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历史节点，积极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和政策需求，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入手，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需要优化要素源配置、创新推动与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生态环境修复与绿色发展相融合，实现生态宜居；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乡贤文化建设，实现乡风文明；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融合发展，实现治理有效；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生活富裕。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西部民族地区；发展质量
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民族关系角度来看，发展不平衡表现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地区表现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发展不充分。当前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过渡、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历史节点，积极有效地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和政策需求，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1]乡村高质量发展在整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保障农产品供给、保护生态和环境、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有着特殊的功能。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际，在其理论框架下科学谋划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促使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充分融合，使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行动措施，乡村振兴同时也能够倒逼乡村高质量发展。
但现实情况是，由于西部民族地区地理空间禀赋资源不足，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等原因，乡村振兴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融合力度不够，难以实现高质量的持续发展。为此，参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这五个方面分别从乡村经济建设、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文化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和乡村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心和使命，[2]对西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并以高质量发展研究相关理论为基础，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相关内容，结合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发展实际，对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进行分析，需要优化要素源配置、创新推动与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实现与产业兴旺有效联动；生态环境修复与绿色发展相融合，实现与生态宜居有效联动；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乡贤文化建设，实现与乡风文明有效联动；加强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三个方面的建设与融合，实现与治理有效联动；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与生活富裕有效联动。最后参考乡村振兴战略关于干部配备、要素配置、资金投入和公共服务“四个优先”要求，强化问题导向，巩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成果并推动与乡村高质量发展有机衔接，以期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产业兴旺是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基础
实现乡村产业兴旺，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有利于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有利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有利于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有利于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利于推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持续健康发展。
以往支持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大多靠优惠的政策引导，自身“造血”功能往往不足，由于西部民族地区总面积较大，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8.6%，且乡村分布广泛，仅靠政府的政策支持难以振兴乡村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西部民族地区自身实际，把产业兴旺作为高质量发展第一要务。
产业兴旺，源于主要矛盾的转变、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这个角度讲，西部民族地区产业兴旺至少包含五重内涵：要素配置合理且边际产出高；创新促使经济效益显著；支撑体系有力；产品品质优良、绿色安全；产业高效融合发展五个方面，前三个方面表现为高质量发展，后两个方面表现为绿色产业发展，本部分重点分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绿色产业发展放在生态宜居部分进行讨论。即产业兴旺部分从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完善产业支撑体系三个方面分析西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政策需求。
（一）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机制
分工与协作构成了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布局的基础和根本原则。[3]生产力布局需要参与生产的各要素按照一定层次和比例构成有机的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不断优化系统资源配置效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自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凭借大量要素资源投入，经济迅速发展，但相比于东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旧比较突出。2019年西部民族地区CDP仅占全国的10.14%，人均GDP为全国水平的72.57%，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的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西部民族地区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速度近几年明显减弱，可能因为全国经济发展较快，导致分母较大，或者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缓慢使得分子较小，无论是什么原因，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不均衡现象表现较为突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实现高质量发展，需从供给侧上优化要素投入，从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对西部民族地区要素资源配置进行分析。
