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院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培养各民族人才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形成了遵循高等教育发展普遍规律和符合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特殊要求的办学传统。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民族院校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才能对标新时代的新要求。本文基于西南民族大学办学实践的个案分析，深入思考新时代民族院校办学定位，并系统谋划其发展战略；结合新时代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民族院校学科建设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以新时代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优化民族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激发民族院校的内生动力，提高民族院校的治理能力和服务社会的贡献率。民族院校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实施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新时代；民族高等教育；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
民族类院校，是党和国家为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而建立的综合性普通高等院校，是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方面军。我国民族高等教育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民族干部学院。[1]民族院校的诞生和发展，与解决民族工作的重大现实问题密切相关，与国家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度契合。在现阶段，我国民族院校可以分为两大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民族院校和地方民族院校。前者有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大学六所；后者有近20所，分布在广西、内蒙、西藏、青海、云南、贵州、湖北、四川等省区，如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等。民族高等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为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高等教育包括民族高等教育新的历史使命。民族院校必须立足新时代新阶段民族高等教育的新形势、新使命和新要求，树立新的价值坐标，展现新的作为，坚持与新时代同向同行。2020年6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调研时，嘱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2]。因此，民族院校要守初心、担使命，赓续红色基因，主动对标新时代对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一、研究现状与核心问题
（一）文献梳理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方面军，民族院校的改革发展多年来一直受到民族教育研究界较多的关注。2020年7月底，笔者以“民族院校发展”为主题词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搜得相关期刊论文和博硕学位论文500余篇，其中2010以来的有300多篇。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分别就民族院校某一具体学科、具体专业的设置与培育，乃至某一门具体课程的开设与课堂教学展开讨论，或者分别针对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生管理、科学研究、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某个具体问题进行探讨，显得比较繁琐、零碎。当然，也有少量选题较宏观、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论文值得关注，这些论文分别围绕如下几个主题来展开：
1.民族院校办学定位与特色发展研究。在这方面，杨胜才、张征、刘子云等人的研究较有代表性。杨胜才认为，民族院校的定位有其独特性，要根据客观环境、自身特点和相对优势以及社会期望等，确定在什么领域、层次、地区范围做出自己的贡献，具体而言就是“面向西部和西部民族地区，要根据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需求进行合理定位；突出个性，要把学校优势和特色相结合进行合理定位。”[3]张征提出，要办好民族院校，就应该在我国院校分类体系中定位民族院校，至少可以从院校和学科两个维度来思考民族院校的定位问题：民族院校应该根据民族地区的人才需求状况和自身的办学实力科学定位、合理规划，从而更好地履行办学使命；要秉持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与所处区域高等院校的学科结构形成错位发展；结合民族地区的需要，凝练学科方向，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4]刘子云则强调，特色发展已成为民族高等教育展开竞争的秘密武器；特色发展已成为民族院校立足本土、走向国际化的必由之路；特色发展已成为民族院校走向一流的重要法宝。[5]
2.民族院校内涵式发展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有夏仕武、杨红星、张京泽等。夏仕武提出，民族院校内涵式发展的基本点在于坚守办学使命和特色优势，实现办学资源的协同拓展、办学目标的有效达成；民族院校务必履行好特色人才培养、特定文化传递、特别决策服务的历史使命，基于办学使命实现自身的内涵式发展。[6]杨红星认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背景下，民族院校需要以文化、特色、创新为重要支点，在把握现实的同时，注重传统，挖掘历史内涵，实现外延式发展与内涵式发展的有效衔接。[7]戴林富建议，区域性民族院校强化办学特色必须注意并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科学定位，立足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找准自己的发展路子，强化使命意识和作为意识；二是强化办学特色必须与学校发展相结合，以民族区域社会需求为指向，以质量为内涵，以特色为品牌；三是强化办学特色必须与学科专业建设有机结合，区域性民族院校立足区域建设特色专业和特色学科，自然就会形成办学特色；四是强化办学特色必须与学校社会功能的发挥相结合。[8]张京泽等人认为，重视学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的“反哺”作用，加大专业结构和专业方向的调整力度，构建符合民族院校生源实际的人才培养路径，这是民族院校进行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中最紧迫的任务。[9]
3.民族院校“双一流”建设和高水平民族大学建设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以陈达云、杨胜才等较具代表性。陈达云认为，“双一流”建设破除身份固化，强化绩效，注重特色，为民族院校改革发展、提质进位创造了难得机遇；民族院校必须乘势而上，以学科建设为着力点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建设“一流学科”带动学校整体实力的提升；通过学科集群化发展，提升学科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通过开放办学，对内获得兄弟院校和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支持和帮助，对外推进学生生源、教师队伍、教育内容及学术交流活动的国际化。[10]杨胜才提出，“双一流”建设为民族院校深化改革、提升内涵、特色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民族院校只有以践行宗旨来丰富“一流”的文化内涵、以促进发展来诠释“特色”的精神价值，才能提质增效、实现目标，发挥功能作用并彰显特色。[11]
