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象征互动以“符号感知—意义表征—价值认同”的符号表达模式，涵括思想、观念、情感在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的象征展示，指向了符号化导引“主我—客我”、“自我—他者”、“内化—外化”的情感性链接、利益性联结、价值性衔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家庭”、“大花园”、“石榴籽”象征表达的符号展演，内蕴共同体的归属、团结、凝聚意识，阐释符号互动的根基性形构、强化性维系、建构性升华。“大家庭”、“大花园”、“石榴籽”符号意指的“主我—客我”、“自我—他者”、“内外—外化”，以价值选择、价值意蕴、民族目标的情感性链接、利益性联结、价值性衔接，形成与共同体归属、团结、凝聚意识的互动，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情感、利益、价值实践。
关键词：符号互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家庭—大花园—石榴籽”
“共同体”是具有身份认同、自我意识和共同利益一致性的社会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客体存在反应在人脑中的主观化映像。符号是意义指称的媒介和载体，符号表达则是将各种思想、观念和情感在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的思维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发的产物，指涉中华民族在从自在的民族实体走向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过程中被创制并使用的意义符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基于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性，以符号互动的认同表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诠释了民族实体形塑共同体意识的身份归属与文化认同的意义投放，具象了民族共同体成员情感共通、利益聚合与精神同质的价值标识，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象征互动的符号表达模式
“象征互动”（又称“符号互动”）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将符号表达看成是人类认识自我、形成群体、构成社会的互动机制，揭示了符号沟通对意义理解、社会化人格建构以及社会分化整合的基础功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从社会行为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论述人类从“姿态中介的互动”到“符号中介的互动”过渡到“角色中介的互动”沟通互动的结构转型过程，描述了从姿态会话到语言沟通、从语言沟通到自我意识、从自我意识到角色认同的符号交往表达模式，阐释了意义理解一致性上自我人格的形成，以及在自我角色认同与相互承认基础上，社会功能分化与整合的符号化表达结构。符号化表达，指涉将客体世界的经验感知解释为符号意义的表达过程，强调人们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借助表意符号对思想、观念和情感的沟通与阐释，内蕴了个体意识与文化规范交互作用的符号化牵引。在结构语言学中，符号指称的外在形态称为“能指”，符号所表达的对象意义成为“所指”，“意指”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三者构成了符号系统结构的三个要素，指涉感官可以感知的符号物质形态符号的意义形态以及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联。
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审视作为概念的符号：互动思想，通过关注米德的符号互动“把哲学的所有基本概念从意识的基础转移到语言的基础上”[2]，哈贝马斯发展出以语言哲学为基质、互动传播为核心内容的交往行为理论。霍耐特则将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视为解决“社会冲突之道德文明”危机的“自然主义”密钥，在后形而上学的视野中借助“主我—客我”的心理学模式和“普遍化他者”的规范立场，以及“情感关怀、法律承认、团结赞许”等承认形式重构了黑格尔的承认学说，提出了基于相互承认的社会沟通理论。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符号的生成互动与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中交往扩大的需要相系，反映了人们社会实践物质与精神生产的二重性。正是因为不断形成的象征符号影响了人们的交往互动，进而丰富了人类社群的生存样态，“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一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概言之，象征互动的符号表达模式强调根据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解释社会行为的反思性理解，社会交往借助符号沟通在“符号感知—意义表征—价值认同”过程中的衔义与再生，以意义生发的对象性活动的具像化表达，建构其主体间身份认同的符号机制。而主我与客我交流的符号感知、自我与他者交往的意义表征.内化与外化交融的价值认同，更是以象征互动符号表达的再阐释，诠释了语言作为符号互动最出色媒介的表达逻辑，即“社会互动极具符号性，因为行为总是具有共识性意义，它不是无意义的行为”[4]。
