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普及率达92．92％，但普通话普及率与普及质量在区域、年龄、性别、职业等方面均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依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一种人力资本、交际工具与文化载体，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有助于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增强各族群众文化认同，是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众基础、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的根本性工程。因此，新时期应遵循 “聚焦重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新时代推普方针，坚持“分类施策”原则，着重加大广西中越边境地区60 岁以上老年人与跨境婚姻家庭主妇普通话普及力度，巩固提升中青年和青少年群体普通话普及质量，推动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
关键词：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的价值定位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1]作为一种人力资本、交际工具与文化载体，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有助于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增强各族群众文化认同，是推动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以及巩固发展民族团结、边境安全、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
（一）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有利于促进边民就业、改善民生，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众基础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发展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2020年9月25日至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总结为八个坚持，即“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凝聚人心为根本，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加强党对新疆工作的领导”。[2]2021年8月27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3]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改善民生和经济发展提高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高度，深入阐释了“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深刻命题，为新时期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努力方向。
2000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必治边”[4]的重要战略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兴边富民的重大决策部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先后4次组织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大会战，8个边境县（市、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较20年前增长近7倍，财政收入增加近9倍，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普遍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实现了“县县通高速”“乡乡通沥青路”“村村通公路”的目标。边民住房、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得到全面保障，收入持续增加，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大幅度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夯实。但受历史原因、传统观念、自然资源等因素影响，边境地区依然存在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层次较低、人才支撑不足等经济社会发展短板，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落实好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的任务仍面临诸多挑战。
语言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充分表明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及交际工具，全球通用语言技能的习得在微观层面能够增进劳动者的城市融入，提高劳动者竞争优势，使劳动者获得薪资更高的工作岗位。[5]此外，具有相同的通用语言或开路语言均有利于促进两国贸易和投资的开展。[6]中国学者围绕普通话的经济功能和劳动者收入效应进行了研究，认为掌握普通话技能有助于显著提升劳动者收入，[7]从而有助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8]如此看来，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的高质量推广普及，在微观层面，有利于促进边民的跨区域流动，提升就业竞争优势，推动边民多渠道就业，提高边民收入；在宏观层面，有助于边境地区和国内其他县域贸易合作的开展，带动边境地区产业发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而为边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辐射带动边民增收致富，对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众基础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有助于降低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2020年，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消除了长期困扰边境居民的绝对贫困问题，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边境地区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短板，人均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均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明显差距。也就是说，边境地区绝对贫困问题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现象的终结，相对贫困问题还将伴随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长期存在。如果说消除绝对贫困重点在于提高居民的收入和解决居民的基本生存问题，相对贫困主要目标则在于解决发展成果共享的问题，不仅要解决收入上的相对贫困，还包括多维的相对贫困。因而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也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任务。[9]
在英国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首次提出相对贫困的思想之后，[10]国内外学者对相对贫困的内涵、测度体系及治理对策开展了大量研究。[11]总体来说，研究结论一致认为相对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的测度及治理体系应该是多维的，既包括因为收入低而导致的基本生活难以维持，也包括由于社会保障、教育、可行性能力等不足而带来的知识贫困、能力贫困、文化和信息贫困等。
