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努力始终伴随其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整个过程。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形成、确立和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核心理念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话语体系，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年培育的实践与上述过程相呼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成效又进一步促进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的成熟和话语体系的完善。百年培育史可划分为初步尝试、局部开展、全面铺开、再次被强调与成为民族工作主线等几个阶段。经过百年努力，具有内在关联同时各具特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重意涵生成；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祖国、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渐次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日趋成熟，成为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的理论体系。百年培育的基本经验可概括为：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二是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同时保持理论与政策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三是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相结合；四是用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目标从两端框定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审视凝聚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努力，从而正确评价百年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实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年历程；“中华民族”话语；经验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从1921至202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伟大实践，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百年征程。经过不懈努力，不仅使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根本性转变，对世界格局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百年征程中，如何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组织起来进行革命和建设，应对各种困难与挑战，必然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中国多民族的实际，如何凝练“中华民族”话语体系，进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终将多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等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历程和实践经验。全面梳理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把握内在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探究当代价值，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内涵、构建和内在逻辑为切入点，从话语、成就和经验等几个方面入手，全面呈现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
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内涵、构建历程与内在逻辑
（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特定对象所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受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1]同时话语体系的形成也受语境（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目的、策略及与其他话语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影响，话语体系有复杂的内部结构，[2]由相关概念、范畴和基本原理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构成，有口头和文字两种表达方式。话语体系反映并反作用于知识体系和思想理论体系，不同的话语会对知识体系和思想理论体系的表达力、说服力、传播力及影响力的效果产生很大影响。因此，“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内部结构、发展状态、未来趋势、内涵外延和功能的认知及其整体利益为思想基础的外在表达，主要以文本形式呈现，以历次党代会、党的机关媒体、主要领导人的作品等文献为主要载体。同时，考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演变，一方面着力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及相关理论体系的创新、丰富和发展，即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萌芽、发展和成熟的内在逻辑和基本机制。另一方面，着力于“中华民族”话语提出到逐 步明确的过程相一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也经历了从不自觉到有意而为的历史过程。对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程及其成效在第二部分专门讨论，在这里不再赘述。
（二）“中华民族”话语的构建历程及内在逻辑
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其“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历程可大致分成以下五个阶段：一是中国共产党建立至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芽，对中国民族状况没有清晰的认识，中华民族的内涵外延不明确，“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包含国家、国民与民族三重语义。”[3]因此，“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存在不确定性、模糊性，“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等用语并存。二是全面抗战到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接受“中华民族”现代民族符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确定，并积极构建话语体系，开始正面讨论“民族复兴”。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三十年，从解放战争开始，“中华民族”话语的使用频率开始下降，逐渐被“中国人民”“全国各族人民”所代替，历次党代会的报告等重要政治文件中几乎没有再出现“中华民族”，这种状况之持续到“文革”结束。四是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需要动员、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民族”话语重新回到政治视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话语确定并广泛传播。五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民族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经由 同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九大等重要 会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凝聚成民 族工作的主线，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华民族” 话语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实践与“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变迁，“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变迁的内在逻辑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其实践逻辑基础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中国共产党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及相应叙事方式的调整；其理论逻辑是始终坚持思想资源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西方经典民族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三种理论资源深度融合；其历史逻辑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步伐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整体认知逐渐清晰，由“局外人”转变为中华民族的继承者和领导力量；其话语内涵不断丰富，从单一话语逐步发展为复合话语，并形成体系。
二、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及整体利益的关切相对模糊，处于不确定状态，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萌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起步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一方面发布文告，表达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声援，另一方面，宣布废除沙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深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民族精英受到极大鼓舞。伴随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传播和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特别是民族殖民地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第一个民族革命纲领，提出翻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这一革命任务的提出显然深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特别是民族自决理论和苏俄建国实践的影响。从此，在中国共产党诸多会议文件及相关论述中，承认“民族自决”和主张“联邦制”建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原则性主张。以此为背景，中国共产党虽然在二大上就提出当时革命任务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4]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词汇，但是并没有将其与中国多民族实际之间建立起联系，对其内涵外延也没有明确的认知和判断，自此，“中华民族”在各类文件中多指“汉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及其话语都不稳定，不明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师会师之时。①