西部民族地区要素资源配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投入不足。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加，占全国教育经费投入比例也在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占全国比例从2000年的10.6%增加至2017年的13.17%。人均教育经费投入每年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全国平均水平的74.51%逐步提高到2018年的91.82%，但总体上看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仍不足，乡村差距较大，人力资本质量不高，需要进一步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二是固定资产投资不足。由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仅统计至2011年，此处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替代，虽然数据有些不准确，考虑到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大致相当，此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能在一定程度上宏观把握乡村投资现状。2017年西部民族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88730亿元，增长11.8%，高于全国4.6%，但投资总额仍然不足，与其他地方仍有一定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三是财政支持力度不足。2019年中央财政安排的少数民族发展支出方向的专项扶贫资金为67.5亿元，针对乡村振兴的财政支农仍然较少，需要加大财力投入。在西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需统筹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
（二）提升创新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过度依赖资源，致使产能过剩，缺乏创新。自2000来，西部民族地区高技术产业企业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近年来虽有所上升，但总占比到2018年仍才达到3.94%。从研发投入方面看，2017年西部民族地区研发投入均较低，其中投入最大的云南，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只有0.96，排名全国第19位，专利有效量占全国比重为3.41%，最高的广西也仅仅占全国水平的0.86%，可以看出西部民族地区研发投入整体水平仍不足，整个西部民族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仅与北京投入水平相当。[4]西部民族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偏弱，成为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发展的制约因素。西部民族地区要实现产业兴旺，在筛选产业后，建议从科技创新方面大家投入和人才引进，利用正向溢出效应促进产业科技创新。考虑到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足的实际情况，投入经费受限，可以考虑重点投入一些重点产业的研发创新，并与东部乃至国外在这类产业中的先进企业进行合作，建立西部民族地区内部和跨区域创新合作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创造条件争取机会实现后发赶超。政府在推动重点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中的角色应该是创新“温床”，通过激励创新制度、人力资本培育、财税优惠等制度设计，来激发创新文化，实现产业兴旺的良性循环。
（三）完善产业支撑体系
西部民族地区现有产业较为单一，经济结构失衡。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多以矿产资源开采和原材料加匸为主，第一、二产业偏重，第三产业偏低，2018年西部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占CDP比重均高于全国的7.2%的水平，其中广西甚至高达14.8%，2019年增加值16%；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和新疆第二产业占CDP比重低于全国40.7%水平，西藏、青海和宁夏低于全国水平。2019年，西部民族地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3.01：35.93：51.06，同期全国为7.1：38.97：53.92，第一产业比重远高于全国水平，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要推动产业融合与集群化发展，扩展延伸产业价值链，形成协同创新网络的知识外溢和技术创新效益，全方位提升产业发展协同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三次产业均要完善支撑体系。农业发展方面，西部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族群形态为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的凝聚和传承提供了天然屏障，农耕文化的稳定性、多变性和前瞻性并存，[5]成为西部民族地区产业兴旺的文化基础，即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这样更能实现产业兴旺。2019年，西部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6%，同期全国水平为3.1%，其中内蒙古、广西、青海第一产业比重较2018年均有所增加，但贵州、云南、西藏、宁夏、新疆呈下降趋势。政府要引导西部民族地区农、牧业现代化进程，推动新农村和新牧区建设。第二产业发展方面，近年来在国际市场需求与能源产品价格均呈下降趋势，2019年除内蒙古第二产业比重略有增加外，其他二产比重均有所下降。特别是新冠疫情之下，国际产品和能源需求同时下降，西部民族的资源开放和投资增长面临巨大挑战。西部民族地区以现有的资源禀赋优势，建立从开采到加工全产业链的纵深产业体系，并以此发展主导产业群，推动乡村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化发展动能，确保高质量发展。第三产业方面，以丰富的区域文化和旅游资源为依托，结合现代高端服务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点具体措施在第二部分“生态宜居”中的绿色旅游部分展开。
二、生态宜居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
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是关键”[6]，生态宜居才能守住乡村劳动力，吸引外来资本，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反映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质的提升，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建立美丽家园的追求。生态宜居是基础，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在实现了生态宜居基础上，才能使得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落到实处。
对西部民族地区乡村而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其最大的优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本身就是宝贵财富。但同时注意到，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首先得保护好现有的环境，才能实现其经济效益，成为“金山银山”。乡村生态振兴是解决农村生态环境危机与乡村发展的破局之解。乡村生态振兴表面上在于污染防治、生活环境宜居以及生态良好，但其与产业振兴关联密切，需要解决环境资源多元价值间的冲突，核心是在经济价值与生态环境价值之间做出衡平。[7]所以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西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治理和修复乡村生态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绿色发展，从而达到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元价值。
（一）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是首要任务
