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镇做题家”是近期网络社会中热议的话题。本研究聚焦“小镇做题家”的就读体验，通过参与式观察和线上访谈，对他们在精英高校场域的就读实践进行了网络民族志考察。研究发现，“小镇做题家”在学业适应、生存心态、社会融入等多维情境中经历着焦虑、拉扯与孤独的情感体验。来到精英大学，“小镇做题家”曾经的荣耀难以为继，学业生活变得暗淡，生存心态在自信与自卑中拉扯，文化差异和交往匮乏也使得他们经常陷入孤独。这些就读体验的背后体现的是城乡二元区隔和日益扩大的阶层分化带来的结构性约束以及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下依然存在的教育过程不平等。
关键词：小镇做题家；精英高校；就读体验；网络民族志
一、问题提出
近期，源自豆瓣上某个讨论小组的新词——“小镇做题家”突然“火出圈”，作为一种青年群属标签成为社会舆情讨论的焦点。所谓“小镇做题家”，目前学术界尚无明确定义，综合网络上的各类观点，大致可将其理解为：出身于农村或小城镇，埋头苦读， 擅长应试，高考进入一流高校，但缺乏一定视野和社会资源的贫寒学子[1]。这些“小镇做题家”跨越高考的独木桥成功抵达了一流学府的彼岸，实现了“寒门出贵子”的愿景。然而等他们正式进入大学之后才发现，昔日依靠中学阶段的“题海战术”赢得的“学霸光环”迅速陨落，在泯然众人的同时还要面临社交能力、眼界、资源等学业之外诸多方面的比较落差和同侪压力，处于劣势的“小镇做题家”在求学、就业等隐性且激烈的人生发展竞争中深刻感受到了同属精英高校“贵子”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是客观上的社会结构、政策、体制机制等结构性约束，同样也是主观上复杂的意识、态度和评价。这种主客观上的双向建构和形塑共同构成了教育公平的意义阐释和理解范畴。
从教育的本体论意义上考察，教育是社会流动和阶层地位获得的基础，而教育公平是机会公平的基础。国内外无数研究表明，教育已经成为经济不平等、社会分层和精英再生产的最重要的工具，这点在美国社会阶层研究中表现最为清晰。帕特南（Robert D.Putnam）在对阶级和阶层不平等的研究中指出教育涉及的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的实质，即下一代的前景问题，“出身不等的年轻人事实上能否自大致相等的起点踏入社会经济的阶梯，而生来能力相同的年轻人是否可以平等地攀登这阶梯”[2]，从本质上讲，教育应该是社会机会平等的重要传导机制，但却事实上促进了不平等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教育过程中，劳伦·里韦拉（Lauren A. Rivera）在其《出身》一书中指出，“经济特权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采用的是更间接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通过教育体系完成”[3]，换句话说，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阶层会将重要的经济、社会、文化优势（资本）传给下一代，帮助其获得符号性或实质性回报。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实现教育公平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本质上，高等教育的过程公平与机会公平是一体两面、同等重要的[4]。当前我国既有文献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平等的问题予以了诸多回应，尤其是对“寒门出贵子”进行了日益深入的考察[5][6]，但针对不同阶层高等教育过程平等的研究，尤其对于来自农村或小镇学子在步入大学之后的教育实践及其就读体验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难以解释他们在高等教育过程当中的微观个体的主观感知和身份实践。这些成长于偏远城镇、农村的“做题家”们，在精英高校场域（指“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有着怎样的就读体验？其背后又嵌套着哪些深层次的社会成因和教育困境？本研究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和分析，以回应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下对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的现实诉求，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的过程平等。
二、文献回顾
在高等教育领域，随着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农村籍或弱势阶层学子的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受到了学界和舆论的普遍关注，与之相比，对他们进入大学之后的高等教育过程及其就读经验的考察却不多见，零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大学生或低阶层子女在大学就读过程中的学业状况、社会适应以及生存心态等方面。
