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地区“双高”建设是服务国家战略，助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命题。在践行守正创新的政治逻辑、呈现共生共荣的经济逻辑和关照生命本体的教育逻辑的驱动下，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和高职院校要充分释放和把握政策红利、区域产业和民族文化等方面赋予的动力，创新民族地区特色化“双高”建设的发展路径，整合政策利好，构建多元协同的办学模式；衔接区域产业，打造对口专业集群；立足文化生境，建立“双语双师型”教师队伍。把脉民族地区“双高”建设的“为何而为”“何以可为”，集中发力，引领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传承民族文化，助推国家跑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
关键词：民族职业教育；“双高”建设；高职院校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以下简称“双高”建设）是比肩“双一流”建设，落实“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重要制度设计，是带动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先行旗帜｡目前，学界关于“双高”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双高计划”内涵解读的相关研究，在学理层面探讨“双高”建设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的新意蕴，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高等性”和“职业性”进行释读；[1][2][3]二是关于“双高计划”政策设计的相关研究，从“示范计划”到“双高计划”的政策变迁源流、变迁逻辑以及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优化等方面，解答“双高计划”的政策背景及蕴含的制度逻辑；[4][5][6][7]三是关于“双高计划”实践路径的相关研究，有学者分别从“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学校治理、特色专业群建设和教学组织变革等方面探讨如何以“双高”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升级。[8][9][10][11]“双高”建设逐渐成为学界密切关注的研究选题，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多种视角和思路｡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双高”建设全国整体性规划，鲜有关注民族地区如何实施“双高计划”。当下，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规划的实施使民族地区由过去的边远落后地区转变为前沿发展地带，而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以及民族地区地理环境、文化特色和产业特点的特殊性赋予了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独特的发展定位和特殊的历史使命。因此，加快民族地区“双高”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然而，就教育部第一轮公布的高水平学校/专业（群）的省域分布状况分析，占我国国土总面积58.9%的少数民族八省区①仅有16所学校和专业群入选“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内蒙古3所，新疆2所，西藏0所，青海0所，宁夏2所，云南3所，广西4所，贵州2所），其中高水平学校仅有6所，占全国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总数的107%；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10所，B档占席4所，C档6所，占总数的71%｡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在第一轮“双高”建设单位遴选的失势引人深思，本研究尝试对民族地区“双高”建设的逻辑与动力加以理性透视，探索适宜民族地区特色化“双高”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为何而为：民族地区“双高”建设的逻辑
人类通过目的论和因果关系来探索真理，首先反映的是认识论问题，即人类行动总是从对行动对象的认识出发，其逻辑起点归根到底是问题认识与行动目的的因果联系。[12]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沟通学校与市场、技术与产品的桥梁，具有育人、研究和服务等多重行动目的。基于对高等职业教育行动目的的分析，民族地区“双高”建设的逻辑大致从政治、经济和教育本身三个层面予以考虑。
（一）践行“守正创新”的政治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从根本上回答了民族地区建设“双高”院校的深刻蕴意。这一价值取向彰显出我国独有的“守正创新”的政治逻辑。“守正”是根基，即要坚守正道，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育人之视角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望｡守正为本，创新为径。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文化差异，扎根于民族地区的高职院校担负着巩固新时代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关系的政治使命，民族地区“双高”建设是守“国家安全，人民幸福”之本的创新路径。
一方面，从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分析，民族地区“双高”建设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民族地区各行各业的建设性人才是维护民族团结、边境稳定的中坚力量和主力军，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承担着为当地储备建设性人才的重任，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的意识融入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双高”建设理念，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加快发展的进程中，民族地区“空村化”问题日益严重，如何将民族地区乡村建设与后扶贫时代新目标、新任务相结合，将民族地区人民幸福生活与全国全面脱贫目标相结合，将政治性话题转换成公共服务性议题，是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在确定发展定位和服务面向时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是彰显民族地区“双高”建设项目独特性与价值性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从高等职业教育的外延辐射服务分析，民族地区“双高”建设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戍边外交。