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志:“互联网+”时代教育研究的新路径
作者:肖婉来源:《理论探讨》2021年第4期

在“互联网+教育”时代,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和普及不仅带来了教育方式的变革,更重构了教育空间、教育情境和教育关系,形成了独特的网络教育文化。网络民族志以网络环境作为主要的研究背景和环境,利用网络媒体平台和互动工具来收集数据资料,以探究和阐释互联网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伴随网络文化现象而产生的研究方法,网络民族志对于探究互联网环境下的教育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通过浸润体验、对话互动、情境追踪和多维分析等具体方法,实现对网络教育现象的整体性认知、共情化理解和过程性透视。文章指出了网络民族志在教育研究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为“互联网+”时代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教育研究;网络民族志;虚拟民族志

一、引言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数字化生存”逐渐成为新的日常生活实践。在教育方面,大规模开放课程迅猛发展,移动终端成为重要的学习交互工具,丰富多样的学习社区悄然形成。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教育时空得以拓展,途径更加多样,形式更加灵活;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支持下的教育活动形成了交互的时空多维性、身份的可匿名性、符号的多样性等新特征,重构了教育主体之间的交流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文化现象。这意味着“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拓展和空间上的转移,更是教育环境和文化的深层变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全民网课”教育实践更加验证了这一点,当在线教育成为一种独立的教育形态,教育主体、教育活动、教育过程具有什么样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尤其值得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关注。笔者认为,网络民族志作为伴随网络文化现象而产生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网络环境下的教育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系统地探讨网络民族志应用于“互联网+”时代教育研究的方法、意义和可能面临的挑战,有助于拓展教育研究的新路径,提高“互联网+教育”的实践效果。

二、网络民族志的内涵与特征

民族志是由人类学家Malinowski提出的研究方法,即将一个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对该群体的独有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进行观察,从而达到认知群体及相关文化形态的目的[1]。“网络民族志”由Kozinets提出,他认为网络民族志是以传统的民族志方法为基础,注重对成员在线交互内容和形式的定性分析,旨在研究在线群体呈现出来的亚文化、交互过程和群体行为特征[2]。Hine认为,网络民族志是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的、针对网络及利用网络开展的民族志研究[3]。Skageby指出,网络民族志的目的超越了对数据的分析,旨在发掘形成行为和情绪的深层次原因[4]。我国学者卜玉梅通过对已有定义的综合比较,提出网络民族志是以网络虚拟环境作为主要的研究背景和环境,利用互联网平台和互动工具来收集数据资料,以探究和阐释互联网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方法[5]。学界对于网络民族志的定义表述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内涵存在一致性。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研究对象:虚拟社区

传统民族志以现实的、具体的社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者通过亲身进入某一实地或社区开展田野调查。不同于传统民族志中的实地“田野”,网络民族志以虚拟社区(或网络社区)为研究场域和对象。“虚拟社区”由Rheingold提出,是指通过网络形成的社会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有足够多的人进行足够长时间的交互,并在整个过程中伴随充分的人类情感,形成了一种赛博空间的社会关系网络[6]。虚拟社区包括论坛、圈子、博客、QQ群等多种形式。相比真实的社区而言,虚拟社区不局限于具体的物理空间和边界,而是通过网络空间将具有某种共同旨趣的人联结在一起;虚拟社区中成员的交流和互动不再是面对面的交流,而是基于网络文本等媒介的符号化交流;同时,由于网络技术的便捷性,虚拟社区也更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既可以选取一个虚拟社区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如Hsu的研究[7]),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多个虚拟社区进行多点研究(如Felix的研究[8])。

(二)研究手段:媒介技术

虚拟社区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人们在社区中浏览新闻、发表评论、撰写日志,开展游戏、购物、交友、恋爱等活动,构筑了一个虚拟的精神家园。作为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场域和具体对象,研究者需要观察并参与到这些虚拟社区中,客观记录网络社群的生活样态。由于虚拟社区所构筑的空间和内容都是数字化的,人们的身份、形象、语言等信息都以数字化符号呈现出来,研究者需要利用媒介技术开展研究。具体来说,包括基于互联网平台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对帖子、表情符号、音频、视频等媒介符号进行分析,以及利用E-mail、社交软件等多种网络工具与社区中的成员进行交流、访谈以进一步获得资料。因此,网络平台既是网络民族志研究开展的客观环境,同时也是网络民族志研究的途径与方法。通过媒介技术来收集数据资料无疑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能够有效利用媒介技术,更需要理解网络语言和媒介符号,才能深入了解社区中的文化意蕴。

