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系是一个基本范畴。一切事物都处于关系之中，并受一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因而必须要在关系之中去定义事物、描述事物、理解事物以及把握事物。民族教育政策中的“要素”，无论是政策生成者还是政策对象，抑或以特定排列组合形式呈现的词汇语言即政策文本，都体现了关系的要义，本身也都是一个关系者。政策在执行中得以展现其应有的生命、价值和尊严，而这种生命、价值与尊严往往需要通过关系来刻画。民族教育政策的执行，既是对政策生成者和政策对象所期待的关系的尊重、承认、认同与强化，同时也隐藏着、催生着新的政策也即新的关系的生成。将政策置于关系的视域或框架并给予关系性的考察，是政策研究回归初心、回归原道的内在要求，也是建构新的政策科学研究话语自信与理论自信的积极体现。
关键词：民族教育；关系论；政策过程
一、问题的提出
人的主体性使人对同一事物的理解有不同的切入点。一定程度上，切入点的不同，可以催化生成关于事物的不同认识、观点甚至是不同的理论。政策科学是一门事关国家社会安全稳定、民族繁荣富强的基础性科学。政策生成是政策科学领域中的基础，是政策研究者首要关注的命题。
关于政策之生成，有人认为问题（危机、困难等)是政策生成的逻辑起点，相信“政策由危机动”[1]“是问题累及到社会的一个部门或若干部门到了要采取行动的程度”[2]时的结果，“‘问题’构成了政策的存在根由与逻辑起点”[3]“政策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发现政策问题”[4]“只有把政策科学的逻辑起点确定为社会问题，才能在逻辑的展开中揭示政策的本质和规律”；[5]有人坚持“需求是社会政策要考虑的中心问题”；[6]有人断言“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7]有人宣称“民意是地方政府制订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8]等。政策生成之逻辑起点的各抒己见，在暗示政策生成之多元观点的同时，也表明政策生成之逻辑起点仍存在未被触摸或涉入不深的空间。这对于促进、推动和繁荣中国政策科学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的政策研究话语体系与政策理论自信，具有积极意义。本文试图从关系的视角，运用关系思维对民族教育政策的生成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索与研究。
二、作为一种范畴的“关系”
（一）关系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它有着特殊的规定。《哲学大辞典》认为，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对象及其特性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比较的一种形式。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特性之间的关系，是由世界物质统一性所决定。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规律都是一种关系……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它为事物所固有，存在于相应的事物之间。任何事物总是处在和其他事物的一定关系中，只有在同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它才能存在和发展，它的特性才能表现出来。事物的存在和事物的相互关系是统一的。事物的发展变化会导致事物同其他事物原有关系的改变、消失和产生新的关系。而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关系的变化也会引起该事物的相应变化。”[9]从马克思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关系”的三个具体内涵。
1.“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对象及其特性之间互相比较的一种形式。柏拉图认为“事物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为了更清楚地表达“在关系中理解和把握事物”的观点，柏拉图用“冷”这个概念进行了示例说明：“有时候一阵风吹来，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感到冷，另一个人不感到冷，或者一个人感到有点冷，而另一个人感到非常冷……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风本身是冷的或是不冷的吗？或者我们赞同普罗泰戈拉之‘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的看法，风对于感到冷的人来说是冷的，风对另一个人来说是不冷的？”[10]在这里，能清晰地感知到柏拉图在与人的关系中判断“风冷或不冷”的思维特点，即在关系中去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关系思维特征。
2.“关系”指事物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例如，“教”与“学”是教育领域常见的两个范畴，两者之间就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中国古代教育典籍《学记》之“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道尽了“教与学”的关系。
3.事物间的规律是“关系”存在的一种客观表现，“关系”中蕴含规律。中国古代的“五行”理论中“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的“五行说”概括了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相辅相成的原理，就包含着朴素的“关系”中蕴含规律的表述。
（二)“关系”范畴的应用
中外先哲将“关系”范畴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在政治军事领域，《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之见解，则阐释了“虚（战)实（战)相依”之“不可先传的兵家之胜”。回顾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行程，十四年抗战的智慧与策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选择，无不体现出一代伟人对“得道”与“失道”“中国城市”与“中国农村”等内在关系的洞见。时至今日，“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与倡议也皆是建立在对过往与现在、现在与未来、自我与他者等关系的理解与判断之上而形成的伟大构想。
