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强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是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关键。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与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西方多元价值观念的渗透等因素会影响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并行不悖。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容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以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学校教育、汉语普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仪式符号运用都是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途径。
关键词：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中，“多元”对“一体”文化（即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实现“一体”政治实体稳定统一和提高聚合力的前提和基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民族工作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认同，但中华文化的培育和认同有所忽略，使得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得到增强、文化边界有所强化，而中华文化认同却逐渐衰降。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民族团结，也不利于国家的稳定统一和凝聚力的增强。对此，在2014年召开的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要“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①。这一论断宣示了促进中华文化认同问题是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关键。本文试图对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
一、增强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和改革攻坚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这一特殊阶段对国家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离不开两种手段：一是认同，即通过柔性管理增加人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肯定性体认感和意义归属感；二是强制，即通过国家机器化解矛盾，约束权力边界，实现社会和谐。在善治模式下，认同比强制更重要。认同体系包括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社会（群体）认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多种类型，其中文化认同处于基础性地位。一个成熟稳健的国家必须建立起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哈贝马斯认为，“对‘臣民’的政治动员要求混杂在一起的人民在文化上实现一体化。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它，民族观念也就付诸了实现；而借助于民族观念，国家成员超越了对于村落和家庭、地域和王朝的天生的忠诚，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认同”[1]。这里的“民族”指民族－国家。“文化的一体化”是实现民族－国家认同的必要条件，文化认同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黏合剂”，是培养社会成员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建构起人民对国家一体文化的认同，是现代国家善治的内在要求。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在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中，“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2]这一基本格局也反映在文化上，即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3]。中华文化是民族心理中最核心、最深层的部分，是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基本处于统一的思想基底。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是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的基础，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问题。
1.促进民族团结，改善民族关系，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通过思想教育，培养起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建立起共同的精神家园，让各民族消除民族隔阂，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实现从“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民族团结。同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能够增强自觉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思想渗透的能力，增强各族成员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理念，自觉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2.凝聚人心，推动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而中华文化认同则是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连结在一起的强大精神纽带。这一纽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来源，它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各民族的创造力和前进活力，将各民族的共同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上来，同心同德为国家繁荣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反之，中华文化认同的缺失则是巨大的散解力、离心力，它将导致人心涣散，目标反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很难贯彻到社会的基层，即便实施到基层，也极易发生扭曲和变异。因此，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是实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基本条件。
3.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内在地包含各民族文化的因子和成分，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中华文化认同是对各民族文化的肯定和认同，是对各民族文化自信的提振；同时，中华文化认同也为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少数民族文化只有融入“中华文化”浩荡奔腾的洪流当中，才能获得跃动不息的文化活力。加强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重构，可以为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思路、新战略。
4.保证国家特别是边疆的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指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包括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不受威胁，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协调互动的一种理想状态。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特殊的地理空间分布，少数民族地区既是生态屏障和边疆国防屏障，也是文化安全的屏障。只有建立起中华文化认同，才能防范和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主流文化的渗透和解构，维护国家特别是边疆地区的文化安全。
二、影响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主要因素
