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进入新时期。2017年，中国共产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遵循。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逻辑缘起在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而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及当前民族工作的阶段性特征等，都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价值意蕴的角度来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能够凝聚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丰富中国民族理论的话语体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通过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民族工作的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逻辑缘起；价值意蕴；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肩负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今天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但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内在的风险和外部的挑战有联动的可能，使我们“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1］，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时代中国的民族工作同样面临着新情况、新挑战，在民族工作领域，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严峻而复杂。作为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于十九大通过决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使之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遵循。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在精准把握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大趋势的基础上，针对当下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新变化做出的正确研判。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缘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实现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历了历史性的飞跃过程。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自身的历史使命和崇高目标。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阶段性特征要求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主线逻辑缘起：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正确把握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地位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中国各阶级的仁人志士相继踏上了艰难求索的救亡图存之路，但是均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都未能认清和把握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观察和分析，精准把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依据主次矛盾的演变规律确定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工作主线。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对各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与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目标是高度契合的。通过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并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将其作为根本动力来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史奋斗中形成的宝贵政治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决定了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重心和战略布局，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加强。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面临着因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所导致的民族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国内民族地区存在地理位置偏远、自然资源禀赋不足、市场经济起步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较为突出的问题，导致其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日渐明显。
中华民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民族地区因先天自然条件、历史遗留问题等综合因素所导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绝非短时间内能够轻易消除的；而与此同时，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中国社会转型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民族相关议题抹黑中国形象、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愈发频繁。在外部发展的刺激和外界条件的诱发下，如不进一步加强教育和积极引导，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民族地区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度。当前，在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奋斗目标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带来的新挑战、新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时正确协调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民族关系的主动作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也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凝聚56个民族的价值共识，将14亿人的磅礴之力投入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上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二）使命逻辑缘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驱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在百年奋斗史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将自身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己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守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重大战略选择；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华民族发展全局的高度，从人民本位上把握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凝聚中国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对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诉求的积极响应。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由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而成，是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基础性社会资源、政治资源、精神资源之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基础性资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其视为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团结幸福的重要保障。在长期的民族工作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结合中国的历史发展、现实国情和实践经验，不断推动民族理论的与时俱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族人民更加期待高质量的美好生活，不但追求物质上的获得感，也追求生活环境的安全感和精神上的幸福感。中华民族建设的核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角度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铸牢国家共同体意识，增强政治号召力和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从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使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里实现利益共享、使命共担，共创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长达百年的苦难历史，国家动荡不安、民族危机空前。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目标，以实现国家统一为己任，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中华民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普遍认同的共同称谓，推动中华民族完成了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建立了新中国，为中华民族开启了“自强”之路。在近代百年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是密不可分、有机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具有强大的意义。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核心在于“变”。国际秩序进入深度调整期，不同国家的制度模式、发展道路之争日趋白热化，大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化，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民族领域可能遇到的重大挑战和潜在风险，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治理逻辑缘起：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作为
