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赋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民族建设的学理理解是一种创新。中华民族建设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工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旨在消弭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可能存在的斥力，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同一核心，也是理解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密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侧重于共同体意识对于共同体建设的能动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存在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既是深刻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头，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服务标的。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途径和目标的关系，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能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性感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建设；国家建设；本体与意识
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界和学术界便高度重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与解读，而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与研究更是空前热烈，具体表现为学术论文数量的井喷式增长、研究基地的遍地开花、学术会议的接踵而至，政界、学界乃至全社会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度、知晓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2019年以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等相继出台，这些文件的发布也直接或间接推动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
通过文献阅读与田野调查，笔者发现，伴随着全国各级各类学校贯彻落实以上三个纲要，一些困惑也随之浮出，如：其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否可以相互替代或实现“三合一”？其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不是只强调意识形态层面的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其三，中华民族大家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为此，笔者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回应这些困惑。
一、是与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的基本逻辑
既包括“对，正确”的意涵，又具有“事情”的涵义，从这样的涵义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正是国是，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执政者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好的正确的、做得对的国家重大计划和重大政策。势，可以理解为情势、态势和趋势，在本文中，势系指一种不同区域的社会成员个体、群体意义上的各民族成员取向共同性不断增加的现实局势和未来趋势。是与势，概括出执政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努力和各族人民在经济社会等领域不断结成共同体的现实依存及发展取向。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国家大是
1.民族建设与中华民族建设
民族建设或民族统一构设是一个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是指为促进民族一体化而制定的诸项政策之和。民族建设是一个建筑学上的比喻，意指引导一国内部走向一体化，使其居民结为同一民族成员的过程。18世纪后期，民族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以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提出来，政策朝向为公共权威和公民忠诚的双重发展，民族建设被视为一项国家政策和整合进程。[1]也就是说，民族建设是执政者运用国家力量塑造国民认同的过程或工程。
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亦即中华民族建设，是执政者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的“主责主业”。王希恩研究员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标志着党在中华民族建设问题上的进一步自觉，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族规律认识上的进一步自觉。[2]从中华民族建设的视角考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议题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学思考，有助于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高度、深度、广度把握和认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政策指向和工作主线。
具体就中国而言，多民族是基本国情，中华民族建设就是要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的内在包容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以此克服外来的“一族一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挑战，克服多元文化主义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解构效应，消抑内部可能滋生的“我族中心”主义、分离主义以及地方主义、社会“碎片化”等负面影响。
2.中华民族建设就是建设中国的国家民族
在中国语境中，民族具有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和构成国家民族的56个民族的意涵所指，甚至可以用来统称部族、族群、原住民等西方族类群体，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层面，则要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的内涵。周平教授指出，中华民族拥有多方面的本质：首先，中华民族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基础，却是经过现代构建才具今天的形态，因而是一个现代民族；其次，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最终完成，并与现代国家有机结合在一起，具有了国家形式，因而是一个国家民族；再次，中华民族的形成既符合现代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又依凭特定历史文化造成的因素，因而是一个复合民族；最后，中华民族既蕴涵现代民族所具有的国民性机制，又蕴涵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造就的族际性机制，因而成为一个蕴涵多种机制的民族[3]。四个方面分别指向现代性、国家性、复合性、有机性，这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民族概念，现代性侧重于治理与建构，国家性侧重于政治属性，复合性侧重于历史合法性，有机性侧重于内部结构，这样的阐释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特点，那就是实现了历史与现实、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文化、局部与整体的统一。
罗塞马里尼·霍夫特（Rosemarijn Hoefte）和沃特·维内达尔布（Walter Venedarb）认为，中国的人口在近代建国之前就已经有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具有民族建设的基础[4]。比较而言，移民国家难以从历史传统中寻得民族建设合法性的支持，因为只要回首历史，对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建国民族而言，便是走出欧洲的回忆，对于这些国家的原住民或土著人群体而言，便是被殖民、被掠夺的委屈。在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国家权力为精英和富裕者阶层所垄断，社会以“个人原子论”为基础形成松软肌体，当国家政治难以回应社会诉求时，民粹主义便常常登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族类群体的文化诉求，但社会资源分配的根本在于政治权力的获得，种族主义不时泛起的深层原因在于群体文化尊重与群体政治乏力之间的矛盾；在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国家，群体与地方自治的结合通常会选择联邦制的制度设计，其结果是对局部或是“多元”的倾斜，从而弱化了整体或是“一体”的摆位和治辖力。
3.西方的民族国家建设难寻良方
民族国家建设（Nation-state Building）天然地包含着“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两个层面，两者的有机互动，即指向“民族建设”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与指向“国家建设”的“法规、政策、制度、宣传”的有机结合，共同缔造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全体国民共享的政治共同体。多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存在形式，其合法性建构在各民族群体对国家认同的基础上，然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两个根脉相通的孪生体并非在行动上始终保持一致，有时候甚至会出现背道而驰的现象。[5]这样的现象常见于西方国家。