(三)研究旨趣:探索互联网文化

网络民族志虽然以网络环境作为研究背景和工具,但其不仅将网络环境视为媒介技术,更将其理解为一种文化环境,旨在探索与互联网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首先,互联网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空间,人们在网络社会中娱乐、购物、交友等,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各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呈现出与现实社会不同的独特文化形态;其次,在网络平台中,新的表达方式和互动模式层出不穷,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社会关系,并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网络生活与现实生活已经相互交融、难以分割,形成了多样化的文化生存形态。美国人类学家Escobar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就曾指出,信息与计算机等新技术给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结构和意义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它们不仅以文化的建构和再建构为基础,同时也反过来塑形文化[9]。Hine也指出,互联网是一种文化情境,是文化形成和重塑的地方[10]。网络民族志正是关注新技术对于文化的建构和重构,以及新技术环境下新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特征。

三、“互联网+教育”网络民族志研究的方法

随着“互联网+教育”不断发展,将网络教育环境视为新的教育文化空间,采用网络民族志开展教育研究,有利于深入地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的教育文化现象。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网络民族志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在线观察和访谈。即研究者明确研究问题后,选定某个或多个网络社区,通过在线观察、访谈等方法尽可能地收集信息并进行分析,从而获得研究问题的相关解释。笔者认为,在教育领域开展网络民族志研究时,不能仅仅将观察和访谈简单地迁移到网络教育环境,还应结合教育研究的需求和特点,通过浸润体验、对话互动、情境追踪、多维分析等具体方法来开展研究实践,以深入挖掘虚拟教育环境独特的文化现象。

(一)浸润体验:进入主体视角

网络民族志需要研究者深入虚拟田野中进行观察,并通过亲身体验以感受其他参与者的实践行为,进而深入探索虚拟田野的群体文化。由于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语言、行为等交往主要是以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符号为中介呈现的,网络民族志所涉及的参与观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Walstrom提出采用“参与体验者”而非“参与观察者”来表述网络环境下研究者的角色,以代表一种深度的卷入以及与研究对象的密切联系[11]。我国学者杨国斌也认为,“浸染”是研究网络文化时最重要的方法,通过直接参与才有可能真正了解网络文化[12]。在教育研究中,研究者通过浸润于社区之中,与成员一样在社区中“生存”,通过切身体验来认识研究对象的实践行为,从而理解其行为的个体性意义。例如:在课程研讨群中,为何有些成员喜欢长期潜水?如何解释交流过程中的点赞、刷屏等“仪式”现象?只有当研究者真正深入“网络田野”中,才能了解其他成员的需求和动机,也才能更加准确理解社区中成员所使用的语言、表情、图像等不同符号所代表的情感意蕴,从而更加敏锐地察觉到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行为特征和文化内涵。当研究者用局内人的视角去体验成员的思维和行为,将有助于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形成研究者本人独到的主观体验;也能使研究者更容易理解其他成员在社区中的情感和动机,达到“感同身受”的效果。

