不难看出，民族地区教育传统培养模式必须要进行创新与变革，“互联网+”教育就是其创新与变革方向和突破口，根本原因在于“互联网+”教育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民族地区教育培养模式存在的三个问题。“互联网+”教育实现了由面到点的精准投放，教育客体根据其自身需要进行自主选择，尊重了教育客体差异性。“互联网+”教育突破了地域限制，实现了民族地区不同教育主体资源共享，这样即使处于资源匮乏状态的教育主体也能够通过“互联网+”方式实现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消除了由于教育主体自身差异性带来的马太效应，从而解决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
（四）基于“互联网+”构建民族地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互联网+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核心是构建民族地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目前民族地区教育资源处于相对分散、没有系统集成的状态，各级教育主体的交流形式属于相对初级业务学习型。各级教育参与者受渠道限制，其交流与学习的广度和深度不足，[16]这就会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方面现有教育资源存在闲置，但各级教育主体的教育资源又很难共享，教育资源处于低效率运行状态；另一方面教育资源的真正价值没有发挥，尤其是针对教育客体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基于“互联网+”构建民族地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可以解决好教育资源闲置和教育资源价值挖掘的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三方面构建民族地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一是将民族地区教育资源进行数字化，通过“互联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手段，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教育资源实行分类别的数字化工程，民族地区教育资源数字化是公共服务平台的第一步，也是其关键环节，关系到公共服务平台的内容建设；二是将民族地区教育资源进行网络化，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将已经成型的数字化民族教育资源通过“互联网+”形式实现教育网络化，教育网络化是民族地区各级教育利益参与者利用教育资源进行自我提升的关键环节，其关系到民族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利用效率；三是将民族地区教育资源系统集成化，进一步通过大数据、移动终端等手段，一方面通过系统集成和移动终端，可以更好地随时服务民族地区各类教育参与者，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深度挖掘，可以更高效地利用民族教育资源。不难看出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终端等信息化手段，将民族地区教育资源数字化、网络化、系统集成化，进而构建民族地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参考文献：
[1]师文慧.西南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初探[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2）.
[2]杨方琦，杨晓宏.我国民族教育信息化研究现状与发展对策[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4（4）.
[3]李华，刘宋强，宣芳，等.教育信息化助推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问题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7（12）.
[4]史大胜，曹鑫莉，董美娟.“互联网+”背景下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机遇、挑战及应对策略[J].中国电化教育，2018（5）.
[5]胡金频.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民族地区教师素养提高的探索[J].教育探索，2013（7）.
[6]高卉，李晶.互联网+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远程开放教育课程辅导教师专业能力培养[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17（3）.
[7]戴妍，徐佳虹.民族地区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的现实境遇与模式构建[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8]罗江华，张诗亚.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两种路径之评析[J].民族教育研究，2011（2）.
[9]甘健侯，赵波，李艳红.“互联网+民族教育”的内涵、价值及实现路径[J].学术探索，2016（2）.
[10]万力勇，舒艾.以信息化促进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与策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
[11]陈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省际差异透视——基于高等教育发展指数的证据[J].复旦教育论坛，2016（4）.
[12]梁枫，赵建敏，任荣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6（3）.
[13]白亮，万明钢.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基于教育供给侧的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6（7）.
[14]谢治菊.民族教育重大政策实施效果调查分析——基于政策执行者的视角[J].理论与改革，2017（4）.
[15]耿才华，拉格.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发展的思考[J].民族教育研究，2017（4）.
[16]孟大虎，欧阳任飞，孙永强.教育扩展对提升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民族研究，2017（3）.
The Diffe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in Ethnic Areas
ZHENG Zhi-lai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kes analysis on distinct differences between education in ethnic regions and other regions from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under the backdrop of “Internet+” education of ethnic regions in the national level. Focusing on four aspects, it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ethnic regions to attai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Research fou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including mismatch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 path dependence of development model, lack of inner mobilization mechanism and the “long tail” problem of “Internet+” ethnic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Internet+”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differences of “Internet+”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which is construc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2O mod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Internet+” education training mode in ethnic area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ethnic areas based on “Internet+”．
Key words: “Internet+” education; ethnic regions; difference problem;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胡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