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历史上，教育与技术始终相互交织，共同推动文明进步。当今时代，技术越来越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和决定国际地位的关键力量，也越来越成为推动教育变革的核心动力。厘清教育强国建设中教育与技术的互动机理，辨明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技术风险，申明教育强国的技术立场，对于技术驱动变革时代的教育强国建设具有基础性价值。从教育推动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说，教育强国的技术使命在于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从技术催生教育变革的角度来说，教育强国的技术路线在于以技术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民生保障力；以技术提高教育质量，增强人才竞争力；以技术赋能教育治理，增进社会协同力；以技术推动教育开放，扩大国际影响力。教育强国进程中，技术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技术崇拜、技术泛化、技术鸿沟、技术黑箱是教育强国建设不容忽视的技术风险。拥抱求真、向善、尚美的技术图景，以“教育化技术”强教育，以“数字文明”引领教育与技术共舞，超越冰冷的“技术化教育”和“机器化个体”，是教育强国的根本技术立场。

关键词：教育强国；技术使命；技术路线；技术风险；技术立场

人类历史上，教育与技术始终相互交织，共同推动文明进步。从语言的产生、文字的发明，到印刷术的推广、计算机的普及，再到人工智能的应用，每一次技术的重大革新都推动了教育的深度变革，但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也离不开教育的价值引领和人才支撑。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推进，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风起云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技术越来越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和决定国际地位的关键力量。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强国无一例外是技术强国，也无一例外是教育强国。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不断升级，人类的存在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将被重塑。然而，人工智能抑或神话抑或悲歌。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技术将对教育产生颠覆性影响，人工智能将开辟教育发展的新赛道，也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难得的契机；而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如果人类不能清醒地认识人工智能的另一面，任由人工智能高歌猛进，人工智能尤其是超级人工智能将是人类命运的终章。因此，在教育强国建设的征途上，不得不辩证地审思技术将把教育推向何处？教育又应把技术领向何方？教育和技术如何共同推进人类文明和福祉的进步？教育强国的技术使命、技术路线、技术风险和技术立场是什么？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关乎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命运，也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实现。

一、教育的基础性与教育强国的技术使命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科技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颠覆性技术的出现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样态，科技在世界舞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强国建设，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教育是基础。归根结底，人类技术发展走向何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基础性作用的发挥。科技支撑力是衡量教育强国建设水平的关键指标，作为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的教育，如何真正为科技发展奠基？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教育强国建设奠基科技发展的关键着力点是什么，或者说教育强国的技术使命为何。

（一）教育强技术之本：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纵观强国发展史，世界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该国高新科技的兴起，高水平科技的发展对国家强盛具有根本性和革命性支撑作用，科技制高点的占领决定了国际竞争优势。早在二百多年前，德国创立柏林洪堡大学时就确立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理念，推动了科技迅猛发展，20世纪孕育近百位诺贝尔奖得主，至今仍是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当今世界，西方国家持续加筑关键领域技术封锁链，围绕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回应时代之变、铸就强国伟业需要教育主动承担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将奠基科技强国建设作为重要价值追求。

但客观来看，我国科技创新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走上正轨，尽管近年来科技创新水平有所提高，但“后发劣势”使得知识积累相对不足，科技发展底子薄、基础弱、后劲不够、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在国际竞争中还未完全转向领跑状态。同时，我国在学科体系建设上存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科研项目滞后于科技创新需求，职普融通、产学研融合、科教融汇水平不足，与国家战略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此外，唯论文、唯帽子、唯奖项的科研评价导向，使功利主义、短期主义等痼疾难以有效破除，不利于高水平科技成果的涌现与转换。

