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关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进步，历来受到高度重视。近年来，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度得到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增强，但面临着边境地区“相对封闭性”与“全方位开放”的复杂性，跨境民族“情感亲近”与学校教育“隐性排斥”，学校国家认同教育偏差与民族文化传承不足，特殊的家庭问题与家庭教育缺位冲击或弱化国家认同等困境。为此，应加大社会支持，保障跨境民族青少年权利；坚持学校主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生；注重家庭培育，营造稳定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形成多维联动、协调有序的强大合力来增强国认同。
关键词：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教育
跨境民族是指跨越国境线居住，拥有不同国家的国民身份，但又保留了原来同一民族的某些文化特征和民族认同感的民族。我国与14个国家接壤，有31个民族跨境居住。西北地区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分布着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回族等跨境民族。西南地区与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越南、老挝接壤，是我国跨境民族最集中的地区，仅云南省就有16个跨境民族。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蒙古、朝鲜接壤，有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蒙古族、朝鲜族等跨境民族。[1]同一跨境民族虽被国境线分开，但彼此通婚互市、走亲访友、节庆集会、求学就业等交往交流密切，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加之边境地区长期存在的民族分裂主义、跨境贩毒走私、跨国人口流动和跨国婚姻等问题，对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和挑战。
跨境民族青少年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容易受到本民族生活圈子及境外不良因素的影响，在民族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方面形成模糊和错误的观念。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急需深入把握跨境民族青少年在国家认同方面面临的困境，探索培育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内涵
国家认同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概念。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国家认同是处于国家决策范围内的人们的态度取向，[2]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归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如何的心理活动。[3]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领土主权等方面的认同，是公民确认自己的国民身份，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4]
我们认为，国家认同是一个包含对国家的历史文化、领土主权、政治制度、经济实力等各方面要素以及个体对自身的国民身份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的动态发展过程。认知是个体对国家及国民身份的认识和理解。态度是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对国家的评价。当个体对国家形成积极的评价态度时，就会对国家产生情感的归属感、依恋感和自豪感。行为则是个体将对国家的认知、态度和情感转化为具体的认同行动。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自然而然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个体与国家之间双重建构的结果，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是历史地形成的。个体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利益需要，国家的制度设计、价值导向乃至国际形势的变化等，都会影响其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是与国家认同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在单一民族国家里，民族认同基本等同于民族国家认同。在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一方面指对整个“国族”的认同，如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另一方面指对自身所属的某一族群的认同。本文所提到的民族认同就是后一种，即民族成员对自身族群的归属认知、情感依附和行为倾向。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构成要素和形成机制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个体出生之后，便同时拥有了民族成员、国家公民等多重身份。但认同观念和行为的产生，却是个体在具体的情境场域与社会群体的互动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个体生活的场域基本上沿着家庭、族群、学校、社会、国家的圈层逐渐拓展延伸，进而相互交织。因此，个体民族认同的产生一般会先于国家认同，其后随着个体的年龄、经历和身份的变化，逐渐形成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多种认同并存的情况，并随着情境的变化而突出或弱化某一种认同，形成不同的认同序列。民族认同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原生性的文化认同，是建立在共同的地理环境、血缘宗属、历史记忆、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基础之上而产生的文化归属感。国家认同则具有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双重属性，超越了地缘和血缘的限制，受到政治法律体系的保障和约束。因而，国家认同是比民族认同更高层次、更具有优先性和强制性的集体认同。
二、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面临的困境