在社会文化领域，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和运用关系范畴理解人、社会和自然，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实现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的识见，则清楚地揭示了农业与自然之“农不违农时”的内在关系；古代医家“脏与脏之间、脏与腑之间相互配合”的脏腑学说以及“存在内联脏腑、外络肢节、周达全身、运行气血的通路”的经络学说，则从医学角度提出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的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与联系观念；[11]而“反勘、律法、虚实、有无、浓淡、厚薄、浅深、远近、明暗、隐显、藏露、难易、疏密、繁简、详略、阴阳、刚柔、动静、行留、主宾、雅俗、纵横”[12]等概念，则是中国先贤运用关系思维描述文化、艺术、审美等实践活动的概括。
一言以概之，关系是范畴，一切皆体现关系，一切皆在关系中，关系本身也在关系中，应为、必为的是发现关系并运用关系去理解、去把握、去应对。早在20世纪90年代，陈朝宗先生就发出“21世纪是关系哲学的世纪”[13]的预言，更进一步地说，未来何尝不是关系的未来？
三、民族教育政策在关系中生成
理解人类行为的正确方式是把人置入其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把人放在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考察，也就是把人放在人与文化、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去考察，即把人视为受文化影响的人、受历史影响的人、受自然影响的人以及受社会影响的人。
（一）民族教育政策的生成者是关系者
人因其天然存在着的父母关系而成为一个人，也因为其父母的必然存在而成为一位关系者。即便“忽略”不可拒绝的因遗传而来的血缘关系不论，人之为人时时刻刻都需要与其周边的外界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建立、发展着某种或多种关系。一个人从来就不是在“真空的舞台”中独孤地表演，而是在真实、可见的空间、时间之中，不断向他者开放、展现自我，使其在与他者的交互实践中成为了占据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并与一定的他者建立了联系的人，即让自己成为关系中的人，成为一位关系者。“行动者（人)从来不一般的存在，而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也就是处于与其他人的关系网络内部的‘位置’上，这些‘位置’蕴含着各种身份、利益、互依性和现实的参与。行动者总是已经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行动者是谁以及是干什么都受这些关系的塑造”。[14]作为一个关系者，人在交互实践过程中被关系的同时，也在关系着他者，或者生成着新的关系。民族教育政策的生成是行动者（人)为了实现某种政策理想而采取的理性的行动。行动者的这种理性行动不是个人的、与他人无关的理性，而是与多样的他者，包括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教育文化背景的他者的关系理性。在行动者的理性行动之中，因其充分考虑到了上述关系和关系的变化，民族教育政策才能实现其从无到有、从局部到全局以及从不完善到不断趋于尽美的动变。
民族教育政策依其内在的目的和追求而生。此目的与追求是政策生成者对民族教育政策背后隐藏着（甚至也可以理解为是政策生成者自己)的理想或价值的整理与挖掘。表面看，不同的政策生成者对此目的和追求之“利益论”“平等论”“补偿论”“优惠论”等论断，是一种差异性地描述与断言，但更深远地分析却能一致地表明：利益论、平等论、补偿论抑或优惠论的背后，体现的都是政策生成者对建立、维护各民族之间和谐关系的考虑——这种和谐关系显然也包含着对彼此间利益、平等和自由等的思考。换言之，处于关系中的民族教育政策生成者，始终关注着诸如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等民族教育政策的相互作用的影响。使得处于民族教育系统中的各种元素，特别是民族教育最主要关涉的教育对象即少数民族以及教育内容，即使有些许震荡，但也不会导致整个民族教育系统发生巨大的坍塌。简言之，处于关系中的民族教育政策生成者，他们对民族教育政策的判断、要求、预期，绝不是孤立的、没有征兆的“自然”产生，而必然是在与他者相互关系的基础之上出现或生成。正是政策生成者与他者间的关系性，生成的民族教育政策才能很好地体现各政策关涉者的关系，包括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关系。
（二)民族教育政策的对象是关系者
民族教育政策是为了解决民族教育领域中已出现或是为了避免某些问题出现而生成的制度性方略、措施等。这些方略、措施的背后，彰显的是政策生成者对人（即民族教育政策对象)的正义性关注。一方面，此处所指之人（此处特指民族教育政策对象)，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处于“原始状态”中“无知帷幕”下的人，而是具体的、有故事、有历史、有情感、有期待、有认同的人。他们身上的文化、传统、惯习、情感、意向、预期和认同等相互交织影响着，甚至民族间、区域、国际社会环境，也对他们产生着影响。也就是说，民族教育政策对象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与互动，始终处于关系之中，是一位关系着他人的关系者，是一位站在现实中又必然地关系其历史与未来的关系者。因为民族教育政策所关注的政策对象是处于关系之中的，民族教育政策作为体现、维护和实现民族教育政策对象的工作，自然而然的具有关系性。
另一方面，民族教育政策作为一种利益分配机制，是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教育利益的正义性关注。这种正义性（或正义)从来就不是“独自一个人的正义”而是“事关一群人的正义”，它描述、反映并维护着这一特定群体在整个群体中的位置关系及由此而生成的功能意义与价值作用。概而言之，不能将民族教育政策的对象，单纯地视作一个孤单、静止的客体。当深刻意识到这一对象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国际或区域影响等关系的时候，当体认到这一对象背后不是孤单的个体而是“一个整体性群体”的时候，对民族教育政策的理解与把握，才会沿着有序的轨道进行，才会在其执行的过程中看到、发现彼此共在、共活、共美的事实或影子，才会使得政策的执行实现其顺利。心理学家格根曾经如此断言：“当教育聚焦于关系而不是个体的时候，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关注的焦点由个体心灵内部转向了我们共同的生活。与此同时，在这种合作性的意义生成空间里，我们既可以理解多重传统及它们的各种潜能，我们也可以探寻我们希望创造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样的，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全球的。当教育拥有了对关系的敏感性，我们便会意识到，对于未来的幸福而言，我们是利益一致的同盟军”。[15]“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关系中的人，也是真实、具体的关系者。由他创造或者为他创造的民族教育政策本身就是在关系中的创造，本身也是一个真实、具体的关系者。