科技创新来源于教育生产和人才创造，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在发挥教育的支撑引领作用，其关键使命在于：第一，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协同的培养机制，厚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因，筑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座”。一方面，建立纵向贯通的培养机制，通过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进阶式、一体化整体推进，激活科技创新的基因，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和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建立横向协同的培养机制，通过家校社研多主体协同，构建科技创新能力培养的立体化平台，为加快科技知识的传播与应用、提升社会公众科学素养奠定基础，营造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第二，建立产教融合、产学研一体化的高水平科技成果产出和转化机制，疏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通道。既要充分发挥教育在知识创新和技术转化中的基础作用，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持续注入教育动能，又要增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间的有机联通，促进人才合作与协同创新，以人力资本累积效应促进技术扩散的指数型增长，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的空间溢出作用。

（二）教育强技术之基：深化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人才，作为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的“最强大脑”，是强国建设最稀缺的资源，亦是原创性科技、颠覆性科技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在赢得国际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建设具有人才竞争力的教育强国，需着力培养大批具有信念坚守力、行业贡献力、国家服务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拔尖创新人才，以担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当今世界，各国围绕科技制高点和高端人才的竞争空前激烈，部分领域人才“脱钩”现象明显。我国现有教育体系对学生的创新思维挖掘不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人才储备相对匮乏。尽管我国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成绩优异，但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获得者却是凤毛麟角，“钱学森之问”依旧是教育发展之痛。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人才培养取向上重选拔轻创新、培养方式上重理论轻实践、教学内容上重知识轻能力的现象依然存在，紧张的升学压力使得学校无暇顾及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此外，早期“拔尖”并不意味着十年二十年后依然拔尖，这在对高智商青少年的追踪研究中已有科学结论。这意味着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各学段间的有效衔接，急功近利、快出人才的浮躁心态会严重破坏人才成长规律。

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是一个长周期、系统性的过程，因而需要构建贯通式、立体式培养体系。一方面，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面向全体学生，形成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甄别和成长通道，构建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识别和成长的弹性学制，使拔尖创新人才涌现。例如，设立拔尖科技创新人才招生绿色通道，提高“偏才”“怪才”进入高水平大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发挥基础教育基础性和高等教育主阵地作用。基础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点，通过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跨学科主题教学和个性化学习可以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在高等教育阶段，通过优化基础学科教育、强化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协同培养、深化产学研融合等措施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实现拔尖创新人才的可持续性培养，为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三）教育强技术之用：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指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由于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质的提升而形成的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形态。教育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先决条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根基。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世界各国都争前恐后地实施催生新产业革命的国家战略，实现技能强国的目标追求。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德国的《面向数字化知识社会的教育行动》、英国的《2020目标：发展世界一流的技能和工作》等。要想在新一轮大国博弈中胜出，就必须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形成新优势，优先发展新质生产力，赢得发展主动权。

从数量上看，我国技能人才总量已超2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26%以上，但是技能人才长期数量不足，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供给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根据相关预测，到2025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从质量上看，我国现有教育体系培养出的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创新能力与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需求存在一定差距，难以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供需错位矛盾可能更加尖锐，提高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度是题中应有之义。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创新生产力三要素，即促进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转型升级，而教育是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要素。在生产力三要素中，人是最关键的因素，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核心力量。因此，教育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高素质劳动者，进而实现对新质生产力全要素的赋能。在劳动对象方面，新质生产力最需要的是具有高附加值的新质知识生产，知识创新与转化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教育是知识再生产的重要手段，通过对知识进行多维链接和结构重组，创新理念和创新知识就会涌现出来，进而扩展为劳动对象的新认知。在劳动资料方面，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学研协同，加快劳动资料的智能化升级。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通过有组织科研和产学研深度融合，可以推动建立数据库、虚拟实验室、计算中心等以高阶思维和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劳动资料，为劳动者提供先进工具，提升生产效率，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创新动力。

二、技术的革命性与教育强国的技术路线

纵观教育发展史，技术总是与教育天然耦合，教育承载着推动技术创新的使命，技术又反过来成为影响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尽管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教育强国指数在全球排名第21位，但与教育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一场更具颠覆性的社会变革，必将对教育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教育强国建设而言，我国作为后发型国家，技术何以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甚至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是重要议题。

