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语音教学新模式提升民族地区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

作者:张建民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要:提升民族地区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的培养模式使大部分教师对国家通用语言有了理性的认知和实践的体验,但未有效地关注教学能力的提升,为此,需要进行模式的创新。实践证明,依据国家通用语言的自身特点,建立起以构建声调心理表征为主导的语音教学新模式可以高效地提升民族地区教师的教学能力。对调型、调值、连读变调的准确把握,可以使教师的整体语音面貌大为改观,微格教学技能的训练则增强了教师授课的自信心。通过大小循环的结合,阶段性提升的设计,以及评估机制所产生的作用,教师的成就感也会大增。语音教学新模式适用于大规模提升民族地区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实用价值十分明显,充分体现出了语言教育理论与实践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关键词:民族地区;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模式

国家通用语言在民族地区的普及教育是增强国家认同意识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教师在其中起到了推手作用,大力提升他们国家通用语言的教学能力就成了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性举措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民族地区已经培养了相当多可以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教学的教师,但由于各民族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这方面的发展并不平衡。在西部边疆,日常用民族语言交流,有一定人口体量的语言社群中能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教学的教师还相当缺乏,面对新时代的要求,需要寻求新的方式来加速培养,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2018年以来,在经过充分调研和实践的基础上,华东师范大学的语言教育专家学者创立了以声调为突破口的语音教学新模式,用于民族地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大规模提升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的培养,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是就其区域适应性、理论与实践意义所作的多学科视角的研究和分析。

新模式的区域适应性

任何新模式的出现都是为了研究或应用所需,语音教学新模式正是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创立,它符合广大教师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的客观要求。我国各民族共使用129种语言进行交际,就语言生活状况来看,根据2009年的统计,“少数民族约有6000万人使用本民族语言,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0%以上”,[1]他们大都居住在我国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边疆和乡村地区,很多人不会说或听不懂国家通用语言,影响了教育的普及、劳动力的流动、技术的扩展和资源的配置,这是2020年前形成有些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原因之一。“通过对现有的贫困劳动力进行语言扶贫,有助于提高他们战胜贫困的能力,也有助于培养他们永久脱贫的能力”[2],但要消化这些存量,阻断乡村贫困代际传递,巩固拓展教育助力脱贫攻坚成果,民族地区急需大批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教学的教师;同时,据202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汉族占91.11%,少数民族占8.89%;和2010年相比,少数民族增长了10.26%,汉族为4.93%,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上升了0.40个百分点。[3]要解决民族地区中小学学生的增量,使他们今后成为乡村繁荣的生力军,就需要大量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教学的优质师资;另外,语文、历史、道德与法律三科在民族地区中小学已开始全面推进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教学,但据我们的调查,2018年新疆喀什地区20多万人的泽普县教师缺口就达1200多名。要去除这些迭量,从而形成全国基础教育语言使用领域的新常态,也迫切需要大规模成长起来的教师。

民族地区对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提升新模式的需求还反映在教师自身的发展上。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民族地区长期使用普通话师资培养模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这一模式非常适合我国北部、西南部民族地区会说汉语方言的教师,但对西部民族地区母语为非声调语言的教师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其突出表现为由于较少将最新的语言教育理论和研究成果应用其中,相当一部分教师语音面貌得不到有效改善。张全生、张世渊对675名教师的调查证明,“南疆维吾尔族教师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所受较高程度的教育,另一方面得益于其所从事工作的要求;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语音面貌较差是南疆维吾尔族教师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存在最普遍的问题。”[4]这反映出了南疆教师的实际状况,因为教师的教学能力主要反映在语音面貌上,它直接影响了对教师的评价。我们2018年的调研也发现,南疆泽普不能有效地用国家通用语言教学的教师存在着声调心理表征构建的缺陷,两字组变调发音偏误明显,阳平调存在着类似“石化”现象,实际上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教师岗位教学需要,这说明传统的普通话师资培养模式使大部分教师对国家通用语言有了理性的认识和实践的体验,但未能高效地提升教学能力,对民族地区来说存在着针对性和训练时效的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不足的教师绝大部分是将其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经过多轮培养,大多已成为接受性双语者,即他们基本掌握了国家通用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但交流的语言环境主要是在当地,相当一部分教师不能很好地应用于教学,也就是不能成为生成性双语者,由于他们在习得国家通用语言时受第一语言的干扰,负迁移的影响相当大,因此整体上“在双语状态下,两种语言系统都被激活并用于交流,但说话者是如何采取策略控制他们的语言系统的,是一个仍需长时间探讨的话题”[5]