首先，就学业表现而言，已有研究的基本发现是，社会低阶层子代在学业成就上稍显逊色。如有学者对城乡学生的大学入学机会和学业表现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基础教育的城乡差异似乎在高等教育阶段延续，城市学生的学业表现领先于农村学生群体，且这一差异一直持续至本科毕业[7]。类似地，有学者指出，贫困定向、农村普招学生与城市学生在初期学业表现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农村大学生的学业帮助需求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学生[8]。但也有研究发现，虽然“双一流”高校中专项生和统招生的GPA、“挂科”数量存在明显差异，专项生一直处于“跟跑”状态， 但二者的差异在就读过程中呈现逐渐缩小之势[9]。
其次，从社会适应或交往情况来看，与城市籍大学生相比，农村籍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的社会活动参与度更低，且在担任各类学生干部的情况上稍显逊色。研究者从家庭资本的视角对此进行解释，将其看作是不同背景家庭将自身的优势传递给子女的结果[10]。有学者从文化资本的视角考察城乡学生在大一和大二阶段的学业及社会生活适应状况，结果表明文化资本投资策略能够显著影响城乡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成就[11]。这就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阶层能够将文化优势（资本）以一种极为隐蔽的方式传给下一代，并且有效地助其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再者，在心理情感层面，有研究指出，较之城市学生，农村籍大学生因其较低的消费能力、文化品位或鉴赏力，更有可能在大学生活中产生自卑心态[12]。有学者对农村大学生的生存心态进行研究，发现在进入精英大学之后农村籍学生的生存心态会发生转变，并且他们既有的生存心态与高校环境存在部分不匹配，主要表征为社会生活层面的不适应[13]。亦有学者聚焦精英大学中农家子弟的情感体验，发现其向上流动过程中新文化情境的挑战和旧有的情感定向会出现冲突和矛盾，进而影响行动实践和互动关系[14]。
正如世界银行高等教育原主管萨米（Jamil Salmi）所言，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拥有同等的发展机会是高等教育平等的重要一环[15]。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已有学者逐渐将目光转移至高等教育过程，对出身于较低阶层的学生在大学场域中的就读实践进行了初步探索，为解决高等教育过程平等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就总体研究态势而言，相关的研究成果还十分有限，既有研究主要基于偏远地区或农村背景学生的学业表现、社会适应或生存心态发展等单一维度的视角展开讨论，鲜有学者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对他们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整体经验进行全面考察。事实上，高等教育作为底层大学生进行再社会化的场所，他们的就读经验不仅包含学业适应和生存心态的变化，更涉及底层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由乡入城的社会融入过程[16]。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多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量化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和模型分析，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小镇做题家”们在大学期间的就读现状和影响要素，但却无法观测他们作为微观个体最真实的情感表达和身份实践，也忽略了对其身后潜藏的教育不平等背景以及结构情境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所关注的是“小镇做题家”在精英高校场域当中的就读体验及情感实践，包括学业经历、生存心态变化以及社会融入各个方面，并尝试对他们当下所面临的就读困境及其形成原因做出解释性理解。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获取和收集资料。网络民族志是指在线上虚拟田野（或网络社区）中进行参与式观察的一种专门的民族志方法[17]，应用于对“线上社区和文化”的研究[18]。伴随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网络与人类生存、生活、交往的互嵌性不断深入，网络民族志逐渐成为理解互联网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方法[19]。按照霍华德·莱茵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的定义，网络民族志的核心主题是集体，其研究的是人的群体、聚集或集合，分析层次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中观”层次，聚焦于小群体为代表的社会集合体[20]。根据研究问题，依循网络民族志的技术和原则，本研究将豆瓣网站上的某个讨论小组（以下简称“小组”）选定为“网络中的田野”。该小组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论坛”的基本功能，其自我定位为“985”“211”大学中“失败学子”的新校园，有效聚合了来自国内各大一流高校的“小镇做题家”群体。在小组中，成员通过主动“发帖”书写和分享自身的故事，并通过“回帖”与其他成员进行互动，相互鼓励，寻求“自救”。不同于微博“舆论广场”式的开放性发言，豆瓣小组通过进组审核、内容筛选、封禁等方式保持着一定的闭合性，这种相对封闭的模式提高了讨论话题的聚集性和可观察性，符合“线上社区”的必要观察条件。