（一）技术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民生保障力

公平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民生保障力是衡量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指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然而，当前城乡、区域、校际及群体间的教育资源占有仍存在差距，农村学校在硬件设施、师资力量和课程资源等方面相对薄弱。此外，在大班额教学中，教师难以兼顾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特殊群体的教育权益也难以得到充分保障。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深度应用为教育公平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教育强国建设应以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抓手，破解教育公平的难点痛点问题，全面促进教育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让学生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提升教育的民生保障力。

教育起点公平的关键在于入学机会与资源获取的公平。数字技术以其低成本、易传播、可复制、高效率的特性能够突破时空限制，以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方式有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弥合区域、城乡、校际教育差距，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2025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发布的《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显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汇集中小学资源11万余条，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1.13万余门，高等教育优质在线课程3.1万门。伴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持续迭代与优化，优质教育资源正在由“规模化覆盖”向“智能化定制”加速转变，推动教育资源供给从普及化到个性化的跃迁，进一步促进教育起点公平向“有教无类”的理想状态迈进。教育过程公平更关注学习者是否有公平的机会参与课堂表达、师生互动等教育过程。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可以全面采集学习者学情数据，对学习者进行“千人千面式”的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指导，为大规模“因材施教”提供了支持之道。此外，信息技术能够做到价值悬置，不会因学生的学业成绩、家庭出身、性别样貌、性格特点而主观偏爱，消解传统“人为偏见”造成的不公，以其“冰冷的无态度”真正实现“一视同仁”。教育结果公平的目标是使各阶段受教育者能够达到与其自身潜能相应的预期发展，按照《纲要》“推进信息技术赋能考试评价改革”的要求，以数据驱动教育评价是实现教育结果公平的有效手段。利用知识图谱、模型建构、画像技术等手段，可以实现对学生认知水平、学习能力、情绪状态等方面的记录和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出的集体智慧评估模型（CIME）更是提高了形成性评价的精确度与可靠性。综合运用上述技术手段，有助于教师全面把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现实样态和发展趋势，同时为过程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保障教育结果的公平。

（二）技术提高教育质量：增强人才竞争力

提高教育质量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任务，是增强人才竞争力的关键环节。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然而，当前教育管理模式、教育方法、教育评价等未能与教育理念齐头并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加剧了人才数量不足、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数字技术为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新的突破口，对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增强人才竞争力具有革命性意义。

一是以技术促进个性化自主学习，强化学生的自主探究与创造能力。依托多模态数据感知与融合技术分析、学习参与度识别、知识图谱等技术构建学习者模型，能够精准表征学习者的知识水平、认知发展和学习风格，并为学习者推荐针对性的学习资源和精准化的学习路径，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发展需求，突破传统教学的平均主义思维。例如，德国已有团队搭建了新型AI物理辅助学习平台，教师可通过预设任务与大语言模型互动，为学生生成多类型学习支架，支持学生认知和元认知自主调节。二是以技术推动智能化课堂教学，推动人才培养由知识传授向能力图谱转化。在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深度学习算法等技术赋能下，教师得以优化教学媒介和工具，整合优质教学资源，创设情境化教学环境，开展跨学科教学。在此基础上，推动学生的知识建构和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针对能力超常的学生，利用技术手段创新知识表征形态，可以激发其探索新知识的内在动力，达成一种“不封顶”的“一体化”教育模式，推动创新人才的“优势发展”。三是强化教育领域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推动专用大模型在教学场景中的深度应用，推动形成覆盖不同学习阶段、回应个性化学习需求的数字教育服务与产品。当前，中小学科学教育智能导师、智慧学伴、智能语伴等人工智能应用已初步构建起“师—机—生”的协同互动模式，这有助于提高学生高阶思维与综合能力的发展，为未来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