现有研究证明,语言学习者青春期后在语音上要像第二语言的母语者一样表达是相当困难的,而且自身母语在大脑里的表征越强,对第二语言的干扰也越大,[6]但这并不意味着语音学习在某一方面不能突破,它取决于形成长时记忆的过程中对学习者的训练量、使用的频度和学习者的主动性。国家通用语言的音节不带声调的基本形式在410个左右,带上声调的音节在1260左右,实际上后者的规律性很强,是在前者基础上加上4个声调构成的。学习者如果有了这样的认知,十分有利于记忆,也有利于训练。2018~2019年我们在新疆泽普进行的为期8个月,共有36人参加的新模式实验,验证了这一认知对音节记忆的有效性,使相当一部分民族教师形成了长时记忆,学习成果得到了永久储存(permastore)。这说明,由于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传统的普通话师资培养模式不但需要迭代,而且更需要转型。

民族地区要提升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实际上会遇到现实的地理环境影响,采用传统培养模式难度很大。他们所生活的区域,尤其是在西部,往往高山阻隔,道路崎岖,不同人群之间相距甚远。而语言学习一是需要长时间训练,二是要营造有效的交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对民族地区教师的集中面授需花费大量财力、物力,还因为缺口太大,不能实现体量上的全覆盖。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了投资,数字通信技术得到了普及,教师都拥有了移动终端设备,使得采用以碎片化的异步线上学习为主、集中线下面授为辅的方式来提升他们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成为可能,这就为新模式采用信息化手段奠定了物理基础,它可以大规模地培养相关教师,从而将全国各地的优质教学资源及时而有效地传递到民族地区。

综上所述,为适应新时期民族地区语言教育的发展,适应体量大、时间紧、实效性强的要求,改变传统普通话师资培养模式,形成适合区域性需求的大规模国家通用语言师资培养新模式具有现实意义,而语音教学新模式的实践成果就满足了这样的需求。

新模式的理论阐释

对培养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提升模式的创新实质上是一种教育方法的转变,它涉及问题的针对性和使用的方式两个方面。语音教学新模式之所以可以有效地解决民族地区多年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之上的。

民族地区相当多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达不到二乙,新模式从调研入手,依据理论判断出声调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将它作为突破口,有效地带动了新模式的运作。这是因为教师授课主要是通过语音进行编码来传递教学信息的,教学目的是否达到,取决于学生解码的准确率。新模式对声调的强调,是要说明教师要让学生听懂自己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授课,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语音面貌,教师教学时产生的语音偏误,会导致学生误解或不能理解,从而产生教与学双方在认知上的差异,难以达到教学目的。因为在听课时,学生会用已具有的有关语流中和词相关的音节线索去将连续的语音信号转化成离散的词的序列,也就是说,当人们接收到一个听觉信号的时候,就会去搜寻心理词典,对语流进行切割,而在声调语言中声调自身是判断一个音节成立的线索,[7]对于国家通用语言的声调来说,它也基本上是确定声学信息和音节标准的。事实上,国内学者对此早有认识,林焘就认为,“声调可以说是汉语语音结构中最敏感的成分,只要把声调读准,即使是zh,ch,sh,r的舌头没有翘起来,或是yu的嘴唇没有圆起来,听起来仍旧是相当流利的汉语。可见,在学习汉语语音基本结构阶段,声调教学比声母和韵母教学更为重要一些,但是,确实也更难一些。”[8]因此,新模式为了破解难题,将声调作为训练的抓手,以此解决声调发音偏误问题,从而带动民族地区教师国家通用语言语音面貌的改善,提升他们的教学能力,其依据就来自于此。