基于对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内涵的理解，我们深入云南、广西等西南边境地区进行了田野调查。调查发现，近年来，随着国家各项民族支持政策力度的加大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加强，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度得到较大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增强。由于受到边境地区特殊的社会、学校和家庭等复杂因素影响，跨境民族青少年对于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理解和情感、态度还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边境地区“相对封闭性”与“全方位开放”的复杂性冲击国家认同
边境地区跨境民族青少年特殊的生活场域、社会交往关系，容易受到国外同一跨境民族的影响，使其民族认同总体上强于国家认同，甚至出现对本国与他国认同模糊的倾向。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出生后便置身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语境之中。个体在与他人互动交流的过程中逐渐获取特定社会知识体系，进而构建起社会认同。[5]不同的社会情境、社会历史记忆，都会对个体和群体的认同产生影响。跨境民族青少年生活的边境地区，地理位置相对边缘，生活环境较为闭塞，其生活交往的圈子大多局限于家庭和本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对他们的辐射和影响相对较弱，导致长期生活于此的人们国家意识较为淡薄。相反，个体自幼所处的地域和民族，则会对个体的民族认同产生“原生性”的影响，并且更具内隐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时，边境地区很多跨境民族跨国而居，有的地方还存在“一寨两国”的情况。这些跨境民族同宗同源，交往交流密切，这就导致跨境民族青少年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和情感认同度较高，甚至在一些低年龄段学生中还存在对本国认同和他国认同模糊混淆的倾向。
随着我国边境地区的全方位开放，外来多元文化、境外势力对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影响和冲击不断增强。境外宗教组织和敌对势力，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号不断在我国境内开展渗透活动，通过免费赠送境外非法出版物和音像制品，开展各种跨境民族聚会活动等途径，试图强化所谓民族认同而削弱国家认同，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我们在中缅边境某口岸调研时了解到，该地区一些民间组织会不定期举行中国、缅甸、泰国跨境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参与者众多。西方国家还利用互联网的无界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并通过民族敏感事件的歪曲传播，对我国政府进行抨击和诋毁。这些情况如果得不到有效管控和引导，就容易使青少年学生被错误言论所蒙蔽和误导，产生向外的离心力，使跨境民族青少年的国家认同陷入模糊和弱化的困境。
（二）跨境民族“情感亲近”与学校教育“隐性排斥”弱化国家认同
第一，日益增多的外籍学生及其与国内学生的交往，强化了跨境民族青少年之间的情感联系和民族认同意识。近年来，我国边境地区跨境经商、务工、婚姻等往来日益密切，边境地区跨境入学的外籍学生数量迅速增加。这些外籍学生与国内少数民族学生很多同属一个跨境民族，具有天然的情感亲近感。在交流交往的过程中，外籍学生很容易将他国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理念渗透到国内学生之中，影响国内学生的身份认同倾向。然而，目前边境地区外籍学生增多的问题，还未能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教育政策和管理明显滞后。教育部门尚未出台针对外籍学生的政策法规和管理办法，而主要参照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相关政策法规。各部门的相关规定也没有形成合力。外籍学生因国籍问题，不能注册正式学籍，也拿不到国家认可的毕业证，无法升入高一级学校，所以很少能在中国继续上初中和高中，流动性很大。这就给管理部门及时掌握外籍学生的动态和去向增加了难度，存在较大的文化安全隐患。
第二，学校教育中对少数民族学生的“隐性排斥”现象弱化国家认同。调研发现，少数民族学生更喜欢与本民族学生交往，而不太愿意与汉族学生交往。不同民族学生之间表面上相处和谐，但在暗中却“较着劲”。访谈中，少数民族学生坦言汉族学生有时会欺负他们，还给老师打小报告，所以他们“不喜欢和汉族学生一起玩”。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学校教育制度、课程内容、教学及评价方式等总体上是根据汉族学生的语言文化背景来安排和设计的。少数民族学生由于语言、文化、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在知识学习上存在较大困难，与汉族学生相比在学业竞争上处于劣势地位，通过学校教育上升的通道狭窄，造成了义务教育阶段比较普遍的辍学现象，这也易引发其对学校和国家教育制度的不满，进而弱化国家认同。
（三）学校国家认同教育偏差与民族文化传承不足虚化国家认同
第一，边境地区学校的国家认同教育存在偏差。调查发现，边境地区中小学教师教学管理任务繁重，收入相对城区较低，因而部分少数民族教师对自己的国民身份和中华文化缺乏自豪感。教师的态度直接影响了跨境民族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同时，教师对国家认同教育的理解、实施也存在一定偏差。很多教师对“国家认同教育”很陌生，简单地将其等同于爱国主义教育。部分教师把学生升学作为主要目标，认为国家认同教育只是思想品德、政治、历史等学科教师的任务。部分教师将国家认同教育理论化、知识化，采用单一的讲授法、满堂灌的形式进行教学；在评价上片面地运用分数、等级等终结性评价方式，简单地以为学生只要掌握了与国家历史、文化、国情等相关的知识，就能自然地形成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情感。学校教育在观念和行为上的误区和偏差，导致国家认同教育处于一种虚化的状态。
第二，学校教育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不足虚化国家认同。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形成民族认同的核心所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弘扬少数民族在国家建构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平等地位、独特价值和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调查发现，边境地区一些学校虽然涉及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但对其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并未正确理解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仅仅作为“点缀”而存在。当跨境民族青少年在学校教育中感到本民族文化受到忽视或排挤，就会对国家认同教育产生抵触心理，形成向外的离心力，最终出现民族认同强于国家认同的问题。
（四）边境地区特殊的家庭问题和家庭教育缺位淡化国家认同