（三）技术赋能教育治理：增进社会协同力

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强化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协同作用，发挥教育治理多元主体及教育与社会发展其他子系统协同的强大合力，促进社会协同力的整体提升。数字技术作为系统协同的中介工具，能够进一步深化教育服务，为形成强大的社会协同力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我国教育治理主体协同共育不力以及教育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协同不足的问题仍较为明显，社会协同力尚未充分释放。家庭、学校、社会是教育治理三个基本主题，应是协同共育的有机整体。但当前家校合作主要依赖家长会、微信群等传统手段，存在沟通的断裂化、碎片化与单向化等问题，导致信息传递滞后或失真，削弱了家庭主体参与教育活动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由于传统教育管理的条块分割，社会教育资源存在流动性低、可及性弱、供需脱节等现象，使其服务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从教育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关系来看，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领域协同发力和系统支持。然而，业已存在的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需求错位、高校专业调整相对滞后、结构性就业矛盾频发等问题表明，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效能有待提高，亟须构建更为有效的协同机制，提升教育治理水平和社会协同力。

伴随数字技术的持续演进，技术已成为教育治理的关键赋能手段。从家校社协同来看，技术为促进家校社协同共育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利于发挥“1+1+1＞3”的倍增效应。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教育系统能够及时捕捉家长多元化教育需求，自适应推送个性化家庭教育信息，针对性开展数字化家庭教育指导，推动家庭教育服务精准化、普惠化开展。社会组织亦可借助技术手段提高教育资源的可及性，拓展优质教育资源辐射范围，为家校社协同共育的有效推进提供资源支持与平台保障。从教育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关系来看，数字技术可以有力促进教育与社会各系统的协同互动。面对不同主体价值取向的差异，数字技术有助于打破传统教育系统壁垒，促使教育发展从“校内供给”向“开放协作”转变，释放教育对文化传播与价值引领功能的放大效应，为教育强国建设凝聚价值共识。通过实时数据共享与反馈调节机制，促使教育系统有效对接经济结构与产业变革需求，推进科教融汇与产教融合，实现人才培养规格的动态校准，从而化解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实现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

（四）技术推动教育开放：扩大国际影响力

从国际比较分析的结果看，教育强国的“强”还指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竞争优势，即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之强。当前，全球化与技术革命深度交织，技术正成为推动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驱动要素，也是国家在国际教育竞争与合作中彰显话语权与影响力的重要支撑。在此背景下，以技术赋能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提升国家教育软实力的战略选择，也是实现由“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内在诉求。

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相比发达国家，我国面临国际化人才不充足、顶尖学科优势不突出、国际话语权还需提高的困境。在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也较为有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局面尚未形成，国际影响力有待扩大。2025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IMD）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在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69个经济体之中，我国竞争力排在第16位，其中教育指标排名仅在第28位，这反映出我国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尚未充分释放。此外，在教育研究层面，本土教育经验的国际传播力度不足，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仍存有刻板印象。

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通过数字技术加强与世界其他强国的深度合作，推动教育资源、经验与价值理念的双向流动是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在“引进来”的过程中，根据我国国情、校情和生情的实际需要，依托数字化平台积极引进世界一流教育资源、科研成果和创新要素，优化教育供给，提升我国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抓住国际传播关键，运用数字叙事和平台传播方式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传播中国教育声音，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将我国建设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教育力量。依托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国家教育数字化大数据中心等载体，深化与国际组织在政策制定、标准与评估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多边合作，推动新兴技术共创、资源平台共建与数字成果共享。与部分西方国家推行“话语霸权”隐蔽输出价值观念不同，中国更加重视以“问题导向”推动教育实践变革，主动提供兼具针对性与实效性的教育智慧、教育经验与教学实践，为“世界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方案”，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教育支撑。

三、技术的两面性与教育强国的技术风险

技术的进步对于教育强国建设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不论是以技术强教育，还是以教育强技术，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技术的两面性，教育强国有可能走向“技术主义”路线，甚至走向“技术至上”的误区。警惕技术不仅是“为人的”，同时也是“人为的”，个体认知能力的绝对性和主观性决定技术的局限性和伦理性。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既要拥抱技术，也要促进技术发展，更要审视技术的风险。