至于如何建设高水平民族大学，陈达云认为，关键是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主动实现学校发展思路的战略性转移，使数量扩张服从质量提高，硬件增加服务于软件升级；从局部调整转向功能提升，从建设大楼转向培育大师；以科学发展为要义，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把学校发展推向更深层次、更高阶段、更高水平。[12]杨胜才提出，在“双一流”战略背景下，高水平民族大学建设必须遵循战略导向逻辑、学科发展逻辑、聚才育才逻辑、协同创新逻辑、办学根本逻辑、改革开放逻辑、依法治校逻辑等“八大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发展路径选择。[13]
上述研究，对民族院校的改革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有的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为进一步研究作了积累和铺垫。但已有研究存在一些局限，即未能结合十九大以来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时代背景，来探讨民族院校应该如何与时俱进，根据新的时代形势和时代要求践行使命、改革创新。
（二）研究背景与核心问题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相应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也对我国高等教育包括民族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吹响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实现升级换挡的嘹亮号角，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已从柔性倡导变成了刚性要求。
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民族高等教育新的历史使命。民族院校如何顺应新时代的形势和要求改革创新，谋求高质量发展，切实向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的办学目标迈进，是摆在各民族院校面前的一项紧迫而重大的课题，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就民族院校来说，如何在新时代新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办好有特色、高水平和人民满意的民族院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少数民族高级人才，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贡献，是每一所民族院校都必须认真思考和不断探索的战略性课题。当下，影响新时代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问题如下：宏观层面上，是新时代背景下民族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发展战略问题；中观层面上，是新时代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建设路径问题；微观层面上，是新时代民族院校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效率性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基于西南民族大学办学实践的个案分析，探讨新时代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办学定位、关键路径和内部治理。
二、宏观层面：新时代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
高质量发展的高校，首先具有办学定位清晰、办学目标精准的特点。明确办学定位是高校对自身办学方向、方位的选择，要求高校在客观认知自身办学使命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的发展立足点和功能释放点；确立办学目标是高校在既定办学方向上对自身进步水平的设定，要求高校科学评估自身发展实力和合理谋划自身发展战略。基于国家及区域重大战略发展需求，深刻把握民族院校的办学定位与发展战略，是民族院校新时代新阶段聚焦立德树人、践行办学使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诉求。
（一）立足资源禀赋，科学确立新时代民族院校的办学定位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以办学规模扩张和办学层次提升为主，但其后果之一，则是千校一面的同质化，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2018年6月21日，教育部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陈宝生部长强调要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四个回归”强调新时代大学必须守正固本，[14]这既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反思和办学方向的校正，也是对大学一般发展规律的重申。新时代大学若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保持实践理性，推进“四个回归”。
民族院校既具有普通高校的一般共性，又具有鲜明的独特个性。民族院校的特殊性是由我国的国情和党的民族政策决定的，是扎根中国大地办中国特色大学的现实要求。前些年，在以规模扩张为主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潮流中，民族院校面临着“一般型”取向和“特殊型”取向的两难抉择，导致一段时间内其自身发展定位摇摆不定。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民族院校应该乘着国家“双一流”建设的东风，突破“一般型”“同质型”“外延型”“低端型”发展思维的禁锢，找到一条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的高水平发展之路。这是民族院校在新时代强劲发展、再创辉煌的必由之路。
这里，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加以进一步分析研究。鉴于学校自身性质、肩负使命、发展情况和资源禀赋，西南民族大学早在“十五”期间便讨论并确定了走特色发展的道路；“十一五”时期，明确了“立足高原、服务三牧”的定位；“十二五”时期，提出了“建设有特色、现代化的一流民族大学”的目标；“十三五”期间，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目标。特别是在“改大”、“申博”、新校区建设和“双一流”建设等重大工程的支撑下，西南民族大学正在向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建设目标迈进。
在新时代，以“双一流”建设为发展目标固然是民族院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不二选择，但如果一味追求“一般型”发展而忽视了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则可能使自身核心竞争力受到影响。民族院校不仅是我国培养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也是研究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重要基地，还是传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以及展示我国民族政策和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15]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民族院校既要立足办学历史和自身传统，坚守“初心”和“使命”，又要深入思考新时代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