研究者于2020年10月初进入该小组，采用沁润的方式，在小组中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参与式观察，编织和讲述“小镇做题家”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亲身经验和就读实践（为保证研究的一致性与客观性，文中对于研究对象，包括受访者以及小组中发帖的成员均使用化名）。田野初期（2020年10月）主要是熟悉和了解小组的文化概念、规范以及日常互动情况，对“精华讨论区”“热门讨论区”等模块进行初步浏览。田野中后期（2020年11月—2021年2月）深度阅读与“小镇做题家”话题相关的“发帖”内容，并对小组成员的“回帖”和讨论进行详细观察与记录，以理解来自不同高校、不同背景的成员的就读体验及其行为处境。在小组中，成员各自拥有虚拟的网络身份，使其得以更加真实、大胆地书写和讲述自身经历与内在情感。另外，研究者有针对性地选取了13名小组成员（女性8人，男性5人）进行线上深度访谈，他们均来自农村或城镇，是国内一流高校（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在读本科生，分别就读于文学、历史、生物、化学、信息、管理等专业。每位成员的访谈时长约为50分钟，主要采用对线上观察的数据进行追问的方式，以便对“小镇做题家”的就读体验及其背后原因做进一步分析。
四、就读体验：焦虑、拉扯与孤独
一流大学曾经是“小镇做题家”们奋力追求、向往的理想彼岸，但在“鲤鱼跃龙门”之后，生活是否如同他们期待中一般美好？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未知的旅程？本研究基于中观视角，由他们对高等教育就读过程的自我经验出发，倾听他们的成长叙事，理解他们进入精英高校以后的心路历程，探索个体在学业适应、生存心态、社会融入等多维情境中所经历的独特情感体验和身份实践，考察“小镇做题家”的群体画像和公共参与逻辑。
（一）学业适应：挥之不去的焦虑感
学业适应是指主体在学习过程中依据环境的变化进行自我调适，改变在以往学习情境中的某些规范惯习，以适应大学环境氛围和学习方式的过程[21]。步入大学以后，如何因应学习环境的变化进行自我调适，实现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是“小镇做题家”所面临的首要挑战。与中学时期不同的是，他们并未在学业方面“如鱼得水”，擅长解题这件事，似乎不再与学习成绩成正比，更无法像以往一样赋予他们骄傲和荣光。这不难理解，高中教育具有严重的应试倾向，大学教育改革则越来越重视知识的广博性、灵活性。两种教育模式之间的冲突形成了高中与大学阶段的坚实壁垒，面对学业，小组成员中普遍存在的感受是“疲惫”“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
豆友（豆瓣网上对小组成员的简称）Aran就读于东部省份的某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目前大学二年级，对她来说，从高中到大学的学业适应是一个极为艰难、漫长的过程。当初选择专业时，Aran并未进行深入了解和考量，也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只是在家长的建议下选择了某工科类专业。但由于自身的数学基础薄弱，之后的专业课程学习令Aran倍感痛苦，她甚至将其比作“噩梦开始的地方”。面对日复一日的课程，经常性的实验，她虽不能乐在其中但也付出了诸多努力，上课认真听讲，出勤率高，大一那年始终坚持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回宿舍的作息状态，但Aran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考试成绩依然平平，甚至有的科目在挂科的边缘徘徊。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需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能不挂科”。被迫在自己不喜欢又不擅长的领域艰难前行，Aran感到迷茫又煎熬，伴随她的是无法摆脱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具有一定累积性和长期性，似乎会降低“小镇做题家”对学习的自我监控，并使其转向消极的方式予以应对。到了大二，Aran依然不喜欢所学专业，事实上，她的爱好与历史、文学相关，但由于家人的反对加之院校转专业条件较为严格，她错过了转专业的机会，长期以来的焦虑感不断侵蚀着Aran的学习动力和兴趣，久而久之，她开启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学习模式。Aran表示，“现在的生活和状态都太糟糕了，可是我不想再为了这些不喜欢的课程去奋斗，我学不懂也不想学这个专业，只想当个逃避的懦夫就好了。”然而，这种“得过且过”的状态并未持续太久，临近考试，焦虑感又再次袭来且愈发强烈。为了不挂科，Aran不得不逼迫自己投入到高强度的学习和突击式的复习当中。令她更为焦虑的是，周围的同学是如此优秀，他们能够在课堂上和老师激烈讨论，在实验室里神采飞扬，并且在考试中名列前茅。Aran一边羡慕他们，一边怀疑自己，同伴的压力几乎让她喘不过气。这样的现实令Aran难以接受，她开始担忧大学四年的光阴被全部浪费，害怕毕业之后一事无成，陷入了反复的焦虑和迷茫之中。