我国民族地区与周边15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达到约19000余公里，[13]是维护边境安全稳定和促进国际交往的战略要地。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是承载国际间文明交往的有效载体，发挥着促进文化输出、推动文化交融的重要作用。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应利用边疆地缘优势，积极搭建国际化合作平台，与沿边国家高水平职业院校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合作，以职业教育视角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关系，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这既是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必须承担的特殊使命，也是民族地区“双高”建设的“特色底牌”。
（二）呈现“共生共荣”的经济逻辑
“共生”概念由生物学家德贝里（Anton deBary）首次提出，后期被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领域广泛借用，解读为不同主体之间依托互惠互利、互推互助的联动关系。“共荣”是对“共生”的进一步升华，形容形成共同生存关系后逐步呈现出的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可持续状态。[14]“共生共荣”的逻辑旨归深谙于高职院校教育与民族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系之中。
从经济市场供给侧的角度思考，民族区域经济可通过对教育硬资本（经费支持、场地提供等）投入保障高职院校的正常运行；反之，民族区域经济的创新发展和提质增效需要高质量的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支撑｡从高等职业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改革思考，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可通过对人口资源的培养转化为区域经济市场所需的人力资本，表现为技术技能资本的积累与溢出，实现人力资本向经济效益的转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15]同时，高等职业教育的有序运行受制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其发展速度、规模以及人才培养规格、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域经济结构和特点的制约与影响。
当下，多元的政策引导和复杂的市场环境为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2020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20年需要完成的重要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民族地区多属贫困边远地区，存在就业质量低下、失业率高等一系列问题，帮助民族地区群众实现高质量就业，是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必须承担的重要职责，也是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实现“共生共荣”有效互动的重要契机。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等政策的实施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成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阵地。“双高计划”作为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龙头”项目，是旨在“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区域支柱产业发展，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企划。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要审时度势，围绕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积极投入“双高”建设当中，实现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多维耦合，更好发挥其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的重要功能。
（三）关照生命本体的教育逻辑
民族地区“双高”建设须满足社会政治诉求与经济发展需要，而追根溯源，民族地区“双高”建设本身就是一项教育举措。教育与生命共存并相互印证，民族地区“双高”建设必然凸显对生命本体的关照，在展示生命存在的同时也完善了生命的发展。[16]人是一种双重生命的存在，既具有自然生命，又具有超自然的价值生命，是自然生命与价值生命的统一体。[17]民族地区“双高”建设必然凸显生物属性（自然生命）和社会属性（价值生命）相统一的教育逻辑。
一方面，民族地区“双高”建设是关照人的生物属性的必然举措，维护民族地区每一个个体平等接受适合自身发展的教育权利。人与生俱来的复杂性神经系统结构，为实施教育提供了可能，也为教育的特殊意义赋予了最原始的阐释与解读。基于对人的平等受教育权的思考，高等职业教育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补偿性教育，而应该作为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保障民族地区每一个个体平等享有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选择适切教育内容的权利，这才是对人的自然生命属性的极大彰显。与“双一流”建设相类似，“双高计划”是一种生产和均衡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扶持性治理行为，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积极投入“双高”建设当中，实质上是对民族地区群众受教育权利的个性化关注，这不仅是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公共产品所衍生出的制度性话题，也是一个关注教育平等的伦理性议题。
