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对壮族村落学前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及存在的城乡差异问题进行考查，发现同在村落中壮族和汉族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群体差异不显著。与城市学前儿童相比，村落学前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在儿童2岁6个月前已经出现落后，且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这种城乡差异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累积性，即随着年龄增长差距不断加大；二是其累积效应在叙事能力方面更为凸显，即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叙事能力城乡差距存在的平行态势可能与随着年龄不断扩大的词汇差距有关。因此，要重视贫困村落中学前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并尽早进行有效的语言干预。应当加大对贫困地区村落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的支持和监测力度，构建幼儿园—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升的支持网络，以早期阅读为抓手，加强贫困地区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课程建设。
关键词：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壮族村落；城乡差异；累积效应；语言干预
一、问题提出
共同体的命运共同，需要语言共通。[1]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2018年7月，国务院扶贫办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的通知》，在西部9省(自治区)开展“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提出“通过3年左右的努力，实现具有正常学习能力的3—6岁少数民族儿童在接受义务教育前能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沟通交流，形成国家通用语言思维习惯”的目标。在西部地区学前阶段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是实现推普脱贫和乡村振兴“从娃娃抓起”、切实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起点性民生工程，[2]是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性工程。[3]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广西各民族心连心、手拉手的好传统代代相传。“民族关系”连续多年成为群众满意度最高的社会指标，民族团结成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4]为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各市县积极开展“推普脱贫乡村行暨学前学会普通话”系列活动，这一行动的推进为实现学前儿童都基本能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交流的工作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3—6岁是学前儿童语言学习的关键期，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要时期。学好普通话，发展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本技能，对学前儿童的综合素质提升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5][6]已有研究发现，在国家通用语言学习中还普遍存在词汇、句法、表达能力等各方面相对落后的现实状况，[7][8]而乡村中的儿童发展更加薄弱，[9][10]这已成为部分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突出短板。[11]广西既是民族地区，也是边境地区，各民族之间语言兼用和转用现象也非常普遍。调查显示，约2/3的村落学前儿童在家庭和幼儿园中仍然使用壮语交流。但是长久以来，对这些群体语言能力的探究仍较欠缺：广西壮族村落聚居区内，学前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具有怎样的特点，村落内壮族和汉族儿童之间具有什么差异，与城市儿童之间存在哪些不同等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在这些地区仍存在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家长受教育程度不高等问题，关注学前儿童的语言发展，对改善和提升教育质量具有长远意义。
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且存在几点不足。第一，有关新疆学前儿童的语言研究主要聚焦在学业语言上，[12]对于反映低质量地区儿童的语言水平指标来说，词汇和叙事能力更为重要；[13]第二，有关藏族和维吾尔族儿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对比分析，[14][15]这对广泛存在于广西村落的壮汉语共存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借鉴价值。因此，深入壮族村落研究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对壮族村落中汉、壮学前儿童及城市学前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探究壮族村落中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状况及其产生的城乡差距累积效应问题，为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支持、更好地因材施教提供实证依据，为进一步提出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进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治理的有效举措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从广西的5个市6个区30所壮族村落幼儿园中，根据幼儿园人数(尽可能总数≥50)进行第一阶段分层，经筛选抽取了广西典型的壮族村落M镇D村和G村、P镇G村、S镇L村作为样本地，三个镇壮族人口占比均达到90%，是我国典型的少数民族贫困村落地区。共抽取幼儿园8所，其中小学附属园6所、民办园2所，幼儿园中壮族学前儿童占总人数的85%，汉族学前儿童占15%，且45%的幼儿园开展混龄教学，儿童年龄在2.5—7岁；同时，基于方便抽样和群体比较的角度，在广西N市、G市抽取城市幼儿园12所，其中公办园7所、民办园5所。