象征互动“符号感知—意义表征—价值认同”的符号表达结构模型，以象征认同的交互投射指向了符号化导引“主我—客我”、“自我—他者”、“内化—外化”的情感性链接、利益性联结和价值性衔接。其中，象征互动的“主我—客我”关注自然认同对个体成员从“我”到“我们”的概念性思维与抽象性常识的养成和固化。米德认为，人的心灵是由生理性的冲动和反映性的理智共同互动构成，其本质是一种内在的思维过程，是一种隐蔽性的自我意识活动。不同于康德将自我意识理解为反思中的主体，并将其的统一视为人类意识活动的终极预设，米德的“自我”突出了“反身性”与“自我指涉性”的理性主体实践原则。在符号表达的社会互动过程中，社会规范性的“客我”（me）与创造性回应的“主我”（I）共同构成了作为知识和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同一性。象征互动的“自我—他者”，强调了强化认同对共同体成员从“我们”到“他们”利益关联和群体皈依的现实感召与身份建构。作为交往行为的主体，“自我”与“他者”的碰撞对抗与交融，指向了身份认同的斥异性原则与群体意义的本源。基于此，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影响下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匹配性建构进行了强调，凸显了既获得“主体”（subject）身份、又明晰彼此之间的差异，二者共律对各自身份的认识。象征互动的“内化—外化”，聚焦了理解认同对共同体成员间情感共通精神同质与利益一致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为主体间存在的象征性规定，符号沟通贯穿个体认知与集体认同、个体表达与群体共意的连结与关系，阐发了个体对社会习俗、行为规范及价值取向的认同与接纳并转換为外在物质的自觉与行动，揭示了共同体成员内向互动生成自我，外向互动生成社会的象征互动意蕴。
审视符号作为具有多种规定性的对立统一体，“符号感知—意义表征—价值认同”的结构性递进与演化，反映了“理解任何一种符号表达，基本上都要求参与到一个沟通过程中…生活世界只会向那些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敞开大门。”[5]在象征互动的符号表达模式中，符号感知是基于对象征对象主体知觉、认知，判定的理性思维活动。“感”是物与环境的存在关系经由符号中介的表达，“知”是符号存在的对象关系，“感知”是意识对客观存在的感觉与知觉的符号转化与直接反映，诠释了符号表达模式中认知心理.经验以及思维定式相互交融、相互转换与相互促进的情感图式，构成了符号互动的认同表达始点。而在此基础上的“知觉—认知—判定”，以符号感知系统结构性作用的生发机制，指向了主体符号表达的选择、判断和接纳，表征了交往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的符号甄别与认同，聚焦了社会成员身份和归属感的评价与判定，阐发了影响他们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内部嵌入的过程。
在象征互动的符号表达模式中，意义表征是基于意指、表述、阐释所展开的意义生成、呈现与再诠释的表达过程。“表征”指涉“意指”实践由语言实现意义的循环，是“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意义产生和交换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6]。意指循环是链接认知.投射现实与指向行为的中间环节，阐明了个体.群体与符号之间基于信息感知在互动过程中对共享意义的重塑与同构。作为符号化的思维呈现，意义表述承载着对象意义的建构机制与话语阐释。分析之，意义表征系统结构性作用的表达机制，指向了“意指—表述—阐释”的整体性意蕴。“意指”，强调意义生发的“符号化过程”，在索绪尔那里，意指在语言符号系统中的结构形式表明了某个符号或符号系统与其所指涉现实的关系，巴尔特进一步澄清了意指是所指与能指、内涵与外延的结合体；“表述”，强调意义的功能性输出，是对意义符号的指称，“每个表述都不仅表述某物，而且它也在言说某物”[7]；“阐释”，强调对符号世界的理解、解释和应用，意味着在符号交往的场城中，通过对某种确定性旨归的追逐，达致一个可传达的“意义”共识。
在象征互动的符号表达模式中，对符号“所指”的承认、认可赞同以价值定位的群体诠释，指向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所形塑的价值认同。作为符号象征意义表达的终极目标，价值认同涵括了自我与社会认同在群体框架中，基于集体象征的意义导引而进行的建构与模塑，映射了符号互动中个体认知、语言、情感、态度和意志等多种要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构方式与责任外化，投射了主体与客体在对象性自我创造中的同一性本质。阐释之，价值认同结构性作用的表达机制，指向了“承认—认可—费同”的整体性意蕴。“承认”的了解，强调在符号表达象征互动的影响下，社会成员对符号“能指"物质形态的认识；“认可”的同意，强调在符号衍义价值标准的作用下，社会成员对符号“所指”意义形态的肯定；“赞同”的接纳，强调在符号表征价值研判的规约下，社会成员对符号“意指”联结“能指”和“所指”价值意蕴的支持。