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双高”建设体现了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关照，维护民族地区每一个个体的社会归属感。人的生命形式的多样性是由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决定的，行为在本质上往往是一种基于历史继承的现实创造活动。[18]人是构成民族的基本单位，具体到民族的定义，斯大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阐释：“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19]民族定义本身构成了民族特质的“存在论”，表现为特定民族的社会属性，即“民族性格”。[20]与民族的型构相类似，教育自产生之初便具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呈现一定的继承性、创新性和地域性，在区域文化和社会意识的滋养中产生了符合某一特定区域社会属性的教育活动｡因此，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价值在于回应少数民族群体“本能存在”和“社会属归”的双向诉求，而建设适宜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环境的“双高”院校，其实际目的是维护每一个个体社会归属所赋予的终极关怀。
二、何以可为：民族地区“双高”建设的动力
教育学界一直主张，高等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既不能“仅就教育谈教育”，也不能“不就教育奢谈教育”。[21]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蕴含巩固民族工作成果、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促进教育个性发展等多重目的，要充分释放其内在潜力，转化为激发民族地区“双高”建设的动力。
（一）储能蓄力：双重政策赋予的支撑力
逐步完善的国家战略规划和持续的教育政策供给为民族地区发展一批优质高职院校和专业群提供了充足的政策支撑力，倒逼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实现系统化转型升级，发挥着为民族地区“双高”建设储能蓄力的重要作用。
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近年来国家相继颁布实施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2020年）等重大战略规划，强调采取“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空间”“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等科学举措，这不仅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吸引了关注度，也在顶层规划层面为民族地区“双高”建设指明了方向，还为民族地区“双高”建设储备了充分的发展动能｡民族地区应紧抓政策红利，大力建设“扎根民族地区，服务国家建设”的符合“双高”规格的高职院校，力争在下一轮“双高”指标遴选中脱颖而出。
在全国教育事业整体规划层面上，一方面，我国针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采取的特惠并举教育政策为民族地区“双高”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例如，国家充分考虑各少数民族的文字语言、文化等特殊情况，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高考加分等民族教育特殊性政策；为缩小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实行民族教育经费倾斜、高等教育优选招生等民族教育优惠性政策。另一方面，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创新性规划为民族地区“双高”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迎来了新一轮高水平、高密度的政策供给，国务院及各省部级单位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017年）、《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2018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年）等政策，提出“明确教育类型”“扩招100万”“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等一系列开创性举措，实施“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计划、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计划”等多项企划，[22]为强化民族地区“双高”建设项目夯实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二）目标引领：产业转型激发的外驱力
民族地区资源储备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资源型产业体系，从外部驱动上倒逼民族地区高职院校配合资源型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民族地区“双高”建设发挥重要的目标引领作用。地域辽阔的民族地区是国家生态涵养主体区，少数民族八省区草原面积全国占比75%，水力资源蕴藏量达全国总量的659%；[23]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铅矿、锌矿和铝土矿的储量全国总占比均超过了60%。[24]民族地区凭借资源优势，建立起较完善的基础性工业体系，在“资源福利”的辐射下，经济发展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民族地区经济在享受了短期的“资源红利”后，被禁锢于资源单一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劳动力指向型经济发展路径中，数据显示，2019年少数民族八省区GDP全国占比仅109%，单纯依靠要素驱动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报酬呈现逐步递减的趋势。[25]
在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科学制定区域性发展规划，加快产业结构体系调整和促进转变产业依托成为提升民族地区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民族地区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制定了系列规划和方案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通过智库建设、技术创新等手段，尝试运营以实体产业为基底、新兴技术为载体的现代化产业链条，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期扎根民族地区的研究机构，对区域产业发展资源和发展特点形成了成熟的研究积淀，并围绕资源型产业要素逐步明晰了转型落实思路。同期，国家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线，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同步规划产教融合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布局”，要求高职院校打破学校与产业间的藩篱和专业之间的壁垒，促进产教供需双向对接。