（一）技术崇拜：教育价值理性的式微

不论是以教育强技术的根基，还是以技术赋能教育强国建设，如果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局限性认识不清，便将陷入技术盲目崇拜的窠臼。技术盲目崇拜的价值取向会导致教育者在追求技术效能的过程中忽视教育的本质和人文关怀，引发价值理性衰弱的风险，这集中表现为工具理性的盛行。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马克斯·霍克海默（Horkheimer，M.）认为，“工具理性”主要关心为实现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自明的目的之手段的适用性，目的本身是否合乎理性几乎不重要。人工智能时代肆意存在的工具理性，使得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可以诉诸技术的看法越来越多地占据人的心理空间。在教育领域，工具理性倾向表现为将技术视为解决教育问题的唯一工具，忽视了教育活动的人文属性和价值导向，以至于教育决策和教学方法使用中出现了唯数据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至此，技术不再是服务教育的辅助工具，而是成为目标本身，成为兰登·温纳（Winner，L.）所提出的“反向适应”。教育者对技术的过分依赖可能会固化工具视角，形成“技术万能”的偏见，使教育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问题简化为单纯的技术问题，忽略了育人为本的教育价值。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活动，培养具有创新思维、批判意识和人文素养的数字原住民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智能技术应用固然可以精准跟踪与量化分析学生的学习轨迹、兴趣偏好和学业水平，但难以捕捉学生的情感需求，难以评估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同时数字化、精准化、即时性的技术支撑反而会使个体陷入目标反噬的优绩主义陷阱，过度依赖技术工具的学习方式也会抑制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自主意识的形成。最终，教育所蕴含的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价值理性逐渐消解，有关技术使用的责任伦理意识逐渐淡薄。教育强国建设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不能任由工具理性肆意蔓延，衡量教育强国建设水平的根本尺度在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而非“技术化”的教育和“机械化”的个体。

（二）技术泛化：教育与教育者主体性的抑制

技术扩张的强大力量使得教育不能再抵抗对技术的使用，但在某种程度上，过度的技术泛化却背离人们初衷，偏离预设轨道，与教育系统产生了“不良反应”，出现技术泛化与教育生态不适配的问题，这主要有以下表现。其一是技术泛化对教育主体性的抑制。当前，涌入教育领域的诸多技术产品，如智能机器人、ChatGPT、DeepSeek等，尽管具有一定的辅助教学功能，但其本质上是在商业动机驱动下开发的通用型智能工具，并非基于教育规律量身打造，这引发了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主体性的省思。教育的主体性是教育的本质特征，程序化、标准化、信息化的数字技术本质上难以承载创造性、生成性、动态交互性的教育活动。伴随技术更新持续加快，花样百出的技术形式、交叉冗杂的技术平台、种类繁多的技术应用使得技术工具虽充斥于课堂之上，却早已陷入“表面数字化”的陷阱，消解了教育活动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其二是技术泛化对教育者主体性的抑制。技术进入教育领域后，教育主体理应成为技术的服务主体。然而，数字技术以其预设的规则和协议直接“规训”个体行为，“促逼”个体在技术限定的关系中生存，抑制了个体发挥主动性的空间。此外，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提供的答案是有限的，但主体的思想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技术泛化可能会导致教育者思想的同质化，削弱其原本蕴含着创造力的主体性。与此同时，技术泛化还意味着额外技术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增加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是教师承受的双重负担，潜在剥夺着主体自由。最终，技术不仅没有解放主体，反而将主体限制在数据“座架”之中，带来了更多的限制和负担。

