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传统家国观念逐步演化为同现代性相契合的政治文化，经提炼沉淀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构筑了“家—共同体”接续机制，契合了国家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为国民提供了共同的认同点、构筑了情感形塑场域，引导着国民“全民一体”的认知趋向，是国民与共同体间关系确认的核心媒介。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注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将其塑造为“全民一体”的认同焦点和“共同体—国民”的连通纽带，通过全域范围的广泛传播、使用，为推进全体国民生成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内核的价值共识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大家庭；政治符号；政治话语；中华民族认同
中国人对“家”具备特殊情愫。“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广为传唱的歌词唱出了中国人“由家而国”的精神谱系。正是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坚守与付出，才构成了我们持续奋进、砥砺前行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使用过“中华民族大家庭”提法，使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环境下特定的政治话语，用以团结各民族力量，并在根本层面上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1]。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高频使用“中华民族大家庭”一词，使其进一步演化为共识性话语并对国家发展发挥出特定话语功能。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2]中国社会异于西方的原子式社会结构，国民在以“家国情感”为底色的中华文化浸润下更具凝聚力及整体性，以“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特殊且深远的意义。
一、“中华民族大家庭”重构了“家国同构”的现代话语叙事
从《共同纲领》中“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表述，到“五四宪法”中“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的叙事，各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屋顶下逐步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耦合于中华文化中“家国”话语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直观呈现了中华民族同各民族间及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一经提出即被社会各界广泛接纳。“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比喻，在形象而深刻地阐发中国民族关系的同时，也将中华民族在社会组织形式方面的‘家庭’性特征凸显了出来。”[3]王朝国家时代，“国不是千万个家在地域上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基于‘家’而形成的想象共同体，也是一种家放大后的社会组织类型”[3]。“国”由千万“家”共同编织而成，政治组织机制即以“家”为基础，“家”观念深刻塑造着“国”观念。在民族国家框架下，“中国人”在朝向中国现代国家国民身份转化过程中，藉“中华民族”的认同符号凝聚并同步形成了“中华民族”认同。历经诸多历史事件与社会变革，不断成型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内蕴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的系列社会政治机制，为形塑国民的共同体感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着进路。
（一）“家”是构筑“家国一体”秩序体系的元点
“家”观念经历史积淀生成，广泛深刻地影响着长期受中华文化浸润的国民，属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持续凝结的意识观。意识观超越了个体有限的生命体验，在传袭中不断升华为价值规范和文化基因。历经多次变迁，“家”观念中的合理部分仍发挥着形塑文化中的个体的效能。传统的“家国一体”秩序以“家”为元点构筑，“不仅构成两千多年来中国文明的大传统，也与民间丰富的小传统若合符节，不仅决定我国传统文明的制度和伦理底色，也是更具坚韧性和独立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民情的基础”[4]。以“家”为元点衍生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关系，是王朝国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新时期，虽然传统家庭结构及家国关系模式面临多重挑战，但“家”仍作为中华文化中“文化—心理”结构的精神内核，充任着中华文化的总体性“根基隐喻”，在情感与伦理维度释放着“压舱石”效能，支配国民思想和行为。中国人界定“国家”时，在组织结构、政治伦理、治理模式等维度均沿袭“国由家来、家国同构”理念，将“国家”视作千万家庭共同凝聚起的“家国共同体”[5]。该链条在近代接触西方的过程中断裂，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迫使中国转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应时、应运而生，并在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充任了现实维度国民整合的社群组织范式，“家国共同体”虽不复存在于社会政治实践之中，但仍在政治文化中传袭。长期一体化的“家—国”政治格局使“爱国”与“爱家”情感双向耦合，造就了国民强烈的家国意识。在历史积淀作用下，“家国一体”的制度惯性在心理层面持续规约着国民。国民仍基于“家”想象“国”，使得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和中华民族发展彼此缠绕且凝结共生。将“国”想象为“大家庭”，契合中国人传统的情感认知习惯，赋予了国家合法性的情感根基源，贯通了“家—族—国”的想象扩展进路。现阶段的中国治理体系，正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6]。
（二）“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核心构件