时下，恰逢产业转型升级与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两项重大企划同频机遇，产业转型的升级需要技术技能人才水平伴随产业发展同步提升。专业建设是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载体，是衡量人才培养质量与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关键性衡量指标。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链建设思路的明晰不仅强化了高职院校专业群发展的理念，更为其精确化了专业发展的方向。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和地方政府应当以前瞻性眼光洞悉产业转型的先机，以专业之间的技术关联、行业关联作为整合专业资源的依据，实现专业建设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的全方位融合。
（三）生境滋养：多元文化衍生的内驱力
大多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仅仅意识到学校教育对于多元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并未明晰多元民族文化对于民族地区特色化“双高”建设发挥的关键性内驱效用。1988年，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Assmann）在其著作《文化记忆》中首次指出“文化是具有记忆的”，“每个时代的不同社会群体独有且重复使用的文本、图像和礼仪，通过对它们的‘维护’，巩固和达成关于自身的图景”[26]。具有“记忆”的文化形塑了不同的社会和群体，因此文化成为民族之间区分彼此的重要标识，是不同民族展现独立意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正是因为不同群落所秉持着不同的文化习俗，民族的概念才得以确立。[27]民族以文化为分野，构成了民族生境的差异性，也勾勒出迥异的职业文明与工作图景。
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深植于民族社会的文化土壤与职业情景之中。多元丰富的文化生境将彰显区域性、民族性的意义系统和生存智慧注入其中，为民族地区“双高”建设提供了直接或间接性滋养。一方面，多元民族文化为民族地区“双高”建设提供直接性滋养。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变的大趋势下，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产业转换为民族地区“双高”建设提供了差异化竞争优势。可以通过挖掘民族文化特色产品的附加价值带动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内涵式建设，助推其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发展。另一方面，多元民族文化为民族地区“双高”建设提供间接性滋养。民族地区“双高”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平等接受优质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多元的民族文化传统通过“集体无意识”和文化“遗传密码”的方式缄默化地融入少数民族学生意识形态，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和感知、认识世界的方式，对其从事专业化生产实践施加影响。[28]在教学和工作双向视野下将多元民族文化注入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中，在熟悉的文化环境当中引导民族地区每一个个体实现现代化改造，既是对教育对象“文化在场”的人本关怀，也是诠释和彰显民族地区“双高”建设特色价值的根本所在。
三、如何而为：民族地区“双高”建设的路径
基于对民族地区“双高”建设必要性（逻辑）和可行性（动力）的分析，民族地区应该审时度势，推动高等职业教育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民族地区“双高”建设路径，形成区域高职院校协同发展新格局。
（一）整合政策利好——构建多元协同办学模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层次改革的关键期，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格局、“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了新蓝图；中国制造2025、5G技术、能源结构调整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事业注入了新动能；“十四五”民族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思路为民族地区高水平高职院校和高水平专业集群的建设提供了体系建设新目标。当前，如何整合利用“双高”建设的利好政策，构建多元协同的办学模式，成为民族地区“双高”项目顺利推进的关键环节。
第一，依托于民族地区扶持政策，中央财政应在资源奖补方面给予民族地区适当倾斜。纵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高职教育改革发展始终呈现出政府强力推动的路径依赖现象，在民族地区“双高”建设项目中，中央政府作为核心资源的掌控者和资源分配的决策者，应立足民族地区的发展需求，在全国“双高”建设规划中对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予以高度重视，加大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持力度。
第二，依托于对口帮扶政策，吸引东部高水平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参与学校共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深化“放管服”改革，由过去办学主体角色向“招商”角色转变，由注重“办”高等职业教育向“服务”“双高”建设过渡，积极联系对口支援合作单位，借鉴东部“双高”院校发展经验，以人才交流、合作共建等形式因地制宜地制定并落地民族地区“双高”建设规划。
第三，依托于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积极筹集社会办学资源，构建校企办学共同体。各级政府宏观调控，充分调动民族地区特色行业、资深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积极性，吸引行业、企业以共建、共培等方式参与“双高”建设项目。积极推动高职院校与民族特色行业、行业骨干企业深度合作，组建高等职业教育办学集团，推进实体化运作，建设兼具技术革新、智库咨询、人才培养、创新创业、文化传承功能，体现民族区域特色的产教融合平台，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以“双高”院校或专业集群为引领，形成区域内产教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二）衔接区域产业——打造对口专业集群
产业的精细化分工要求专业必须以集群化方式应对，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对接产品研发、工艺革新、技术升级全链条服务。基于民族地区资源依赖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以及“双高”建设项目的迫切需求，必须以精准对接产业链条打造对口专业集群回应民族区域产业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双向诉求。