对于知识贫困、能力贫困、文化及信息贫困的成因，学术界也开展了大量研究。包括奥斯卡·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冈纳·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等。[12]其中，信息贫困始终被认为是导致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游俊和张琰飞对连片特困区进行调查提出，信息贫困将恶化贫富差距，导致社会发展不平衡。[13]张月琴认为自然地理、生活方式、语言文字、社会规范和家庭文化等因素从生活空间、生产方式及思想行为上限制了民族地区村民获取信息效率，从而造成了民族地区村落的信息贫困，而贫富的差别主要取决于对知识信息和高新技术手段应用的程度。[14]可以说，信息贫困与经济贫困相伴而生，信息贫困是经济贫困的原因，经济贫困又会进一步强化信息贫困的结果，两者互为因果。[15]
以降低信息贫困为例，由于政策制度和信息技术本身是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边境地区居民国家通用语能力不高不仅会影响边民对国家政策的理解、接受，进而影响实施效果，还会限制边境地区企业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获取和运用，成为影响技术转移、扩散、运用的隐形壁垒。徐现祥等人的实证结果表明如果消除城市的方言多样性，那么城市技术水平最多可以提高约23％。[16]林建浩和赵子乐的研究结论证实以方言距离表示的文化差异确实对技术扩散具有负面影响，认为语言多样性是阻碍技术传播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之一。[17]可见，对于边境地区企业而言，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有利于打破与其他地区企业的信息隔阂，提升开放合作水平，融入国内国际市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找准自身定位并展现更大的作为；对于边民而言，普通话水平的提升则有助于拓展交际范围，提升交流效果，提高信息获取及应用能力，提升学习能力、劳动技能及科学文化素养，进而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毫无疑问，从缓解信息贫困的视角来看，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是减缓边境地区相对贫困，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物质基础的基础性工程。
（三）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有助于增强文化认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建设，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
2021年4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18]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民族工作的高度肯定。广西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崇高荣誉，与广西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密切相关。截至2020年末，广西全区共有1949个全国、自治区、市级、县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其中，按城乡区域划分，农村地区有示范乡镇（街道）、示范村（屯）、示范连队927个，城市有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022个；按单位性质划分，有机关事业单位886个，社会各行各业单位1063个。广西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立足边境一条线，2020年年末将完成在沿边一线建成100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点，形成边境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19]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20]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正如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所言，“文化共同体属于人类社会共同体中的高级形式，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共同体”。[21]广西中越边境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点，串成边境民族团结进步一条线，根本目的是以实现各民族文化的高度相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各民族的“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和历史记忆，而共同语则承载着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身份标志和历史记忆。在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多语多言是其语言生态的一大特征，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方言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建设增添民族风采的同时，也为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成了语言障碍。普通话正是在尊重各民族语言、方言差异的基础上，吸收各民族语言、方言的成分，不断丰富和发展而成，是推动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就像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从差异性角度对文化认同阐释的那样，“正是差异性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而历史的介入构成了‘真正的过去的我们’，我们不可能在不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精确地，长久地谈论‘一种文化、一种身份’”。[22]因而，广西中越边境地区高质量推广普及普通话，不仅有利于消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语言障碍，促进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承，而且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是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边境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建设的重要动力。
二、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推广普及的成绩及面临的挑战
（一）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推广普及的成绩
1．普通话普及率达92．92％，已实现基本普及
2020年广西全区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已达到85．68％，高出全国普通话普及率5．68个百分点。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课题组对地处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大新县、龙州县、凭祥市、宁明县、防城区、东兴市、靖西市、那坡县八个县（市、区）居民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9016人中，有8378人普通话水平达到了第四等级①以上，还有638人的普通话达不到交流的程度，普通话普及率达92．92％，高出全区普通话普及率7．24个百分点。从中越边境地区各县（市、区）的普通话普及率来看，八个县（市、区）的普通话普及率均超过全区普通话普及率。其中，大新县、龙州县、凭祥市、宁明县、防城区、东兴市、靖西市、那坡县分别为88．81％、87．33％、96．83％、86．81％、98．38％、94．93％、93．05％、92．79％。从职业分布来看，教师、教师以外的专业技术员、公务员、党群组织负责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普通话普及率达100％；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的操作人员、其他职业、不在业人员的普通话普及率分别为98．91％、93．63％、98．36％、99．02％、86．92％、87．28％。②如此看来，无论是从区域整体，还是职业分布来看，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普及率较高，实现了“普通话基本普及，语言交际障碍基本消除”的目标。
2．普通话技能大幅度提高，普及质量不断巩固提升