近现代以来，中国革命具有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属性，摒弃了封建王朝君主臣民身份与传统国家治理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整体性国民身份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治理模式；对外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形象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社会中谋求中华民族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工作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现代中国的崛起之间存在着直接的逻辑关联。立足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性和国家发展的自身逻辑需求，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这一方面能够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能够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赋予了中华民族以“基本的政治框架和稳定的想象空间”［6］，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完善了国家治理体系，赋予全体国民以平等的身份和权利。但是近些年来，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现象，如国家转型期因制度和机制的不完善而形成的治理体系碎片化问题、“两种民族主义”借助网络发声渠道再度泛起等，使得以系统化制度化的形式塑造整体性的现代国民身份认同成为国家治理中的当务之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以制度化的形式促使中华民族成为全体中国人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的载体，进而增强国家认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是对全体国民“再教育”的过程，这能够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时代中国的社会基础性地位，通过凝聚全体国民的身份认同并将其运用到支撑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当中，以高超的国家治理能力彰显制度优势。另一方面是塑造并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基础性工程。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7］。文化建设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将“石榴籽”精神、“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六个相互”等民族团结理论在实践中推广开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以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四）现实逻辑缘起：新时期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的应对之策
2018年1月，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接受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关于修改《宪法》中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特征表述的建议，即在“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表述基础上，增加“和谐”的相关表述，这是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高度凝练表达。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民族工作所面临的阶段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五个并存”，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8］58。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民族地区作为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以多种方式助力民族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让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到目前为止，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9］。目前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市场机制也愈发完善，相应地各民族群众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跨地域、跨行业、跨文化的社会流动现象越来越普遍。这种社会流动呈现出多向流动的特征：既有少数民族到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工作、求学和生活，也有来自东部地区的投资者和建设者不断涌向西部民族地区，还有各民族地区之间的群众因经济社会因素而互相流动的现象。
现如今不同民族间的社会流动行为是持续而频繁的，这一方面会促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带来不同民族间的深入互动，有利于形成民族互嵌式社会；另一方面也使“五个并存”的严峻问题在现阶段民族工作中更加凸显，多向且频繁的交流在客观上会使一些问题碎片化、复杂化。客观而言，如今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是全国人民身份认同的投射与反映，凝聚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特性。但是在某些场域中，不同民族之间所存在的“异”在特定条件刺激下可能会被无限放大，成为引发相关社会问题的潜在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夯实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思想基础，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2］，才能持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性，使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将其有效地融入基层民族事务治理尤其是城市民族工作当中，提升各族人民在不同场域的生活体验、为各族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厚植国家治理的社会政治土壤，是应对新时期民族工作所面临新挑战的有效之举。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所提出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在实践中能够推动形成国民整体性以促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而凝聚民族国家共识；在精神心理上能够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凝心聚力共同助力伟大梦想的实现；在话语体系上是对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丰富，在国际上能够以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一）思想引领价值：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坚守意识形态阵地
中国共产党高度注重意识形态建设，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0］。民族工作领域内的意识形态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统一。习近平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3］。伟大梦想需要中国精神的支持，伟大斗争需要正确的旗帜引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正确的旗帜引领方向。
新时代基本国情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性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理论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式来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为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式方法；用“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家庭亲情观超越传统的民族政治观，呈现出新时代的人文关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生动体现。
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战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之战。近些年来，西方反华势力加大了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力度，西方宣传机器不断强化西式价值观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从外部来讲，西方反华势力企图以民族问题为切入点搅乱中国社会，甚至公开支持民族分裂势力；从内部来说，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不断攻击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挑拨民族关系、挑起民族仇恨，意在分裂国家，并企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就是要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引领价值；就是要凝聚各族人民的力量，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共同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
（二）实践导向价值：推进中华民族现代化，凝聚民族国家共识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其内部存在着发展进程不一的多个民族群体，所以必然面临如何将多个民族群体整合于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问题［11］。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不仅来源于人民对于其政权的认可，还来源于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故而“多民族国家同时存在着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和国家的合法性问题”［12］，在两个合法性问题中，国家的合法性相较于政权的合法性而言更具基础性意义。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甚至认为，“对那些强调主权在民的国家，这种(民族)认同更是国家合法性的唯一根据”［13］。当前在实践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民族国家共识以筑牢国家合法性基础的正确决策，是开辟我国民族工作新境界的重大举措。
现今我们已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提出，要求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14］。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成败相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持续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实现国民整体性的过程。国民整体性是形成国家共识、加强社会团结的基础［15］。中国共产党不仅从理论层面、制度层面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是将这一价值理念贯彻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实践领域，实现各民族共荣共富，以塑造国民整体性，进而推进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发展进步。
在长期的民族工作中，中国共产党能够准确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现实脉络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理论创新对实践进行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行了深刻阐释，并进一步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6］；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17］；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2］。从“积极培养”到“铸牢”的转变以及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工作中重要地位的不断提升，一方面显示出中华民族已经从“富起来”走向了“强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从“自觉”的阶段发展到“自强”的阶段；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党和国家在“中华民族”这一基础性社会政治资源的历史载体上，凝聚全体中国人的精神力量从而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导向。作为现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代表，中华民族是民族命运共同体，更是国家政治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就是凝聚民族国家共识，铸牢国家认同。