第二阶段按照每所幼儿园各抽样小、中、大3个不同年龄段班级，每个班级各随机抽样5-8名学前儿童进行早期语言发展评估测量，共收集337名学前儿童的数据。由于村落中抽样的幼儿园汉族学前儿童占比较小，在抽样中每个班级汉族学前儿童抽样占比达到全班汉族学前儿童总数的80%。样本情况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学前儿童样本的描述统计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从词汇及叙事能力发展两方面对学前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进行考查，采用自编问卷对儿童家庭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其中词汇发展考查理解性词汇和表达性词汇，这两种语义能力是衡量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指标；[16]而叙事能力是衡量多语言背景下儿童语言表达能力的核心指标，[17]主要考查儿童的复述能力和讲述能力。
1.词汇发展
(1)理解性词汇评估工具(PPVT)
理解性词汇评估工具采用PPVT-R(PeabodyPictureVocabularyTest，《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修订版-甲式)》)，[18]经检验，在本研究情境中，该工具的可靠性系数为0.954，具有较高的信度。
全套测验共有125张彩色图片，每张图片有4个小图，有125个词分别与每张图片的一个小图所示的词义相对应。测试者拿出一张图片，并说出一个词，要求儿童指出4个图中与词义相符的那一幅。被试儿童每答对1题得1分，在连续8题中任意答错6题，则测试结束。将儿童回答正确的最高题项减去错误题目数，可得出儿童的原始得分。
(2)表达性词汇评估工具(EVT)
表达性词汇评估工具采用儿童表达性词汇测试量表EVT[19](Expressive Vocabulary Test，华东师大儿童语言研究中心翻译和改编)[20]，经检验，在本研究情境中，该工具的可靠性系数为0.747，具有较高的信度。量表前38题是向儿童出示彩色图片并提问“这是什么”，儿童说出的词汇需要代表图画的内容；后66题是向儿童出示彩色图片，施测者说出对应的词汇，儿童需要用普通话说出该词汇或图片的同义词。被试儿童每答对1题得1分，在连续7题中任意答错5题，则测试结束。将儿童回答正确的最高题项减去错误题目数，可得出儿童的原始得分。
2.叙事能力
叙事能力采用德国洪堡大学Natalia Gagarina教授团队研发的多语言叙事评估工具(Multilingual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Narrative，[21]MAIN)。该工具是专门针对双语儿童而设计的，在一项来自香港理工大学学者的研究中已对国内适用性进行了信效度检验，[22]经检验，在本研究情境中，该工具的可靠性系数为0.859，具有较高的信度。在这一测试中，研究团队选择MAIN中的故事《猫》和《鸟宝宝》分别作为复述故事任务和讲述故事任务的材料，两个故事均由背景和3个事件组成。施测人员根据被试儿童用普通话复述和讲述的内容进行分值评定，对符合故事要素要求的内容依据相应部分给予得分，完成故事复述和讲述则测试结束。将儿童回答的得分相加，可得出儿童的原始得分。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SPSS24.0进行数据录入、处理和分析，并使用GraphPadPrism8进行绘图。
三、研究结果
(一)壮族村落学前儿童与城市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词汇能力的差异分析
引入群体比较的研究视角，对城市学前儿童与村落学前儿童词汇能力进行比较。
1.总体状况的差异
以词汇能力为因变量，组别为自变量，采用单因素ANOVA检验，判断三组儿童间的词汇能力(PPVT得分和EVT得分)总体上是否有差异。经箱线图判断，数据无异常值；经Shapiro-Wilk检验，各组数据服从正态分布(p>0.05)。结果发现(见表2)，在儿童的理解性词汇(PPVT)方面，总体情况上，城市汉族组理解性词汇(PPVT)和表达性词汇(EVT)得分均高于村落汉族组和村落壮族组，其中村落汉族组高于村落壮族组。
表2 三组儿童词汇能力的单因素分析
通过比较可知，城市汉族组理解性词汇(PPVT)和表达性词汇(EVT)得分均显著高于村落汉族和壮族组，村落汉族组高于壮族组，但差异不显著(PPVT，p=0.80；EVT，p=0.95)，如图1所示。
图1 三组儿童词汇能力对比
2.随着年龄增加而加剧的城乡差异
通过对三组儿童的词汇能力差异分析可以发现，学前儿童的词汇能力受到地域的影响，尤其是由于地域不同而带来的差异具有显著性。为进一步分析三组儿童的词汇能力是否受年龄和地域的影响，以地域、年龄为自变量，儿童词汇能力各维度为因变量，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地域和年龄对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词汇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各维度数据的残差均接近正态分布(p>0.05)，其中表达性词汇(EVT)具有等方差性(p=0.713)；理解性词汇(PPVT)方差不齐(p=0.000)。分析发现，地域和年龄在对理解性词汇(PPVT)、表达性词汇(EVT)的影响上主效应显著，存在交互作用(P≤0.001)，如表3所示。
表3 三组儿童词汇能力的地域与年龄双因素方差分析