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起步阶段，对中国国情整体上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晰，在工农学运、统一战线、长征等政治实践中逐步加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并在上述活动中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主要特点是反帝反封建相交叠，注重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时更注重阶级斗争，以“民族自决”提高少数民族人民争取阶级、民族解放的觉悟，将“联邦制”作为国家结构的初步设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话语都很不稳定，处于不自觉的形成期，对多民族历史文化的相关性和整体性重视不够，从而影响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程度的认知与表达。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多民族结构有机联系状况的认识逐步清晰，并将各少数民族从“他者”包含于“自者”，将他们自身的解放纳入到整个中国革命潮流之中。
（二）全面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形成并明晰，培育工作局部展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促进中国共产党思想日趋成熟，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有更清醒的认识。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认识到积极动员各少数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性，中华民族应涵盖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938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杨松连续发表了《论民族》《论资本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论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三篇文章，在文中阐释了中华民族的性质和内部结构，并根据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分别在1938年的《论新阶段》和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是平等关系，并提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传统和丰富历史遗产的民族，中国是伟大的民族国家。因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3]至此，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起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阶级话语在其话语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中华民族”话语在其话语体系中获得合法性，要对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释，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5]并进一步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4]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阶段斗争暂时让位于民族斗争，这一阐释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趋于成熟。
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类纪念活动，如祭黄帝陵、辛亥革命、孙中山、三民主义等等，依托根据地政权建立各类抗日组织，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等方式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抗战动员的方法进行总结，“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4]同时他指出，社会动员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4]融入民众生活的全过程，抗争的政治目标与民众生计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动员和凝聚广大群众。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接受“中华民族”这一现代民族符号，“从以强调阶级划分为基础的世界无产阶级整体利益，逐渐转变为关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同时，肯定和强调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利益，以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为基础思考中国现实问题，与这一原则相对应的民族国家建设思想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并确立。”[6]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明晰并确立，“一体多元”话语形成，在此基础上，对单元民族的政治安排逐步实现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的转变。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三十年。中华民族取得民族独立，确定中华民族属性和民族关系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全面铺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种进步力量奋力实现的政治目标之一—民族独立，并建立起主权国家。中华民族与新国家实现结合，其国族属性再次被确定，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加和汇聚。在抗日时期所确定的“多元一体”基础上，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在新中国建立后，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在进行民族识别的基础上，又先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根据人口规模、居住范围等条件建立了4个民族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7]同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自治权利原则也深入到了全国的乡镇层级。[8]为了保障散杂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中国政府通过建立民族乡、民族镇来实现这些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民族乡、民族镇多达1248个。”[6]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结构和民族关系格局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开启现代国家建设的新篇章。因此，这一阶段主要通过确定现代国家符号的方式展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新中国成立前后确定了国旗、国歌、首都、国徽等这些现代国家的标志性政治符号，同时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并统一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将这些政治符号写入教材。另外，为了增强少数民族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派出中央民族参观团的同时请边疆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士赴内地参观。并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社会历史大调查，为民族识别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生产奠定基础，在全国进行工业化建设和三大改造的大形势下，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根据不同民族的发展情况，有的进行民主改革，有的直接实现了生产关系的跨越，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②
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特点是通过《共同纲领》将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制度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始全面推行，民族原则逐步确定。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9]结束了过渡时期阶级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的状况，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总体上看，这个阶段整体上呈现为以阶级叙事为主，根本上铲除民族不平等的根源。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历次党代会等重要文件中“中华民族”没再出现，“中华民族”这一政治与文化符号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功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也因此未能有效持续跟进，其部分内容被爱国主义教育所代替，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出现某种程度的失衡。
（四）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中华民族再次被强调，重新回到人们的政治视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被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纠正了此前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0]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转变，系统清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叙事方式出现新的调整，从阶级对抗转变为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因此，需要超越阶级、阶层、民族和党派之上的符号来凝聚共识、进行广泛动员、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又一次回到人们的政治视野。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曲子仍然采用聂耳谱写的原曲，而歌词由集体重新填写。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决定恢复国歌原词。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和内地亲属时从国际视角提出“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11]的总目标。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华民族”在历次的中央全会文件和党代会文件中开始频繁出现。[12]在这一时期，主要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制度化、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反对各类分裂势力等方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
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特点有以下几点，“中华民族”的理论研究与共同体意识培育同步展开，与上述在实践领域的努力相呼应，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一方面是在对中华民族从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民族志资料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思考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所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进行理论肯定，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华民族研究。从此，将“中华民族”作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旗帜和符号，并将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融合起来，实现“互持”。