二、共同体意识象征表达的符号展演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8]作为客观事物在人脑中形成的主观映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本质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规律；作为共同体意识的民族符号表征，其符号展演的功能始终发挥着共同体成员建构民族记忆、凝聚情感共识、强化文化认同的媒介作用。正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经历了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实体化演绎，而共同体意识的符号化过程亦随着社会改造的群体诠释，经历了丰富与发展的历史演化。在经典作家那里，“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9]，并认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10]语言符号是最普遍的符号形式，它与共同体意识一样是民族成员社会交往的产物，就此而言，共同体社会实践的交往活动，首先是运用符号进行交流、分享意义的过程，由此而建立的意义共同体则缩影了社会意识象征表达符号展演的过程。其意义生发的修辞表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价值阐发，通过象征符号的事实展演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价值旨趣。它以一系列共同体意象的表意集合，彰显了共同体成员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生动地反映和体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与共属一体的民族情感，指向了符号表达的文化价值纽带和情感的意义性共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系统是一个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象征体系，各象征意象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共同体存在价值表达的“符号群”。作为功能性的实体指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象征互动的符号展演，体现在使共同体意识心理领域的内符号得以外化，并能够被共同体内部大众所普遍接受，藉此集中展演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征、共同文化源流、共同历史记忆所构筑的精神交往图谱。审视中华民族符号体系建构现实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共同体意识象征符号对共同体成员心理世界影响的中介，是增进民族成员对共同体意识理解认同的介质，集中体现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了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文明作为一个国家保存下来”[11]的意义沉淀。无论是民族成员对共同体存在情感感知的生成，还是对民族发展理性认识的达致，符号手段始终是使共同体意识核心内容内化于心理领域的重要凭借。在此过程中，符号系统文化表达所蕴含的伦理、审美与行动力量之间相互确证的主客体关系，不仅为共同体成员提供关于世界的基本认识论，而且诠释了共同体生活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亲密感、认同感和道德承诺。
检视共同体意识象征表达的符号展演，以“中华一家”身份归属的文化符号和“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心理认同的文化表意，具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存在和价值共生的文化存在。作为文化性的价值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具象表达为民族成员围绕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存续立意、发展向度等重要问题，所形成的认识一致、观念奥合、意志统一的状态。”[12]这种状态充分演绎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3]共同体意识符号表达正是通过直接外延的模式性归纳，导引间接内涵的隐喻式意义转换，生成了交往交流交融社会实践的正向激励。运用符号展演，民族成员将共同体的民族—文化存在，以情感激发形塑的情感基调投射于中华民族的现实存在中，进而在符号能指原生意义的基础上生发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象征意义，描绘共同的发展前景和身份归属共识凝聚的心理图谱。
