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与外在的使命联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逻辑体系，民族教育理论范式则贯穿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逻辑起点、演变动力和服务主体。这一内生逻辑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切入点。民族教育理论范式所存在的“初学步”“稳迈步”“大踏步”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回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基础、民族话语演进与个体话语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民族话语、个体话语建构回应并呈现了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的核心关系，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从基础性共识走向整合性共识，民族话语从自动化共情走向联通式共情，个体话语从自觉与自为走向共觉与共为。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个体话语；民族话语；国家话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实体在人脑中形成的心理映射，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及人的社会化感知而逐渐内化生成[1]。从“民族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到“中华民族”的概念生成，从“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呈现历史形态、现实形态、时代形态的阶段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历史维度、现实维度、时代维度的符号表征。自历史基础而来，由现实价值而塑，以时代指向而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2]，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主线。作为助推国家繁荣昌盛、民族伟大复兴、个体全面发展的系统性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建构需要丰富的理论土壤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能够搭建起联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梦的教育桥梁，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笔者认为，民族教育研究理论范式从“整合范式”（包括“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到“生态范式”（包括“位育观”“文化自觉说”“共生教育论”）再到“结构化范式”（“意识三态观”）的话语建构，无一不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逻辑向度[4]；这三种理论范式大体上对应中国民族教育理论从借鉴西方到逐渐实现本土化的“初学步”“稳迈步”和“大踏步”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回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建构的不同维度。
一、内生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于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发展脉络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逻辑起点
历史形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而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产生必然基于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共存共生的格局客观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亦是客观存在的实体，中华民族的“自觉自醒”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5]。基于历史的民族教育理论范式，无论是“整合范式”，还是“生态范式”，抑或是“结构化范式”，其逻辑起点均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6]。具体而言，归入“整合范式”的“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与“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存在文化底蕴，源于对“一体”与“多元”的关系讨论，这必然涉及“中华民族”的历史起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存在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与“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回应“整合范式”的文化意义与政治意义；纳入“生态范式”的“位育观”“文化自觉说”“共生教育论”指向人文共生，源于中华民族人格养成之探讨，这必然涉及中华民族的“自觉自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在—自觉”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位育观”“文化自觉说”“共生教育”的过程逻辑，回应“生态范式”的人文关怀；基于“结构化范式”的“意识三态观”指向主体力量，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践行思考，这必然涉及中华民族的主体能动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涵养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意识三态观”的深化起点，回应“结构化范式”的价值践行。因此，历史形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历史逻辑，成为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逻辑起点，夯实了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历史根基。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演变动力
现实维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价值与外部效应，而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发展必然立足于现实背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对历史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现实的顺势与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过程，无疑渗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支撑，其本体表现在意识的“自在→自觉→自强”，外部表现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在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7]。立足现实的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从“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到“共生教育”再到“意识三态观”，其演变机理必然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具有的现实价值。具体而言，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到“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使命，观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家园共建”“和而不同”与“文化互育”，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演变自然承接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遵循——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从“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到“共生教育”，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人文力量，渗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部系统与内生秩序，此乃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以内外双向联动及主体和谐互动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秩序——环境涵化与个体濡化；从“共生教育”到“意识三态观”，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场域互动到层级结构，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共存与结构认同，此乃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以系统思维与整合解读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层级过渡与践行转换。因此，现实维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演变动力，并成为推动民族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服务主体