基于地域和年龄在对理解性词汇(PPVT)、表达性词汇(EVT)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简单主效应分析提示，在不同的地域下，不同年龄段学前儿童的PPVT得分不同：城市F(2，294)=46.29，p=0.000，偏η2=0.240；农村F(2，294)=21.96，p=0.000，偏η2=0.130；在不同的地域下，不同年龄段学前儿童的EVT得分不同：城市F(2，307)=50.70，p=0.000，偏η2=0.248；农村F(2，307)=29.41，p=0.000，偏η2=0.161；采用成对比较分析每一类别的简单主效应，发现PPVT和EVT三个年龄段城市分值均高于壮族村落分值，且均P<001 。经检验证实，主效应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为进一步了解由地域和年龄交互作用产生的差距，是否随着儿童年龄增加而扩大的情况，以年龄和地域为自变量，词汇能力各维度为因变量，控制儿童性别、家庭经济收入及母亲学历的变量，进行线性分析并绘制散点图，其中六个模型调整后R2为0.2—0.6之间，说明模型拟合较好，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发现(见图2和图3)，在理解性词汇(PPVT)方面，村落壮族儿童与城市儿童在2岁6个月处出现相交，村落汉族儿童与城市儿童在3岁处出现相交；说明城市学前儿童在2岁6个月时与村落壮族学前儿童理解性词汇得分一致，在3岁时与村落汉族学前儿童得分一致，水平相当。可见，在理解性词汇方面2岁6个月和3岁是城市儿童与村落儿童的一个分水岭。在表达性词汇(EVT)方面，城市学前儿童与壮族村落学前儿童得分一致的情况在2岁6个月以前出现。结果还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城市学前儿童的发展均优于村落学前儿童，呈“喇叭开口”的趋势，这说明随着年龄增加，城市与村落学前儿童的词汇差距在不断扩大；而在村落内部随着年龄增加，壮族与汉族学前儿童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差距并不显著，其中在7岁前村落汉族儿童的理解性词汇得分高于村落壮族儿童，7岁后出现相交；在表达性词汇方面村落里汉族儿童与壮族儿童几乎不存在差距，在3岁7个月时二者水平趋于一致。
(二)壮族村落学前儿童与城市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叙事能力的差异分析
对城市学前儿童与村落学前儿童叙事能力进行比较后，获得如下结果。
1.总体状况的差异
从总体情况看，城市汉族组复述和讲述得分均高于村落汉族组和村落壮族组(见表4)，其中村落壮族组高于村落汉族组。
两两比较结果表明，城市汉族组复述和讲述得分均显著高于村落汉族组和壮族组，村落壮族组高于汉族组，但差异不显著(见图4)。
图2 三组儿童的理解性词汇能力发展
图3 三组儿童的表达性词汇能力发展
表4 三组儿童叙事能力的单因素分析
2.随着年龄增加而加剧的城乡差异
基于以上结果，为进一步分析三组儿童的叙事能力和地域的相关关系是否受年龄的影响，以地域、年龄为自变量，儿童叙事能力各维度为因变量，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地域和年龄对儿童国家通用语言叙事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各维度数据的残差均接近正态分布(p>0.05)，其中讲述具有等方差性(p=0.266)；复述方差不齐(p=0.021)。结果发现，地域和年龄对讲述和复述的影响主效应不显著，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如表5所示。
图4 三组儿童叙事能力对比
表5 三组儿童叙事能力地域与年龄双因素方差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由地域和年龄交互作用产生的差距，是否随着儿童年龄增加而扩大的情况，以年龄和地域为自变量，叙事能力各维度为因变量，控制儿童性别、家庭经济收入及母亲学历的变量，进行线性分析并绘制散点图，其中六个模型调整后R2在0.2至0.3之间，说明模型拟合较好，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发现(见图5和图6)，在复述能力和讲述能力上，三组儿童随着年龄的发展呈现平行上升的趋势，其中城市汉族儿童显著高于村落壮族儿童和汉族儿童，村落壮族儿童高于汉族儿童，但差距不显著。基于呈现的平行上升趋势可看到，三组儿童的叙事能力差异随着年龄增加一直存在。
四、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考查了壮族村落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发展现状及所产生的城乡差异累积效应，以更好地通过语言干预的方式促进壮族村落儿童健康发展。现对研究结果做如下讨论。
(一)壮族村落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的现状分析
对壮族村落中两类学前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进行比较发现，词汇能力上，村落汉族学前儿童高于壮族学前儿童，但差异不显著；随着年龄增长，村落内部壮族儿童与汉族儿童的词汇能力差距不断缩小，在3岁7个月的时候两类儿童水平趋于一致。在叙事能力上，壮族学前儿童高于汉族学前儿童；随着年龄增长，壮族儿童的叙事能力持续高于汉族儿童，但差异不显著，在7岁时两类儿童水平相当。可见，同样生活在村落中，无论是壮族儿童还是汉族儿童其优势均不明显，群体差异并不显著。已有研究表明在词汇、语法等方面汉族学前儿童均显著高于维吾尔族学前儿童，[23]但通过本研究发现村落壮汉学前儿童的语言发展具有独特性。
图5 三组儿童复述能力随年龄发展趋势
图6 三组儿童讲述能力随年龄发展趋势
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对于壮族学前儿童而言属于第二语言学习，对于汉族学前儿童而言属于母语学习。已有的研究表明，双语儿童第二语言词汇水平和叙事能力明显弱于母语儿童。[24]2-3但本研究发现同在村落中的壮汉族学前儿童之间并不存在群体差异，究其原因很可能是这些村落中的学前儿童本身就处在欠发达地区和来自较为贫困的弱势家庭，这种由地域、经济、文化带来的教育发展滞后，进而导致村落中两类儿童发展都较弱。为进一步考究其原因，对深入抽样的村落学前儿童所处的家庭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51%的儿童是留守儿童，且均由祖辈作为主要照料者，其中90%的祖辈仅有初中及以下学历，而上过扫盲班或者从未上过学的祖辈人数占比达到35%，70%的父亲和母亲学历在初中及以下，且65%的父母均是农业劳动者；89%的儿童拥有适合其年龄阅读的图书数量在10本以内，并且45%的儿童一周内没有阅读过一本书或者家人没有给其讲过故事。可见，这些儿童家庭语言环境氛围较差，缺少积极有效的亲子互动与陪伴。再加上这些贫困村落由于自然条件差、交通闭塞等原因，使得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学前教育起步晚、发展慢。已有研究也表明，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影响因素在儿童大脑发育和语言发展过程中以动态的方式共同作用，可能对每个贫困儿童在语音、词汇、句法、表达能力、理解能力、读写能力，以及叙事语言能响。[25]0—6岁是儿童发展的关键期，这些深处贫困地区的婴幼儿受限于抚养人的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相对处境不利儿童长期暴露在不利的环境压力下，未来极有可能发育迟缓。[26]因此，对于贫困村落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的支持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二)壮族村落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的城乡差异