第一，边境地区特殊的家庭问题淡化国家认同。一是跨国婚姻家庭问题。跨境民族族内跨国通婚现象在历史上长期存在，近年来又出现了买婚、骗婚等非法跨国婚姻现象。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跨国婚姻，都会因为家长国家意识淡漠，造成子女国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模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更多的是“事实婚姻”，并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外籍女子嫁入中国生儿育女，却难以加入中国国籍，实现身份认同，就会造成子女在国家认同方面的混乱。二是家庭成员违法犯罪问题。边境地区存在家长因贩毒、走私、赌博等行为而入狱的情况，既给子女带来了不良的示范，也导致孩子失学辍学。学生过早辍学进入社会，却缺乏谋生技能难以适应生存之需，极易形成反社会心理，引发国家认同危机。
第二，家长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教育缺位导致国家认同淡化。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孩子的国家认同度呈显著相关。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孩子的国家认同度也越高。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认识和理解更全面和深入，能够理性地看待本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将其自身对国家的认同传递给子女；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也会促使子女表现出较高的国家认同度。同时，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应较高，家庭的社会交往圈子更大，这也会促使子女对国家主流文化产生高认同度。而在边境地区，跨境少数民族受地理环境、文化心理、经济条件等因素影响，普遍读书意识弱，受教育程度低。家长本身对国家的认知度和情感认同度就低，再加之忙于生计，不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从而导致子女国家认同的淡化。
三、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路径探析
强化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基于边境地区实际情况，在一种更加开放的、动态的视野中，协调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构建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环境，形成多维联动、协调有序推进国家认同教育的强大合力。
（一）社会支持：保障跨境民族青少年权利，夯实国家认同利益基础
认同是社会和个体双向建构的动态过程。利益则是认同的内在驱动力。利益是人们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资源和机会的总和。民族成员对利益的预期和获得感直接影响其认同倾向。跨境民族青少年对于国家的感知，主要来源于其身处的社会和学校对其利益需求的保障程度。跨境民族青少年因其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与国外的同一跨境民族交往密切，更容易在情感和物质等方面形成“利益共同体”。而当跨境民族青少年在学校教育中受到人际交往、升学就业等方面“隐性排斥”，造成失学、辍学，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时，就会导致其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发生偏移，更倾向于民族认同。边境地区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要求国家和政府制定出台针对边境民族教育发展的专门政策，保障跨境民族青少年的利益，以此为基础和动力强化其国家认同。
第一，做好边境民族教育发展布局规划。针对边境地区学前教育“入园难”问题，推进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建设，扩展性发展学前教育，提高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尽早让边境地区的幼儿接受国家主流教育，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就培育起基本的国家认同意识和情感。全面改善边境地区学校办学条件，将“国门学校”建设纳入桥头堡建设工程，优先支持边境口岸中小学、幼儿园标准化建设，让边境地区的学生同其他地区的学生一样享受到优质公平的教育。
第二，构建边境民族教育经费保障体系。一方面，设立边境民族教育发展专项经费，确立中央、省级、市级、县级财政投入合理分担比例。提高边境民族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层级，改变以县级财政投入为主的模式，实现省级财政投入为主，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另一方面，构建跨境民族青少年资助体系。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为重点，不断扩大跨境民族青少年资助范围，提高资助标准。引导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爱心人士对边境贫困学生开展助学资助。让跨境民族青少年充分享受到国家教育发展的成果和社会各界的关爱，增强其作为中国人的归属感、自豪感。
第三，制定跨境民族青少年升学就业照顾政策。边境地区学生国家认同度不高的重要原因是升学无望、就业无门，看不到在社会立足和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进而出现到国外谋求出路的情况。因此，政府部门应通过制定和实施跨境民族青少年升学、就业照顾政策，弥补其因家庭背景、文化语言、教学质量等因素差异所造成的竞争劣势，保障跨境民族青少年的教育权利，增加其接受更高层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机会。通过更多的、更优质的教育，让跨境民族青少年增进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全面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质，能够在社会上体面生活，从而在根本上增强其对国家的认同。
第四，出台外籍学生跨境入学管理办法。针对边境地区外籍学生增多的趋势，规范外籍学生的入学要求，尽量对符合条件的外籍学生在上学、生活、升学等方面给予同等待遇，并及时掌握其动态和去向。通过规范管理，树立起边境国门教育的良好形象，引导外籍学生形成对中国的正确态度，更好地与中国学生和平相处。使中国学生在与外籍学生的比较中，真正感受到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发展的成就，增强对国家的荣誉感和认同感。
第五，加强边境地区文化安全管理。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节庆活动等多种渠道增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避免跨境民族青少年受到境外错误言论的干扰，引导其正确认识境外跨境民族与自身的区别，树立国家公民意识，明确公民责任和义务。积极组织开展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参与的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民族团结进步氛围，使跨境民族青少年亲身感受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关爱，进而树立起牢固的国家认同感。