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效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邃的时代属性，在不同时期其时代属性不一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国家属性、民族属性、人类属性[8]。国家属性的中国梦、民族属性的共有精神家园、人类属性的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然之导。毋庸置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于中华民族的长效性发展，是未来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面向未来的民族教育理论范式，无论是“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的持续深入，还是“共生教育”的深化拓展，抑或是“意识三态观”的渐续完善，均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未来走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持续发展为间接性聚焦点。具体而言，“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通过推动基础教育改革、鼓励地方性课程资源开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教育模式的新思路[9]，以国民教育模式间接性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面向整个教育系统持续深入，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为载体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效发展；“共生教育”通过中华文化认同培育与多民族文化共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牢文化基因[10]，以文化共生、民族认同间接性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生教育”面向整体性对接，以创新共生为契机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系的衔接发展；“意识三态观”通过国家知识、民族教育、文化身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层级参考，以同化、涵化、濡化间接性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识三态观”面向综合性关联，以层级联通为引擎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培育与多维铸牢。因此，具有时代指向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了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服务主体，成为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关注重点，指明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前进方向。
二、内隐结构：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
（一）民族教育理论范式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
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历时性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初学步”“稳迈步”“大踏步”。民族教育理论范式始终伴随着多元文化教育的影响因子，“初学步”阶段的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以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为主要参考范式。尽管多元文化教育与我国民族教育存在诸多差异，但同样不可忽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之于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启示作用与经验意义，从“引用型”的“初学步”到“独创性”的“稳迈步”，均离不开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启发、影响与反思。这一发展过程也即是从学习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所带来的正向启发到深析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所引发的本土思考。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形成原因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性移民浪潮。那么，为何要以移民潮为多元文化教育理论范式的切入点？因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移民潮引起的，而在多民族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共同生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均提出本民族的利益诉求，在同化与融合、主流与边缘的大环境下，促进了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的复兴。作为回应，政府、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开始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并在实践中创立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11]。从多元文化教育思潮的产生可见，移民潮是其主要推动力之一，而多民族国家建设与各民族团结和谐必然需要国家从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高度制定相关政策，从而为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现实基础。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必然涉及如何把握“一体”与“多元”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事实上，“一体”与“多元”投射在身份认知上是公民与民族成员的关系，反映在范畴认识上是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且直接表现为政治核心一体化与文化外延多样化的辩证统一。“一体”与“多元”的关系既是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关注核心，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心论题。一方面，多元文化教育缓和“一体”与“多元”的二元对立冲突，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培育学生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同时帮助其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建构国家认同，从而保障国家稳定、社会公平、民族平等，这就是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层级性认同培育与包容性态度培养。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着“一体”与“多元”的辩证统一，国家认同是基础，民族认同是纽带，个体定位是动力，而民族认同与个体定位必然离不开国家建构的辐射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是一种国家认同[1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必然包含国家话语。基于此，多元文化教育回应国家认同是其应有之意，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以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是实然所向，同时，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发展将不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话语、个体话语注入新鲜活力。总之，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基础性学理涵养，是多民族背景下国家建构的重要理论养分之一。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初学步”阶段有利于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