由于各民族疆域分布的广袤性、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多元性、经济发展的参差性等错综复杂的原因，各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形态。影响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文化认同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由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文化权利、社会平等意识等诸多因素支撑的一个复杂体系，认同程度取决于国家能力在这些方面的实现程度。”[4]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华文化认同的客观基础，“政府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给予国民以实际的经济利益和适当的法律保护，方能强化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和身份归属感，由此打造国家凝聚力、政治认同力和民众的向心力”[5]。美国、德国等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为国民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具体到中国，当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民族成员享受到了与他民族平等的物质条件、民主权利和文化教育机会，这种个人生活幸福感自然会上升为对社会制度和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反之，一个民族在经济发展、政治权利和文化教育各方面均落后于其他地区，边缘化处境会引发社会成员的被剥夺感和被排斥感，这种负面情绪会影响到对社会制度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2.与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能够形成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理念，并吸取他民族文化合理性的成分，优化本民族文化；能够建立各民族间手足相亲和守望相助的情感体验，形成“大家庭”的共同体意识，从而上升为中华文化认同。一般来说，封闭性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影响到其中华文化认同的培育；而那些交通便利、与主体民族交往频繁、开放程度高的民族地区，如湖北、湖南境内的民族地区，与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频繁深入，则相对有利于其中华文化认同的培育。
3.西方多元价值观念的渗透。在后冷战时代，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化差异越来越鲜明，文化冲突越来越尖锐，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发达国家在推行经济霸权、军事霸权的同时，也在施展其文化霸权，意欲在全球范围扩张其“普世价值”，推广其“统一性”的文化。某些国家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侵入和渗透，破坏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
4.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干扰。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十分复杂，在地域上与多国接壤的跨境民族，在历史上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民族，以及有着浓厚宗教信仰的民族，呈现出较大范围的叠合特征，境外势力、民族情结和宗教情绪盘根错节，复杂交织，形成一股消解中华文化认同的负面力量。新疆即是这种叠合状态的典型地区。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一小撮分裂分子以同质主义民族－国家为理论武器，打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旗号，鼓动操突厥语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组建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立国家。这些势力用各种手段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情绪，如借助学术研究的方式篡改、杜撰新疆历史，通过国际媒体、互联网和民间组织叫嚣“伊斯兰教法至上”，人为地割裂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这一系列危害行径都在一定程度上屏蔽或削弱了主流媒体的导向，消减了民族成员的中华文化认同。
5.民族文化认同的强弱。长期以来，由于观念、制度和政策上的偏差，民族文化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形成了强弱不均、相互争夺认同空间的博弈对抗格局。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认同高、聚合力强，尤其是全民信教的地区，在宗教文化的强大统摄力下，民族文化对外具有捍卫民族文化边界、抵御外文化入侵的文化防护能力，对与自己所信仰不一致的文化产生排斥。特别是有些跨境民族的部分成员，对邻国的同源民族的文化极度推崇，甚至出现对这一国家整体文化的追随，放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在民族文化认同低、聚合力弱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与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极易接收他文化，特别是代表着先进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形成中华文化认同。
三、中华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
文化认同体系由不同层次的内容组成。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认为，复杂社会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传统，即“大传统和小传统”，其中，大传统指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由主流精英所掌控和书写的文化传统；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由乡民以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文化传统[6]。这一二元分析框架被其后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广泛采纳。其后，哈贝马斯提出，一个国家应该建立两个层面的文化结构：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具有共同性的文化；在族群层面上允许各个族群保持其特殊文化。具体到中国语境中，上述“大传统”与“国家层面”的价值观是重合的，即中华民族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小传统”与“族群层面”的“特殊文化”是一致的，即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
在这两个层面的认同体系中，“国家的历史文化大传统一直居于华夏体系的高层，而民族民间和地方的复数文化小传统则有着更多层次且其地位不断升沉变化”[7]，中华文化认同则位于文化归属层次的顶端，民族文化认同位于民族成员文化归属层次的底端。虽然这两种认同有层级上的高低之序，却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各民族成员应当建构起两个层次的认同体系，使两者在不同的认同层级上互为补足，相得益彰。
一方面，强调中华文化认同的高级层次，无条件地使中华文化认同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认同，构筑起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并用这种共有的精神家园去引领民族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在“四个认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而“四个认同”是国家公民的基本心理情感和责任。因此，应当超越族别、地域、性别、年龄、阶级等一切条件，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值得注意的是，用中华文化认同引领民族文化认同不是取代或压制民族文化认同，更不是同化主义。当代的民族－国家建构已形成了以利益一致和政治认同为核心，包容多族群的共通理念。“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8]，在强调高层级的中华文化认同时，要尊重民族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尊重并支持民族文化认同。各民族的多元文化认同能“动员社会力量，推动社会改革，追求不同群体在文化和物质上的繁荣以及人类本身的自由和尊严”[9]。而尊重各民族文化认同也并不意味着默许各民族以差异性为由强化文化边界，拒绝先进共通的价值观，进而超越、削弱中华文化认同，而是强调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得各民族文化在相互镶嵌和包容中促进涵化和发展，将“异”的因素转化为“和”的力量。
“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中华文化认同与各民族文化认同由于各处不同层级而得以各行其道，互不抵牾；由于内容上的互涉性而得以相互贯通，相辅相促，两者共同构建起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体系。
四、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容
中华文化作为国家层面的“大传统”，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但又不是各民族文化之简单相加。“中国有一个单数的历史文化大传统。它由中国各民族的先民共同参与构建，并始终由多元民族文化维护和滋养。与此同时，中国还拥有众多的民族、民俗、民间和地方文化小传统。起源上，国家的单数历史文化大传统次生于复数的民族民间和地方文化小传统。”[7]这说明“单数的”中华文化虽来源于各民族的“小传统”，但又超越于“小传统”之上，是由“小传统”中提炼出的具有共同历史渊源和心理交集的、先进合理成分的集合体。它既能体现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主体性，又是实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精神支柱，还能代表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据此，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应该包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两方面的认同。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来源，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它是各民族在文明演化进程中创造的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基本理念、核心价值、行为规范、理想信念的集成，承载着各民族共性的意义和价值，因而应该成为各民族共同认同的内容。