（三）精神塑造价值：提升文化自信，助力实现伟大梦想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中，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实现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共同铸就了奋勇向前的革命文化；在中华民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奋斗史中，共同缔造了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鲜亮的底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1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铸牢民族文化之魂，提升文化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但具有政治共同体的属性，还具有文化共同体的属性。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情感生发的对象、理性认知的依据、价值归依的源头。提升文化自信，就要求以民族间优秀文化的交流融合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可以看作是对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以“寻根”的过程，又可以看作是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升华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一度甚嚣尘上，否定、歪曲、贬损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文化根基和民族心理根基。高度的文化认同不仅使各民族成员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文化上的自信，还会给国家治理提供深厚的认同支撑。在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等所带来的认同危机在世界各国不断蔓延的今天，文化自信能够有效抵御这些解构性因素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
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起点。文化自信能够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成员清晰地界定“我是谁”“我们是谁”，进而促进其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集体认知和群体想象，是文化自信的不竭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华民族光辉荣耀的历史，对现阶段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和未来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的集中概括、精准表达与科学展望。基于共同精神力量的支持可以充分调动各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共同的梦想，激励全体成员共同为之努力奋斗。
（四）话语构建价值：丰富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提高国际话语权
随着当代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成功给予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条西方道路之外的可供选择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的崛起使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分别呈现出“东升西落”和“南升北降”的现象，但是在世界话语体系当中，“西强我弱”的局面短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是民族工作、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特定话语表达方式及表达载体的有机统一。在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要求“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19］。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极大丰富，是中国共产党掌握话语主动权的有力举措。
长期以来，在中国民族学界，西方民族理论话语模式“正在形成为传统中国民族理论之外的第二套话语体系”［20］，对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和民族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当代中国来说，立足自身民族实践，构建并丰富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尤为必要，否则就会落入西方民族理论话语模式，无法建立和完善自身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在三个维度上丰富了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实践进行提炼和升华，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自信和发展；其次，彰显了中国的民族风格，以中国话语传播中国声音，推动中国民族实践向民族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呈现出独特的东方智慧和文化魅力；再者，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以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谋求根本利益为目标，以凝聚人民、感召人民、贴近人民、服务人民作为话语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现代国家的发展必然要求与话语权的形成相融合，“话语方式建构性地塑造了国家权力”［2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助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一方面，中国民族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及其在国内的成功实践，会向世界民族学领域提供新的理论愿景、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成功的实践样本。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论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复兴，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表达中国态度，以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理解包容、和睦相处、和谐发展，最终达到合作共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22］。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作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力量。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在政治方面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在经济方面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社会心态方面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在民族事务治理方面不断推进民族工作的现代化。
（一）强化政治保障：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建党百年来的历史表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才能够实现三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2］。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结合起来，以此推动现代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协同建设。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这一政治基础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积极的政治辐射效应，带动相应的政治制度供给和资源要素的有效整合。
第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民族工作的实质是要做好人的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重视物质方面的困难，更要重视思想方面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解决当代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科学理论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蕴含的民族复兴理论、民族团结思想以及民族工作指导方针等，为新时代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政治保障和思想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求从民族关系的主流和民族团结的光明面看待民族关系，是应对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等的有力武器。解决了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保障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更加有效地执行实施。
第二，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能够“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2］。当前我国共建立了5个民族自治区、30个民族自治州、近120个民族自治县(旗)等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多元性的尊重和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维护，为各族人民提供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能够促使各族群众在有效的政治互动中产生国家主人翁精神，以担当意识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增强国家认同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制度保证。
第三，培养和用好民族地区干部，加强各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民族地区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民族地区能否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在培养和选拔民族地区干部的环节，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同时注重对各族干部知识结构尤其是民族知识的考核和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从1990年起，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等联合开展了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挂职锻炼干部培训班，对这些干部进行政治、思想及业务方面的专门培训，之后分派他们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等单位进行挂职锻炼和学习。迄今为止，参加此项挂职锻炼的干部已超过一万名。多年来形式多样的培养和锤炼，为党和国家打造出了一支政治立场坚定、业务能力扎实、年龄结构合理的民族地区干部队伍，他们能够坚定理想信念、真心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同时也能够妥善应对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复杂工作环境和种种挑战。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地区干部的重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充分的组织保障。