（二）民族教育理论范式重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话语
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稳迈步”体验以“初学步”的学识积累为基础。“稳迈步”阶段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本土思考的大进展，主要呈现“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与“少数民族教育双重性”[13]。“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符合本民族文化背景、主体民族文化背景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背景，即多元整合一体化；服务于新时代的一体化教育，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一体化；面向未来全球民族教育的展望，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即多元与一体相互促进：始终围绕“一体”与“多元”，探讨二者的双向互动，强调一体是多元的一体，多元是一体的多元，重构内核型国家话语下的发散型民族话语。“少数民族教育双重性”的第一重性体现本民族文化特色与文化影响，第二重性体现主体民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背景影响，即双重性的对立统一；对立为内部根源与客观依据、内部结构与地位作用，统一则为根本目标的一致性——培养民族人才，促进民族文化繁荣、推动民族进步发展；对立统一的转换在于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始终围绕“两全其美”“美美与共”，探讨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彼此尊重与理解，强调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离不开，重构中华民族文化背景影响下的聚合型民族话语。
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以“一体”与“多元”联动“国家”与“民族”，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与民族话语，既是承接，亦是重构，即民族教育理论范式在承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话语的基础上重构民族话语。首先，“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在内容上兼顾中华各民族文化，在目标上指向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文化交流以及各民族大团结，在“一体”与“多元”辩证统一的基础上聚焦文化基因与民族情感，在国家建构的背景下重构民族话语。其次，“少数民族教育双重性”既考虑本民族文化环境与发展需要，又兼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需要，“少数民族教育双重性”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立足于实践探索与客观依据的一次重要尝试，之于国家认同基础上民族话语的重构具有积极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56个民族共通互通、集合聚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认同的凝心聚力与国家认同的深厚根基不可割裂，国家话语必然内隐民族话语的支撑与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话语是国家话语的动力凝聚，是国家认同的情感纽带，是国家建构的多维引擎，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是民族话语的根本方向，是民族认同的顶层目标，是民族生态的外部系统。基于此，“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的发展与“少数民族教育双重性”的理论探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民族话语的人文力量，重构了一种基于国家话语内核且保持多点发散与多面观照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总之，“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与“少数民族教育双重性”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进步性本土思考，是中华民族文化背景下各民族共生共荣的进展性话语构成，“稳迈步”阶段推动了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进展，重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话语。
（三）民族教育理论范式激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体话语
我国民族教育理论范式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多为引用借鉴型，常参照国外优秀理论，而我国民族教育现实发展呼唤立足本土、符合实际的理论范式，因而诸多专家学者也在积极探索，尝试提出本土化的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二十一世纪初，“大踏步”阶段的“共生教育”“意识三态观”呈现出的人文关怀与主体考量，既因其综合性的思考开启了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新气象，亦因其浓郁的人文气息因子激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体话语。“共生教育”以自然与文化的“人”的发展促进教育进步与社会发展，所谓“共生”即是人与自然的共生、人与文化的共生，前者为生态生存角度，后者为精神涵养视角，即民族生态中的个体与人格培育中的个体。民族生态的个体发展指向人与自然的共生，人类自身的生长同它外部世界的良性发展形成一个共生互补的系统[14]，人格培育的个体发展指向文化共生，在多样性的文化环境中使己文化与他文化和谐共处、相得益彰，二者共同指向个体情感、态度、价值观。“意识三态观”观照民族教育的层次性与互动性，在宏观层面上体现意识形态，在中观层面上展现意识生态，在微观层面表现意识心态。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相结合，意识生态与文化认同相对应，意识心态与身份认同相呼应，共同凝聚、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5]。
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以结构创新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话语，以人文关怀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体话语，以整合协作回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实现以国家话语为核心、以民族话语为纽带、以个体话语为主体（行动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其一，“共生教育”将自然与文化的力量融入个体发展、融入教育关怀，以尊重文化、尊重自然为民族教育理论范式提供新思路，围绕中华民族文化滋养与各民族文化滋润，构建良性环境生态与良性文化生态，以此关注生态中人的发展，以自然人、文化人、社会人的个体发展为切入点，承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态化与内隐社会化，指向意识主体内部与意识系统外部的共生。其二，“意识三态观”在宏观层指向国家的现代化人才培养，在中观层贯彻民族的文化传承与交往交流交融，在微观层关注个体的心态变化与自我调整，围绕多层次性与多向互动性，意识形态推动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生态满足民族文化共生，意识心态指向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过程中个体身份知情意行的深化。基于此，“共生教育”“意识三态观”在承接国家话语、过渡民族话语的同时，激活个体话语的能动性。总之，“共生教育”“意识三态观”是“大踏步”阶段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创新性思考，激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体话语。
三、本土升华：从多元一体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从基础性共识走向整合性共识
