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作者:雷振扬 张俊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期

边民是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国民群体,承担着稳边护边的特殊责任。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巩固民族团结、实现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有有利因素,也有制约因素。要强化“兴边富民行动”铸牢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打牢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法治等基础,实现边境地区与内地的物质联通与民心相通,做到上下协同,久久为功。

关键词边境地区;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路径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1]。祖国的边疆承载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政治情感和深刻的历史记忆。历史的经验证明,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具有重大影响”[2]。边境地区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是确保国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3]长期生活在边境地区的民众(简称“边民”)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个一百年的重要历史交汇点,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乎边疆治理、边疆稳固、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边民的定义与特点

边疆是一个历史地理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在传统的王朝国家时期,边疆的外延既不稳定也不清晰,往往泛指文明由中心向外扩展的前沿地带和偏远地区[4],一般称之为“边陲”。现代主权国家以确定的领土和人民为基础,这才有了“国民”“公民”“边民”等现代主权意义上的身份概念。现代意义上的“边疆”“边境”是一国领土最外延的地方,其外侧是国境线,而国境线通常是相邻国家之间通过条约所划定的。

边民是陆地边境地区居民的简称。边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边民,一般是指居住在陆地边境线一侧0-2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199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发布的《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规定:“边民互市贸易是指边境地区边民在我国陆路边境20公里以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在不超过规定的金额或数量范围内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2009年,中越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中越陆地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的协定》,将“边民”定义为“毗邻边界线两侧乡(镇)的本国常住居民”。在边疆省区制定的边境管理地方性法规中,《西藏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将边民解释为“常住在距离国(边)界线附近一定范围内的边境管理区居民”。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法规文件的规定,边民具有双重指向,既可以指本国边民,也可以指相邻国家边民;我国边民管理通常将边境线以内0-20公里范围的居民称作“边民”,在政策执行中,部分省区又将0-3公里范围内的边民称作“一线边民”或“抵边居民”,并给予这类居民边民补贴。

广义的边民,是指生活在整个边境地区的民众。201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中国边民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办法》规定:“边民是指中国与毗邻国边界线两侧县级行政区域内有当地常住户口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按照国家“兴边富民行动规划”的界定,我国陆地边境地区包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9个省区的140个陆地边境县(市、区、旗)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国土面积197万平方公里,人口2300多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近一半,有30多个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同一民族毗邻而居[5]。我国陆地边界线全长约2.28万公里,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邻国最多、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从学理上分析,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研究的对象,是指广义的边民,即居住在整个边境地区的全体居民,其中包括了狭义的边民。

居住在不同方位和区段的边民,在生计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与内陆居民比较,边民具有明显的共性特点。

第一,居处边远。长期居住在祖国的边境地区,生活地理空间的“边”和“远”,是边民最显著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边民生存环境的三个特性:一是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般来说,边境地区处于国家版图的边沿地带,与传统的中心地区相距遥远、联通条件差,历史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对其辐射力弱,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交流少。二是受国际环境影响大。边民紧靠国境线生活,其交往交流对象不仅包括本国居民,也包括邻国边民;他们不仅关注本国发展,也关注邻国发展;不仅受本国政策影响,而且对国际风云变化反应敏感,受国家之间关系变化影响较大。三是与国防密切相关。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接壤,处于国防前线,边民直接面对边防压力,要承担固边守土责任。边民要参与巡边护边、守卡放哨、制止非法入境等行动。当相邻国家发生动乱、疫情等突发政治社会事件,或出现外敌入侵、扰边行为时,边民首当其冲,边民可能成为边境冲突的主体,亦可成为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力量。