（二）筑牢经济基础：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3］。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状况基本上与地形阶梯相重合，呈现出东、中、西三级阶梯发展态势，而民族地区普遍位于发展较为缓慢且贫困发生率较高的中、西部。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可供释放的内需潜力巨大，是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关注地区。当前的紧要之务是推动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持续发展，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是民族地区实现社会进步的基础，关系着民族地区人民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故而习近平提出“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24］，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将各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各族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头等大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以优惠政策支持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以党员干部为先锋，民族地区因地制宜，相继发展出了旅游扶贫、产业扶贫、生态扶贫等创新型扶贫模式，走出了一条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共同创造了中国特色减贫模式。据统计，2013年到2019年间，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从2562万人减少至119万人，贫困发生率也从17.1%下降至79%［25］。2020年末，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实现了脱贫，脱贫攻坚战取得圆满成功。第二，以“一带一路”为契机促使民族边疆地区的区位劣势转化为区位优势。“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现实国情和世情所提出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实施至今，民族边疆地区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是国内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区，现在成为国内国际经济交流的链接中心。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一带一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机会：新疆是中欧班列的必经之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近些年来，新疆已建成多个国家级跨境经济合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等，不仅促进新疆的经济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更使得新疆成为“一带一路”上的“开放通道”和“重要窗口”。“一带一路”不仅推动了边疆地区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的转化，更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经济发展中夯实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基础和民族交流带来的精神基础。
第三，以生态文明顶层设计来推动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将全国划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26］三大功能区。其中，全国有75%的草原面积、66%的水资源、42.2%的森林面积在民族地区［27］，承担了生态功能区的责任。美好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需求。民族地区所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环境资源，都是基于民族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在将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之时，党和国家注重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路子，促进民族地区实现绿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多赢”局面。在高质量发展中，民族地区群众的满足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构建心态秩序：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心态秩序”最早为费孝通先生所提出，他认为“需要一个所有人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28］，构建心态秩序的目的是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精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心态秩序构建。在国家制度层面体现为《宪法》对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强调、确立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教育层面体现为各级教育部门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推进；在价值领域内体现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构筑各民族情感共鸣和情感认同的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构建民族心态秩序的现实举措。
第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华文化观教育当中，使各族群众产生价值共识。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华文化每每在历史紧要关头都会发挥其强大的感召力，继而凝聚各族人民形成合力，将中华民族从事关生死存亡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漫长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中，中华文化是各族群众共同情感、共享价值、共创精神的投射。可以说，中华文化是让中华民族保持自信心和维持民族韧性的重要基因，是今天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性文化资源。在中华文化观教育中，中国共产党注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凝练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昌盛。基于共享文化符号所构建起来的共有精神家园，将为中华民族建设提供充足的精神动力支持。例如，每五年举办一次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和每四年举办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凸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弘扬中国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国人民在抗疫斗争中所凝结而成的“抗疫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文化观在新时代的具象表达，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添了丰富的时代内涵。
第二，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褒奖先进典型。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2］。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项面向全体中国人的教育事业，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是一种强调以主流价值观为价值取向的积极健康向上的教育方法。表彰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两种重要方法。对那些为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先进个人及集体的表彰，折射出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取向，以榜样作用、示范效应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以弘扬社会正气，凝聚广泛的情感认同，营造出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2019年9月27日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665个、模范个人812名。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自启动以来，国家民委共命名了八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这些单位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民族关系等方面为全国树立了学习榜样，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温升华。
第三，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当前经济高度发展和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人口居住空间的转移，给民族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不同民族的人口涌入城市工作、生活和学习，使得城市成为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场域，城市民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总体民族关系。可以说，“抓住了城市民族工作，就抓住了民族工作的未来”［29］。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城市民族工作的重点在基层社区，近年来党和国家注重从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共同体入手，引导各民族群众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调动其主体自觉性，在解决各族群众日常生活难题上下功夫。目前全国各主要城市均已建立并不断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上海市开创“三社”(社区、社团和社工)联动机制，构筑起了“城市民族工作社会化”的工作新格局［30］；广州市将城市民族工作纳入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考核当中；西安市设立了少数民族居民楼长，并为各族群众搭建学习、服务、交流三大平台。各地纷纷以发展的眼光做细做实民族工作，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共建美好家园。
(四)完善民族事务治理：实现民族工作的现代化
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政治体制从统治体系向管理体系转变、再到治理体系的转变，中国民族事务相应地也经历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转变过程。从“管理”到“治理”，不仅仅是相关话语的转变，更意味着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妥善有效地处理各类民族公共事务。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一直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具体工作中体现人民主体性。民族事务治理采取一种多元治理架构，其参与主体不仅包括政府相关部门，还包括多元社会力量。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内在地要求进一步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实现民族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建立健全民族工作机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工作机制不够健全，容易导致党和国家的一些民族政策在实际工作层面无法得到高效贯彻落实。从治理主体来讲，民族工作现代化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改变治理主体单一化的局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优势，让各族人民充分参与到民族事务治理当中，促进多元社会主体的合作共治，在积极互动和正向反馈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治理对象来说，民族工作的重点是做好人的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民族工作要见物，更要见人”［31］。因此，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拓宽参与渠道，将共建、共治、共享的民族事务治理理念贯彻到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当中，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用，以治理效能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党和国家在不断健全和完善民委委员会制度，强化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机制等。目前，国内一些主要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大都已和少数民族人口流出较多的中西部县市建立了跨区域协作机制，并接纳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民族工作当中，使政府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责的同时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以处理好社会主义“大家庭”民族关系的方式促进“大家庭”的巩固和发展。