“国”是“家”的放大，是由千万“家”凝聚而成的“家国共同体”。“家”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是“国”实现有效控制与治理的起点。“中华民族大家庭”以“家”为基本单位构筑，使传统的家国情感焕发出新活力，最终归宿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上。第一，“家”构筑了个体出发和归宿的“元点”。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往往交叠于多个“大家庭”关系结构之中。以亲缘视角来看，“大家庭”以“家”为中心，由近亲向远亲扩展，家庭成员依序增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旨在使国民按序嵌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伴随“家”话语在伦理与社会团结语境中操演，现实中的每一个“家庭”均充任了想象社会制度的“图景”，成为社会制度与伦理整体性构筑的基石。第二，回归“家”视角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家”以血缘为纽带、以地域为联结，是血缘与情感的双重复合体。血缘、情感关系与政治关系的耦合筑牢了共同体感生成的根基，为整体把握中国社会内构逻辑及演变规律提供了进路。以“家”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契合了自王朝国家时代发轫的文化传承与情感延续，由传统的“家国一体”演绎为“家—共同体”同构的新关系，内蕴的国民整合功能不断彰显。第三，复数的“家”形构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的意识框架。由“家”到“大家庭”，即由“我”到“我们”的过程，个体的“我”在集体的“大家庭”中找到了共有的认同感与归宿感，实现了精神象征与情感体验的最终同一。“大家庭”作为新时代中华文化的集中表达，彰显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传承的价值取向与情感内涵。认知“中华民族大家庭”，首先即须体悟其内蕴的“亲缘”、“家乡”、“祖国”等意涵。
（三）“中华民族大家庭”构筑了“家—共同体”间的接续机制
“中华民族”是对“大家庭”的主体锚定与范畴界定，向全体国民昭示着“我们是谁”和“谁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嵌中华文化底色，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交汇点。“家”共同聚合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即政治意志与组织机制中的“国”，在逻辑层面贯通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家—国”，进一步构筑起“家—共同体”间的接续机制。第一，“家国同构”的文化惯性仍产出效能。“尽管社会政治实践中的家国共同体已日渐消逝，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仍保留着无法抹去的家国底色和家国基因。在共同体建构问题上，‘国’仍然需要从‘家’的基点出发来加以想象。”[5]“法律拟制”下构造出的“家庭”，为“基于血缘纽带的支配模式的扩张和转化提供了依据，使‘家’有机会和能力不断再生产新的超家庭组织”[4]，并通过“泛家庭伦理”规约全体国民。第二，“中华民族大家庭”下生成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认同。“‘大家庭’模式饱含着中国的‘泛家庭伦理’特色”[7]，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认同凝结了包括家庭、乡土、地域乃至国家等多重要素，是维系“大家庭”的情感内核，构筑并支撑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存续结构，进一步塑造着国家政治秩序，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持续内聚。第三，全体国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持续凝结。“一体”是“多元”的基础，“多元一体”关键在于“多元之和”与“一体之合”[8]。以“大家庭”的情感归属凝聚全体国民的核心认同感，推动国民有效联结，铺平了“全民一体”感的生成进路。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引导下，一方面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构成要素得以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则使全体国民间不断生成“血缘+地域”共同体的内化情感。
二、“中华民族大家庭”引导了国民“全民一体”的认知趋向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持续朝向现代工业化转型，国民突破传统地域、族域界限，在国家领土空间内广泛流动且日趋常态化、普遍化，生活、娱乐方式亦愈显同质化。民族、地域等传统人口联结纽带逐渐淡化往日色彩，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正重塑传统社会交往方式，全体国民在交往过程中更显整体性、共同性及一致性。无论云南兰坪普米族博物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标语，还是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中国人，家是根”标语，又或是西藏日喀则龙江园“跨越时空忘不了汉藏的情，手足相亲连接着浓浓的大中华”背景歌曲，均展现出超越传统联结要素将全体国民“凝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种能够将各民族凝聚为一个整体的社群形式，而‘大家庭’一词则形象而深刻地将这种内涵表达了出来”[3]。作为拟血缘关系的政治隐喻，以“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来“描述和阐释中国的族际关系、家国关系、海峡两岸关系、海内外中华儿女关系，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话语方式”[5]。
（一）“中华民族大家庭”契合了国家发展的历史与现实
“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基于国家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提出，内蕴国民情感与伦理认同，是贯通国家发展与国族建设的理路。回溯“中华民族大家庭”演进史，是全体国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争取自由解放、创建现代国家的历程，全民情感与力量不断汇聚，认同感与归属感持续凝合。抗战时期，中华儿女由“散沙”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宣示全国：“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危难时刻，全民与国家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凸显，全面抗战进程焕发了“全民一体感”，“中华民族大家庭”初步生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体国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面临共同建设中国现代国家的全新任务，共同的使命感、责任感将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当年10月25日赴朝参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各族人民举国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9]，“中华民族大家庭”持续凝聚。改革开放以来，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跨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没有人掉队，真正实现了“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承诺。全体国民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日趋凝结为一个整体，“中华民族大家庭”不断巩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民协同抗疫、各省市相互驰援，全民在共同抗疫目标下进一步凝结。于国民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民见证的共同抗疫经历、全民生成的共同抗疫情感、全民共谋的共同抗疫胜利，使国民价值认同与情感依附度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大家庭”持续夯实。