在威尔·金里卡归纳的五种应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团结问题的策略中，“大力倡导主流民族的民族认同，将主流民族认同树立为国家认同，并以此同化其他民族”的策略，缺乏道义正当性，属于同化主义策略；“平等地对待各民族（既包括主流民族也包括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的多元文化主义策略，由于缺乏“超民族认同”的统合，往往导致社会区隔分治而难以实现多民族国家的团结；“超民族认同”的策略往往被少数民族认为是主流民族在利用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利益特权定义国家认同；抛开民族群体认同的“公民认同”策略，强调没有“民族成员”只有“公民个体”的主张显然否认了族类群体认同的客观性和正当性；而金里卡倡导的“共同分享的民族认同”策略，主张尽可能地在各民族之间发现共同的价值目标（比如，和谐、富裕）和历史记忆（比如，对农奴制的废除），从而在充实各民族认同内容的基础上，使这些民族认同产生交集，构成国家认同。[6]但在崇尚个人主义、实行多党制的国家，金里卡的希冀难以顺利实现。可见，以上五种多民族国家建设策略似乎均难以奏效。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建设既拥有“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又拥有集体主义、家国情怀、守望相助的价值和信念优势，还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近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族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建设与以团结为生命线的民族建设互相融通、促进，克服了西方多民族国家建设内在的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之间的斥力，其根本在于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团结、凝聚、领导各族人民。中国共产党既是国家建设稳定的领导核心，也是民族建设稳定的领导核心，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道路又进一步将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联结一体、通力共振。[7]
4.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建设的标志性话语
中华民族是一个集体概念，她是中国56个民族、中国人民和海外中华儿女的统称。中华民族内涵具有承转开合的特点，她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共同体，也可以被比喻为一个大家庭，承转，凸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性，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析出合法性；开合，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包容性，用“家的模式”包容国内各民族，包容两岸人民，包容海外的中华儿女。[8]
中华民族大家庭，是一个比喻，它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比喻为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将各民族的关系比喻为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大家庭”所呈示的内聚性和亲和性不断转化为团结统一的力量。“大家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标志性话语，具有浓郁的东方风格和普适性的传播效能，“大家庭”也是中国特色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的模式概括。“大家庭”具有自然而然的中国本土象征意义，符合家国情怀的扩展与升华感知。[9]
中华民族共同体则进一步凸显出政治学意义上的规范性，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学理性、标志性话语。民族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明确中华民族建设的主体，就是强调中华民族成员的自我认同和觉悟。它是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全部中华民族建设的主线和根本。[10]
综上，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必须摆位于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建设的高度，这样的摆位也意味着要加强和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理研究，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建设或是思想教育的视域，也不仅仅是一项政策或一项工作的视野。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是国家大势
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性因素不断增多的时期，这既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事实，也是愈发明显的走向和趋势。这种走向和趋势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推动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落实落地，10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11]以上数据呈现出两个重要趋势，一是全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二是全国流动人口不断增加。
城镇化进程加快促进了各族人民在城市集聚，相比于农牧区的经济社会结构，生活在城镇的人们身份关系更加复杂，相互依存性更高，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更加充分，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对市民共同性的型塑作用更加明显。人口跨区域、高频率流动，必然促进各民族交往广泛、交流全面、交融深入。除了各民族大流动、大融居的人口分布特点，多途径、多形式的人口流动也进一步增强了社会的液态化，例如2019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达到60.1亿人次，比2015年增长50.2%。[12]伴随着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成长，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快速兴起，视频直播、电商零售、在线问诊、远程办公等新模式成长迅猛，2021年1-4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3.1%，两年平均增长15.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2.2%；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59.9%。移动互联网应用场景不断丰富，移动终端规模快速提升，带动移动互联网流量持续扩大。2021年1-4月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同比增长37.7%。[13]地天交通网、数字云网成为不断增强国家全域经济联系、社会多维互嵌、文化兼容并包的基础与保障。
各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嵌合依存性增强、共同性增加是由国家社会的发展所决定的，而国民的政治社会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等又不断促进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增强。尽管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给出了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等多维阐释，但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质是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经济条件、社会基础、文化和价值纽带等，从不同角度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解为多维共同体是可以的，但如果不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的实质则有可能弱化对多民族国家建设意义的理解与把握。“悠久的中国历史和文化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14]，这里的分布交错、文化兼蓄、经济依存、情感亲近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条件或纽带。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属于民族建设工程，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内容，也是执政党的重要职能和责任。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道德建设的多位一体，是国家整体发展的自然趋势，各民族共通性因素、共同性因素的不断增量，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进程。在新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只有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15]