要纠正声调的发音偏误,首先就要增强民族地区教师对国家通用语言的声调心理表征训练,这就需要在认知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可以说它成了新模式的首要任务。从人的认知来说,心理表征实际上也就是知识表征,它有多个类型,语言是其中之一。作为心理加工对象的语言,一些民族地区的教师,在经过大学学习或多轮的培训之后,已经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语音有了陈述性的记忆,但程序性记忆却未能得到有效发展,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族的大片聚居区内,因为他们“人口均在百万以上,传统文字历史悠久,这些民族的语言除了在家庭内部、邻里亲友间使用外,还在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使用,甚至在一些邻近的或者杂居在一旧城改造的其他民族中使用”[9]。面对这样的语言生活状况,对母语是声调语言的教师来说,受母语或第一语言负迁移的影响,声调的发音会产生偏误,而对母语为非声调语言的教师来说,声调的心理表征构建要通过有规律性的反复训练,在记忆中得到存贮、组织和整合才能掌握,并最终将心理加工过程的结果在反应系统中呈现出来。从这个视角出发,新模式的针对性训练对改善教师的语音面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与声调心理表征构建密切相关的是调形和调值,它们反映出音高和声学轮廓上的差异。声调是依靠基频变化来体现自己作为一种超音段音位的作用的。据我们的调查,在母语为非声调语言的维吾尔族教师中,发音出现偏误率最大的是在阳平调和上声调上。这是由于阴平是高平调,其基频比阳平调和上声调高得多,阳平是中升调、上声是降升调,由于有共同的成分,在听感上阳平和上声相当接近。[10]也就是说,声学意义上阴平和上声构成了大偏差对,阳平和上声构成了小偏差对,加上上声的低降部分很短促,使学习者对小偏差对的发音更容易产生混淆,或是在调形、调值上飘移。而去声因是高降调,在听感上区别性相当明显,发音训练相对容易。帕丽扎提·克依木等证明,“通过辨认实验可以看出,无论是高级水平还是初级水平学习者,对汉语普通话单元音-声调组合和汉语普通话复合元音-声调的单字调辨认中,去声的辨认准确率最高。”[11]因此,在声调心理表征构建过程中,小偏差对就需要有一定量和相当的时间去训练。正因为有相应的研究成果,新模式充分考虑到了这一因素,通过语音训练资源的整合,对阳平和上声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较长时间的训练,使得效率大大提高,增加了民族教师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水平的自信心。

新模式还注意到了民族地区母语为非声调语言的教师,许多人被认为在发音上仍存在着“石化”问题。理论上,石化只是语言学习到一定时间进展缓慢或难以进展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它处在一个过程中,有一定的生理基础。但就语言系统来说,它的发生情况相当复杂,更多地发生在子系统中。对个体或部分群体学习者来说,并不是完全不可再取得进展的,通过一定量的针对性训练,它的范围是可以缩小的,所以有的研究者将语言的石化现象分为暂时性的和永久性的两种,认为前者不加以有效的引导,将形成后者。戴炜栋、牛强指出,“如果学习者能够有机会接受最优化输入(optimal input)或接触自然的目的语环境,其语言学习还是会达到另一次高峰期的。”[12]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环境在不断扩大,从新疆南部的教师实际情况来看,其“普通话水平受年龄、讲授课程及迁徙等因素的影响明显”[13]

我们在泽普也调查到,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不足的教师中青年占多数,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声调发音固定偏误问题大多是石化的前兆,也就是说,他们处于暂时性石化状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第二语言教育者因为学习者学得缓慢,持续性的低效率就对他们产生偏见,这是不合理的。将他们贴上石化或类似的标签,只能带来压力和焦虑,进一步抑制他们的学习”[14]。因此,在提升他们的教学能力时,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大量的、长期的可理解性输入,从而建立起较强的声调心理表征。当然,不改进任何学习措施,不抓紧对他们的训练,在年龄不断增长和学习量产生变化后,就有可能产生永久性的石化现象,最后将导致这些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的不足难以逆转。基于这样的理解,新模式随时都可以形成民族地区教师在这方面的学习成长记录,使其能克服对产生石化现象的焦虑感,不断化解业已形成的问题,从而使声调发音偏误率降到了最低。

以声调为先导解决问题的新模式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训练音节中存在的声母和韵母问题,以及多音节词语的连续变调和轻声、儿化等。事实上,声调作为一种超音段现象是国家通用语言音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但在实际语言交流中,它是不能脱离音节形式的。声调的训练只有结合声韵调的拼合关系,才能有助于对它的长时记忆。另外,教师声母、韵母的发音偏误也是影响其教学水平提升的因素,高莉琴指出,“汉语普通话里的唇齿音f和双唇音p维语中也有,但维语里的f常常被用来拼写外来词,在维吾尔本民族语中几乎没有用f拼写的词语。所以汉语中f声母的词,维吾尔人常常读成p辅音。”[15]新模式在实验过程中确也发现同样的情况存在,因此在内容上就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以避免理解困难。

新模式还采用了一系列的形式和方法来保障其实施,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教学设计上,新模式采用了阶段性策略。不同于传统的普通话师资培养,它每周一个学习材料,每天用不同的固定形式学习,并将大、小循环相结合,这样的设计反映了人类学习的记忆特点。毫无疑问,语言学习是一个记忆过程,从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到之后人们对记忆的大量研究都会发现,要将短时记忆变为长时记忆,需要有规律性地将学习内容反复呈现,而且要配以时间上的规则性,这样才能达到有效的学习目的。