Aran的经历并非只属于少数，小组中许多其他成员表示，自己在入学后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借用组内一句流行语表达，即“这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这仿佛是“小镇做题家”无法挣脱的一个魔咒，他们怀揣梦想，通过夜以继日的刷题来到精英高校，却发现大学并不是高中的延续，很多问题不再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唯一的解，在应试教育背景下练就的解题优势难以为继，学业生活一度变得灰暗，曾经鲜活和热爱的梦想，渐渐“蔫”了下去。
（二）生存心态：自信与自卑的反复拉扯
生存心态（habitus）又译作“惯习”“习性”等，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化再生产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内涵是指在历史条件下沉淀的、在个人意识中内在化和结构化的特定行为方式或禀性系统，即一种先验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同时，生存心态一旦形成，便会成为指导个人和群体行为的方向，是人的生存方式、行为策略、生活风尚等实践领域及精神领域的总根源[22]。来到精英大学以后，“小镇做题家”们面临的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场域，他们的生存心态呈现出两极化的倾向，在自信与自卑的情感体验中反复徘徊。其中，自信来自他们先前在高考中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原有群体对他们作为阶层向上流动者给予的荣耀；自卑则是缘于“小镇”的出身背景与更高阶层之间难以填补的区隔。
英岚是来自中部地区农村家庭的“做题家”，现在在一线城市的重点大学就读。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拿到名校入场券的她成为全家人的骄傲。她表示，“我们村里考上重点大学的人很少，爸爸知道我的高考分数以后，满口地称赞我，还告诉了我们村和隔壁村的许多人，大家都夸我优秀，我当时感觉挺自豪的”。的确，与众多没有机会升入大学的小镇学子相比，面对当下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不均衡的现实，“小镇做题家”能够在弱势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理应骄傲。只不过，当真正踏入大城市的精英高校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要延续这份自信和骄傲并不容易。除了学业上的压力和焦虑，更令英岚难以适应的是来自大城市同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依然捉襟见肘的吃穿用度，和城市同学潇洒无拘、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相比，相去甚远。英岚清晰地感知到所处的经济劣势地位，这使得她与大城市环境格格不入，她第一次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英岚羡慕大城市同学的生活方式，经济方面的困窘时常令她陷入自卑，但另一方面，旧有的生存心态让她不至于沉沦，她表示，“还是很庆幸可以考上大学的，来到这里，我见识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想通过努力，改变现在的生活状况”。豆友Leon提到，自己当年也是乡里的好学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对未来满怀信心，但自从来到大城市上大学以后，发现似乎追不上身边的同学了，不只学习上屡屡受挫，其他方面也并不顺利，鼓起勇气参加的学生社团面试、班委竞选都落选了。重复的挫折和失败消磨着Leon的自信，内心的自卑和痛苦与日俱增，不过，Leon依然对生活充满着一种希望感，他相信成功是可以依靠个人的勤奋和努力去争取的，只不过这期间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与坚持。
可以看出，随着高中到大学的环境变迁，“小镇做题家”的生存心态亦随之变化，在学业和社会生活方面，他们的生存心态经历了由自信到自卑的演化过程。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即农村大学生的生存心态会随着社会阶层流动而改变，且倾向于将自己建构为“能力不足者”[23]。值得注意的是，“生存心态是客观条件的产物，它一方面倾向于复制原初社会条件的内在逻辑，但另一方面又使它遭受新的改造”[24]。换言之，生存心态是历史经验的产物，是兼具持久性和可转换性的结构系统。因此，“小镇做题家”的生存心态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并且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时空结构中进行对话，使得他们的行动不可避免地烙上过往的印记，却又在新的环境中被重新塑造，呈现出自信与自卑拉扯的状态。
（三）社会融入：无处安放的孤独感