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不仅能促进生态产业的发展，[8]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增值，也能为宜居环境提供保障。生态宜居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部分，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局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基本前提。具体来讲，西部民族地区乡村要加强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完善农村生活设施。如加大对饮用水和水源地保护力度，创新生态修复、保护与补偿机制，建立环境精准评估与督察机制、绿色考核体系，完善生态环境损害和修复赔偿制度，扩展绿色空间。[9]
（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是必然选择
结合西部民族地区自然禀赋和产业布局实际，考虑到以往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高居不下，[10]高投资、高耗能、高排放的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如何协调好西部民族地区丰富的生态环境资源，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考验着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自信。基于绿色发展相关理论，参照马克思绿色发展理论中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1]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又是以物质交换为纽带，以社会为载体，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2]，习近平绿色发展观思想中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思想，“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绿色生产力理念，[13]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结合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中人与自然关系、民族生态观等实际情况，可以从绿色产业、绿色农业和绿色旅游三个方面探寻绿色高质量发展路径。
一是政府大力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绿色产业存在环境外部性成本，导致市场失灵且不能传递正确的价格信号引导产业发展，需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府主导制定相关政府干预内化，才能实现绿色产业可持续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在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下，结合“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中的政府适当引导的原则，从绿色产业财政资金支持、绿色产业专项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绿色产业发展专项融资和保险等金融手段，对绿色产业发展进行支持。
二是政府支持绿色农业发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2015年9月国务院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绿色金融体系、农业补贴制度、统一的绿色产品体系。绿色农业发展首先从供给侧进行改革，在金融和财税的支持下，让更多的资源进入绿色农业，可以解决解决西部民族地区长期依赖投资等资源扭曲配置导致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同时也提升了农业发展效率。其次要建立统一的绿色是产品体系，把西部民族地区作为一个经济区域概念进行整体分析，区域经济注重自然禀赋的同时，非常注重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西部民族地区绿色农业长期零散发展已不能有效满足市场化需要，需要进行产品体系升级，提高绿色农业规模，降低运输成本。再次，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区域宽泛，绿色农业面积大分布广，大数据可以提供支持，实现绿色农业跨越式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绿色农业大数据支撑有优势，如2016年内蒙古成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有国家大数据中心，崛起了大数据产业，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西部民族地区可以利用现有的大数据基础建设优势，辐射带动这个区域绿色农业发展。
三是支持绿色旅游发展。绿色旅游是以游览原生态自然山水获得身心愉悦的旅游。[14]绿水青山的自然环境资源是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生命之源，加上绿色产业与绿色农业的发展，绿色旅游从自然禀赋和区域特色优势方面具有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西部民族地区绿色旅游资源资源禀赋较好，草原面积占全国72.75%，湿地面积占全国49.19%，但同时分布较为零散，导致绿色旅游发展潜力相对薄弱，但其区域特色较为明显，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区域特色优势，在保证当地旅游资源保护和合理来发的基础上，吸引市场资源参与绿色旅游资源规划、开发与管理各个环节。同时，政府也要在绿色旅游规划基础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的引进，连接与旅游客源地的交通网络，打破西部民族地区绿色旅游存在的地理封闭与空间约束，也要注重中高端旅游人才的引进，提升西部民族地区绿色旅游持续生存和发展能力。
三、乡风文明是高质量发展的非制度推力
乡风文明作为高质量发展中的一种非制度安排和软环境实力，表现了乡村社会的全面进步，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农村常住人口逐年变化，由2000年的70.27%逐年下降至2018年为49.54%，乡村常住人口已经比城镇人口比例小西部民族地区人口数据动态变化，人口外流，各种文化交融变化，传统价值观必定受到较大冲击。这种冲击有好的方面，如在保护和传承传统农耕文明的同时，随着现代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带来的现代文明的融入，赋予了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文明丰富的时代内涵；当然，外部文化冲击也有不好的方面，如受到市场经济与外部不良文化影响的乡村婚丧大操大办、收受高额彩礼等不良习俗等“亚健康”乡风，还有赌博、色情文化、不赡养等“不健康”乡风。
在乡村振兴中，乡风文明作为一种非制度的安排，成为西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乡风文明的核心，[15]乡风文明作为乡村发展的精神支撑，能改善乡村营商环境，提升乡村软实力。
以往研究乡风文明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四个方面：分析乡村不文明现象[16]、乡风文明的体制机制建设[17]、乡风文明的资金投入[18]、乡风文明的人才建设[19]。对应的解决办法是：加强乡村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增长，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长效机制，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实现乡风文明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弘扬农村传统文化；培育乡村振兴人才。参照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20]在此基础上结合西部民族地区乡风习俗和高质量发展实际，西部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主要集中在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人才建设三个方面。其中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部分中，把经济增长和资金投入放在“产业兴旺”部分分析，本部分仅简要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如何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把乡风文明体制机制建设放在“治理有效”部分分析；人才建设结合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实际，分析乡贤文化建设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首先要维护各民族团结，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民族地区乡村各类文化的基础；其次是严厉杜绝“不健康”乡风；再是改变受到外界文化影响所产生的陋习，改变乡村文明的“亚健康”状态。根据这个理论构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应该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维护团结与和谐，是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高质量发展是物质基础。二是弘扬敬亲、敬老少数民族优秀伦理思想，实现西部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高质量发展。从非正式制度去认识人口老龄化，离不开乡风文明所培育的道德教育资源。三是抵制黄赌毒，培育高尚人格情操。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普及，大量信息涌入乡村，但这些信息并没有完全过滤出色情、拜金等不良文化，影响了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同时，毒品和赌博也是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长期存在的问题，要建设乡风文明的现代乡村文化体系，需要各族人民、社会和政府协同，从根本上解决此类“不健康”文化。四是弘扬勤劳节约、诚实守信等优秀文化传统，改变乡村婚丧大操大办、收受高额彩礼等不良习俗等“亚健康”乡风。