（二）紧抓历史机遇，系统谋划新时代民族院校发展战略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6]“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国际形势和未来发展的科学研判和准确把握，为我们明晓天下之大势、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指明了方向。新时代的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须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努力向前奋进。对西南民族大学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四川“教育鼎兴”等战略和计划的实施，将是促进其高质量发展的难得的时代机遇。
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中，办好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已成为我国大学发展战略的基本共识。2016年12月24日，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和结构，提升民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以就业为导向，优化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学科专业结构，重点提高工、农、医、管理、旅游等学科比例，支持办好师范类专业，提升民族特色学科水平。”[17]据此，民族院校要基于国家及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需求，立足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以民族学为基础的学科群落，形成支撑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学科专业结构，努力彰显自身办学特色和发展优势，进一步提升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大学如同一个有机体，会经历初创、探索发展、积累提升、成熟稳定等不同发展阶段。对于西南民族大学而言，目前正处于由提升阶段向成熟阶段转变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是一所院校走向成熟稳定并形成特色优势的关键期，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突破阶段和定型时期。在“十四五”时期，西南民族大学将科学谋划发展战略，努力建设成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完成新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三、中观层面：新时代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高等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关键办学要素及其在交互作用中所形成的综合办学品质，表现为高校造就高素质精英人才和为社会各行各业贡献高品质研究成果的能力。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质量观日趋多元化，如学术质量观、目标适切质量观、需求导向质量观、价值增值质量观、整体办学质量观等，其中最为关键的构成要素就是学术产出质量与人才产出质量。由此推之，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势必成为民族院校提高办学质量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双翼”。具体来说，新时代新阶段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标志，就是高水平学科及专业建设取得好的成效，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办学特色进一步显现，打造出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重大科学研究平台和重大教学成果、科研成果再上新台阶，真正实现内涵式发展，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取得更好成绩。对于西南民族大学而言，以“双一流”建设为引领，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人才培养为抓手，奋力实施好“以本为本”“特色发展”“人才强校”三大战略，是其实现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关键路径。
（一）坚持“有选择地支持卓越”理念，构建民族院校学科建设新机制
学科是大学的基础与细胞。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有世界一流学科作支撑，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工程。综括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成功经验：一是坚守大学之本，二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这两者都建立在学科建设的基础之上，有了一流学科才有一流专业，有了良好的学科生态和学科结构才能培养一流人才，并高效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2020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支持中西部高校发展”，强调高等教育不应只追求规模化、外延式发展，而是要“实现内涵式发展”，并在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前提下推进“双一流”建设。[18]
一流学科建设是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聚力点、突破点。学科建设的战略思维是“在‘需要’‘特色’‘机制’上下功夫”，即瞄准社会需要凝练方向、巩固特色学科基地、借助机制创新打破平衡态等。[19]民族院校学科建设若想上台阶、上水平，就必须坚持“有选择地支持卓越”理念，构建一种有利于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优先发展、快速发展、超常规发展的学科建设新机制。世界一流大学在学科建设中，均坚持“有选择地支持卓越”之原则，通过裁撤质量不高或与院校使命关联不大的学科专业，把资源集中投入到有发展潜力的特色优势学科专业上，以学科的比较优势推动学校不断超越自我并走向卓越。民族院校学科建设同样要坚持“有选择地支持卓越”原则，采取重点发展战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自己的特色“不动摇”，民族院校的办学资源相对有限，因此要更加注意提高资源的聚集效益。西南民族大学拥有深厚的学科文化底蕴，在西南民族问题、高原牦牛、少数民族语言等研究领域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国际影响，因而要重点扶持已经形成的学科发展优势和办学特色。
基于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需要，民族院校要准确把握学科专业发展趋势，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围绕主干、优势、特色学科搭建学科群，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积极推动“有选择地支持卓越”的学科建设新机制。对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而言，不能再走“纯粹”的“强分类”学科建设道路，不能再凭大家的一腔热情和某个团队的学科发展愿望来决定学科发展方向，而应该进行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科学决策，走学科综合化的集群发展道路，在现有优势学科的基础上，提倡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推动学科与社会需求的合作交融与创新。要理性分析新时代民族院校的办学使命、学科基础和国家战略需求，增强“十四五”发展规划研制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从学校发展战略高度和整体布局出发，按照“两翼协同发展”的学科建设思路，确定“一流学科”建设的重点和发展方向，明确“一流学科”建设目标，将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让资源效益最大化。