社会融入是指异质的个体、群体或文化在新的环境中相互接触、相互适应的过程，其关键在于主体通过与社会的互动获得对身份的认同及归属感[25]。科琳·沃德（Colleen Ward）将社会融入划分为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文化融入是指个体在与新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成员互动中形成的互动交往能力；心理融入指向个体对新的文化环境中自身角色的认同状况[26]。介于农村和大城市之间的小镇学子，是精英大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依靠用功刷题，他们一路披荆斩棘进入了一流高校，开启了从乡镇农村到陌生城市的艰难融入旅程。
晓青出生于偏远地区的某个小城镇，通过埋头苦读成为精英高校中的一员，但因其早期习得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较大的异质性，使得她在融入新环境时困难重重。在文化互动交往方面，晓青感到沮丧，自己不善于表达，与同学之间的互动很少，且由于交往方式和生活态度的不同，她感到难以融入其中。晓青认为，“大概是性格决定命运吧，我的性格一直是比较内向、腼腆的，不懂得如何与人交往，交际圈很窄。和同学的关系表面看起来还行吧，但其实心很难贴近，大家的很多观念、习惯都不一样，会有一些隔阂，经常感觉自己很孤独”。豆友“迷途的羊”也有类似的经历，她描述道，“我平时的社交基本就局限在同宿舍和隔壁宿舍吧，其实同学们都挺友好的，但我不知道怎么去交流，看着别人很容易就和大家打成一片，自己却总是一个人，挺心酸的”。在进入大学之前，小镇学生的生活画卷并不丰富，他们生活轨迹大都局限在相对狭小的范围，接触到的人和事有限，生存区域的狭隘性和成长经历的单一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视野、观念上的狭窄，使得他们与城市同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很难真正适应和融入精英高校的文化环境，实现与周围的同学彼此融合。
脱离了自小熟悉的环境和家人，“小镇做题家”不只在文化融入的过程中倍感艰难，心理层面的融入亦面临着身份转换和认同的困惑。在大学四年的求学过程中，他们深切地感受着小镇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体会到不同阶层生活世界的云泥之别，城市离他们如此之近，却又如此之远，产生了一种外乡人的心态。受访者方鹏表示，“总是会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觉得自己和别的同学不一样，虽然身处城市却仍是小镇青年，城市进不去，可是小镇好像也回不去了”。对于未来，其实不少“小镇做题家”最初的身份预设是成为社会的中上阶层，甚至是社会精英，期待实现身份的向上流动。如豆友“Windfall”表示，原以为从“985”高校毕业后能够自然而然找到理想工作，通过不断努力就有希望成为精英，从某个领域撬动地球。但真正到了大学以后，这份期待被现实击碎了，对比周围的优秀同学，Windfall感到自己的身份相形见绌，“只希望能做一个普通人，默默无闻地活着”。事实上，成功进入精英大学的“小镇做题家”是有机会实现未来身份的转变的，但“小镇”的出身背景就像一个无法摆脱的沉重行囊，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与融入产生了较大阻碍。
五、多重困境：教育不平等、城乡区隔与阶层分化
通过追寻“小镇做题家”的就读经历和实践体验，我们发现，从小镇到城市精英大学的地域转换，使得许多“小镇做题家”在学业适应、生存心态和社会融入的过程中饱受焦虑、拉扯与孤独之苦。值得关注的是，“小镇做题家”就读过程中的这些具有消极特征的情感体验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教育困境？
（一）不平等的学校教育
长期以来，文化再生产理论将学校教育看成是维护现有经济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隐蔽手段。学校教育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优势阶层文化的一种“选择性”基础上，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客观合理、不容质疑，但这种秩序所选定的文化类型通常是只符合优势阶层群体利益的专断文化[27]。其带来的结果，便如布迪厄所言：对于一些人来讲，习得精英文化是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才得以换取的成功；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这不过是一种继承[28]。优势阶层的专断文化与学校的主流教育文化相适应，优势阶层的学生可以顺畅地适应大学生活，更容易获得学业成功，而来自较低阶层的学生则遭遇了大学场域的无形排斥，社会出身上的不利转变为学业和生活适应上的被动，教育秩序通过确认优势阶层文化的强势地位而为社会结构再生产做出贡献。因此，出身的不平等并没有在“小镇做题家”们进入大学以后自动消失，相反，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小镇背景对他们的就读经历产生着巨大影响。