在现实性.上，“大家庭”、“大花园”、“石榴籽”构成了共同体意识象征表达的典型符号。影响于判定的“知觉”，抽象的共同体意识以符号具象呈现的共通性，通过“大家庭”、“大花园”、“石榴籽”的符号感知系统，助益于民族成员“认知”的心理结构与共同生活符号互动的交往方式，助力于群体生活、个性特点行为惯习的共同体表达，聚焦了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的价值建构。影响于判定的“认知”，中华文化特有的物质概念以符号群的形式和价值生产，通过“大家庭”、“大花园”、“石榴籽”的符号意指，作用于反映民族存在特性和关系的心理化过程，发挥着规范群体行为社会化导引的内在作用，凸显了“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的代表性特征之一”[14]的符号化过程。其中，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以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能指优势，激发了共同体成员对伟大祖国强烈的集体意识、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中华民族“大花园”符号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能指优势，指向了中华民族历史同在、文化共生、政治一体的平等团结格局；中华民族“石榴籽”符号则以多元一体共同发展的能指优势，反映了56个民族“紧紧抱在一起”共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期盼。
首先，共同体意识“大家庭”象征表达的符号展演，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符号系统内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意识，进行符号互动的根基性形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15]“大家庭”概念由此在国家宪法体制与制度安排上得以确证，成为中华民族指导实践的具象化符号标识。家庭不仅是中国人缔结社会的基础单位，而且是民族成员生发价值情感维系共同生活的基本单元，“家国一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大家庭”符号反映了中华民族内部成员骨肉相连的特性，浸染着平等、互助、亲和等历史底色与伦理逻辑。审视之，“相亲相爱一家人”家庭样态的能指，使“大家庭”的所指被中华文化赋予了友爱、和谐等情感意涵；将“大家庭”这一日常生活用语的普遍能指，具化为“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的所指，意指几千年来各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16]，凸显了“仁爱”、“和合”等中国传统思想理念在家庭与国家治理中的伦理与道德互构。“大家庭”符码正是通过“拟制血亲”的话语叙事将中华民族与各个民族的关系直观地表达出来，强化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原生性”色彩。作为一种以d缘连结为纽带关系的文化隐喻，“大家庭”符号内嵌的“家国”文化底色具有强烈的归属表意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感召力和动员力。
其次，共同体意识“大花园”象征表达的符号展演，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符号系统内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意识，进行符号互动的强化性维系。中华传统文化中咏花诗词从《诗经》初见端倪，《楚辞》初步建立了“花”作为人格象征的意象内涵，唐诗宋词上承诗强和魏晋风流，将“咏花”诗词的书写推向极致。新中国成立后，“大花园”一直都是中国民族话语修辞实践中最重要的文学意象，“大花园”亦成为中华民族构成样态价值表意的典型符号。郭沫若将民族团结赋意为“祖国是多民族的一座大花园，百花齐放、花团锦簇、人寿年丰”[17]；费孝通将中华民族喻为“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18]。阐释之，“百花盛开、繁花似锦”花园样态的能指，使“大花园”的所指被中华文化赋予了鲜艳、热烈.娇媚等向上意蕴；“千娇百媚、万紫千红”花朵特质的能指，映照了中华传统观念中“大同之美”多元交融的和谐态势，使“大花园”的意指成为“我的大祖国呀，你真的好漂亮，五十六朵花绽放”的精神标识。“大花园”符码演绎了以花园—花朵为表意的民族共同体符号，附着并强化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19]的团结基础，以及“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20]的社会功能。