本研究发现，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方面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即城市学前儿童词汇能力和叙事能力均显著优于壮族村落学前儿童，随着年龄增长，三组儿童的城乡差异在2岁6个月以前就已经显现，且随着年龄增长不断扩大；而叙事能力差距则呈现平行存在的态势，也就是说城乡儿童叙事能力的差距一旦形成，随着年龄增长其差距持续存在，这种城乡差异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由地域和文化滞后产生的城乡差异具有累积效应，即随着年龄增长差距不断加大。而来自美国的研究“三千万词汇鸿沟”也证实来自城乡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早在刚开始学说话、与成人交流时，就开始产生了词汇发展的差异，这种差异越来越大，到3岁的时候，不同家庭背景儿童的差异已相当显著。[27]从经济学角度看，语言能力是劳动力重要构成要素，是重要的人力资本。已有研究发现，掌握普通话，意味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的提高，从而可以告别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转型升级。[28]因此，对壮族村落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干预要尽早，从源头缩小差距。
二是就儿童词汇和叙事两项早期语言发展能力而言，其累积效应在叙事能力方面更为凸显。研究表明，叙事能力是一种综合认知、语义和语用等多个领域的综合能力，好的叙事包含清晰、复杂的词汇和句法结构。[29]词汇是叙事的基础，在叙事组织和表达中起着核心作用，详尽、丰富的词汇表达有利于突出故事的重点和高潮。5岁儿童的理解性词汇水平越高，其叙事的结构和顺序表达越好；[30]4—5岁幼儿词汇广度水平可以预测其叙事能力。[31]可见，词汇能力的强弱会影响儿童叙事能力的强弱，本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叙事能力城乡差距存在的平行态势可能与随着年龄不断扩大的词汇差距有关。因此，对贫困村落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干预不仅要抓住3—6岁的学前关键期，同时要抓住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基础要素——词汇能力的发展。
五、行动建议
在国家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背景下，结合壮族村落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发展的现状，就如何有效支持与干预促进其成长和发展，提出具体行动建议如下。
(一)加大贫困村落学前教育的支持和监测力度，对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尽早干预
语言扶贫是一项长期的、持续性的艰巨任务。国内外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监测儿童发展和学习成果，可以更好地满足儿童的需求，支持早期教育和保育政策的制定，促进儿童发展。[32]基于此，要做到优先发展贫困的村落教育，尽早对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进行干预，借助信息技术平台开展建档立卡人口普通话培训需求调查，一是摸清学前儿童使用普通话进行基本交流会话的情况及幼儿教师普通话达标情况，并形成儿童发展大数据定期监测和推进；二是加大对幼儿园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教育质量的监测，从质量源头上保障少数民族村落学前儿童得以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深入村落，构建幼儿园—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升支持网络
本研究发现，处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村落的学前儿童大部分属于留守儿童。由于祖辈的能力有限，不能及时有效地弥补亲子缺失的情感链接，幼儿园系统和社区系统发挥远端保护作用显得尤为关键。[33]已有研究发现，对于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儿童而言，“小手牵大手”在乡村中推广普及普通话具有重要的价值，[34]关于贫困儿童补偿教育项目、亲职项目、两代人项目以及社会生态项目能有效地弥补贫困乡村由经济落后和地域闭塞所带来的不足。[35]因此，在构建幼儿园—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儿童支持网络中，可以参照上述方式进行。一方面，鼓励教师、学校、社区参与儿童发展事业中，以幼儿园为主体，以学前儿童及家长为对象，开展亲子活动，鼓励家长和孩子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互动，帮助家庭形成浓郁的普通话交流氛围。另一方面，将当前一些关于贫困儿童补偿教育项目、亲职项目、两代人项目以及社会生态项目相结合，建立多种主体导向的综合儿童普通话学习的支持系统。
(三)以早期阅读为抓手，加强贫困地区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建设
本研究发现，壮族村落学前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城市学前儿童之间存在不小差距，抓住儿童词汇能力发展是促进儿童早期语言能力提升的基础性要素。研究指出利用图画书，师幼共读和亲子共读、讨论孩子感兴趣的图画书内容、基于图画书的主题，提供孩子信息丰富的对话就是十分有效的、家长能够掌握的、支持儿童词汇学习和认知发展的重要方法。[36]因此，需要以农村幼儿园为中心，建设以早期阅读为抓手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以支持教师和家长共同促进儿童的语言学习和发展。通过为儿童提供丰富有趣的图书资源以及日常的阅读互动，经常和儿童一起看图书、讲故事、丰富其语言表达能力，增加对儿童词汇量的输入，在图画书与高质量语言信息输入与学习的过程中，从根本促进贫困村落中学前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与发展。