第一，立足民族地区产业发展规划，加强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集群建设的顶层设计。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应充分了解区域产业类型特征，面向区域优势产业与特色产业，提取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等产业先进元素，对应分析出岗位群所需的关键技能与职业素养，以职业岗位群关联匹配专业群类型，做好专业集群的开发设计工作，探索差异化高职专业发展路径。
第二，对照民族地区产业链条运行机制，加强专业群机制建设。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应与当地行业企业标杆开展深度合作，通过参与供需对接和流程再造等方式，建立健全覆盖产业链条、动态调试完善的专业群建设机制，并根据自身优势特色专业进行结构优化，提升专业群的集聚效应和服务针对性。例如，学校对接民族地区现代化农牧业产业链，在种植栽培、畜牧养殖等方面与先进农牧业企业建立深层互动机制，加速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进程。
第三，利用民族地区产业资源优势，统整高职院校专业资源。专业结构调整必然引发专业资源的解构与重建，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应围绕专业群建设吸纳整合校内外专业资源，形成“1+1>2”的专业群合力，将民族地区产业先进元素融入专业建设之中，并为之配套相应的教学资源、实训条件和师资力量，最终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例如，基于民族地区丰富的地理地质资源和自然资源，围绕新技术、新工业、新能源整合专业资源打造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等新兴专业集群，助推民族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第四，对接民族地区产业管理模式，创新专业群组织管理模式｡专业群的重构和资源的整合，一定会牵动院系设置的变化，拉动学校治理结构的变革。[29]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要打破传统专业模式之间的隔阂，对接区域产业链条的管理机制，建立专业间的内在联系与协同机制，按照“产业平台+专业模块”的新思路，打破院系边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专业群管理组织。
（三）立足文化生境——建立“双语双师型”教师队伍
多元的地域文化、丝路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相互交织形成了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风貌，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是根植于多元民族文化生成的教育体系。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特殊环境中，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走特色化“双高”建设道路，绝不能仅仅止步于对开设民族文化特色专业的思考，而是应该基于对教育交往本质的考量，打造一支具有“工匠特质”“民族气质”的“双语双师型”教师团队，既要求教师具备专业理论素养和实践操作能力，也需要教师具有传播自我文化的精神和洞察他者文化的旨趣。
第一，将“双语双师型”教师建设纳入“双高计划”评价标准。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走特色化“双高”建设道路，需要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立足多元民族文化特色，将“双语双师型”教师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双高计划”评价标准。具体而言，将教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跨文化交流能力、双语掌握水平、工匠精神、专业技能等素养水平作为“双高”建设单位重要的遴选标准与建设目标，体现差异公平与补偿公平原则，将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发展特色转化为遴选优势，引导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科学定位、差异化发展、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第二，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掌握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能力贯穿到教师职前培养、入职培训和在职研修三阶段培育体系。按照“双高”项目的师资要求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掌握能力教师的具体标准，以涵盖教师全职业生涯为基准，恰接职业技术师范类高等院校、区域高水平综合院校和理工院校，做好“双语双师型”储备教师的系统培养工作；整合教育端、行业端、企业端资源，开展入职教师基本能力培训；针对在职教师的能力结构有的放矢地开展个性化培训，为教师创设专业化、个性化和多元化职业生涯发展路径。
第三，盘活校外潜在教师资源。高职院校要强化与普通高校、行业企业的合作力度，以普职联动和校企合作为契机，挖掘校外“双语双师型”人才，拓宽高水平师资的来源渠道，完善兼职教师的创新激励机制和弹性引进机制，灵活聘用机制，优化招聘流程，加强民族工艺大师、双语专业人才的引进力度，促进教师队伍结构更加合理化。
第四，提高“双语双师型”教师的待遇水平。完善“双语双师型”教师待遇保障机制，在教师编制核定、薪资待遇、职称评聘等方面对其予以合理倾斜照顾，切实提升“双语双师型”教师的职业价值感与获得感，组建一支“进得来、留得住”的“双语双师型”教师队伍，提升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竞选“双高”项目建设单位指标的核心竞争力。
四、结语
民族地区“双高”建设不仅是一项教育工程，也是一项政治工程和经济工程，承担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振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职业教育公平的特殊使命。因此，要在明晰民族地区建设“双高”院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推动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持续深化改革，探索民族地区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的实施路径，扎根民族地区办“中国特点、民族特色”的“双高”院校。
注释：
①少数民族八省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个自治区和贵州省、云南省、青海省3个省份｡
参考文献：
[1]匡瑛.“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高等性意涵及其实现[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31（1）：148-152.