第二,民族多元。在我国边境地区,居民中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大约各占一半。汉族在边境地区的分布,是长期民族交往交流的结果。王朝国家实施的军屯、实边政策,以及经济交往与自然灾害等造成的人口迁移等,都对汉族的边疆分布有影响。少数民族在边境地区的分布比较广泛,55个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在边境地区都有分布,其中许多属于人口较少民族,如门巴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怒族、独龙族、京族、赫哲族等。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边远地方,历史上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少,民族文化特色较为鲜明。许多少数民族边民不仅有自己独特的生计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而且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独特的宗教信仰。边境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属于跨界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与邻国边境地区的居民同属一个民族,不仅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和历史记忆,还有特殊的亲缘、血缘关系。边民并不一定都属于跨国民族群体,但跨国民族群体一定是边民的重要组成部分[6]。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区域认同和民族认同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色。

第三,相对贫困。由于地处边远,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加上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西南部大多数边境地区是山区、石漠化地区,西北部大多处于草原荒漠地带)和国际环境压力,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成本高。历史上国家对边境地区建设的投入少,边境地区人才、资金、技术缺乏,边民生计方式单一,贫困发生率高。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边境地区是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国家持续实施“兴边富民行动规划”,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边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正如《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所指出的:“由于特殊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复杂的周边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同其他地区相比,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基本建设欠账多,发展投入总体不足,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低,贫困问题依然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艰巨。”[7]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边境县市与全国一样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边境地区的相对贫困问题仍然突出。据统计,202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但边境地区大多数县市居民可支配收入都低于这个平均水平。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18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835元;新疆喀什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276元(该地区的边境县有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8];黑龙江饶河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6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03元;西藏墨脱县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041元,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54元。除基本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之外,边民在享受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

第四,环境复杂。一是人员往来复杂。国境线两侧的边民在贸易、务工、走亲访友、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社会交往交流活动较为频繁。由此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主要是一些边境地区对进出国境人员的管控与甄别难度较大,“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较多。二是违法犯罪情况复杂。在一些边境地区,走私交易活动较多,由此引发的边民冲突和日常违法犯罪活动也较多,由于涉民、涉边、涉外,管控与治理的难度较大。三是外部敌对势力和三股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较复杂。利用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对我国进行打压、西化分化,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一贯伎俩,其渗透的重点方向之一就是边境地区。他们利用边境地区的人员流动、跨界民族等因素,挑动、煽动民族宗教矛盾,支持三股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使一些边境地区面临较复杂的反颠覆、反渗透、反分裂、反暴恐形势。“部分地区反分裂斗争和维稳形势复杂严峻。总体上看,边境地区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特殊短板和薄弱环节,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不容低估。”[9]

总之,边境地区是确保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屏障,边民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固边守土的重要责任。边民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忽视的重要对象。

二、铸牢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

边民世代居住在边境地区,有抗击外敌入侵、保家卫国的历史记忆;与他国相邻,能从比较中真切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民族自豪感;日常接触的国境线、界碑、口岸、国门、国旗、国徽等标识,所从事的巡边、护边等工作,能激发守边固边的使命感,等等。这些爱国主义资源,有利于促进边民建立“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长期的地理阻隔造成的交流受限,使边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不足;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边民的认同深度;较强层级民族认同、国民教育落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欠佳等,也增加了中华文化传播和民族融通的困难;跨境而居、外来影响大、社会环境复杂等,也对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一定制约。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遵循铸牢的一般规律,也要针对特殊制约因素,采取切实的措施。

(一)化兴边富民行动,铸牢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兴边富民行动,是1999年由国家民委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倡议发起的一项国家级边境建设专项工程,其宗旨就是振兴边境、富裕边民。兴边富民行动,是加快边境地区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加强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重要举措。由于该工程为边疆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有力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边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被边民亲切地称为德政工程。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我们建议,兴边富民行动“十四五”规划,除了继续加大对边境地区的财政支持、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发展特色产业、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之外,要更加重视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这一民族工作的主线贯彻到“兴边富民行动”的全过程。在“十四五”规划中,要就文化润边、共有家园建设、五个认同教育、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设立专题项目,做到规划具体、措施得当、配套到位、领导有力、监督落实,使铸牢工作与基础设施建设、特色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工作紧密结合,相得益彰。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抓手,促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做出新贡献。