四、民族教育政策体现、生成了关系
最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具体的民族教育政策文本，不仅表明政策生成者或政策对象想象、期待的民族教育关系得到了满足、实现或强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孕育着新的民族教育关系的生成。
（一）民族教育政策文本体现了关系
民族教育政策由一系列的文本符号构成。这些通过共通、共识的语法规则而形成的整体性的文本符号，承载和预示着政策决策者或政策对象期待的关系得到了体现、承认或满足。或者概括地说，以语言文本符号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民族教育政策本身就是一种关系。
一方面，语言文本符号承载和预示着关系。比如民族这个概念，就直接关联着某共同体成员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以及心理认同，甚至包括宗教”等方面的联系。因此，当人们一看到、想到或提及“民族”这一符号的时候，头脑中就会立刻浮现出此概念或某一具体民族的“共同特征”，或者与其他民族间的差异。再者，即便是广延、运动等哲学领域中不可“直接触摸”的抽象性词语，也都表明或表现着某种关系：广延、运动皆与事物相联系，广延是事物的广延、运动是事物的运动。“所有语言本质上都是关系性的。词语只有在指向关系时才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词语就是关系。我们的思维过程同样都具有关系性：它们通过关系相联系并有所指，在此意义上关系的实施要以语言为媒介，而语言是一种集体的符号和关系的伟岸图景”。[16]因此，当由文本符号构成的民族教育政策呈现在人们眼前时，人们会发现：它是文本，更是关系。
另一方面，语言文字的排列组合构建和体现关系。语言文字符号具有关系性，语言文字符号的排列组合也具有关系性，是关系的叠加，是关系的关系。通过排列组合，不同的语词按照某种能为他人辨识的语言规则或秩序而聚集在一处，产生、表达单个的语词所不能表达、难以表达或表达不清的关系。民族教育政策生成中，通过对语言文字符号位序的前移与后置、限定词的增与减等不同排列组合，实现着政策生成者之不同的含义表达和不同的情感诉求，最终生成体现于不同思想、观点之中的不同的关系。例如，关于民族团结教育，1999年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在文件中提到“在全国中小学开展团结教育活动”，而在2004的文件中却变成了“在中小学进一步大力推进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显然，2004年文件中的“进一步”“大力”等限定词的增加，将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置于一种新的语境。一方面强调了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在时间范畴中的前后承续性，即2004年之后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是对此前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承接、延续以及加强；另一方面，将民族团结教育之于国家的重要意义“醒目”地标识了出来，即要投入更多的物力、人力、精力等各种“力”以推进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开展。在这里“进一步”“大力”等词语背后强调了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在国家活动中的关系。
著名语言家叶蜚声以“客人来了”和“来客人了”这一简短的四字之句进行了说明。两个句子中使用的均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只是两者之间有词序的差别或词的排列组合差别，但就是这种词序的差别或排列组合的差别，使得两个句子有着不同的意义。“客人来了”中的“客人”是固定的，对话双方（说话者或听话者)都知道这一客人是谁？甚至这一客人极有可能是对话双方事先达成共识（相约、共邀)的结果，客人是一种被动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结果；而“来客人了”中的“客人”，于对话者而言是临时的、不固定的，非事先约定的，此处的“客人”是主动的，而对话者则极有可能是被动的，他们被动地接受着“客人到来这一事实”。[17]民族教育政策是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构成的文本，但是，由于选词、词形、词序等不同所导致的文本排列组合差异，使得即便是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都能构成体现和反映不同关系的民族教育政策：有的着眼于民族教育外部环境的改变与完善，有的着眼于民族教育内部要素的完善与优化等。
（二)民族教育政策强化并新生了关系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阐述了事物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哲理，同时也揭示了“一物之出现必导致另一物之出现”的事实。当民族教育政策由政府部门颁布而呈现在公众视野之中，这不是表明政策过程的收缩、坍塌和终结，而是表明另一事物的生成。民族班、少数民族预科、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等针对民族教育对象这一内部要素而出台的民族教育政策，使得暂时处于教育发展低处的少数民族学生能够与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教育建立起可见的关系。比如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出台，表面来看，它所表达的仍然是少数民族学生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深入探究发现，却有其强化与新质的意蕴：一方面，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是对民族班、少数民族预科、少数民族高考加分等政策的强化，是在满足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殿堂需要之后对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需要的满足，是少数民族学生对建立与高等教育更高关系的追求。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在少数民族学生与国家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态等发展上，不光是与核心人才即博（硕)士高层次人才之间建立了关系，也是与国家社会的发展建立了非常重要的直接联系。如此，政策的出台不仅强化了少数民族学生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将少数民族学生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得政策孕育和新生了新的关系。