历史上中原与各少数民族交流融合的史实，能唤起共同的历史记忆，而历史记忆是文化认同的根基，“利用历史记忆来凝聚人群……这便是族群认同‘根基性’的由来。华夏的形成亦如此”[10]。中国历史中有很多有关少数民族与国家认同的记载，如“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11]。这一史料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成员只要认同“仁义忠信”的中华文化内核，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中原汉人如果不认同“仁义忠信”的中华文化内核，其中华民族成员身份也不被认可。对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是界定中华民族边界的标准。这类历史知识能帮助各民族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及规律，从而自觉分辨分裂分子歪曲和篡改的历史文化，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和民族观。
2.以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擎柱和价值导引。美国曾经的“盎格鲁－萨克逊”精神，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共同价值，其实质都是通过倡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来凝聚人心，整合力量。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也应自觉地在此框架下展开，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把尊重、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传承、建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中华文化认同具有彰显国家的主流价值，凝聚共同理想，引领中华民族向着现代化方向前进的重大使命，而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表的正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蕴含着现代化追求的先进文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两方面内容：一是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引导，通过中华文化认同实现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二是用代表着现代化方向的知识体系和观念体系去取代愚昧迷信，树立起崇尚科学理性和文明进步的风尚。
五、增强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对策建议
“一体”文化认同是“一体”政治实体的软实力已成为现代国家的共识，“现代民族国家有意识地运用语言政策、正规教育、集体仪式以及大众传媒来整合公民，并确保他们对国家的忠诚”[12]。我国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既要见物，更要见人”。其中，“物”指物质力量，即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降低少数民族地区被边缘化、被剥夺感，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创造客观基础；“人”则指用思想教育这把钥匙，让中华文化陶冶少数民族成员，内化为心，外化为行。
1.学校教育是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主阵地。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学活动，对受教育者实施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以及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形成中华文化认同。认知是认同的前提，受教育者只有充分、全面、准确地认知中华文化，才能主动、自觉、自愿地归属和认同它。因此，在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中，应当通过各种形式，推进中华文化的内容“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开展以中华文化认同为主题的活动，如诵读中华文化经典、学唱中华戏曲等竞赛活动，邀请知名专家开展中华文化讲座；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让中华文化元素弥漫、浸润于校园环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华文化。
2.汉语是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工具。社会成员的语言与文化认同有一种天然的关系，“言说者通过语言的使用来界定自己和他者，他们把自己的语言视为社会认同的符号”[13]。汉语是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应用性最强的语言，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或“族际共同语”[14]，是中华文化主要的表达符号和传播载体，也是少数民族认同中华文化的坚实桥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坚定不移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全面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要通过双语教育，普及汉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3.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途径。“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增强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的重要途径。”[15]历史上正是经过几次大的民族融合，才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人力资本的跨区域、跨民族流动，“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客观条件，我们要从民族团结的高度，适应各民族跨区域流动的趋势，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做好少数民族融入城市的工作，鼓励族际通婚和族际混居，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培养中华文化认同情感。
4.少数民族的民间仪式和文化符号是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切入点。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漫长进程中，各少数民族通过地方性知识体系和解释话语，如仪式、信仰、神话、族群历史、节庆等文化丛“隐喻性”表达其中华文化认同。对于这些因素，要充分挖掘，并结合当代情境，对其进行现代性转换，重建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体系，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5.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关键。在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努力营造中华文化认同的浓厚氛围。通过博物馆、影视作品、主题公园、书画展等方式，将历史上各少数民族成功交流交融的史实，如新疆屯垦戍边历史、丝绸之路历史、文成公主进藏历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等进行生动呈现，使少数民族成员更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丰富内涵。要充分把握好现代传媒阵地，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有线电视、广播“村村通”，提高主流媒体在民族地区的覆盖率，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掌握主流文化的话语权，引导公民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自信心。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下文中凡引号内未作注的均出自于此次讲话。见《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李克强俞正声讲话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出席会议》，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20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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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献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