（三）技术鸿沟：教育不公的隐性扩大

由于技术与资本存在隐性共谋机制，技术创新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技术不平等，在教育领域带来数字鸿沟的风险。一是技术接入鸿沟引发资源垄断下的公平困境。不同于传统的赋权理论，技术赋权往往绕过了社会公益和教育公平，将教育技术的发展转向资本逻辑。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谁掌握了技术，谁就拥有权力”的观念使得核心技术常被少数发达国家或大型科技企业垄断，将教育技术的发展路径锁定在资本的需求之上，以获取超额利润。这使资源丰富者获益更多，而资源不足者处于更不利的位置，加剧了技术占有的“马太效应”。正如亨利·柏格森（Bergson，H.）所言，“技术制造了新需求，但它却不屑于满足大多数人的旧需求”。技术以大数据为生产力，通过算法进行预训练后转化为有用的教育资源，形成资源供应市场。但受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优质的教育资源总是向经济发达地区汇集，知识付费、技术壁垒、信息孤岛等技术垄断现象导致资源贫乏地区（尤其是偏远乡村）的学校，难以获得优质的数字化教育资源。二是技术使用鸿沟引发素养差异下的公平困境。“使用鸿沟”是指在使用数字技术时产生的差异，具体包括技术使用的时间和频率、使用网络应用的数量和类型、是否充分或创造性使用等，其背后与个体数字素养息息相关。相比技术接入鸿沟，技术使用鸿沟的存在更为隐蔽。即便占有了数字资源，若相关主体的数字素养有限，也难以有效运用，反而会扩大技术鸿沟，导致个体发展的不公。人工智能时代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资源的时代，智力资本作为独特的生产要素取代人力资本，成为资源和财富的首要表现。技术变革带来的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数字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也是不断积累数字资产，强化教育竞争力的过程。因此，技术使用鸿沟的出现无疑会带来人才培养的分化，影响整体教育质量的提高，不利于教育竞争力的形成。

（四）技术黑箱：教育“技术化”与教育性考察的缺失

技术黑箱是指技术内部的结构层次、结构形成的过程及技术整体的演化机制被遮蔽起来。随着技术发展的迭代更新，技术研发者掌握的专业知识具有排他性，技术使用者难以洞察技术的运作原理，教育领域中的技术应用出现“教育性考察”的缺失。第一，技术研发先天的“教育学缺位”。技术黑箱本质上反映了技术生产过程中学科知识体系的断裂，由于技术研发主体专业背景多为理工科，很难将教育学、心理学及伦理学等社科知识嵌入技术研发流程中，导致部分教育产品的设计难以契合教育实践的内在规律和价值取向。此外，进入教育领域的技术产品并未经过教育系统的严格审查，对于技术产品的教育属性和伦理风险缺乏考量，暴露了技术研发过程中“教育学缺位”。第二，技术应用后天的“教育性缺失”。从用户层面来说，技术使用者因“技术黑箱”可能陷入信任危机与决策失误。教育者一般难以接触到技术研发过程，同时因缺少解释性的指导手册，对技术背后复杂的内部逻辑，如教育大数据采集机制、数据处理机制、算法修改机制、隐性偏见影响机制等，更是难以洞察。信息不对称使得使用者对技术结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当算法推荐存在偏见或设计不当时，教育者甚至会被引向错误的教育决策。此外，如果披露的算法信息超过教育者能理解、可接受的范围，反而可能造成信息过载，影响其对技术工具的有效认知。因此，现实情境中，学校大多会选择仰仗专业技术人员的支撑与帮助维持教学工作的信息化，但也可能出现“人走茶凉”的局面。对于教育强国来说，教育者应充分理解和监督数据处理逻辑与决策路径，确保技术始终服务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目的。

四、拥抱真善美的技术图景：教育强国的技术立场

科技革命催动教育变革，教育变革助推科技发展，是世界教育强国的共同特征。作为实现教育强国战略的关键支点，技术不应仅是外在的工具手段，更应内化为属于教育理念与实践的有机组成。教育不应仅是技术应用的场域，更是规范与引领技术发展、塑造技术价值的关键路径。技术作为核心动力的教育变革时代，如果没有合理的技术立场，教育强国建设可能陷入新的“技术误区”，教育与技术的发展都将可能偏离个体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旨归。