国家话语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厚的历史基础中来，到民族教育理论范式提供的文化基因中去，即源自“一体”与“多元”关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伴随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共时发展，必然从基础性共识走向整合性共识。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认知、理论来源、本质认知、属性认知、内涵认知、基本特征及表现形式认知的纵向关键性与横向一致性，可谓之国家话语的基础性共识[16]。形成认知指向国家历史事实，理论来源反映国家历史传承，本质认知体现国家客观反映，属性认知连接国家属性，内涵认知稳定国家认同，基本特征及表现形式认知基于“一”与“同”的认同[17]。纵向的形成与理论来源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实践不断充盈，横向的本质、属性、内涵、特征、形势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研究不断贯穿，以研究主脉络的内生逻辑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从基础性共识走向整合性共识，从而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体系，为民族话语体系、个体话语体系夯实认识、理解、认同基础。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话语的整合性共识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围绕“五个认同”的高层次、高站位、系统化、宏观性认知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道路共识，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为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文化共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为实现各民族振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凝聚核心领导共识，对伟大祖国的认同为实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价值共识。“五个认同”是统一整体[18]，由此衍生的四个共识是“一”“维”整合。道路共识、文化共识、领导共识、价值共识的整合性共识需要“五个认同”政治信念的持续发力，以价值理性与践行共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话语的现代性发展，为民族话语、个体话语提供价值遵循与目标导向。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从基础性共识走向整合性共识必然经过凝聚性共识的过程。纵向、横向的基础性共识转化为“五个认同”的整合性共识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有机系统的凝聚性共识。所谓内在有机系统是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元“结”体[19]，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部结构的优化与外部系统的聚合。基础性共识走向整合性共识依赖于“凝”“结”，内在有机系统以主脉络“凝”本质、属性、内涵、特征、形式，继而以“结”聚合外部系统的道路走向、价值导向、文化新向、领导方向。因此，内在有机系统的凝聚性共识以有机性促进整合性，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
以历史为基，国家话语与认知发展密切联系，从基础性共识走向整合性共识的认知发展过程是国家话语从政治性到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治性的国家话语是“一体”与“多元”的文化涵养对政治的单向呼唤，而意识形态的国家话语是“一体”与“多元”的文化涵养与国家认同的双向联动。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话语从自动化共情走向联通式共情
民族话语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刻的现实价值中来，到民族教育理论范式打牢的人文基础中去，即源自“国家”与“民族”互动关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话语伴随着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历时演变必然从自动化共情走向联通式共情。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为基础的、客观存在的情绪共情可谓之民族话语的自动化共情，因为情绪共情是与生俱来的能力[20]，加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于各民族的客观存在，所以民族话语的情绪共情亦称为自动化共情。情绪共情是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的基础，情绪共情上升为同理心便可为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提供共情动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话语的自动化共情是指各民族在单一民族生态内的单向共情发展，即在一定的生态场域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所感染而生的情感共鸣。自动化共情是一种情感的唤醒，而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生成，只有经过情感共情的“情感共振”与认知共情的“认知互换”[21]方能步入客体化过程，循序进阶至双向型民族话语的联通式共情。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话语的联通式共情是指各民族成员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深”、情“通”、情“觉”，即情感联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话语的联通式共情突破单一民族生态场域，是中华民族生态场域中文化共生的互动情感培育与民族话语建构。一方面，民族话语的联通式共情是他者共情，即在本民族生态场域因文化滋养唤醒、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而后联动他者民族生态场域并在他者民族生态场域与本民族生态场域的文化共生中激发、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拓情感，同时关心他者的情感认知体验；另一方面，民族话语的联通式共情是共同体共情，即不论时空、不论场域、不论主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有机体的情感与外部联动体的情感双生。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话语从自动化共情走向联通式共情必然经过客体化共情的过程。通过特定的情境和体验，促使个体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22]。情感维系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情绪的自动生成、情感的同频共振、认知的自动转换。自动生成的自动化共情是民族话语情感维系的情绪基础，互动联通的联通式共情是民族话语情感维系的双向轨迹，从自动化到联通式需要情感共振与认知互换的客体化共情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话语是民族文化生态中的情感内化、认知深化，而情感客体化与认知客体化则是他者共情与共同体共情全覆盖的载体。因此，自动化向客体化的转换有助于联通式的运转，客体化的自我深化与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话语的广域联动与共生建构。
民族话语与情感维系紧密相关，从自动化共情到联通式共情的情感深化过程是民族话语从文化性到文化共生的建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性的民族话语是“国家”—“民族”互动语境下民族生态对国家认同的单一推动，而文化共生的民族话语是“国家”—“民族”互动语境下的政治同化与文化涵化的辐射与反哺。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体话语从自觉与自为走向共觉与共为
个体话语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远的时代面向中来，到民族教育理论范式承载的个体能动中去，即自“认同”与“身份”中生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体话语伴随着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差序运行必然从自觉与自为走向共觉与共为。