最后，共同体意识“石榴籽”象征表达的符号展演，多元一体，共同发展的符号系统内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意识，进行符号互动的建构性升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在民族工作诸多议题中使用“石榴籽”符号，进而使“石榴籽”这一极富中国文化意涵的民族符号成为新时代民族关系的新意象和新定位，“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21]透视之，“千房同膜，千籽如一”果实样态的能指，使“石榴”的所指被中华文化赋予了统一凝聚、红火等正向意涵；“一花多果，一房千实（子）”多籽特质的能指，映照中华传统观念的“多子”，使“石榴”的所指成为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繁荣的精神标识；石榴红、石榴收获节令的能指呼应中国红、交辉中秋佳节，使“石榴”的所指成为中华儿女在中秋时节祈福、求祥、传谊的重要承载，其内聚团圆的吉祥寓意，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喜庆、昌盛的典型符号。“石榴籽”符码正是通过“紧紧抱在一起”的内聚态势，以命运与共的坚守、亲密无间的信任、和衷共济的忠诚，彰显了共同体成员“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心里认同和民族凝聚意蕴。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互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互动，具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身份归属和价值诠释，链接在符号表达模式阐发和认同意蕴表征的作用范式里。作为符号要素组构的共同体意识，在安德森那里被阐释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意象观念，强调了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建构性指向，即“所有社会都存在于想象之中。个人对于任何超出他日常生活中面对面接触的人群（甚至，即使是对这种群体）的认同，都依赖于想象的跨越。”[22]共同体意识身份概念的确立与符号身份认同的阐发具有意义共契的价值属性，指向了在这个历史性文化共同体内“我们成为我们所是”（we are who we are）的价值要义。共同体成员经由符号互动的理性沟通，其身份意识在寻求自我认同的社会化过程中得以“想象”、得以建构，其角色认同则在获得他人承认的社会合作中得以达成。在符号化表达的共同体世界中，通过对共同体意识象征符号的意义同一性与行动规范性的给定与承认，共同体成员自我的实践主体性和身份归属感得以彰显。正因为“符号所释放出来的情感正是这个共同体对自身的情感，是自觉的自我颂扬”[23]，通过创造一类关于共同体的文化象征的普遍自觉，共同体意识成为可被感知的情感，从而促使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在大多数成员的头脑中保留了下来，彰显了以符号表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性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表达，以“符号感知—意义表征—价值认同”的表达模式，投射共同体成员身份归属的自觉认知、团结一致的情感共鸣.价值凝聚的文化共通。符号表达模式中的“符号感知”强调作为由共同的象征、历史记忆、神话和传统等意象物质所凝练的共同体意识，通过建立共同体意象的符号化表征，并将其转化为人的头脑中的观念或范畴，从而使感知共同体形成符号化的内在表达。作为一种先定的认识倾向，共同体意识的符号感知是一种对民族实体观念.印象进行区分和组织的自然禀赋，贯通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意识、团结意识和凝聚意识。符号表达模式中的“意义表征”则以姿态沟通的感官互动、角色扮演的情绪互动和判断推理的理智互动，切人共同体物质生产和交往实践，以人们的需求、态度、动机、情感以及价值观念等语言或非语言的符号互动，通过社会建构和规约共享的文化符号与象征意义，在互动中共建意义系统、共享情感交融，从而促进自我认同的实现与社会聚合的合理性建构。符号表达模式中的“价值认同”，通过共同体意识建构的群体心理价值感知行为规范等运用于社会实践，民族成员的主体意志与群体自觉，在符号认同表达凝练的价值共识的作用下得以固基、维系和升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家庭”、“大花园”、“石榴籽”的符号表达，以“主我—客我”、“自我—他者”、“内化—外化”的符号化导引，指向“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24]的共同体意识培育与铸牢的互动根源。心灵建构的“主我—客我”、自我养成的“自我—他者”、理性自觉的“内化—外化”，揭示了文化符号互动的象征表达，在铸牢共同体意识“民族—文化”、“政治—国家”、“政党—道路”认同中，所彰显的情感根基性、利益一致性和价值自觉性。从符号感知的“主我—客我”，到意义表征的“自我—他者”，再到价值认同的“内化—内化”，象征互动的符号表达模式既蕴含了“情感—利益—价值”主体同一性的价值秉承，又反映了“五个认同”在共同体意识铸牢中的实现。它以归属意识的目标涵摄.团结意识的角色定位.凝聚意识的文化规范，通过群体经验的价值诠释、伦理观念的思想关照、个体选择的集体推崇，对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认同进行符号化的阐释与规约。铸牢共同体意识符号表达的价值实现正是在风俗、习惯、道德等社会文化的安排下、与文化环境的交互里促进民族成员价值整合与自我建构顺应的一致。