结语
(一)研究结论
村落中壮族和汉族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群体差异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由地域、经济、文化带来教育发展的滞后所造成的。
村落儿童与城市儿童比较，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方面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这种城乡差异具有累积效应，即随着年龄增长差距不断加大；二是其累积效应在叙事能力方面更为凸显，词汇是叙事的基础，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叙事能力城乡差距存在的平行态势可能与随着年龄不断扩大的词汇差距有关。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从儿童语言发展出发，揭示了由地域产生的城乡差异，这一来自壮族地区的实证研究结果正是对教育微观过程中班级内部质量公平形成机制的一种补充和完善。当然，由于壮族儿童大部分聚居在农村地区的现实原因，无法在城市中抽取足够样本的壮族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未来可拓展到城、乡、壮、汉四类学前儿童；研究设计上，本研究本质上是横断研究，未能考查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纵向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未来也需要进一步追踪研究以获得更有效的证据。当前，处于加强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教育的关键时期，但相关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甚少，本研究期望借此引起研究者对这一重要领域作更深入地探讨，以抓住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开展国家通用语教育，使少数民族儿童较好地掌握国家通用语，为少数民族儿童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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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Zhuang Villages and Its Cumulative Effect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LuoLan-lan1, HouLi-min1, ZhangYi-b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darin Chinese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Zhuang villages,the study found no significant ethnic difference between Han children and Zhuang children in the same village. Compared with urban preschool children,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bility of village preschool children has lagged behind before the age of 2 and 6 months,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urban and rural effect. This urban-rural effect has two characteristics: First is cumulative,that is,with the increasing gap in age; Second,its cumulative effect is more prominent in narrative ability,that is,the parallel situation of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narrative ability of children with age may be related to the widening vocabulary gap with age. Therefor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ttention and suppo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bility of children in poor villages before middle school,and intervene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is regard,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and policy support for the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Zhuang village children in poor areas,and build a support network for promoting children’s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Moreover,early literacy is also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kindergartens in poor areas.
Key words: pre-school children;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Zhuang villages; urban-rural differences; cumulative effect; language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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