（五）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的主线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3]这一判断显然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判断基础上的再出发。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处于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这一目标的实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同时，会议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会议还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2]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融为一体，“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深度融合，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实现“互持”，中华民族自身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三方面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再次被强调的历史方位。”[14]以这一历史方位为基础，目标已定，方案已明，需要“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挥其在社会动员、力量凝聚、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巨大功能，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成为民族工作的主线。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方式主要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继续推进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工作，民族团结创建，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多民族互嵌社区建设，加强统战工作，加强研究基地建设，等等。
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主要特点是“中华民族”在党和国家的会议文件中被反复强调，并写入宪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的主线，引领相关工作的推进。学界从研究基地、科研项目到学术论文，再到报纸与网络宣传。政界则从中央到地方逐级部署、具体工作部门层层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全社会、全领域、全方面的共同行动。
三、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成就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百年奋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努力无论在思想、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经过百年努力，形成了具有紧密内在逻辑关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意涵，三者密切相关同时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貌，从三个方面划定了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相关议题的大致范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本体的反映，在中华民族族体从“自在”到“自觉”转变的过程中得以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15]其中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其核心和灵魂。
（1）历史基因浸润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发展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几千年文化累积和沉淀的结果。中华民族在近代转型中继承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如既定的疆域与人口、政治统治经验、族属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等等。这些遗产构成了中华民族形成的自然基础和条件，也是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形成和整体持续演进的粘合剂。这些要素一方面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自然基础，另一方面成为其思想来源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与现代国家建设相伴随的现代意识，要从转向历史为国家寻找存在的价值和依据，在历史的延续中寻求国家自身存在的必然性和合法性，“转向过去为的是投身于未来。”[16]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上述历史遗产的继承者，随着实力的增长，特别是中国成立后，不仅继承了广袤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还担负起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新中国建立伊起，就对传统文化提出批判继承的方针，并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发展文化事业。“文革”结束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方针也进行拨乱反正，继续执行批判继承的方针。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科学思路。上述历史遗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素材和历史纵深。
同时，伴随中国人口不断流迁，大量中国人长期居住海外，这些中国人所到之处建唐人街、过中国年、建孔子像，无不彰显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辐射功能和感染力，他们通过独特的方式呈现在地的存在感和文化认同，这些文化符号也构成了广大海外华人华侨中华民族认同的心理基础。
（2）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果说历史基因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历史基因浸润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有形与无形要素的交织的结果，那么民族国家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显然更多的受到有形要素的形塑。民族国家有明确的疆域和清晰的边界、确定的人口及结构、健全的政治管理体制、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周密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规划。因此，在民族国家框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其内部而言支点是多元的，就其边界而言，界限又是清晰的。首先就其内部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群体认同意识，而其起点显然还是要来自积极健康、理性平和的国民心理，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凝聚的真正基础。当然，56个单元民族在自我认同和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另外一个支点。就中华民族的边界而言，显然是清晰和明确的，这是由现代主权国家的疆域和边界的特点所决定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17]因此，经国家边界“切割”后形成的民族（nation）需要国家完整有效的政治、经济和重新整合后的文化重新凝聚和再造。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国家方方面面政策措施的长期滋润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一种油然而生的情感。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要应对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进一步凝聚力量才能顺利前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升为国家战略正是对新挑战的积极回应。
（3）统一战线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建设和改革伟大成就的法宝，超越阶级、甚至超越国家的界限以共同利益为形成大团结、大联合的局面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工作方法。一路走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发展时期面临不同的时代挑战，统一战线的重点、范围和对象也几经调整。进入新时代以来，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中共中央于2015年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几年来对巩固和发展统战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中共中央又对其予以修订，以进一步提高统一战线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
统一战线工作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其深厚的历史纵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的经营塑造、理论上持续创新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形成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局性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为统战工作提供理论支撑、目标和实践指向。同时，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不仅能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也能进一步扩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延。”[14]其次，在统一战线视域下，中华民族不仅是各个阶级的共同体，也是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和团体的共同体，进一步讲，更是“人”的共同体，显然这一框架使中华民族的内涵更加丰满和立体，不仅能够弥补仅以单元民族作为中华民族支点，造成内涵过于单一化的问题，而且也能涵盖“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意识和观念，培育这一观念的最终目标是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这一观念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行动，进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与统战具体工作相结合，实现统战半径最大化的目标，在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进一步增强其中华民族认同意识。