新模式还提供多媒体的学习材料,通过听觉、视觉通道进一步增强语音信息在大脑中的储存时间。经过一定时间段的训练,在将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后,民族地区通过新模式学习的教师教学能力得到了提升和保持。这是因为长时记忆的容量和持续时间几乎是无限的,“通常我们可将长时记忆看作是个仓库,记忆中的所有事物当前没被使用,但可以提取出来……”。[16]新模式的这种设计客观上有助于民族地区教师将语音信息记录到自身大脑中高度实用而又结构良好的长时记忆网络中。通过规律性的时间设计,使得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形成思维自动化;大小循环则可以监控自己对学习内容掌握的程度,进而获得成功的元认知,避免记忆的提取失败(retrieveal failures);而每天用不同方式学习一个内容,也是为了增加注意,避免多重刺激源的干扰。[17]

新模式之所以能得到推广和应用与教育技术支撑也有着紧密联系。在物化技术方面,它借助于互联网和大数据,可以将学习者的基础数据与行为数据有效地记录下来,通过语音学习成果的诊断工具每日产生学习报告,并将民族地区教师国家通用语言语音掌握的水平程度通过GIS(地理信息系统)可视化地呈现出来,从而可以对学习者在空间上的位置与属性方面产生的数据进行挖掘,提取其中隐含的信息,识别出个体或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知识掌握程度、学习动机和态度,进而通过模型分析学习趋势,为预测、关联、聚类和决策分析提供依据,形成动态的学习评价。同时,也可以就不同民族地区教师的语音偏误状况作出分布特征的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更有效的训练内容和方式,建立起最佳的教学序列。可以说新模式充分体现了物化技术与智能技术有机结合在提升民族地区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方面的作用。

正是由于新模式在信息时代充分应用了教育技术,使其可以使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方法(mixed learning),实现了大规模提升民族地区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的目的,也契合了他们的学习风格。作为教师,他们有迫切提升自己的愿望,但在西部一些地区,他们的日常工作包括教学和社会服务两部分,可以接受面授的时间相当有限,同时个体的学习风格差异也很大,所以要通过最优化的学习方式来达到新模式所期望的结果。从几年的实践来看,将从分布式学习演变而来的混合式学习作为新模式所使用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它将传统的课堂学习和在线学习两方面的优势紧密地结合起来,整个学习过程可以有效地得到监控,从而达到预设的教学目标。

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新模式虽然利用了教育技术,但如果缺乏学习者之间,教学者和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其作用就不能充分显示出来,因此,它充分考虑了技术方面的接入通道和增加学习价值、学习者风格之间相互统一的问题,营造出一个可以随时进行国家通用语言交际的学习环境。它采用即时通讯工具,将学习者组织成各种互动群体,以此分享学习经验,助长学习信心,使得学习者之间可以实现协同进步,这就改变了教与学双方在传统上的相互关系,建立了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环境,将同步和异步有机相连,从而使新模式起到了桥梁作用,适应了线上和线下教学。这样的新模式使民族地区教师的自主语言学习能力不断得到加强,可以将内化知识通过程序性记忆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也就是说,这一模式使得个人学习和协作学习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平衡,学习群体的建立也使他们的学习有了集体归属感。

新模式的实践价值

语音教学新模式是为适应需求而产生的,但是否具有推广作用是检验其有效性的重要方面,要从这方面研究,就需要先探讨其所具有的特点。从4年来在全国民族地区的应用实践来看,它充分体现出了实用、高效、适应面宽、可复制、可拓展的特点。

实用是指新模式直接针对民族地区教师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的需求而开发,将认知心理学、第二语言教育和现代教育技术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训练有机结合,抓住了学习者的难点和痛点。新模式将教学设计成语言表达能力和学科教学能力两大模块,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语言表达能力模块着重在国家通用语言语音发音的准确性上,要求和普通话水平考试相一致,以培养他们获得教师岗位所要求的二乙及以上水平为目标,这解决了他们的上岗需求,使学习者内在的学习动机得到了有效的激发;教学能力模块将教师“五课功”中的说课、讲课与微格教学方法紧密结合,使教师能用智能技术等熟练掌握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讲授语文等学科的技能。教学的每个模块都是通过每周5天,每天1课时,持续3~4个月,这和常规的学期设置在时间上相连接,使得教师可以获得进修的学分,以激励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同时充分考虑了各地存在的时差问题,强调以碎片化的异步学习为主,使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得以充分体现。