对于“小镇做题家”而言，他们对高等教育目的的认知很大程度上还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延续，即坐在教室专心听课，认真学习，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专业知识的学习当中。如受访者小惠说道：“大学期间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吧，家里从小就教育我，唯有学习是最好的出路。除了学习，其他方面我也没怎么顾及了……平时去图书馆的路上总是我一个人，生活挺单调的吧，其他同学的大学生活就精彩多了”。然而，这种“苦修”式的生活很难在大学中赢得老师或同学们的目光，高等教育阶段更为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我表达，倾向于培养他们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而非熟练地掌握做题规则。长时间的刻苦学习亦造成了“小镇做题家”们学业热情的过度消耗和人际关系的疏离，甚至常常陷入焦虑和压抑的情感沼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mstrong）和汉密尔顿（Laura Hamilton）认为，以学业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与高等院校中的自由氛围和社交文化存在着冲突，导致中下阶层的孩子逐渐从同伴关系网络中孤立出去。这些网络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大学环境，而且能够提供与未来就业相关的重要信息。同时，与之相伴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对于学生的学习成就、心理健康以及就业前景均具有负面作用[29]。
（二）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区隔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乡社会面貌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到目前为止的基本社会结构依然是城乡二元结构[30]。城市和农村、小城镇之间不只存在着户籍壁垒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由此构成的城乡二元区隔成为导致“小镇做题家”就读历程中诸多困境和消极体验的重要原因。从偏远小镇来到城市精英大学，在艰难的向上攀登过程中，“小镇做题家”需要面对的是与先前成长环境迥异的生存场域和文化氛围，两种不同情境的碰撞使得他们的社会融入进程遭遇种种困窘。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匮乏，交往惯习和心理认同层面也始终伴随着新旧场域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在就读过程中，“小镇做题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也愈发认识到精英高校带给自身命运的可能变化，想要努力地适应、融入其中，但是他们的出身背景无法改变，旧有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常常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他们的社会交往和心理融入产生阻碍。如小组成员“木易joy”表示，“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谁会不渴望友谊呢？可我还是没交到什么朋友，和其他同学的共同话题太少了，大家像是来自不同的世界，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一个人在孤独的路上行走”。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文化差异以及城乡学子之间交往惯习的迥异，使得“小镇做题家”难以与城市的同学们建立起亲密的友谊，更不曾真正地融入到新的场域。
与此同时，在不断尝试融入精英高校的过程中，“小镇做题家”们也承受着与先前生存环境渐行渐远的风险。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学做工》中描述的“循规生”（conformists），与反学校文化的“家伙们”（the lads）不同，循规生对于通过教育实现职业发展和向上流动怀揣期待，但随着这种期待在毫无社会支持、缺乏文化参与的重复生活中幻灭，他们同时发现自己与所在社会为本群体选定的工厂职位以及车间文化格格不入，并为此备受折磨[31]。从这个角度说，融不进的城市和回不去的小镇，使得“小镇做题家”面临着乡关何处的身份迷茫，无奈地游走在故乡和他乡的边缘，成为孤独的异乡人。
（三）日渐明晰的阶层分化
阶层分化是现代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从本质上说，阶层分化就是客观世界中结构性不平等的直观体现。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经济协调机制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权力结构及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关系发生变革，社会利益结构在进行重大调整，社会阶层化趋势不断加强。根据学者们的讨论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已经从相对开放性转向封闭性与半封闭性，社会流动在制度或者非制度的限制和制约下变缓甚至停滞，“阶层固化”成为表现当代社会人们对于阶层割裂趋势深切焦虑的重要话语。