二、空中月与水中影：中华民族共同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当人们普遍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似乎会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以为只有通过发挥意识对实践的能动作用，才能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行动，从而忽视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的客观实在性。当有人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时，笔者给出了一个比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好比是月亮在水中的倒影，我们在看到水中月亮影子的同时，还要抬头看看挂在空中的月亮，挂在空中的月亮就好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身以及正在进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如果只关注水中晃动的月亮的影子，就会觉得月亮是虚幻的、模糊的。这一比喻提示我们，在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同时，还要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这有助于避免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泛化、虚化。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兼顾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以及建设实践。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由治者引领建构、民众理性选择、社会自然发展综合决定的。在新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6]“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系在党和国家的重大会议上首次提出。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被国家领土和主权边界框定的国家共同体，深受外部他者的制约；也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由多元组成一体的民族共同体。[17]关于国家共同体、国民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三维界定较好地说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中华民族对外是一个独立主权、国格尊严的集体拥有者，这一集体拥有者以国籍为识别标准对应于大和民族、美利坚民族等同样的国家主权、国格尊严的集体拥有者；中华民族的构成个体对内是权利义务平等的个体，并组成国民集合体，这是基于现代民主理念和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国民个体地位与尊严的平等承认；中华民族内部的族类群体构成结构是多元一体，这是各民族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客观依存和主观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国家对于民族群体权利的认可。
作为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具有长期的自在发展进程，经济、文化、情感纽带持续发挥缔结和融通功能，尽管围绕天下共主的统合、吸纳、纷争现象时有发生，但汇聚一体的主流没有改变。到了近代，在同仇敌忾反对列强入侵、压迫的斗争中，民众的国民意识、民族的国家意识不断增强，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传统的臣民集合体实现了向现代国民集合体的演变。可见，只有从历史的视角、主权国家的视角、民族构成的视角，才能更为全面、深刻地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也才会进一步明晰开展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反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它源于历史与现实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实践，以“多元一体”的共同体认知为基础，以共同体认同与归属感为依托，以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为核心，以推进实现多民族国家整合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最终目标。
从多民族国家建设和认同政治的角度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型塑的是国民的政治认同。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的政治生活和国家建设越来越体现出认同政治的特征，或者说政治系统运转和政治治理越来越强调以广泛的民众认可和赞同为基础。因而，培养民众的政治认同，培养人们对政党、制度、国家在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便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常规内容和基础性工程，因为政治认同是维系政治制度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内在力量。从政治认同的视角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方略。[1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让每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都认同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自觉地认同、归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
也有学者认为，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在体认彼此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与历史基础上，秉持共善价值规范与能动维护意愿的复兴凝聚心态。成员承载的共同身份属性是中国国民，也就是国内各族人民，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是成员对国家身份与公民身份的辨识确认。与这一界定相对应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个要素内容，即中国认知体验，这是各族人民理解与体认的共同印象；中国价值信念，这是各族人民承袭与创生的共善关怀；中国行为意愿，这是各族人民期许与实践的共同意志。[19]这种界定无疑也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为了认同政治范畴，只不过进一步挖掘了认同的来源或滋养认同的“养料”是对于中国的共同体认、国家价值信念和行为导向志愿。
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客观存在，意在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性。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尽管在进入新时代之前没有强调“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与标识，但切切实实的建设努力一直在进行。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从意识形态建设的角度形成正确的认同，并以此指导社会成员的言行，从而维护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既有顺应历史自然生成的因素，也有治理者主动建构的因素，还有观念能动规约的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不能仅限于意识层面和认知领域的研究，还应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与生成发展的角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依托教育途径而得，也可以通过实践感知而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论结合起来，才是科学的理路、方法与视角。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逻辑基于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的多元与差异中的“同”，不关注异中存同、异中求同，就可能滑向同质论、同一论的主张，就可能把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简单化。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注重概念、学理、范式的理性之美，还要密切结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结构、有机格局之实，更要密切结合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史。同时，研究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要结合诸多的“共同”，例如公有制的“公有”对“共同”的影响，集体主义的“集体”对“共同”的影响，公共事务、公共服务中的“公共”对“共同”的影响，等等。我们当始终铭记：民族是社会的一部分，民族事务是公共事务的一部分，民族因素越来越嵌合在全局、全域之中。
三、知且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结合新的形势、围绕新的目标与任务在各个领域相继出台了新的指导思想。例如，在道德建设和意识形态教育方面，《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19年10月）、《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2019年11月）等文件相继出台，成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爱国主义教育的新遵循。
（一）明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定位