(二)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使边民更好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国防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提升边境地区发展能力和边民生活质量的要求。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能有效缩短边疆与内陆的空间距离,促进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且能使边民的生活更便利,促进产业发展和产品流通,增加边民收入,使边民更好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电力、通讯、网络、广播电视等设施的完善,亦能有效满足边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求,提升国家政策与中华文化的传导效应,增强边民的五个认同。

2021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西藏时指出:“要统筹谋划好西部边疆铁路网建设,充分论证、科学规划,更好服务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10]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国家要继续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扶持力度,适当减少或免除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地方配套资金;以交通、信息、物流等建设为重点,以西部边疆铁路网建设为主干,提升边境地区公路等级,畅通乡村道路交通,构建起边境地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鼓励边民通过网络,增加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流,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共享发展成果,更好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推进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发展,要继续发挥对口支援的制度优势。对口支援是内地省市对边境地区的直接帮扶,这种帮扶不仅对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直接推进作用,而且能使边民感受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特殊情谊,有效增加边民对制度与国族的认同。

(三)荣边境地区经济,为铸牢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物质保障。物质生活状况是影响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边民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更为强烈。如果边境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拉大,边民生活水平与邻国比较下降,就会在边民中形成挫折感和相对的剥离感,影响边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甚至出现边民外流现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如果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就会造成心理失衡乃至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失衡。”[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已消除绝对贫困。但边民的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而且存在较大的返贫风险。总体来看,边境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农产品深加工、特色产业发展缓慢,边民收入渠道窄,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势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受新冠疫情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边疆十省区12个海关的进出口商品总值比2019年同期平均下降14.2%,其中出口总值平均下降17.45%[12]。口岸附近的企业订单减少、进出口贸易萧条,许多边民外出务工,农村“空心化”现象凸显。据调查,2019年广西龙州县边境0-3公里就有4240人外出务工,外出务工占0-3公里总人口的11.45%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也是边境地区留住人的关键。边境地区要依托口岸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打造企业品牌;结合边境实际,建立农产品种植、研发、收购、加工链条式循环经济;要组织懂生产、懂技术的人员给边民传授技术,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积极帮助边民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流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加边民收入;要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边境特色旅游,带动边民就业、增收。在乡镇振兴工作中,国家要将边境地区纳入重点帮扶的范围,使每一个乡村都不掉队,使每一个边民都能共享乡镇振兴的成果。要通过“美丽边境建设”,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边民“四个自信”,为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厚实的物质基础。

(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夯实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基本公共服务不足,是边疆建设的突出短板,也是影响铸牢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薄弱环节。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能保障边民的基本生存发展权益,还能促进边民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边民补贴是针对边境地区一定范围内居民的生活补助。据我们在广西龙州的调查,目前边民补贴的对象是0到3公里范围之内的居民,标准是每人每月210元。边民补贴对于改善边民生活,提高边民的守边固边积极性,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行补助标准已难以满足边民的心理预期及其家庭发展所需。0到3公里之外的边民反映,他们同处边境线上,生产生活条件相同,在守边固疆中也作出了贡献,但却不能享受边民补贴,因此意见较大。笔者建议,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应加大对边民补贴的转移支付,适当提高补贴标准,施行梯度补贴政策,逐步扩大补贴范围,化解边民心态失衡现象,助力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于边民参加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险,国家也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边民的负担能力,逐步提高补贴标准,力争做到应保尽保,免除边民的后顾之忧。在就业方面,除了帮助发展产业,促进边贸等外,还要根据不同边境地区的生态结构和边防实际,创造更多的巡边、护林、治安等特殊岗位,有计划地安排边民就地就业。要依托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专项资金,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边民实行定岗定员、定责定酬的政策,为群众提供生态岗位,保障群众增收。对于移民搬迁的边民,也要持续进行帮扶,解决好他们的就业就学就医等难题,使他们稳得住,能致富。