（二）以培养高水平民族人才为根本，构建民族院校人才培养新体系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基本职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是衡量高校是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全面质量观指引下，民族院校理应牢牢抓住人才培养质量形成的三个节点——本科教育、特色培育与人才引智，努力构筑“三位一体”的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本科教育是人才培养质量工程的基点，这是由本科教育在民族院校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根本性地位所决定的；特色培育是人才培养质量工程的关键点，这是由民族院校的职能使命、发展定位所决定的；人才引智是人才培养质量工程的发力点，这是由“教师人才”这一办学要素的能动性、增值性、根本性特点所决定的。抓住以上三个重要节点，力促民族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迅速提升，是民族院校在新时代抓住机遇、迎难而上的历史性选择。
西南民族大学将以“以本为本”“特色发展”“人才强校”作为新时代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致力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建设。
第一，“以本为本”为根。以本科人才培养为办学根本，是西南民族大学为提高新时代人才培养质量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历经近70年发展历程，西南民族大学从专科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教育，办学层次不断提升，已构建起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层次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教学和科研还不够协调，本科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地位并不牢靠。“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西南民族大学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本为本”不动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动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兴边富民工程，聚焦乡村振兴和生态环保等国家战略，面向民族地区社会需求和区域产业发展态势，合理设置新专业，优化专业结构，突出办学特色。牢固树立教学中心地位，创新定向培养、本硕连读等少数民族人才培养途径，不断提高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民族高等教育。
第二，“特色发展”为先。西南民族大学践行“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办学宗旨，特色发展战略既是讲政治、有担当的体现，也是促使其稳步迈入成熟提升阶段的战略决策。民族院校生源的独特性决定了其办学的特色，如何推进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资源的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师生交往、交流与交融，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办学优势，是民族院校特色发展的基本路径。在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的时代背景下，要按照民族因素与地域因素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将特殊性和普遍性、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结合起来，从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做好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工作，并且围绕民族地区特色资源，努力做好西南民族研究和高原牧区研究两篇大文章，将青藏高原研究院等特色基地建设好，真正成为国家及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第三，“人才强校”为要。办高水平大学，人才是关键。高水平民族大学尤其需要一支具有民族教育情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师干部队伍。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大学为建设“特色鲜明的一流大学”，大力实施“引才计划”，高校间的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民族院校更要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精准对接和服务于一流学科建设。目前，西南民族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是进一步提高质量和水平，重点是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团队打造，要围绕重点、优势及特色学科引进人才，把学科带头人培养与一流学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营造有利于优秀青年教师和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良好环境。
四、微观层面：新时代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内部治理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化，大学治理的外部发展环境逐渐得以改善，政府、市场、社会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日益协调并有了更加通畅的合作渠道，特别是政府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而构建起的政策体系，有力地保障和推进了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当前，“治理有方、管理到位、风清气正”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要不断完善和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才能够有效保障大学高质量发展。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是指高校为了实现资源、权力、人事的有效配置，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让所有学校管理主体——教师、学生、管理者对学校内部管理活动进行监督、激励、控制和协调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优化中国特色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要求高校坚持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发挥二级学院作为治理主体的功能，实施协同共治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实现党的办学领导权、行政的管理自主权、多主体参与的资源协同处置权等三者的有机整合与灵活适用。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国家民委与教育部、四川省人民政府合作共建西南民族大学的体制机制已日趋完善，保障和促进西南民族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和法治环境不断优化，推进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的校内规章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新时代，民族院校为保障自身内涵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要从加强党的领导、落实校院二级管理、资源统筹共享三方面入手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激发民族院校的内生动力，提高民族院校的治理能力和贡献率。