（二）“中华民族大家庭”为全体国民提供了共同的认同点
“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0]。“中华民族大家庭”以多种“共同”重叠构建，“‘要素重叠’指的是共同体各个组成部分在主客观构成要素上存在重合或同质的地方，本质上表述的是共同体组成部分之间的共同性问题，是任何共同体形成与维持的首要基础所在”[11]。一方面，“中华民族大家庭”源自中华民族长期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传统，更密切关联近代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御外侮的共同经历[1]。“中华民族大家庭”于民族危亡之际凝成，全民抗战使得“一体性”成为中华民族的首位属性，各民族结成“生死相依、生死与共”的兄弟关系，“中华民族”这一拟血缘共同体成为聚合全国上下抗战力量的时代选择。随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符号性不断凸显，全体国民被赋予了同一身份标签并跃升为被整合的对象。散在的国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情感驱动下联结，凝聚起救亡图存的强大力量。客观现实驱动中华民族朝向“大家庭”方向演进，共御外侮的经历使全民加速“一体”凝合。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大家庭”并非简单的亲情隐喻，而是由国民作为“家庭成员”构成的实体。“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统摄各民族关系、凝聚各族人民力量的有效社群形式，对于国家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支撑意义”[3]，其“大家庭”特征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形式层面。“‘中华民族大家庭’隐喻实际上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家国’属性，‘家’是其外在的社群组织形式类比，而‘国’是内在的国族共同体本质”[3]。“大家庭”模式的选择源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国情，为“多元”与“一体”提供了“和合”之路。中华民族在发展历程中虽然遭遇了诸多磨难，但始终朝“大家庭”方向演进。
（三）“中华民族大家庭”为全体国民构筑了情感形塑场域
共同体形成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国民提供了紧密联结的纽带；共同体发展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为国民塑造了持续联结的基础。伴随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地方性意识持续壮大，个体情感归属渴求愈发强烈，关于“我”的思考愈显深化。此类因现代化所引致的个体情感性嬗变亟需及时有效疏导。“中华民族大家庭”为经济依存度持续提升的全体国民提供了文化兼容、情感亲近的基础，为“物质—精神”与“政治—文化”的互构提供了关系形塑域。一方面，“中华民族大家庭”凝聚了全体国民的中华民族情感。家国情感深植于思想观念维度，具备超越时空和地域束缚的属性，是构成贯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积淀和内嵌基因。“复数形式的家庭隐喻的来源，就是对构成实体性家庭的各种血缘关系的内涵、意义的想象、拟制和扩散”[4]。“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全民共建、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藉此场域生成并持续培育。以家国情感为核心生成的内聚动力，能够超越地域空间乃至族群边界，以情感的同一性包容空间、文化、身份等多维差异，通过情感支撑驱动共同体的社会空间形态凝一化。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大家庭”为国家构筑秩序、为国民认同共同体提供了着力点。“家”观念在现代性浪潮下并未消泯，或以实体、或以隐喻的形式根植于现代性内部，并转化为经济、政治、社会的有机载体，为人们理解现代性提供着进路。以“家”为基本单元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其驱动国民整体化的符号功能持续凸显。在“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下，以“家”将个体、家族、社会乃至国家联结为一个整体，为国家内部的社会秩序化发展塑造了现实性基础。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话语功能愈发凸显，为国民整体化提供着基础性社会政治资源并持续产生效能。
（四）“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国民“全民一体感”的认知供给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源于全体国民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实践及实践导向下的发展趋向，“这种历史的整体走势决定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认知体验，进而沉淀为一种共同体意识”[1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旨在塑造国民最深层次的精神认同，使国民发自内心地热爱中华民族及中华现代国家，且自发、自觉，无关任何现实利益。首先，“中华民族大家庭”为全体国民营造了“拟家”的情感归宿。“人们基于自身观念世界所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与理想世界，对于现实实践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指导作用，这种意义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在中华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3]。观念世界指导现实世界。由“家”蜕生出的国民，在“大家庭”这样的“拟家”情感归宿中会更加彼此信赖、扶持。其次，“中华民族大家庭”为全体国民提供了情感联结纽带。共同体意味着人群在共同地域生活中生成了相互联结的情感记忆，并进一步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亲密联系。作为同质性与异质性嵌合的整体，共同体不仅需要内部的要素叠合，更需要进一步的要素间纽带链接。国民通过各类社会纽带关联绞合，并在整体层面关联互嵌。以铸牢视角看，纽带链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和维持具备核心效能，是意识交汇融通的主要手段。最后，“中华民族大家庭”为全体国民锚定了集体认同的融入进路。认同需要构建，核心在于“因何构建”及“如何构建”。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关系，成员在主观感知并自愿归属的前提下，必须养成相应的“共同体感”。“中华民族大家庭”为全体国民提供了心理归依点，“共同体感”则为共同体内部成员提供了聚合力量。无论何种民族身份、无论何种文化浸润，只要认同且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同时接纳其他成员，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