2.经过百年努力，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祖国、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渐次形成。西方列强的持续侵略催生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华民族”符号正是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方面促使民族精英的中华民族意识形成，另一方面为中华民族划定了边界，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提供了素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形成并确立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疯狂的侵略激活了埋藏中国人心中朴素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抗日战争锻造了全民族的整体情感，最终把“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至此中华民族成为联系全民情绪的纽带，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抗日战争作为全民族的共同经验，超越了阶级、阶层、党派、民族和性别，也超越了政治立场和权力财富。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时期凝聚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在那一时期实现了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国家的认同。
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进程伴随着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祖国、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五个认同”的渐次生成。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秉持了一种有别于其他社会力量的主张和原则，所到之处建立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让广大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就积极倡导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华民族观念实现首次结合，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设计和具体实践是中华民族整体观念与人民群众朴素民族情感对接融合的物质基础，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逻辑中朴素的民族情感逐渐升华为强烈的爱国情怀。”[18]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进一步的认同和信任，并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社会主义元素逐渐增加，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优势在建设和改革中逐渐转变为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中华民族不断得到社会主义因素的滋养。在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伟大祖国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逐渐形成。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实际工作中还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认同”由此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培育的思想基础和重要抓手。
3.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实践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努力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在实践上的最好注脚，“多元一体主义”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成为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重要方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内涵丰富，不仅从宏观层面上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框架作出理论阐释，还就中华民族内部多民族结构及其复杂关系进行说明。这一理论一方面是费孝通先生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中与其他理论力量思想交锋与互动、借鉴和吸纳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历史演进作长时段的观察与对现实国情把握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理论和经验的深刻总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19]并从“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8]这四个方面进一步对“多元一体”格局进行深刻阐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一步夯实了这一理论的深厚历史基础，既丰富了民族理论又为民族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提出后，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在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边疆学、历史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相关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提升。在实践领域为推进民族工作、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凝聚全民族力量和广泛的社会动员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一方面要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习近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不断推进，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20]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具有相似国情的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学术界就提出了将“多元一体”发展为“主义”的主张，“称‘多元一体主义’意在强调它的普遍价值和意义。多元一体主义是对中华民族结构乃至全部民族结构的概括，是对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观念的弘扬，体现了“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也是对文化相对论的扬弃。‘多元’与‘一体’的矛盾是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的基本矛盾。”[21]这一观点的提出一方面反映出学术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的强烈意识以及积极尝试，另一方面也是对为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和更多元的选择。
四、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经验
1.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年实践的首要经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而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组成部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子系统”，[22]马克思恩格斯在关注国际工人运动的同时，很早就将民族问题纳入到他们的视野中，在关注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并对建立民族性质的政权必然性作出论述的同时，关注被侵略国家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如对波兰和爱尔兰问题深入研究并提出具体声援方案。与此同时，19世纪中期后开始关注中国的遭遇，并对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斗争进行积极肯定。列宁在与第二国际错误思想进行斗争、领导十月革命和政权建设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殖民地理论。斯大林在列宁的理论贡献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殖民地理论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遵循。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伴随其中华民族思想日趋成熟、“中华民族”话语不断丰富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不断发展的整个过程，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民族问题各发展阶段的实际，完成了“思想→话语→培育实践”的整个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效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思想的成熟和“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完善和提升。从实践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并在夺取和保持革命武装领导权的前提下，在国家层面民族问题上接受“中华民族”符号，在国家框架下解决民族与阶级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内部坚持单元民族平等原则，在国家统一前提下保障各民族的自治权利，从而在不同阶段都努力消除中华民族凝聚障碍，从而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
实践证明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就能推动中国民族问题的顺利解决，并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否则就会带来巨大损失，伤害民族情感，破坏民族团结。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就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23]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也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推动民族理论创新。
2.坚持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奋斗中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同时保持理论与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民族问题是中国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依赖总问题的解决，但是民族问题有自身的特殊性，有复杂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从纵向看，在百年实践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几经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也经过几次调整，主要矛盾决定中心任务，每一次调整都对民族问题产生深刻影响，民族压迫的根源是阶级压迫，通过阶级斗争从根本上铲除民族压迫产生的根源，但是不意味着民族问题就此消失，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更加多元也更加复杂，以铲除阶级压迫为目标的理论和行动可能会对民族问题的解决产生负面影响，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切断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连续性。另外，民族指向和阶级指向存在差异，处理不当会造成新的矛盾和问题，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保持理论与政策的稳定性。