第二，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工作法治化。现代法治要求在国家统一的法律和制度安排下，每个公民具有平等的身份，并依法享有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习近平多次提及“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2］，“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17］，“要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8］123。将民族事务的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是法治思维与民族工作的结合，有助于推动各民族在日常的交往交流中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以法治化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注重民族工作法治化的同时，还要注重法制化建设，即在依法处理民族事务、加强对群众相关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教育的同时，还要结合新时代民族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提供可靠的法律制度支撑。民族工作的法制化在创建各民族团结友爱、共同发展的精神家园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部门在制度层面出台了《国家民委法律顾问工作方案》《国家民委公职律师工作方案》等；在政策层面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国家民委“十三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规划》等；在法律层面将“中华民族”一词写入《宪法》，并颁布了一系列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等。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与法制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法律制度层面的有力保障。
第三，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要求政府将更多的资源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投入，以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偏低且不均衡的状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强化民族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促进基础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络。“十三五”时期民族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绩斐然，以云南为例，在“十三五”时期全省8个民族自治州实现了三甲医院全覆盖，民族地区所有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通硬化路、通邮［32］。为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26］列为“十四五”时期要实现的社会经济目标之一。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手段，兜住基本民生底线，严防大规模返贫，不断推进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民生保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13.
[2]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19(2).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5]王希恩.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建设实践及理论创新[J].西北民族研究，2021(2).
[6]张淑娟.新中国70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回溯[J].学术界，2019(9).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0.
[8]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9]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2-26(2).
[10]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1).
[11]周平.多民族国家国家整合的逻辑[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4).
[12]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65.
[13]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2.
[14]曹为.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理论与改革，2021(2).
[15]周平.塑造国民整体性:中华民族构建的内在逻辑[J].江汉论坛，2018(8).
[16]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30(1).
[17]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18]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9-10-24(1).
[1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20]王希恩.坚持中国民族理论的正确方向[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12-30(3).
[21]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赵力涛，王铭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54.
[22]杨晔.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N].人民日报，2018-04-09(1).
[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24]陈蒙.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N].光明日报，2018-09-05(11).
[25]王延中,丁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成效、经验与挑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1(11).
[2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懟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1).
[27]黄泰岩，詹筱媛.民族地区同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3).
[28]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3(1).
[29]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创新观点面对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133.
[30]郑信哲.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演进及其展望[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3).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6.
[32]新华社.“十三五”云南省民族地区发展成果丰硕[EB/OL].(2020-11-28)[2021-05-01].http://www.yn.xinhuanet.com/original/2020-11/28/c_139549469.htm.
Ｒesearch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Logic Origin,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e Pathway
WANG Wei1,ZHANG Lun-yang
Abstract:As the leader’s role in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shouldered the great cause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its founding. At presen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while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has also entered a new era. CPC has written “solidify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to the party constitution,making it the fundamental guidelin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At the 2021 Central Conference on Ethnic Work, President Xi Jinping reiterated that build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s the main line will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In the new era, CPC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building a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ts logic originates from the changing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 However,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period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ethnic work all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Party’s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implication, CPC strengthening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is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national theory, which can gather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nrich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ethnic theory. In the practice of solidifying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solve the ethnic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PC realize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striving to solve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on spiritual home,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thnic work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era;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olidify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logical origin;value implication;practice path
责任编辑：尹春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