（一）技术求真：以“教育化技术”强教育

求真主要涉及正确与否的问题。无论技术表现为器物形态、操作程序还是方法理念，因涉及具体的改造过程，必然要与被改造之物的属性保持一致，也只有那些遵循应用领域和对象逻辑的技术才能促进该领域和对象的快速发展。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培养人为直接目的的社会活动，决定了外缘性技术介入不能简单照搬市场逻辑，只有经过“教育化”的转换，才能真正服务于育人使命和强国建设。

人类创造和改造工具就是使工具适应人的需要，当技术为了满足人类教育需要而改变和发展时，就出现教育化技术。教育化技术是从教育理论的视角出发审视技术的教育价值。技术作为外源性力量，其初始逻辑往往嵌套于工业生产、商业资本等非教育领域的体系之中，未必天然契合“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因此，技术进入教育领域，必须完成由“资本”价值到“人本”价值的转换。这种转换要求利益相关者以教育价值为引领，增强对信息加工理论、认知负荷理论、个体差异理论等教育理论的科学理解。在此基础上，将发展性、适应性、伦理性等教育性原则植入技术物，使技术的运行逻辑与教育的价值逻辑相协调。教育化技术最终能否在教育实践中发挥增强效应，主要取决于教育主体的选择。明乎此，增强技术与教育行动者的价值协同和合作，发挥技术实践的教育性意义也至关重要。

技术功能是教育价值的外在体现，是从技术实践的视角出发，增强教育化技术的服务属性。当前，以“效益导向”为主的科技创新模式，强调技术的速度、规模与成本优化，忽视了教育的价值追求和人本关怀。因此，亟须推动技术创新逻辑向“教育服务”转型，重构技术的设计逻辑与应用路径，使其真正服务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具体而言，教育领域的技术不仅要满足资源整合、知识传递的功能，还应将育人目标的导向性、教育对象的适应性、教育场景的匹配性嵌入技术物，完善技术在联结学生经验、个体情绪感知、知识深层次生成、人机互动的教育性表达等方面的功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挖掘学生创新潜能，促进学生完整全面地发展，真正实现技术的育人功能。目前，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院已经开设语言技术赋能教育者课程，将教育技术开发者、教育研究者与一线教师紧密连接，通过课堂讨论与合作研发的方式解决教育化技术的问题。

通过实现内在教育价值与外在教育功能的统一，技术方能从外在工具转化为内生力量，与教育深度联结，实现技术为教育所用。唯有如此，技术才能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发挥战略性作用，实现“以技术强教育”的发展愿景。

（二）技术向善：以“数字文明”引领教育与技术共舞

人类因教育而文明，教育因科技而发展。技术向善作为一种规范性理念，强调技术发展应超越工具理性逻辑，在追求效率和创新的同时，回应人类尊严、平等与幸福等基本价值，这也是技术创新的道德底线。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全球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社会、经济的全方位塑造，催生了一种社会整体文明新样态——数字文明，蕴含着以人为本、向善、幸福、尊重的时代特征。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直至今日的数字文明，人类文明的每一次演进都与教育相辅相成。步入数字文明时代，教育承担着发展人类智识、促进文明进步、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使命。

数字文明涉及数字思维、数字交往和数字文化等关键要素。其中，数字思维是技术向善的认知基础。技术在改变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重塑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在此背景下，教育必须致力于培养学习者具备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数字思维能力。通过构建系统性的数字素养教育体系，促使学习者形成创新、开放、共享、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数字思维，成长为具有主体意识、创新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数字公民。数字交往是技术向善的社会基础。技术重构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方式，良好的数字交往生态不仅有赖于个体数字素养的提升，也需要更大范围内合作机制的支撑。通过推动数据共享破除数字垄断、深化国际合作消弭数字鸿沟、强化多边对话遏制数字霸权，实现公平、有序、互信的数字交往生态。数字文化是技术向善的价值载体。在技术深度融入教育的背景下，新的文化样态与价值结构逐步生成，但同时也潜藏着内容同质化、价值失衡、泛娱乐化等风险。因此，教育需承担起价值引导的责任，使教育主体在多元复杂的技术环境中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与文化认同。