同时，从横向看，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家层面的民族问题，一个是单元民族层面的民族问题，两个层面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要在动态中实现平衡，不能顾此失彼，少数民族的利益保障不能以牺牲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代价，反之亦然，对哪个方面的过渡汲取必然带来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理论与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就更为重要。
3.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相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方向显然是一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工作都是在消除阻碍中华民族凝聚的因素。在持续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同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批判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大汉族主义”，特别是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提出严厉批判，同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御用”学者进行观点交锋，参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一方面批判了其错误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从而促进其中华民族思想的成熟。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时刻警惕党内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新中国成立后，主要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提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的主张，同时也提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因此，持续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各项优惠政策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培育也限制和修正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发展，经过长期细致的工作使各族人民形成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宗教观和文化观。
以“两种民族主义”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④显然是一种与一体化发展向左的力量，因此，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破坏，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性，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破坏。
4.从现代民族演进的角度看，无论是“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践都是连续的历史过程，各个时期又有不同的内容与特征。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根据实践需要，在民族国家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三者基础上造就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并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指导具体培育工作，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体系。因此，在纵向分析的基础上，用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目标从两端框定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具体审视凝聚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政治实践，既能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将散落在各类文献中的思想、话语表述与碎片化的事件整合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中来，又能对不同阶段的具体措施做出正确的判断。
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而培育目标是其努力方向。在中华民族百年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培育目标处于时刻变动之中，具有阶段性和相对性，此时的目标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的历史方位，而此时的历史方位恰恰是上一个阶段的目标。同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实践效果的评价也要结合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培育目标的历史节点，脱离时代背景亦或矮化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的做法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无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际工作。
五、结语
回顾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实践，从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一词，到中华民族思想逐渐成熟，再到“中华民族”话语稳定，最后到在现代国家框架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提出和广泛应用。中华民族被强调有两种情况，一是面对共同的外部敌人之时，一是内部矛盾得到正确认识和解决，而共同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之时。
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不团结、对抗甚或内乱内战时，一定是中华民族处于低潮之时，对中华民族的强调和重视就会减弱，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和动员功能也无法得到应有的发挥。反之，当整个中国社会各阶级、民族、党派及其他社会力量实现大团结和大联合的局面之时，也一定是中华民族被重视和强调之时，中华民族巨大的社会动员、凝聚功能就能充分发挥。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实践中，中华民族思想日趋成熟，“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不断完善，与上述过程相一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伟大实践也不断推进。培育实践又进一步推进理论、思想和话语的成熟和完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对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继往开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注释：
①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分析可参见杨须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的百年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44—148；张淑娟.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理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185-186.
②独龙族、德昂族（原称崩龙）、基诺族、怒族、布朗族、景颇族、佤族、傈僳族和部分拉祜族、哈尼族、瑶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珞巴族以及部分黎族也是“直过民族”，包括未识别的一些群体也属于这个范畴。参见王磊.我国“直过民族”的三重跨越[J].广西民族研究，2018（6）。
③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殖民地的理论贡献可参见：张三南《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杨须爱《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等等。
④在我国，狭隘民族主义除了通常所指的“两种民族主义”外，还有一种笔者将其概括为“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和爱国之名相号召的民族主义”详见张淑娟.狭隘民族主义的源与流：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J].学术界，2021（11）。
参考文献：
[1]张国祚.中国话语体系应如何打造[N].人民日报，2012-7-11.
[2]韩庆祥.中华话语体系的八个层次[J].社会科学战线，2015（3）：1.
[3]赵超.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J].民族研究，2021（1）：3.
[4]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8.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9.
[6]张淑娟，陈宪章.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与文化自觉[J].广西民族研究，2019（4）：1-8.
[7]郝时远.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48.
[8]第十二条“民族自治地方内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或者民族乡。”[EB/OL]. https：//www.neac.gov.cn/seac/zcfg/201106/1011498.shtml.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93.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68.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1.
[12]俞祖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以中共党代会与中央全会文献为重点[J].河北学刊，2019（6）：162-171.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5234876.html.
[14]张淑娟，梁秋瑞.历史方位与培育目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础与方向[J].广西民族研究，2021（1）：39-46.
[15]张淑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意涵[J].学术界，2020（1）：78-86.
[16]吉尔德拉诺瓦著，郑文彬等译.民族与民族主义[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47.
[17]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19.
[18]张淑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J].广西民族研究，2020（2）：19-26.
[19]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9-09-28.
[20]习近平.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1118891128.htm._
[21]王希恩.再倡“多元一体主义”[J].学术界，2018（8）：86-93.
[22]吴仕民.民族问题概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69.
[23]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
责任编辑：王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