另外,新模式的目标与学习者的需求也得到了统一,实现了价值整合,它的接受度也就显著提高。因此,它能在新疆泽普8个月内开展的新模式实验时,就将长期积累的部分暂时石化现象等问题通过强调声调心理表征建构的方式来高效解决,这说明重点突出,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由此可见,模式的设计相当专业化。

由于国家通用语言的突出特点是有声调,从这一个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设计,严格意义上来说,可以用于所有的民族地区,其适应面相当广泛,使新模式的普及性得到了保障。

而从模式实施组织来看,由于它适应从个体到群体学习,人数可以从个位数到万位数,学习的目标人群分布在国内近63%的区域中,要由一地的教育者来实施难度极大,需要全国各类学校相关工作者的协同才能实现。新模式这几年来在全国的推广,说明了其本身具有可复制性。

另外,民族地区由于民族语言所属语系不同,训练的内容要求也应有所调整,新模式为使用者留有接口,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地组合,也可以添加新的教学资源,体现了它的可拓展性。

在使用价值方面,新模式是通过实践成果来呈现的。从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对新疆泽普民族教师进行新模式的实验来看,使用之前“通过调查发现,他们语音面貌问题的具体情况为:74.14%的错误与声调相关,17.15%的错误出现在声母和韵母上面,8.71%的错误是由于错读或漏读情况造成的”[18]。在语言表达能力模块的训练时(2018年9月28日~2019年1月25日),为适合教学要求,根据当地相当多的教师还未达到语言表达能力要求的实际情况,通过不断观察实验的学习成效,改变了以往普通话师资培训的方式。培训到第二个月时,在对前期的学习成果作了充分的分析后,找出了水平提升不快的症结所在,将声调训练作为突破口,对培训内容序列做了科学的编排,从而快速而有针对性地使这些教师的语音面貌得到了改观,从始终坚持学习的30名教师中得出的数据显示,其中22人的语音面貌具有了较大的改观,变化幅度达20%以上的10人,40%以上的有5人,50%以上的有5人,70%以上的有2人。在此基础上,在学科教学能力模块训练时(2019年3月1日~2019年6月30日),使用自编的分学科教学辅导材料,进一步提高了他们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语音准确性和流利度,满足了泽普县部分小学教学的需求。这些教师通过两个阶段不间断地在线训练和一次集中面授,语言的表达能力和学科教学能力都得到了提高,有的还能用国家通用语言开设公开课,增强了他们授课的自信心。

在泽普取得试点成功的基础上,2020年抗疫的关键时刻,国内50所大学对52个未摘帽贫困县的5200名教师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在线示范培训,借鉴了这一新模式或部分方法。这次培训“有效地提升了参训教师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教学的专业技能和素养,为辐射数万名受训学员的集中在线培训的有序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19]。从这次大规模的培训成果来看,“据普通话水平模拟测试成绩对比,完成测试的学员中有42%的学员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一个等级及以上,近3000名学员达到相当于普通话二级乙等以上水平,为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培训‘补短板、锻长板’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20]

语音教学新模式之所以在实践中得到了推广,是因为它适用于民族地区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的提升,有实用价值。它的创新在于利用信息化的环境,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语言教育的实际出发构建起民族地区符合教师需求的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体系,新模式定位清晰,将学习内容和实施方式、技术支持等方面科学地融为一体,各子系统间相互链接,从而在教育助力脱贫攻坚和赋能乡村振兴中发挥了它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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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Teach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by Teacher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through a New Model of Pronunciation Teaching

ZHANG Jian min

Abstract: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teach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Putonghua ) by teacher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is essential for enhanc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also a strong demand on the part of the teachers in these areas. Previous models of teacher training have enabled the teachers to learn about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provided them with some language experience. However, they have often failed to focus on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teach the national language, which requires innovation in the teaching model. Our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new model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onal representation as the main feature that i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teacher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An accurate mastery of the tonal type, tonal value, and tone sandhi will considerably improve the overall pronunciation of the teachers, and the training on microteaching skills will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classroom teaching. In addition,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greater and lesser circulations, the design for improving teaching ability in different phases, and the influence produced by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will also enhance the teachers’ sense of achievement. Building a new model capable of greatly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teacher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to teach Putonghua has much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hich fully reveals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combination of languag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poverty-eradication projects and rur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areas; teachers; ability of teach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del

责任编辑:尹春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