根据笔者的调研，很多一线干部、教师还弄不清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在此可以借助梳理相关文件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坚实精神支撑和强大道德力量”、“倡导一切有利于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思想和观念，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0]从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来看，爱国主义教育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重要内容。立足道德建设领域，实施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因为精神家园中集聚着各民族共同的真善美与道德价值、精神力量。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规定的基本内容之一就包括“强化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21]。祖国统一主要体现为“国权”的统一、“国民”的统一和“国土”的统一，加强祖国统一教育需要心灵、信念、行动统一教育，需要增进广大同胞心灵契合、互信认同，要与分裂祖国的言行进行坚决斗争。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祖国统一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针对主权、领土完整和国民团结、民族团结而言的。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不断增强“五个认同”，使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逻辑和关系。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坚持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坚持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总目标。《意见》要求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强调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22]多民族国情决定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需要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又成为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内容之一。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重复、不矛盾，前者指向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大业，后者指向各民族归属的国家，民族团结进步大业服务于国家稳定发展、社会和谐进步。
2021年4月教育部等四部委印发《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这一文件系贯彻落实上述三个文件的精神，将三个文件中的教育目标、教育任务、教育内容在公共教育系统和各级各类学校中细化、落实。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全面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完善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长效机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精神动力。不同的学段结合不同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分别设计具体内容，选择教育形式与方式，并注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结合与联动。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整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还包括干部教育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社会教育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组成部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属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爱国主义教育又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之一。同时，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之一。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存续与发展的聚合剂。
（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主线通过具体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容来体现
主线，是指占主导地位或主要统领事物发展的线条和脉络。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线是指教育内容要围绕的主旨、线条和脉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就是要按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选择内容，包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的知识、态度、情感等，最终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容包括知识内容、国情内容、理论内容、政策内容、价值内容、实践内容等。知识内容包括我国56个民族的族称族源、规模、文化特征、分布状况等基本情况，也包括民族、中华民族等基本概念，没有这些民族知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虚化、抽象化。国情内容包括多民族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包括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地区在整个国家中的作用与功能等，不了解多民族国情，就难以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不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理论内容与政策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等，掌握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是认知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钥匙。价值内容包括和合哲学、“三个离不开”、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等，崇尚价值是培养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基础。实践内容包括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中的积极参与，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自觉行动等等，实践是生成和内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载体。为了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贯穿于教育过程，要择定体现各民族合作、协同、共通、融汇、互助的教育内容、素材、案例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凝魂聚力工程，其实质是一种崇尚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政治认同。[16]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化”、“团结进步”与“铸牢”是新时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应当着力思考与践行的关键点，其中“深化”侧重强调的是对教育手段、教育内容、教育成效的要求；“团结进步”强调的是在团结的基础上实现进步、以进步带来高品质的团结；“铸牢”则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线，也可以引申为目标与方向。在知识、信息方面了解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现状，在“知”上实现“美人之美”；教育主体还应善于创设出情感共情的场域与氛围，让不同民族的成员在具体的交往交流中收获友情、亲情，在“情”上实现融汇交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只有在“知”和“情”的环节上做到了“深”，才会将“知”和“情”“化”为行，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目标才能得以真正实现。[2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教化也需要生成。笔者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路径分为教育引导与悟得生成两条。教育引导路径强调教育主体对教育客体的单向灌输；悟得生成路径强调教育实践的参与者互为主体，参与者在心理上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容的接纳、内化和体验过程即为悟得生成，该路径是以教育实践参与者为主导的运行过程，是一种内生效应，是实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性的内在条件。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悟得生成路径，注重教育实践参与者在感知教育资源、教育内容、教育素材时，能够在情感上产生族际通情，内心受到触动和震撼，在感受上实现由人及己与推己及人，进而把悟得的思考转化为认同、支持、践行民族团结的态度和行动。[24]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用“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这“四个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各民族“共同”思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拓了从历史到现实、从现实到未来的“共同”视野。[25]
结语
任何民族都是由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文明遗产、统一的目标以及远远超出宽容的多样性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来界定。而教育有助于在社会成员之间创造出一种共同觉醒或共同理解的感觉，并凝聚、统一为一种有机团结和统一目标。[26]教育可以说是民族建设最关键的因素。由于民族建设涉及为所有国民创造一个统一的身份，并为所有人制定一个共同的路线图，宣传一个爱国中心主题的最佳方式是利用教育系统。对于受教育者而言，意识教育或信仰教育能够培养认同、调控认同、强化认同。