（一）加强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提升民族院校内部治理能力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新时代民族院校是民族地区新时代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首先需要回答好“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民族院校要深入贯彻并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精神，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记民族院校初心和使命，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0]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等职能，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按照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有关要求，结合新时代民族高等教育的使命与任务，要重视并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构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自觉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提升办学治校能力。
（二）落实校院二级管理，推进民族院校的内部治理改革
学院是大学组织的基本单元，是大学开展知识生产活动的基本学术单位。师生聚集在学院，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也在学院开展。根据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的发展态势，好的大学一般都能够充分落实分权和赋权，激发学院办学的积极性，为一流学科建设和高水平人才培养创造宽松、愉悦、民主、和谐的环境。随着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深化，应当按照大学“底部沉重”和“结构松散”的组织特点，积极落实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推进大学内部治理改革。只有让学院成为办学的主体，才能激发“学院办大学”的内生动力。从大学内部治理来看，随着办学规模快速扩大，学校管理难度加大，必须调整内部组织结构，优化学院和党政机构设置。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根据高质量发展要求，对学科专业进行全方位调整，按照一级学科组建和设置学院，为“双一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学院设置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支撑学科建设为重要目标，党政管理机构设置服务教学科研中心工作，进一步理顺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实现从内部管理向内部治理的根本转变。
（三）构建高效的资源统筹机制，完善民族院校内部治理模式
资源的有限性对学校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必须提高资源统筹和整合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民族院校要提升大学内部治理能力，关键是要建立好资源统筹和主体协同机制，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提高内部治理效率，为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目前仍然存在办学资源分散、资源利用率较低、资源统筹效益不高等问题，制约了重大科研项目的开展和重点科研团队的建设。为集中优质资源推进重点、优势及特色学科建设，新时代民族院校要逐步完善资源整合机制，赋予学院更多的对于人、财、物等资源的统筹使用权；清除院系壁垒，构建集成式、综合化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与协同创新；推进管理重心下移和学院综合改革，增强学院办大学的主体责任；引入群众评价体系，完善学术委员会等民主决策机制，发挥二级教代会、学生会的民主监督作用；落实问责制和服务承诺，强化行政管理干部的服务意识，推动党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构建多维互动、利益协调的高效治理模式。
结束语
民族院校的发展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休戚相关，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同频共振。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培养服务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民族院校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新时代民族院校要牢记初心、坚守使命，紧抓时代机遇，扎根中国大地、突出办学特色，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民族高等教育；要以“双一流”建设为牵引，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人才培养为抓手，奋力实施好“以本为本”“特色发展”“人才强校”三大战略；要遵循现代大学治理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为改革与发展注入活力提供强有力保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内涵提升，早日建设成为有特色、高水平的一流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陈达云，刘晓红，李俊杰.民族高等教育特色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29.
[2]新华社评伦员.全面小康，一个民族也不能少[N].内蒙古日报，2020－06－11.
[3]雷召海.中国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9-101.
[4]张征.论民族院校的办学类型及其定位[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7(1).
[5]刘子云.民族高等教育特色发展：历程、反思与前瞻[J].高校教育管理，2011(6).
[6]夏仕武.论民族院校使命与内涵式发展[J].民族教育研究，2015(4).
[7]杨红星.民族院校内涵式发展的历史省思[J].教育评论，2014(1).
[8]戴林富.关于区域性民族院校内涵式发展的思考[J].民族教育研究，2013(6).
[9]张京泽，杨蕤.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民族院校内涵式发展探析[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4(6).
[10]陈达云.民族院校“双一流”建设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
[11]杨胜才.“双一流”战略视野下的民族院校抉择[J].民族教育研究，2017(2).
[12]陈达云.高水平民族大学建设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13(9).
[13]杨胜才.高水平民族大学建设路径选择必须遵循的若干逻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2).
[14]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高等教育，2018(15).
[15]国家民委.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办好民族院校的意见[Z].2005－12－29.
[16]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J].紫光阁，2018(7).
[17]国务院.“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Z].2016－12－24.
[18]张东，杨桂青.政府工作报告修改信息透露教育治理新方向[N].中国教育报，2020－05－30.
[19]谈振辉.关于学科发展战略的新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03(6).
[20]陈宝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J].旗帜，2020(2).
责任编辑：石献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