[2]周丙洋，王子龙.“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内涵重构与战略抉择[J].高校教育管理，2020，14（3）：30-40.
[3]胡茂波，游子欢.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意蕴、困境及对策[J].职业技术教育，2020，41（4）：11-16.
[4]秦琼，江欢，金维才.从“示范性”到“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的多源流考察[J].教育与职业，2020（10）：5-12.
[5]李漪.从“示范”到“双高”：高职教育类型化探索的政策逻辑及未来路向[J].职教论坛，2020（3）：56-61+68.
[6]周建松，陈正江.计划引领与项目驱动：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政策的制度逻辑———基于“示范计划”和“双高计划”的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9）：116-119.
[7]康翠萍，龚洪.“双高计划”建设中政策工具选择及其优合策略[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11）：16-24.
[8]李梦卿，陈佩云.“双高计划”背景下“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0（8）：79-84.
[9]李伟只.“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特色专业群建设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5）：34-38.
[10]李永生，袁蕊，刘亚.论“双高计划”背景下的学校治理水平提升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34）：48-52.
[11]朱俊.知识编码与组群逻辑：“双高计划”下的高职院校教学组织变革[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1）：153-159.
[12]邓小华.地方政府“双一流”建设的行动逻辑———基于地方政府“双一流”建设实施方案的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18（3）：24-29.
[13]哈经雄.试论民族高等教育改革和“双一流”大学建设[J].中国教育科学，2017（2）：3-13+2+193.
[14]耿际华.文化学视域下的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J].教育与职业，2016（11）：7-10.
[15]朱德全，徐小容.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逻辑和立体路径[J].教育研究，2014，35（7）：45-53+68.
[16]李延平.生命本体观照下的教育[J].教育研究，2006（3）：35-38.
[17]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7-8.
[18]宋建国.生命的哲学———兼论人的生物属性[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1999（5）：79-83.
[1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4.
[20]唐鸣，牟成文.“族格”的知识社会学考察[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8（3）：73-78.
[21]王建华.高等教育研究：教育学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13，34（10）：28-37.
[22]周建松，陈正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的演进[J].教育学术月刊，2019（12）：3-8.
[23]杨春蓉.建国7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9）：206-213.
[24]杨柳青青，李小平.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1）：79-88.
[25]王峰.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演化与新时期战略选择[J].民族论坛，2016（5）：26-32.
[26]扬·阿斯曼.文化记忆[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0.
[27]袁梅，苏德，江涛.新时代民族教育的应然价值观照[J].教育研究，2019，40（10）：102-108.
[28]孙翀.从民族传统文化视角探索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J].民族教育研究，2012，23（5）：116-119.
[29]聂强.专业群引领下的“双高计划”学校建设策略[J].教育与职业，2019（13）：16-20.
“Double High Plan” in Minzu Areas：Logic, Driving Force and Approach
XUE Han, SU De
Abstract: “Double High Plan” in minzu areas is a major proposition that serves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promotes the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minzu areas.Driven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logic of upholding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the economic logic of symbiosis and co⁃prosperity, and the educational logic of caring for the noumenon of life，local governments a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minzu areas must fully release and grasp policy dividends，regional industries and minzu culture，etc. Innovat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characteristic “Double High Plan” construction in minzu areas，integratepoliciestobuildadiversifiedandcoordinatedschoolrunningmodel；connectregionalindustriesandcreatecounterpartprofessionalclusters；rely on the cultural habitat，buildateamof“bilingualdual⁃qualified”teachers.Focusonthe“why”and“howtodo”ofthe“DoubleHighPlan”constructioninminzuareas，and focus on lead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minzu areas, integrating into regional development，promo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inheriting minzu culture，and boosting national running so as to complete the “last mile” of a well⁃off society.
Key words: minzu vocational education; “Double High Pla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责任编辑：王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