（二）学校主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生
学校教育是培育跨境民族青少年形成国家认同的主阵地。学校教育应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下，自觉肩负起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强化学生国家认同的主导责任。
第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国家认同教育。从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到党中央和国家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要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6]这表明“中华民族并不是由56个民族拼凑而成的，而是一个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有机共同体，是一个享有共同文化、共同利益，处于同一政治屋檐下的民族共同体。”[7]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这一血浓于水、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成为各民族必须首先尊崇和维护的对象。学校教育要通过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同民族学生之间建构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现实文化形式，为各族学生形成共有的国家认同打下文化和心理基础。
一是全面加强“五个认同”教育。“五个认同”包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8]“五个认同”是对国家认同的完整概括，这既是国家认同教育要达成的目标，也是其主要内容。学校应将“五个认同”全面融入校园文化、课程教学、主题活动、社会实践等教育教学的全领域、全环节和全过程，培育和引导各族师生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是着力开展法治教育和公民教育。法律和法治是形成国家认同的保障。公民意识的培育则是增强边境地区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关键。通过开展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平等、法制基础上的公民教育，使学生的思想观念超越狭隘的地域、族群、文化、宗教、习惯的束缚，成为依法行使权利和义务的真正自主的公民，凝聚公民之间的共同感，才能形成自觉的国家认同。[9]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要增强课程内容的适切性，设计适应边境地区复杂安全形势的内容。例如，增加“我国与周边国家”“国家安全与边防安全”“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理解与文化交流”“国际理解与国际交往”等模块，从知识传递、情感培养、意识培育、行动实践等各个方面整体发力。[10]
三是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是形成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石。学校教育要增进各民族学生的交往交流交融，组织学生开展参观边防站所、革命纪念地、民俗博物馆等主题教育活动，让各民族学生在参与、体验、互动中加深认识和理解，通过共同的活动培育师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豪感，增强国家认同意识。
第二，开展民族文化传承教育，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生。跨境民族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弱化并非民族认同过于强化所致，相反是民族文化受到忽视和轻视，使跨境民族青少年产生了向外的离心力。学校要明确认识到，民族文化传承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强国家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跨境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的形成通常先于国家认同，这是由其生活成长的场域和身心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学校教育要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立场，尊重不同民族的个性和特色，加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以各民族文化的共生、共享、共建提升国家认同。[11]遵循跨境民族青少年的心理认知规律，充分挖掘和开发民族文化教育资源，在校园文化、课程设置、活动开展等方面，融入民族文化元素和内容，让学生真正全面深入地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跨境民族青少年只有体会到本民族文化在学校中得到尊重和认可，才会感受到自身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平等一员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产生对国家主流文化的向心力。
需要注意的是，学校不能将民族文化传承与国家认同教育割裂开来，将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现象来看待，滋长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应从历史的、发展的、联系的角度，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与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揭示出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事实关系，让学生既认识到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的重要价值，又能明确自身作为中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要让学生理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是相互冲突的关系，而是共生共建、相互促进的关系。民族认同寓于国家认同，强化国家认同能为民族发展提供更多的保护与支持；民族认同强化，又能进一步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激发民族的内生动力和创造力，为国家发展作出少数民族的独特贡献。