随着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普及率的提高，边境居民整体的普通话普及质量③也在不断提升。被调查居民中，“能说流利、标准的普通话”的有2251人，“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的有3813人，在会普通话总人数中占比达72．38％。其中，防城区、东兴市、大新县、龙州县、凭祥市、宁明县、靖西市、那坡县的普通话普及质量分别为86．73％、76．91％、76．78％、75．84％、59．35％、59．02％、75．69％、69．07％。从性别来看，被调研居民中男性的普通话普及质量为72．75％，而女性则为71．86％；从年龄来看，被调研居民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的普通话普及质量为79．87％，18－59周岁中青年群体的普通话普及质量为73．50％，而60岁以上被调研居民的普通话普及质量则为44．03％；从职业来看，教师、教师以外的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党群组织负责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其他职业、不在业人员的普通话普及质量分别为89．83％、90．24％、96．72％、89．89％、94．90％、93．26％、58．81％、75．55％、79．80％、49．24％、48．92％。其中，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教师以外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普通话普及质量超过了90％，党群组织负责人和教师的普通话普及质量超过了80％，接近90％，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普通话普及质量也超过了中越边境地区整体水平，分别达到了75．55％和79．80％。④
（二）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推广普及面临的挑战
总体来说，2020年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普及率达92．92％，历史性实现了“普通话基本普及，语言交际障碍基本消除”的目标，普通话普及程度和普及质量均有提升，普通话推广普及进一步夯实了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语基础，对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据调研结果显示，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推广普及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在区域、年龄、性别、职业等方面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1．普通话推广普及率面临着明显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第一，男性的普通话普及率高于女性。被调查的居民中，男性普通话普及率达94．45％，女性普通话普及率达90．84％，男性普通话普及率高出女性3．61个百分点。第二，18岁以下青少年普通话普及率远高于其他人群。被访居民中，18岁以下青少年普通话普及率达96．25％，18－59周岁年龄段（包括18岁）中青年普通话普及率达94．99％，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普通话普及率仅为61．86％，18岁以下青少年、18－59周岁中青年普通话普及率分别比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普通话普及率高出30多个百分点。⑤最后，跨境婚姻家庭主妇的普通话水平远低于其他被访居民。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嫁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266位越南妇女的调查发现，有201人的普通话水平为“达不到交流的程度”，普通话在跨境婚姻家庭越南妇女中的普及率仅为24．44％，远低于全国及中越边境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率；进一步调研发现，跨境婚姻家庭主妇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主要使用跨境语言，仅有少数人在家与子女、儿孙聊天、在单位工作、去本地医院看病或政府部门办事、外出务工时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⑥
2．普通话推广普及质量面临着显著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第一，部分区域普通话普及质量远低于整体水平。凭祥市、宁明县的普通话普及质量分别为59．35％、59．02％，比边境地区普通话普及质量的整体水平分别低13．03和13．36个百分点。第二，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普通话普及质量偏低。被调研居民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普通话普及质量为44．03％，分别比18岁以下青少年和18－59周岁中青年普通话普及质量低35．84和29．74个百分点，也比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普及质量的整体水平低23．85个百分点。第三，少数职业的普通话普及质量亟待提高。在被调研居民中，尽管大部分职业群体的普通话普及质量较高，但其他职业、不在业人员的普通话普及质量仅为49．24％、48．92％，分别比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整体水平低23．14和23．46个百分点。其四，跨境婚姻家庭主妇普通话普及质量极低。在针对跨境婚姻家庭成员的调查发现，跨境婚姻家庭主妇不仅普通话普及率不高，且普及质量也非常低，普通话水平达到“能说流利、标准的普通话”“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两个等级的人数仅有21人，占7．90％，提升普及率与普及质量的任务较为艰巨。⑦
三、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的思路与举措
新时期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应坚持“分类施策”的原则，聚焦重点区域、人群，按照“聚焦重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的新时代推普方针，扎实推进“两工程、两计划”⑧实施，强化提升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普及程度与普及质量，以充分发挥普通话在促进边民就业、改善民生，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增强文化认同，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积极作用。
（一）加大边境地区老年人与跨境婚姻家庭主妇普通话普及力度，推动普通话全面普及
当前，广西中越边境地区60岁以下的中青少年群体普通话普及率很高，已实现基本普及，但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跨境婚姻家庭主妇（大部分越南妇女处于中老年龄段）普通话普及率并不高，甚至绝大多数不会讲普通话、不会写汉字。这两部分人群属于农村留守群体即“386199”部队（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群体）的主体，也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以老年群体和越南妇女日常生活为抓手，开展普通话学习进社区、进村屯、进家庭的宣传活动，打造沉浸式学习的氛围和条件，是加大这部分人群普通话推广普及的优先选择。一是充分发挥社区、村屯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普通话学习进社区、进村屯，推动老年人和跨境婚姻家庭妇女群体普通话学习的全覆盖。可通过举办绕口令表演、经典诵读、歌舞表演、汉字听写比赛、书法绘画展示、童心说书（讲中华民族文化的故事、党的故事等）等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吸引老年群体和越南妇女对普通话的关注；进而结合日常生活需要，通过多样化普通话宣传海报、志愿者语言教学课堂、语言运用微课堂、推送生活服务上门等宣传教育方式，加深他们对普通话的了解，让他们感知到普通话学习“有意思、有用处、很容易”，进而积极主动学普通话、讲普通话。二是充分发挥“小手拉大手”的作用，推动普通话学习进家庭，营造浓厚的普通话学习的家庭氛围，鼓励小学生放学在家用普通话跟家人沟通交流，以在增加这两部分群体接触普通话时间的同时，巩固提高小学生普通话学习的质量。