（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提升乡风文明的物质载体。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这种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尤其重要。政府通过构建公共产品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平台，长期潜移默化影响乡村居民，对乡村文化的构建和巩固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借鉴乡村公共物品建设经验，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构建乡村图书室、文化馆和文化广场，在提升乡风文明的同时，也能增加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谐。二是开展主题文化教育。如定期开展“民族团结模范村寨”“文明村寨”“文明家庭”“道德模范”等评选表彰活动。三是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政府可以通过乡村集市的宣传栏、各交通要塞的标语、手机融媒体平台、地方语言的广播电视等媒介，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乡贤文化建设
乡贤文化建设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对乡贤存在较多争论，如在政府政策激励下，乡贤可能导致乡村资源分配不合理，加剧“精英俘获”现象。[21]但西部民族地区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乡贤文化对乡村建设至关重要，当然，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乡贤的概念范围相对要大一些，包括在族群内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效率和创造稳定和谐乡村环境的所有人士。西部民族地区各政府应根据当地民族风俗，采取激励措施，吸纳乡贤参与治理和建设文明乡风。
需要说明的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大框架下，要实现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目标，就要求必须充分利用乡村中乡贤这种有益的社会力量。但是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乡贤文化，可能会对乡村法制产生“挤出”效应，同时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外来人才的引进，这点在制度设计上应该予以充分考虑，如政府制定人才激励措施，促使本地区乡村精英人才能够逐渐回流，恢复乡贤文化存在的人才基础，同时制定村民大会对乡贤治理规制约束，减少“挤出”效应。
四、治理有效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
营造稳定的乡村社会环境既是保障乡村生态宜居的首要前提，也是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基础，[22]更是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
西部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禀赋，具有优越的资源和环境优势，但受限于区域治理问题，如区域发展战略定位不清，[23]发展目标与发展手段不匹配，［24］特殊的政策规划［25］等制度机制薄弱环节，不仅会增加当地农民的生产成本，还会增加外来资本进入乡村的交易成本，阻碍乡村产业发展进程。在乡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生产生活成本，同时在招商引资方面省降低交易成本，有效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相关框架，认为政府是一个优势与缺陷并存的组织，西部民族地区这种现象表现尤为突出，确定政府职能边界，发挥优势但不“越位”，消除缺陷但不“缺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彰显民主自治活力
西部民族地区民族乡村治理所具有的民族性，意味着民族乡村具有更加丰富和初始的秩序资源，民族乡村治理更需要依靠或更容易动员潜藏在民族乡村内部的习俗、族群、宗族和宗教等传统秩序资源。[26]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民主自治格局由民族乡村内部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演进而来，是长期存在的内生治理状态。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民主自治，要激活乡村内生资源，完善乡村民族自治体系，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传承创新三个方面进行建设。
首先要打好民主自治的经济基础。一是继续扶贫攻坚。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为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格），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比例逐年增加，从2012年的31.53%到2018年的36.27%，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全面脱贫。但从历史数据来看，后扶贫时代西部民族地区的绿色经济社会发展与减贫成为经济基础的重要部分。二是乡村产业发展。乡村产业发展在“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两个部分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累述。三是提升教育。提升和优化教育水平，在“优化要素配置”部分详细介绍，此处不再累述。四是智力帮扶。发达地区继续对口帮扶西部民族地区，但主要以智力帮扶为主，把以往的经济“输血”逐步转化为西部民族地区自主“造血”功能。
再次是建好民族自治的上层建筑。培养乡村村落共同意识，风俗习惯、族群意识、乡愁和利益关联，构建现代乡村民主自治的公共空间和治理规范。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村落存在世居性和特定空间性，构成了丰富的民族文化。[27]西部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族群形态为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的凝聚和传承提供了天然屏障，[28]使得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村落呈现世居性，村落居民不愿意改变现在的生活和居住地，每个村落相对封闭，与外界少有常规性的联系，但村落内部风俗习惯、族群意识、利益关联即资源分配体系联系相当紧密，构成了现代乡村民族自治的上层建筑。在乡风建设中，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最后还要保证乡村自治的传承与创新。强化乡村内部人力、组织和文化资源，传承和创新乡村自治体系。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治理因素需要传承，同时需要创新，则需要培养乡村内部人力资源配置，强化正式组着和非正式组织力量，同时需要结合独特的文化资源作为保证。
（二）彰显基层法治精神