（三）家庭培育：维持家庭和谐稳定，营造强化国家认同的良好环境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起点，也是个体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场域。家庭的人员结构、情感关系、物质条件、文化教育水平、社会交往圈子，都会对个体早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行为习惯产生直接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边境地区特殊的家庭情况导致家庭在培育子女国家认同方面遭遇困境，需要整合政府、社区、学校、家庭等各方力量营造强化国家认同的良好环境。
第一，合理规范跨国婚姻，维持家庭和谐稳定。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度不高，国民身份模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跨国婚姻家庭的母亲没有中国国籍和户籍，影响了家庭结构的稳定。为此，首先要解决跨国婚姻登记和入籍两大问题，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中国家庭。基于边境地区事实上普遍存在的跨国婚姻现象，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合理合法地规范和解决跨国婚姻登记及嫁入中国的女子的户籍问题。比如，可以探索建立边境跨国婚姻移民备案登记管理制度，为跨国婚姻移民免费定期颁发“临时居住证明”，并逐步确认其合法居住权、一定地域空间的流动权及医疗、养老等公民权。[12]只有解决了跨国婚姻家庭中母亲的户籍问题，依法保障其相应权利，使其更安心地在中国境内生活，才能维持家庭和谐稳定，使其子女感受到我国制度的优越性，增强对国家的认同。
第二，社区—学校—家庭联动，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与其所属的民族、所处的社区、学校及其他群体组织有着密切联系。个体正是依托家庭这一纽带，塑造着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边境地区家庭成员违法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不重视子女教育等因素，不仅导致家庭中子女的国家认同教育缺失，而且造成了孩子辍学、反社会等负面问题的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家庭成员自身的觉醒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社区、学校和家庭建立起联动机制，帮助家庭走出困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首先，加大对边境地区贩毒、走私、赌博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和惩罚力度，加强法制教育宣传，引导家庭成员遵纪守法。惩罚和教育双管齐下，尽可能降低家庭成员犯罪行为，避免因家长的不良行为对子女产生负面影响。其次，充分发挥社区和学校的力量，加强对家长的家庭教育及职业技能培训，并为其在社会上就业创业提供机会和支持，使其拥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从根本上杜绝因家庭贫困而铤而走险的行为，增强其自身的国家认同。对家长进行国情知识和家庭教育等方面的教育培训，提升家长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和家庭教育能力。引导家长正确认识跨境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自觉肩负起子女教育职责，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切实增强子女的国家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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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and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Cross-border Ethnic Teenagers
NI Sheng-li , ZHANG Lei
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of cross-border ethnic teenagers has always been highly valuedas it concerns 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nd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the cross-border ethnic teenagers’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enhanced, and the aware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increased, but we are still facing such dilemmasas the complexity of “relative closure” and “all-round openness” of border areas, the “emotional closeness” of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and “hidden exclusion” in school education, deviation in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insufficient national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he impact of special family problems and lack of family education on national identity. In view of these, we should increase social support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cross-border ethnic youths, adhere to school leadership in foster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ttach importance to family cultivation to create a stable and good family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form a strong power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multi dimensional linkage and orderly coordination.
Key words: cross-border ethnic teenagers; national identity;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责任编辑：周信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