有学者将这种阶层封闭化趋势阐释为城市社区、社会交往、教育、文化、消费、婚姻和风险分配的阶层化，并且总体趋势是向着更加封闭化的方向发展，阶层间张力的潜在破坏性在增强[32]。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阶层为了保持自身优势地位或实现阶层上升，越来越将希望寄托于教育，这种优势阶层在教育投资上的自觉自发性对高等教育过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教育的起点，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产生了家庭教养方式的不同。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区分了不同阶层的养育策略，中产阶级的家庭采取了协作培养模式，工人阶级和穷人家庭采取了成就自然成长模式，前者更像是一种精心培育、妥善照料以获得成功的系统工程，后者更趋向于让孩子自由发展，但在市场化竞争机制下，工人阶级的孩子处于明显的劣势[33]。在教育过程中，布迪厄和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指出，高等教育过程是权力运作和符号暴力的场域，社会阶层再生产体现在课程教学、评价制度、院校氛围等各个环节，大学生先前累积的文化资本劣势在这些过程中进一步强化[34]。
从现实来看，虽然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越来越多的“小镇做题家”拥有了进入大学的机会，但阶层的差异化影响在进入精英高校以后依然持续。不少学者指出，家庭阶层背景是影响学生大学期间教育收获的重要因素，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在接受高校教育时也存在不平等，家庭资本弱势、阶层教育资源差距等因素使得低阶层学生的学业表现、社会实践与交往通常不如高阶层的同伴[35][36][37]。网络民族志的调查结果也发现，许多“小镇做题家”在学业适应、人际交往、社会生活参与等方面存在困难，容易感到手足无措，难以融入。另一方面，穿梭于小镇和城市的不同时空场域，对“小镇做题家”而言也意味着时代与阶层的挑战，造成了他们生存心态上的自我矛盾与拉扯。回归到农村或小镇，作为曾经走出去的“贵子”，他们时常被亲朋好友所夸赞和羡慕，感觉到自信和满足。然而，精英高校的生活世界却给“小镇做题家”们带来了很大落差，大学阶段的学习方式与高中有所不同，课程考试、期末考试只不过是大学学习中的小小一隅，评价标准也不仅仅是单一化的考试成绩，社会交往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越来越成为个体在大学及未来职业当中的重要竞争优势。丰富的解题经验和精湛的技巧或许能够帮助“小镇做题家”们顺利通过考试，但其他各方面的能力比拼被忽然放置在眼前，他们在疲惫不堪的竞争中体味到的是深深的自卑和挫败感。由于缺乏家庭早期的经济支持和文化资本培养，并不熟悉优势阶层教育文化规范的“小镇做题家”在寻求阶层向上流动的道路上显得步履维艰。
六、小结
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38]，我国已经正式迈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门槛。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尤其是来自弱势阶层的学子获得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奔赴心目中的理想大学。但是，正如卢卡斯（Samuel R. Lucas）的预测，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并不能有效缓解教育不平等[39]，从“寒门贵子”到“小镇做题家”，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始终牵动着社会公众敏感的神经。尽管“小镇做题家”顺利通过了高考，但他们未来的求学道路依然荆棘遍野。通过深入网络田野进行考察，我们看到，进入精英高校以后，“小镇做题家”在跨越地域、文化边界和阶层的情境中呈现出焦虑、拉扯与孤独的就读体验。小镇和城市成为人生旅程的两端，他们横亘其间无所适从，不断在过往的荣耀与当下的失落之间寻求和解。此外，本研究的分析显示，“小镇做题家”这些复杂情感体验，不仅昭示了普及化阶段下仍然严峻的高等教育过程不平等，亦映射了当前为社会进程所限的城乡二元区隔以及日趋扩大的社会阶层分化。
事实上，不同阶层的学生并不是平等地进入精英高校，社会再生产的故事并没有在“小镇做题家”们看到高考成绩、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结束。迈入精英高校的小镇学子要如何应对情感体验的冲突与拉扯，如何弥补或弱化家庭先赋性因素的缺失，在多重困境的束缚之下实现阶层突围，这不只是“小镇做题家”的个人问题，也是教育界及社会各界持续关注且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本研究对于他们就读体验的探索仅仅是一个开始，要真正理解“小镇做题家”向上流动的境遇，还有待进一步走进田野，基于个体经验和学校经验深描这一复杂的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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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信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