部分边境地区乡村“有诊室无医生”的问题突出。边民遇到感冒发烧等小病,也得去较远的乡镇卫生院就诊。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云南等边境地区的防控能力暴露出明显的不足。为提高边境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国家要设立专项转移支付,确保边境地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在公共财政中的优先地位。要支持边境地区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设备配置,配齐和培训全科医生;支持抵边村卫生项目建设,补齐传染病防治短板;防止边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边境地区基础教育仍存在较多困难。许多乡镇撤校并校后,边民子女上学距离远;学校缺乏合格的教师,一些边境县双语教师“寥寥无几”[13],“初中阶段双语教师的缺口尤其大”[14]。国家要加大对边境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适当恢复和新建一批边境村级小学,并改善办学条件;支持边境地区引进优秀教师,加大双语教师培训力度;从内地选派优秀教师赴边境地区任教,系统培训在岗少数民族教师,建立一支“民汉混合”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提高边境地区教师待遇,保证优秀教师能够安心在边疆工作,保证提高边境地区学校的教学质量。

(五)实施文化润边工程,促进边民“五个认同”。文化认同是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铸牢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文化润疆”[15]的重要观点,这对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文化润边”关键要在“润”字上下功夫,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创新文化等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融入边民的日常生活,形成文化氛围,发挥文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中华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要在边民中弘扬国家统一、爱国守边、守望相助等观念,传承平等相待、包容互鉴、勤劳奉献、质朴坚毅等优良品质。文化兴边应成为未来边境地区发展的重要方向。国家要加大边境地区文化建设投入,丰富边民文化生活,推动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亲近。要根据边境地区实际和各族青少年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特别是有中华文化特点的活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学生头脑”[16]262。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边境地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全过程,教育引导边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边民心灵深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结合的产物。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培育边民的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形成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尊崇和践行。要利用界碑、标识、展板等,开展国情教育;利用节庆活动,举行升国旗、唱国歌、诵经典等,激发爱国热情;利用校园文化活动,引导青少年读好书、晒家规家训、讲传统文化故事等,培养学生明理孝亲、理解宽容、谦让诚实、仁爱担当的意识。通过这些融之于环境,蕴之于日常的文化活动,使“五观”深入民心,使“五个认同”成为社会共识。语言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17][15]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基础。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能使边民更好地学习中华文化,正确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准确理解国家的政策,潜移默化地增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且有利于提升边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使之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共享通用的语言和通用的象征历史性是达至‘观念共同体’的最彻底的方法。”[18]因此,要努力在边境地区推进各类学校用好国家统编教材,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边民的文化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媒体报道了一批扎根边境、守边护边的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如“人民楷模”——新疆乌恰县吉根乡的布茹玛汗·毛勒朵,义务护边守边50余年,在十多万块石头上刻下“中国”二字;中蒙边境线上的“活界碑”——七旬女民兵尼玛无悔守边50年;扎根雪域边陲的格桑花———西藏隆子县玉麦乡卓嘎、央宗姐妹继承父亲遗愿,为国放牧守边,等等。讲好边民身边的爱国主义故事,宣传好爱国护边的当代典型,对于激发各族边民的爱国热情具有巨大的感召作用。在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将爱国与爱边疆、爱家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界山、界河、界碑、森林、草原等,凝聚起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边民心目中树立起“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捍卫守候”的理想信念。

(六)加强边境地区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建设。边境地区的乡镇政权和村级党组织、村委会,是边民的主心骨和领路人,也是铸牢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基层干部每天面对边民,要处理各种稳定发展难题。其组织状态与工作状态,关系边民切身利益和人心向背。因此,加强边境地区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建设,对于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在不少边境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复杂、人口居住分散、经济发展落后、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口跨境流动等,乡村基础组织建设面临不少困难与问题,需要统筹解决。

一是大力培养选拔优秀的村支书、村主任。现在不少边境村都有乡镇下派的第一书记。这些第一书记学历高,有理论政策水平,在扶贫攻坚和小康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少第一书记对农村环境和农事不太熟悉,与边民存在一定的心理距离。在乡镇振兴的新阶段,边境地区地方党委要从实际出发,有计划地从边民中培养有文化、有信仰、能干事、群众认可的中青年,发展他们入党,担任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的负责人。对已有的村支书、村主任要定期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理论政策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使之成为合格的带头人。