(二)对话互动:探寻他者心理

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进行对话互动是了解“他者”心理的重要途径。Crichton和Kinash认为,对话互动包括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进行反复的、重访的、共同阐释且可以反思和修正的对话,从而参与到对话和意义生产中;通过对话和互动来叙说发生在情境中的故事[13]。具体而言,对话互动既包括网络社群中内容分享、评论、转发等方式,也包括网络问卷、电子邮件和在线访谈等形式。由于网络民族志通常以在线的方式进行对话和互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成为一种“身体缺场”的交流,交流内容主要以符号的方式呈现。一方面,这种符号化甚至匿名的交流方式可能使人们消除身体、身份、文化层次等多方面的顾虑,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参与到互动中,从而获得更加原始的数据资料。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交流主体缺乏对交流对象表情、动作等信息的捕捉而出现信息“误读”。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可以将线上和线下的观察和访谈结合在一起,通过现实生活中收集的数据印证虚拟社区中所获得的信息[14][15]。笔者认为,在利用网络民族志开展教育研究时,是否需要开展线下交流和访谈取决于具体的研究问题和实际情况。首先,如果研究问题不局限于在线教育环境,而是与现实世界密切交融,那么线下的观察和访谈是必要的;如果研究问题主要聚焦于在线社区,那么纯粹地开展在线观察和访谈也足以提供解释研究问题或现象的信息。例如:在研究某个学术团队的知识共享机制时,对于团队所构建的在线社群的观察可能只提供了研究现象的一个“侧影”,这时需要结合线下的互动观察等数据收集方法来获得整体认知;而如果是针对在线课程中学习者知识共享机制的研究,那么开展纯粹的在线观察和访谈也是可行的。其次,针对网络社群研究中的某些典型个案也可以通过线下的方式进行深度交流,以获取更加丰富的信息。

(三)情境追踪:还原故事脉络

在虚拟社区中,虽然人们的实践行为是以文本、图像等符号为中介的,但对这些符号的分析仅仅停留在内容层面是不够的,还应该将它们回归于其产生的情境中,才能理解和感知符号的生产过程及脉络,并进一步理解其中的文化意义。研究者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尽可能多地去接触研究对象的行为产生情境,去接近各种关系的建构背景。只有对网络符号背后的情境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客观、全面地把握研究对象在网络空间的生存样态,获取格尔茨所说的“深描”效应[16][17][18]。但是,由于网络社区中的信息是以超文本、非线性的方式呈现的,移动设备的普及加剧了人际互动的碎片化和交融性,这使得研究者对于符号背后的情境理解和故事还原更加困难。笔者认为,在教育研究中,研究者可以根据主题相关性确定情境,并在观察过程中密切追踪,从而将同一个情境的碎片化信息(如针对同一问题或同一事件的讨论内容)“拼凑”起来形成完整的故事“版图”,从整体上认识和理解研究对象。此外,还应注意将同类情境(如讨论群中针对不同主题的“保持队形”刷屏现象)进行比较和关联,从而了解相似情境下学习者的群体性特征或规律。通过情境的追踪和分析,可以充分还原事件的故事脉络,有助于研究者深入理解研究对象本身行为的意义,也更有利于研究者了解和发现情境因素对于教育主体的行为、心理等方面的影响,为改进情境设计、提高教育效果奠定基础。

(四)多维分析:达成视域融合

研究者通过在社区中的浸润体验、与研究对象的对话互动以及对网络情境的追踪观察,获取了来自研究者的主观视角、研究对象视角以及网络平台等多方面的数据资料。而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分析是对研究现象进行准确解释的重要前提。笔者认为,多维分析是网络民族志处理数据的关键。首先,研究者需要对网络空间中所收集到的文本、图像等符号进行分析。有研究者指出,网络民族志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文本、图像等内容分析的层面,否则网络民族志与内容分析、二手资料分析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19-2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民族志排斥或否定符号内容层面的分析,针对内容层面的共词分析、文本分析、话语分析等技术是同样适用的,但是要超脱于内容层面的分析,将文本、图像等符号还原到具体故事情境中进一步加以理解。其次,研究者需要将分析结果反馈给研究对象,以获得他们的意见。这不仅对于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客观性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可能再度引发研究对象的思考,进而完善对研究现象和问题的阐释[21]。此外,研究者本人的内省分析也至关重要。由于网络民族志通常需要研究者在社区中进行长期“驻扎”,研究者需要记录自己的观察、体验、感悟等内容。对田野笔记、日志等资料进行阶段性反思可以实现新、旧自我的对话以不断完善研究者本人的认知。通过多维分析,形成对同一研究现象的多维审视,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不断往返达成视域融合,从而形成对研究现象较为全面和准确的理解。