首先，个体层面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可谓之个体话语的自觉与自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存在的自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体践行的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个体话语的自觉是主体自觉的贯彻，是文化自觉的下移，而个体话语的自为是主体能动的贯穿，是行为自觉的落实。具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与行为自觉仅是个体话语建构的起点与实践话语建构的基础，自觉意味着本真价值的澄清、历史内涵的透彻与社会涵化的反思，但个体话语的建构绝不止于个体清醒的范畴；自为意味着价值认同的转换、历史把握的融通与外部支撑的汲取，但实践话语的建构绝不止于个体行为的形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体话语须从清醒自觉到长效共觉，从个体自为到实效共为。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个体话语的共觉与共为是指个体话语建构的实效性指向、全效性指向、长效性指向，以个体意识培育与个体能动践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发展。个体点构成主体群，个体的自觉、自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群，发挥主体间性的双向互动功能，将多点个体自觉发展为主体群意识共觉，以点互动扩大共觉面，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效性；将多点个体自为发展为主体群价值践行，以点互动延长共为线，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效性；将共觉与共为置于主体间性，不断扩大主体覆盖面与延伸行为持续线的同时，以共觉指引共为，以共为提升共觉，促进全效性与长效性的相互作用，继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效性。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体话语从自觉与自为走向共觉与共为必然经过互觉与互为的过程。互觉与互为是从自觉到共觉、从自为到共为必然经历的过渡阶段。个体话语的自觉与自为是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层面，而共觉与共为是群体主体能动性的层面，二者之间需要自己与他者的互识、互体，推动个体的“觉”与“为”转换为共同体的“觉”与“为”，即多点个体的核心推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体话语建构以多点个体的自觉与自为为基点，顺应国家话语的整合性共识，渗透民族话语的联通式共情，指向主体群的意识共觉与践行共为。因此，个体之间的互觉与互为发挥着输入与输出的转换作用，输入存储自觉与自为，输出实现共觉与共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个体话语的纵横发展。
个体话语与意动内化环环相扣，从自觉与自为到共觉与共为的意动转化过程是个体话语从单一性到互动性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单一性个体话语是“认同”与“身份”的人格培育对外部系统的单层践行，而互动性个体话语则是“认同”与“身份”的结构场域与层级心态的双层或多层共生。
结语
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民族教育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存在教育场域的双向互动，因话语建构的历史溯源与时代创新存在理论深化的双向联动，因一体多元的历史积淀与时代演进存在脉络发展的相互渗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之维、现实之维、时代之维联动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逻辑起点、演变动力、服务主体，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外源式学习、内生式尝试、本土式探索联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化形态、涵化生态、濡化心态，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建构、民族话语建构、个体话语建构提供理论支撑的可能性与实践导向的可行性。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置于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阶段发展之中，既是从内核层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亦是在系统圈考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围绕“一体”与“多元”“国家”与“民族”“认同”与“身份”三组关系的作用规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必然处于从基础性共识到整合性共识、从自动化共情到联通式共情、从自觉与自为到共觉与共为的运行轨迹之中，而整合性共识的国家话语、联通式共情的民族话语、共觉与共为的个体话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建构的三个目标指向，联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主系统。诚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大系统亦包含着诸多相关维度的子系统与分支层级，系统维度及层级构造仍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深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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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Paradigm of National Education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QIAN Min-hui, CHEN Ting-li
Abstract:There is an internal logical connection and external mission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titutes the logical system of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national education runs through the era miss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evolution power and service subject of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national education. This endogenous logic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ethnic education to respond to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here are three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ethnic education, namely, the first step, the steady step and the big step, which respectively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discourse foundation,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discour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hi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responds to and presents the cor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ness” and “pluralism”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reflects the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he national discourse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has changed from basic consensus to integrated consensus; the national discourse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has changed from automatic empathy to connective empathy; the individual discourse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has changed from self- consciousness and self action to mutual awareness and action.
Key words: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education theory paradigm; individual discourse; national discourse; national discourse
责任编辑：热孜万古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