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基层治理是乡村外部力量特别是国家权力渗入乡村并建构民族乡村秩序的过程。[29]相对于民族自治而言，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法治是国家权威从外部人为构建的，政府的作用直接作用于乡村基层治理的结果，所以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基层治理中，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高质量发展政府作用看，政府调控需要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转变，结合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际，并具备较强的自我纠偏能力，这也保证了这种方式在效率上高于哈耶克所主张的自发秩序。[30]［29］所以，参照当前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扶贫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政府作为基层法治的建设者，应该从三个方面作为。
一是提升信息化水平打造“有限政府”。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特别是在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中，政府不可能成为“全能型政府”。近年来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等政策，造成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万能的假象。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要求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自治的关系，特别是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明确其职能和权利的边界，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和西部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自治作用，避免乡村治理行政化。
二是协调目标多样化打造“有为政府”。强化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水平。推进数字政府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受到自然条件限制，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长期存在不足。此需要通过组织载体与干部队伍建设来实现广泛的政治动员。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为西部民族地区打造“有为政府”指明了方向。
三是决策客观理性打造“有序政府”。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中的参与者仅具备“有限理性”，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客观上看，环境是复杂的，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另一方面，从主观上看，人对环境的认识能力和计算能力是有限的，即智力有限。这就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还在探索阶段的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各地各级政府在乡村发展上决策客观理性，尽量避免决策人格化。特别是《乡村振兴促进法》中要求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对政府基层法治人格化要求更高。
（三）彰显社会德治正气
德治在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善治中的功能仍然不明显，乡规民约的作用还没有很好的发挥，乡村道德建设和农民的道德意识仍需加强。[31]西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德治问题从宏观到微观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公德是乡村振兴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各地区内部在过去历史上发生过，并以某种方式时代相传，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行为产生重要的调节作用和规范，这对于维护民族团结，文明乡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大理碑刻中的公德对于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32]同时，各民族间社会公德价值观问题，关乎到各民族“和谐共生”和民族团结等重大问题，培育各民族同胞社会公德意识，既能增强对国家、社会情感的增进，也是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有效路径。[33]个人品德则是认知与行为的统一，三者相辅相成。
五、生活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
生活富裕是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居民最关注的核心利益问题，也是乡村高质量发展所追求的最终目标。高质量发展需“以人为本”，生活富裕是最直接的体现，是新时代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主动回应。随着2020年全面小康的建成，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居民通过精准扶贫在达到了基本小康后，只有在巩固扶贫成果的基础上，继续高质量发展乡村经济，使得乡村居民生活富裕了，根据“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基本经济学常识，乡村居民才会增加闲暇时间，闲暇时间可以去继承和发扬丰富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强化乡风文明，同时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去协助乡村治理，形成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让各族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红利，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受益者。
生活富裕是个绝对指标，首先至少得在贫困线上，同时也是一个相对指标，富裕是相对于整个国内生活水平而言的。按照新时代新矛盾的思路，从绝对和相对发展来分析生活富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缓解高质量发展的不充分；二是缩小收入差距，缓解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
（一）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缓解高质量发展的不充分
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考量生活富裕的首要因素，是高质量发展中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西部民族地区面临消费扩大与升级的双重任务，但消费驱动力释放较为困难[34]，主要原因在于可支配收入仍然不高。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不高可以理解成两个方面，一是收入水平的确不高；二是支出水平相对较高，西部民族地区两个方面均有表现。2017年西部民族地区农民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国的14.66%，同时也是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以来的最高值。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30%~40%之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8%，说明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居民消费中食品支出相对较高，这和西部民族地区自然禀赋优越不成比例，同时医疗、文化娱乐等支出比重相对较少，西部民族地区消费升级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影响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学界一般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二是消费规模有限，消费成本较高，平均消费倾向较大，即边际消费倾向低和平均消费倾向高并存，进一步加大了消费支出负担。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建议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消费规模和水平方面入手。
（二）缩小收入差距，缓解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