首先，“大家庭”符号意指的“主我—客我”以价值选择的情感性链接，形成与共同体归属意识的互动，投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情感实践。“主我—客我”的互动表达是个体“自我”建构的统一体其本质是一种社会结构并且产生于社会经验。[25]共同体归属意识内蕴的“民族—文化”认同，以“大家庭”象征符号的隐喻式框定，具象了共同体成员的心理归属、观念传承和文化图景。“主我”的在场与“客我”的约束相结合，激发个体成员在“大家庭”符号感知的唤起中，经符号互动对共同体身份归属历史诠释的再强调，触发“民族—文化”认同身份识别的作用机制，指向了铸牢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表达。其中“大家庭”符号互动的“情感规约”，强调了共同体成员对民族基本情感的获得，对共有习俗、观念和准则的情感体验，以及正确表达这些情感所持有的应然态度；“大家庭”符号互动的“情感调适”，意味着情感的符号性和象征性呈现，表征了作为精神交往主体的民族成员，认同所属民族和认同中华民族大家庭并育不悖；“大家庭”符号互动的“情感动员”以持续的社会互动聚焦主体发起和客体响应在认知、态度和评价的情感卷入，形塑“民族—文化”认同达致的情感皈依。
其次“大花园”符号意指的“自我—他者”以价值意蕴的利益性联结，形成与共同体团结意识的互动，折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利益实践。“自我—他者”的互动表达指涉由“我们”到“他们”群体分野与身份归依的象征状态，“一种特征只有在区分‘我群’与‘他群’时，或由外界强加给一群人时，才构成族群特征”[26]。共同体团结意识内蕴的“政治—国家”认同，以“大花园”象征符号的具像化锚定，表征了民族与国家、文化与政治在民族整体利益驱使下的现实整合与群体对接，彰显了民族成员在精神自律与群体他律整合基础上，对社会情境中他者的评价态度。“自我”的共识与“他者”的佐证，唤起个体成员在“大花园”意义表征的情境中，经符号互动对共同体团结一致利益诠释，开启“政治一国家”认同利益调适的作用机制，指向了铸牢共同体意识的利益表达。“大花园”的符号互动，彰显了美美与共群体利益共同体表达的基点，突出了民族成员共同发展、利益共享的利益实现方式，表征了“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27]的律动过程，体现了在团结的旗帜下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划分文化特性的集体与边界、诠释命运与共的利益考量与责任自省，进行“政治—国家”认同达致的利益阐发。
最后，“石榴籽”符号意指的“内外—外化”以民族目标的价值性衔接，形成与共同体凝聚意识的互动，映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价值实践。“内外—外化”的互动表达指涉民族国家对象性活动的结果，即通过认知将共同体意识转化为民族成员内部思维的内化，将内化了的思想观念推向外部行为习惯养成的外化，指向了内化与外化自觉链接的社会化过程。共同体凝聚意识内蕴的“政党一道路”认同，以“石榴籽”象征符号的价值性阐发，注解了作为客体的民族成员成为共同体意识主体对象化的客体，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29]的过程。“内化”的价值刻写与“外化”的实践培育，定位个体成员在“石榴籽”价值认同的语境中，经符号互动对共同体凝聚共识的价值性提升，强化“政党—道路”认同理性认识的作用机制，指向了铸牢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表达。“石榴籽”的符号互动，内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体化延伸，聚焦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其对“紧紧抱在一起”满足需要的客观性摹写，演绎了“三个离不开”的价值共意，关切民族成员价值共识的内化、连接顺应与同化的双重律动，关照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外化，创设“政党—道路”认同达致的价值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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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美]乔治·H·米德著，霍桂桓译.心灵、自我和社会[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26]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辞典[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28][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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