三、“中华民族大家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符号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与“全民一体”是对民族结构的双重表述。现阶段，中华民族迈入了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清除张力、铸牢“一体”，即解决中华民族的共同性问题迫在眉睫，直接关联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承认并尊重各民族间差异，平等接纳全体国民，扬弃了“家国一体”观中的等级意识，仅保留类似兄弟的亲缘情感，奠定了实现平等的基础，为国家妥善处理内部民族关系提供了合理进路。党的十八大后，“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关系结构进一步厘清，“平等团结的各民族是‘家庭成员’，民族关系是‘大家庭’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一体’的中华民族与‘多元’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大家庭’的话语加以固定，以国族而非政权实现了族际整合的路径创新”[1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基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并且意涵深远的政策议程，只有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利用各种有效的方式，动员和调动相关的资源，并经常持之不懈地努力，才能最终达成目标”[15]，其核心在于增强国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和进一步想象，使国民在接受、支持、认可中华民族的基础上，丰富与中华民族间更多的同一性期待。“中华民族大家庭”不仅囊括了全体国民的发展实践历程，亦融入了全体国民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体验。围绕“中华民族大家庭”构建起一系列同个体存在意义相关联的统一性政治符号，能够促使个体情感认同、价值归属锚定于共同体，“为日益国民化的人口的整合提供一个重要的认同符号”[16]。
（一）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
“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家国情感传承，更是新时代凝聚动员全民的有效标识，伴随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有机融合程度持续加深，“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效能愈发显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心聚力的“利器”，承载中华民族价值信仰与追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精神基础、设定了价值框架。第一，以“中华民族大家庭”抑制国民弥散性认同。“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为国民提供了意识的“神圣中心”，凝结了时代的社会价值，使国民“通过不同层面文化想象被不断塑造出来的，而基于承认与认同为基础的自我身份的识别，赋予个体之间对共同体的想象（构筑群体的同一性），为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巩固提供有力支撑”[17]。以“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引领，为完善社会共同价值设定了构成机制，更为国民情感凝聚提供了焦点。第二，以“中华民族大家庭”形塑共同心理作为整合力量。“民族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文化和公民的意识形态，一系列相同的理解、抱负、情感与观念，从而将祖地上的人口结合起来。”[18]当前社会文化异质性凸显、利益分化趋向显著，国民认同张力不断显现，以“中华民族大家庭”组织、凝聚、整合原子化的国民，使国民有机结合“共同的过去”与“未来的信念”，以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号召力和内聚力。第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凝聚全民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话语，描绘着共同的发展图景，塑造着国民的价值取向，具备影响并提升全民意识的能力，引领国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全体国民浸入式感知“中华民族大家庭”，有助于持续增强国民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同步凝聚国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将“中华民族大家庭”塑造为“全民一体”的认同焦点
“只有当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有共同的核心价值时，才能实现精神统一，而没有这种统一，任何制度迟早都会堕落下去”[19]。象征符号是政治传播的核心要素，通过日常社会的潜移默化形塑个体认同，在意义表述与阐释过程中使个体明确自身政治归属。“中华民族大家庭”为全体国民形塑了共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着集体性情感与信仰，全体国民以此为纽带联结并凝聚价值共识。第一，以“中华民族大家庭”标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20]“家”内蕴人人皆可感知的情感力量，“在家的空间、家的氛围中，我们获取‘根深蒂固的归属’和‘联觉通感’，我们因而容易被‘拉入’家的网络与以家为喻的共同体”[21]。作为有效动员全民的共享性政治符号，“中华民族大家庭”日趋上升为促进国民整体化的社会政治机制。第二，以“中华民族大家庭”引导国民认同方向。“引导和促成全体中国人朝着中华民族一体的方向展开想象，是中华民族塑造或建设的关键所在。”[22]以“中华民族大家庭”凝聚全体国民，使国民在以民族身份所界定的“我们”和“他们”之上，沿情感边界生成更加广泛、包容的“我们”意识。在清除意识间张力的同时，将各民族认同嵌入中华民族认同，使国民认同直抵“中华民族大家庭”情感边界，有效生成“全民一体”感。第三，以“中华民族大家庭”凝结国民认同焦点。“中华民族大家庭”是意识交织同构的产物，在话语环境与社会文化共同浸润下兼具政治性与文化性，不断上升为中华民族的标识符号，为国民情感认同凝聚提供了焦点，有助于生成同一的中华民族认同。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中心统领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道路，即将“中华民族大家庭”上升为集体认同的政治符号，进而赋予全体国民共享的价值理念。
（三）以“中华民族大家庭”作为“共同体—国民”的连通纽带