具体就我国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是党的全部工作的生命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初始阶段，执政党面临的是物质资源匮乏、动员对象以农民为主、革命形势严峻、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需要探寻，在这样的情势下，是思想政治教育赋予了党和群众希望与动力，并激励党和各族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作用，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人的解放与发展两个方面，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自觉和实践遵循。[27]步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乃至更多领域工作的主线，铸牢意识主要依靠思想政治教育，用教育的方式提高认识、强化意识，而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专门教育途径。在具体教育实践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不能概念化、意志化、程式化，更不是强调共同体就能生成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导、生成与强化都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的揭示与描绘，也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以及对实践的体察、体验。
本文引入民族建设的概念及其理论，旨在从学理深度、高度进一步凸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工程和行动；强调兼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性、实践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能动性，旨在避免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研究带入唯意识境况；分析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旨在避免各级各类学校在贯彻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时，混淆两者的区别与联系，以更好地在教育实践中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确定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容、素材，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常态化机制。
参考文献：
[1]韦农·波格丹诺英文版主编，邓正来中译本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407-408.
[2][10]王希恩.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建设实践及理论创新[J].西北民族研究，2021（2）.
[3]周平.我们是谁：对中华民族的再认识[J].探索，2021（3）.
[4]Rosemarijn Hoefte，Wouter Veenendaal. The Challenges of Nation-Building and Nation Branding in Multi-Ethnic Suriname[J].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2019（2）.
[5]严庆，平维彬.西方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类型化研究——基于弗朗西斯·福山的“建构主义”视角[J].广西民族研究，2018（3）.
[6]李义天主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M].上海：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3-39.
[7]严庆，于浩宇.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路及其时代价值——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策略[J].探索，2021（3）.
[8]严庆.承转与开合中的中华民族内涵分析——兼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的表述[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9]严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话语中的“大家庭”解读[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
[1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
[12]宁吉喆.以经济发展新成效确保开好局起好步[N].人民日报，2021-1-0.
[13]宁吉喆.我国经济持续恢复稳中向好[N].学习时报，2021-6-4.
[14]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9-30.
[15][16]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光明日报，2021-8-29.
[17]吴映雪，赵超.国家、国民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重意涵——基于关系实在论视角的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
[18]严庆.政治认同视角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19]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6）.
[20]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N].人民日报，2019-10-28.
[21]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33）.
[22]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9-10-24.
[23]严庆，梅丽，李志刚.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共情”视角[J].民族教育研究，2020（1）.
[24]严庆.让我们彼此走近、走进——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视角[J].中国民族教育，2019（11）.
[25]郝时远.各民族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J].中国民族，2020（10）.
[26]Suchitra Vashisth. Role of Education in Nation Building[J].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2018（7）.
[27]王树荫.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J].教学与研究，2021（5）.
Ontology Building and Consciousness Casting: A Study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YAN Qing
Abstract: It is an innovation to give the doctrinal understanding of nation-construction to forge a firm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is the core project of a multi-ethnic n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also the innov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PC’s nation-state building. The proposal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ims to eliminate the repulsive force that may exist between nation-building and state building, and the CPC’s is the same core of nation building and state building, as well as the code for understanding multi-ethnic nation build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of casting a firm sense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focuses on the dynamic role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for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uilding are both the source and the service target for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asting a firm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Deepening education on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and casting a firm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ay and the goal, and deepening education on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can organically combine the ontological perception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with the initiative of casting a firm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nation-construction; state-construction; ontology and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胡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