收入差距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是高质量发展中发展不平衡的问题。2018年西部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比值为2.88，全国平均水平为2.69，西部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同时注意到，西部民族地区内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比值的标准差仅为0.22，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0.35，说明西部民族地区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紧迫性强，但同时难度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消费角度看，西部民族地区消费水平高也是城乡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2018年西部民族地区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值为2.3，高于全国2.1的平均水平，同样也显示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居民消费力不够，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仍然存在差距。同时标准差为0.4，高于全国0.3水平，说明西部民族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也存在较大差距，在设计降低城乡发展不均衡规划时，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政策，不能搞“一刀切”。
六、结论
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实现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分别体现了乡村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五个高质量发展维度，产业兴旺是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基础，生态宜居是基本前提，乡风文明是非制度推力，治理有效是基础保障，生活富裕是发展的最终目标。
产业兴旺是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变、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西部民族地区产业兴旺需要从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入手；生态宜居是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是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的基础，守住绿水青山并变为金山银山，把生态变成生产力，同时处理好生态与发展的横平是生态宜居建设重点，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宜居首先需要治理和修复乡村生态环境，再进行绿色产业、农业和旅游发展，从而达到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元价值；乡风文明是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正处于文明大变革时期，应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人才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治理有效是基础保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结合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融合发展要求，从民族法治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自治传承创新、“有限政府”“有为政府”“有序政府”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方面加强有效治理水平；各族人民生活富裕，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是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居民最关注的核心利益问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主动回应，应从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入手，提高乡村发展水平，增强各族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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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Vitalization And High-Qualty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s
Xiang Lin, Zheng Changde
Abstract：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is between people's in creasing needs for good life and uneven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so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ryside in the western ethnic regions becomes an inevitable choice. At this key historical juncture of effectively connec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rural vitalization, it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actively explore valid methods and policy need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ryside in the western ethnic regions. We propose to promote this development from 5 aspects as prosperous industry, ecological and livable environment, civilized rural customs,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rich life.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reality of western ethnic regions, industrial prosperity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element source,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industrial supporting system; ecological and livable environment can he create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rural customs can be civilized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rur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ing public culture-services and rural sage—culture construction; effective governance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autonomy, rule of law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rule of vir tue in the social society; and a rich life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increasing rural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s and decreasing the income gaps.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rural vitalization; western ethnic regions; development quality
责任编辑：程紫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