（二）强化提高边境地区青少年和中青年群体普通话技能，巩固提升普通话普及质量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中青少年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倾注了诸多努力，普通话已在边境地区青少年和中青年群体中基本普及，且这部分群体普通话技能也得到大幅度提高。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普通话技能与劳动者收入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劳动者普通话熟练程度越高，劳动者收入越高。[23]因此，着重巩固提升青少年和中青年居民的普通话技能，对促进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居民提升科学文化素质与就业技能，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巩固提升青少年在校学生普通话技能，为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和科学文化素养筑牢语言基础。针对0－14周岁群体，继续实施“童语同音”计划和经典润乡土计划，充分利用学校、教室、科技馆、儿童中心、青少年宫、博物馆等校内外场所，以党史国史、近现代史和改革开放史教育学习、科学文化学习、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专题教育为切入点和抓手，通过举办中华经典诵读、红色故事小讲堂、少儿故事大赛、少儿专题广播节目、写作大赛、校园情景剧比赛、主题演讲比赛等形式，从小培养少年群体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以及语言逻辑思维能力等，教育引导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针对15周岁以上的青年学生群体，可采取传统教育和新媒体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以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党史教育、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业规划教育、国防教育等为切入点和抓手，通过“青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工程”，“与人生对话”“与信仰对话”的思想教育主题活动，“向上向善好青年”评选活动、“挑战杯”竞赛和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评选、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评选活动，“青年好声音”“青年网络文明发展工程”等网络文化行动，大中专学生“三下乡”、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守护心灵，健康成长”心理健康团体辅导主题活动，“筑梦青春”大中专学生暑期就业实习行动，组织边境地区青年与内地各族青年开展互访、联谊活动等形式，强化提升青年学生群体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今后边境地区青年学生能以更加主动、自信、健康的姿态适应现代化社会、融入社会打牢共同语基础。
第二，大力发挥社会教育的作用，着力提升中青年就业群体普通话技能，以提高其就业创业的能力。可借助教育、产业、就业等救助工具手段，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利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民族团结教育基地等现有平台资源，以学校、村屯（社区）、用工单位为单元，采取家庭教育、课堂讲授、社会实践等方式，长期开展“普通话＋职业技能＋素质教育”“普通话＋文化浸染”等系列活动，并融入党史国史、近现代史和改革开放史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应急教育等内容，着力构建技能增收与文化育人相结合的普通话推广路径和模式，在促进其普通话技能与职业技能双重提升的同时，不断提高其“五个认同”的认同度，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及社会基础。
注释：
①此次调查将普通话水平分为“能说流利、标准的普通话”“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能使用普通话与人交流，但带有明显的方言和民族语口音”“基本达到交流目的”“达不到交流程度”五个等级，普通话普及率=达到第四等级（包括第四等级）以上的被调研人数/被调研的总人数×100%。
②④数据来源于“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课题的调研报告。2021年7月至2021年8月，作者组织科研团队在设计《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对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八个县（市、区）居民展开普通话水平抽样调研，其中，调查问卷的设计参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和《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情况抽样调查使用手册》等文件。调研组将被调研对象分为18岁以下青少年、18-59周岁中青年、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三大类人群；将普通话水平分为“能说流利、标准的普通话”“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能使用普通话与人交流，但带有明显的方言和民族语口音”“基本达到交流目的”“达不到交流程度”五个等级；将被访居民职业分为教师、教师以外的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党群组织负责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其他职业、不在业人员这11类。调查问卷包括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居民的基本信息，边民普通话掌握和使用情况，边民个人能力和社会融入能力等共50道题目。
③普通话普及质量是指使用普通话交流的人群中“能说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和“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的居民的占比。普通话普及质量=（“能说流利、标准的普通话”人数＋“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人数）/使用普通话交流的总人数×100%。
⑤“少年”指0-14岁周岁人群；“青年”指15-35周岁人群；“中年”指36-59周岁人群；“老年”指60周岁及以上人群。参阅《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9—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⑥⑦数据来源于“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课题的调研报告。
⑧“两工程”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两计划”包括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和经典润乡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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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方言与经济增长》,《经济学报》,2015年第2期,第1-32页.
[17]林建浩、赵子乐：《均衡发展的隐形壁垒：方言、制度与技术扩散》,《经济研究》,2017年第9期,第182-197页.
[18]习近平：《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人民日报》,2021年04月28日,第1版.
[19]《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八桂飘香、遍地花开”》,中新网广西新闻,http：//WWW.gx.Chinanews.com/sz/2020-12-02/DetaiL-ihaehｘeｑ1815070.shtml.
[20]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21]［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22]［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转引自罗刚、刘象愚.
[23]马静、刘金林：《少数民族地区推普助力脱贫攻坚的内在机理及实证分析：基于人力资本视角——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一》,《民族教育研究》,2020年第5期,第57-69页.
责任编辑：杨舒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