四、网络民族志对“互联网+教育”研究的意义

利用网络民族志开展教育研究,既适应了“互联网+”时代教育环境和文化的变革,同时又结合了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可以通过相对低倾入性的方式对教育现场进行全程观察,通过多种数据来源和研究视角对教育现象进行多维审视,并结合研究者本人亲历体验对教育情境进行深度解读,这对于探索“互联网+教育”文化现象有着重要意义。

(一)整体性认知:对教育现象的多维审视

在“互联网+”时代,各种新的学习平台和技术手段层出不穷,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深度融合,混合学习成为当前教育的主要形式。网络民族志适应了“互联网+”时代教育形态的变化,不仅把虚拟的网络空间当作技术平台,更将它视为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教育空间。在这个教育空间中,由于网络环境和技术形成身体的“不在场”、师生的时空分离、主体身份的可隐匿等特征,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学习体验以及师生关系等教育过程和要素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独特的网络教育文化现象。网络民族志使得深入挖掘网络空间教育文化成为可能,有利于形成对实际情境中教育文化的整体认知。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网络民族志强调研究者主观视角的亲历体验,重视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交流,关注事件产生的情境脉络,坚持意义阐释的“深描”,通过多种方法使还原某一具体文化全景成为可能,有助于研究者形成对某一研究现象或问题的整体认知与理解。

(二)共情化理解:对教育情境的深度解读

在传统的教育研究中,研究者的切身观察、访谈是数据获取的重要来源,研究者对研究现场的亲历和与研究对象的直接交流有利于研究者对研究现象的深度理解。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普及,依托网络平台形成的网络文本、行为日志、交互关系等海量教育数据成了研究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物理空间中的摄像头、传感器等多种数据采集的方式也进一步拓展了教育研究的数据来源。但这些技术手段大多是将网络空间当作研究者采集数据的场所,并没有深入到网络空间所建构的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中去。而网络民族志则是将网络社群当作一个真实的“田野”,不仅通过研究者的眼睛回到教育“现场”去敏锐地捕捉各种信息,更通过研究者的体验将这些干瘪的符号还原到鲜活的教育情境中,重新赋予它们生命力,以考察互动行为和符号背后的情境内涵,进一步挖掘网络环境的深层文化特征,共情化地解读实践教育情境。

(三)过程性透视:低倾入性的“时刻在场”

“互联网+”时代,教育活动不再局限于学校、教室等特定教育场所,而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研究者显然无法对所有教育活动进行全程的观察。但是教师、学习者、教育管理者等教育主体在网络空间的行为数据却能够被网络平台全程记录下来。这种显性的数据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资料库,为研究者的过程性观察提供了条件。此外,在教育虚拟社区中,人物的在场通常是以虚拟的“头像”或“昵称”等形式存在,社区成员的真实身份不易被他人识别;即使是在实名制、真人头像等教育社区中,人物的在线状态也可以选择隐匿或因技术环境不易被察觉。由于“身体”的不在场,研究者在开展网络民族志研究过程中,可以对线上各种教育社区进行自然观察,从而保留原始的教育文化情境。这种相对低倾入性的在场方式,既可以为“文化入场”做准备,也使得在自然情境下持续地观察和体验线上文化成为可能,减少了对教育情境的干扰和介入[13],使得研究者可以对网络教育现象进行全程透视。

五、“互联网+教育”网络民族志研究面临的挑战

网络民族志对于“互联网+教育”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在实践操作中也面临隐私、伦理等方面的挑战,需要研究者谨慎处理。