二是适当提高边境村干部的待遇。据我们在广西龙州的调查,村干部普遍反映待遇太低。比如,边境村村主任每月仅有1600元工资,副主任及其他干部每月1300元,且没有“五险一金”。由于待遇太低,许多村干部将主要精力用在种自己的地,牟自己的利,对村务、屯务工作不上心。这种状况,导致村民的困难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上级的政策难以落实,村民意见很大。鉴于边境地区乡村治理的特殊性、重要性,建议适当提高边境村屯干部的待遇。可参考中部地区村干部的待遇标准(村支书、村主任比照乡镇副职干部薪酬水平每月3000元,其他干部不低于每月1500元)发放,并落实“五险一金”。通过提高待遇、严格考核、科学奖惩,使村干部聚力于村屯事务管理,努力提高村庄治理水平。

三是乡村基层组织要重视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乡村干部要带头理解国情、摸清边情、了解邻情,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及重要性,将铸牢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的重要工作。村两委要认真贯彻党的兴边富民政策,为边民办实事、解难事;通过升国旗、挂国旗、描界碑等活动,增强边民的国家意识;通过村委推荐、边防考核、组织培训等,选好、用好护边员,发挥他们参与边境监管的特殊作用。对于村级组织开展铸牢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活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应给予必要的政策指导和条件保障。

(七)依法治边打牢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基础。针对边境地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影响安全稳定的因素,要建立健全边境管控的法律制度。建议国家尽快制定陆地边防法、边界法等法律,完善边境地区法律治理体系。要通过完善地方立法,加强对“三非”外国人的管控,引导边民通过合法途径开展对外交往交流合作。要通过法治手段,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体现国家在场,树立国家权威,保障边民的合法权益。要始终保持对“三股势力”的高压态势,依法予以严厉打击。要防控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切断境内三股势力与国外、境外敌对势力的勾连。

在边民中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是铸牢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要任务。要通过普法教育,使广大边民知法、懂法、信法、守法、会用法,依法享受权力,依法履行义务,依法解决各类纠纷。边境地区的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要带头依法办事,严格执法,依法办案,落实依法治边责任,以法治的实践增强边民对法治的信仰和对国家的认同。

在南部边境地区,跨界婚姻问题较为突出。在广西、云南的中越边境地区,娶越南媳妇的现象较多。笔者调查的一些边境村,每村都有30户左右娶了越南媳妇,离边境越近的村屯,这种现象越多。一些越南籍妇女嫁过来后,未能依法取得户籍和办理婚姻登记,享受不到国家对边民的优待政策,就业、就医、外出等有很多困难。当地娶越南籍妇女的家庭很多是贫困户,这样家庭的孩子长大后,心里有抱怨的情绪。这种状况影响了部分边民的国家认同。我们建议,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外籍人员入境、就业、居住等法律制度,并严格执行,防止非法婚姻的产生。另一方面,对跨境婚姻情况要进行调查统计,对在我国生活时间较长、已经生儿育女、表现良好,且愿意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外籍妇女,可根据《国籍法》《中国边民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办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办理入籍手续和补办结婚登记,纳入正常社会管理,保障她们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化解相关边民的心结,促进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结语

边境地区是确保国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广大边民是稳边、固边的重要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要求:“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这为下一阶段我国建设边疆、发展边疆指明了方向,也为化解铸牢边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约因素提供了契机。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将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9]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完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20]既要加强基础设施、经济发展能力建设,促进边疆与内地的物质性联通,又要着力文化与精神家园建设,解决文化与思想认同问题,实现民心相通。我国的边境线漫长,不同方位与区段的边境地区自然地理、人文生态等存在较大差异,边民生计方式、历史记忆、民族构成、风俗习惯等也不相同。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从边境地区和边民的实际出发,做到以民为本,立足当下,放眼长远,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动员各种社会资源,采用边民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同心戮力,久久为功。

注释

①根据全国和有关地区、县的《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②龙州县发展改革局: 《2019年边境回流人口情况统计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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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程紫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