政策因为执行而得以展现它的生命、价值与尊严。在呈现生命、价值与尊严的过程中，民族教育政策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并在强化的过程中生成诸多的新质。比如，在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执行过程中，少数民族学生因为政策的执行，而得到了更多接受高层次、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机会，进而有了更多在不同社会阶层中自由流动的文化资本，这意味着少数民族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与不同的圈层进行接触、交流、对话，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有更客观准确地理解与判断，并进而能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和建构出与它们的新的关系。而关系正是在这种理解与判断中实现着新的孕育、生长和稳固。正如复旦大学杨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加分政策的实施，少数民族考生在教育上的不利地位得到了弥补，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得到了增加，更多具有潜能的少数民族学生有了入学就读的机会，更多的少数民族精英人才得到了培养，少数民族尊严、自信得到提高。而且，随着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人数的增加，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将更加频繁，对促进大学多元文化、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很大程度上，政策的社会生态效应，本质上就是政策强化了关系，生成、新生了新的关系的结果。当然，必须得明确，政策生成、新成的关系，有可能是正向的，也有可能是负向的。
关注民族教育政策的生成是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基础性环节。民族教育政策过程研究中，用什么样的思维、范畴关注政策的生成，影响甚至是决定了其对民族教育政策其他过程如何进行研究与判断的框架。将民族教育政策置于关系的框架，并用关系思维对民族教育政策进行关系性考察，是政策研究回归初心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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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of Ethnic Education Polici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 Theory
OUYANG Changqing
Abstract:Relationship is a fundamental category. Everything is in certain relationship and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influence and restriction of a specific relationship. Therefore, the definition,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of things must be based on their relationships. The elements in ethnic education policies, be it policy makers or objects, or policy text, the vocabulary in a specific 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are all related parts embodying the feature of relationships. Life, value and dignity can be display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policy through relationship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thnic education policies not only respects, recognizes, acknowledges and strengthens the relationship expected by policy makers and objects, but also indicates and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new relationships. Reviewing policies in the framework of relationship meet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for policy research to uphold its nature and path and also full y manifests the discourse confidence and theoretical confidence in constructing a new policy research.
Key word: ethnic education;Relation Theory;policy process
责任编辑：王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