(一)研究者身份:公开还是保密

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需要长期浸润于所研究的社区,对社区成员进行观察并与之互动。那么,研究者是否应该向社区成员表明其研究身份和研究目的,甚至征得其同意呢?有学者认为,网络使用者是在假定信息私有且保密的前提下进行网络活动的,社群成员所创建的数据并不一定同意被用于研究,因此,需要向他们说明自己的研究者身份并征得同意[22]。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民族志研究与针对电视、新闻等传统形式的大众媒体的内容研究法有很多相似之处,未必需要暴露其研究身份[23]。相反,如果被研究对象意识到正在进行的研究,他们可能会减少或者改变自己的交流方式,从而影响研究的真实性[24]。还有研究者指出,从研究伦理的角度来说,应该向社区成员公开研究者的存在和身份[25],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需要征得研究者的同意,这取决于所研究社区的开放程度[26]。笔者认同该观点,在开展教育网络民族志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身份是否应该暴露、何时暴露,应该根据具体情境来决策。如果研究对象是开放性社区,那么社区成员发布的信息默认属于公共知识,并不一定需要征得同意,而且在大型开放社区中也是不现实的;如果研究对象是相对隐私的社区,尤其是需要准入权限的社区,那么研究者应该向社区管理者表明自己的意图,征得社区管理者同意后,还要与潜在研究对象进行充分沟通,并征得其同意。

(二)研究可信度:数据获取的真实性

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所在情境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物理空间限制,是一个具有虚拟特性的环境;互联网上的人际沟通也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更多的是基于媒介的非面对面互动。那么,很多时候研究对象的真实身份是无法明确的,研究对象对研究者也可能信任不足,因此,获取到的信息很可能是不真实的,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信度[27][28][29]。笔者认为,该观点所提到的“身份及信息的不真实性”是相对于真实社会而言的。但事实上,正如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所指出的,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出多幕的戏剧,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情境中,表演者会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真实社会环境中本身也存在身份切换、行为“表演”等现象,网络平台只不过是提供了另一个“社会情境”而已。虽然这种社会情境与现实情境不同,但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它提供了一种新的物质性[30]。人们在这种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与现实情境不一样的行为特征,正形成了独特的网络文化,这也正是值得研究者关注和探讨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无需考察研究对象的身份,相反通过身份考察可以增加研究的可信度。具体来说,当研究问题涉及教育主体的真实身份时,研究者可以结合线下的研究进行相互对比和印证。在对线上社区进行研究时,研究者也应对“虚拟身份”进行考察,因为线上社区可以采用多个账号进行登录,一个成员可能具有多重身份。通过身份考察,研究者可以关注到研究对象的身份与其行为、情境之间的关系,并探究研究对象身份转换或扮演的形式、原因等深层内容[31]

(三)研究伦理:隐私如何保护

网络民族志研究涉及的一个重要伦理问题即被研究者隐私的保护。有学者指出,经典民族志研究要求的非中伤原则、匿名保护、数据保密及取得知情同意等道德义务,在虚拟民族志中需要继续遵守[32]。在教育领域开展网络民族志研究所涉及的征得同意问题在上文已有探讨,此处不再赘述。除此之外,在保护学习者隐私方面还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应注意原始数据的保密性,通过有效手段保护数据的安全。其次,在研究成果展示与报告中应注意匿名报告原则,尤其是直接引用内容时,应隐去头像、昵称、地址等有可能与被研究者身份相关联的信息[33]。虽然在一些社群中本来就采用网名等虚拟信息,但是网名也可能绑定了学习者个人真实信息等隐私数据。因此,在报告中应注意将网名等信息进行“再次匿名”,使其与学习者的网络身份、真实身份均无关联。此外,在研究成果公开前还应获取研究对象的反馈意见,在引用特定内容时也应征得社区成员的同意[34],尤其需要谨慎对待敏感性言语、有争端的立场问题等内容,通过恰当处理以避免对学习者带来不良影响。

注释

①学界也用 “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赛博民族志”(Cyber Ethnography)、“在线民族志”(Online Ethnography)、“数字民族志”(Digital Ethnography)等术语进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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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nography: A New Approach to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Internet+" Era

XIAO Wa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has not only brought about the changes in educational modes, but also reconstructed educational space, educational contexts, and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forms a unique online educational culture. Netnography takes the online environment as the main research context and environment, and uses the Internet platform and interactive tools to collect data and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and interpret the Internet and related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As a research method that produced with the phenomenon of online culture, netnography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educational culture in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Through specific methods such as immersion experience, 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contextual trac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a holistic cognition, empathetic understanding and process perspective of the online educational phenomenon can be realize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that netnography may face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the era of "Internet+".

Key words: Internet +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Netnography; Virtual Ethnography

责任编辑:程紫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