“中华民族一家亲”“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等常见话语，同构起“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体系。“中华民族大家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逐步演化为“共同体—国民”的连通纽带，推动国民对共同体进行必要的理性认知，国民通过将情感投向这一符号并最终呈递至共同体。第一，增强“全民一体”的利益共同体意识。“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形塑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核心内容……各民族相互往来，互通有无，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形成了一个十分紧密的‘谁也离不开谁’的经济利益共同体。”[23]伴随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成型，各民族间经济往来持续频繁、共同利益持续增多、相互依存度持续提升，大家都意识到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带来发展繁荣，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朝向深度演进。第二，为国民明确“全民一体”边界。马克思指出：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24]。个体的共同体意识在共同体的现实实践性基础上基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生成。作为文化记忆的特殊形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锚定功能通过反复操演凸显，在“同”“异”双向推动下构筑国民认同，明确了“我们”的指向和与“他们”的界限。第三，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广泛交流交往交融。一方面，借助中华民族共有的节日、庆典、仪式、历史记忆等，使全体国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下持续生成“无论民族身份，只要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的意识，并使其逐步扩充至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将“中华民族大家庭”塑造为承载情感、传播价值的象征符号，激发全民想象，承载全民对“共有家园”的认同与归属，推进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向深层次延拓。
（四）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在全域范围内广泛传播、使用
“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充分彰显各民族在共同体内的平等地位，既回避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逻辑冲突，又为二者的整合架起了桥梁……也能随着现实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为愿意加入或回归中华大家庭的其他民族提供一种理论可能”[25]，不仅为国民整体化提供了标识，更为“全民一体”提供了族称和认同符号，对于塑造国家形象、凝聚国民共识、整合国民力量具备基础性效能，“是具有广泛动员能力和凝聚能力的文化标识与政治标识，更是蕴涵着强大而持久整合能力的社会组织形式”[26]。第一，推动全民共享“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中华民族大家庭”凝合的是自我认同为“中国人”的全体国民，旨在推动构建囊括“全民”的共同体。通过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舆论引导，不断强化各族人民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全方位阐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使全体国民对于彼此同属于一个至高层次的中华民族的意识深入人心，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民共识。第二，将“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青少年阶段是价值观形塑的关键期，民族团结教育必须从小抓起。“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应当借助教学过程持续在场，以“剧场化情境”为学生塑造鲜活认知，通过常态化教学手段使学生对其可知、可感、可辨，藉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历史观、民族观乃至国家观；通过构筑适配的价值认知与实践体系，持续夯实民族团结的意识根基。第三，借助公共空间固定“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一端连接着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象征着稳定的社会价值共识；另一端连接着个体认知经验，象征着个体间异质性的心理认知。通过国家权力的组织化推进，使“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逐步浸入社会日常生活，为国民提供“认知—明确—承认—认同”的路径，在集体记忆塑造过程中凝练共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情感和心理基础。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愈发激烈的国家竞争、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更趋复杂的国内环境，使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国民认同与归属产生着复杂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的“精神粘合剂”作用，靠其内蕴的民族归属感凝聚全体国民是必然选择。总体而言，“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以共同的情感归宿为基础进行价值构筑，既承袭历史积淀，又彰显时代共识，更深刻浓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具备深厚的政治社会意涵，以“接地气”的话语向全体国民传递共同价值追求，具备连接不同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生活的情感纽带作用，易于被受众理解和接受。“中华民族大家庭”作为团结全体国民的意向性政治符号，虽然话语简洁但意味深长，能够在传播中取得最大限度的效果，在共同价值目标、同一身份归属下持续强化全体国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备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基础的突出能效，其重要意义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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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龚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