技术向新，更要向善。技术向善的实现并非自然发生，需要教育在技术治理中发挥规范与引导作用，最终以数字文明为方向引领，实现教育与技术协同共生，共向人类福祉。

（三）技术尚美：超越冰冷的“技术化教育”和“机器化个体”

技术因人创造，既蕴含物性之精，也承载人性之美。只有融合物性与人性的“真”、承载着“善”的技术，才能与人各美其美，最终达到人技协同的美美与共。技术在教育中的实践理应带来美的愉悦感受，然而，现实中技术并没有完全将师生从传统教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教育的程序化和人为物所役，是受技术压抑的新问题。

随着技术的发展，教育总是在被“化”的路上，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如此等等。随着ChatGPT、Sora、DeepSeek等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人类对人工智能的开发更为成熟，教育更是越来越被“技术化”了。然而，目前还无法在事实上推导出数字技术必然促进教育进步、促进美好生活与社会文明的结论。国际上已有的大量准实验研究结果也揭示，技术总体上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令人激动的应用效果，更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教育形态。教育是人类自身再生产和再创造的活动，不属于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技术在教育领域影响甚微，难以取得在物质生产领域里同样的辉煌成就。对技术的过分崇拜需要回归具有生命力的审美与艺术世界中。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浪漫主义是对机械理性主义的批判与修正。约翰·特雷希（Tresch，J.）提出的“机器浪漫主义”表明，技术并非与人性对立，而是以一种与人性和自然相关联的创造性的方式相伴相生，通过联结人性的“浪漫”和机器的“理性”可以实现潜在人性和自由。因此，在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更需要教育者拥有审美判断和人文关怀，决定技术“进场”的时机、方式、边界与限度，将技术转化为传递爱、激发创造、唤醒生命的媒介，使其成为具有浪漫气质、润泽人心的教育力量。

“美”同人的存在密不可分，是实践活动中所实现的“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教育不仅是认知建构的过程，更是培养完整人格、激发主体自觉的审美过程。然而，智能化穿戴设备、可植入设备、增强智能技术可以使人具备超越自然生命的力量，具备生物人无法达到的行动能力，但也使人在功能上越来越像机器。技术赋能过程中，人的思维过程逐渐惰化，依赖于技术的操作程序，更变得像机器般仅仅传递信息。诚如马丁·海德格尔（Herdegger，M.）所言，只有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才可以摆脱它们。在技术时代，教育者应始终保持“技术自觉”，时常反思、判断、选择与改造技术对自身及他人发展带来的影响，理性审视技术可能带来的隐私侵犯、信息茧房、过滤气泡等负面影响，实现“善假于物”而非“为物所累”，守护人之为人、人类之为人类、教育之为教育的根本。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Technical Logic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FanYongfeng XieDingxiang

Abstract: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have always been intertwined and jointly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In today’s era,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key force that affects the global landscape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t is also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educational reform. Clarifying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identifying the technological risk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and stating the technological stance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are of fundamental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technology-driven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promoting technology, the technological mission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is to support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stimulate the innovative cultivation of top talent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stimulating educational reform, the technological route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is to promote educational equity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security with technology; to improve education quality and enhance talent competitiveness with technology; to empower educational governance and enhance social synergy with technology; and to promote educational openness and exp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with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Technology worship, technology overgeneralization, technology gap, and technological black boxes are technological risk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Embracing the technological vision of truth-seeking, goodness, and beauty,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with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eading the harmonious intera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with “digital civilization”, and transcending cold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and “mechanized individuals” are the fundamental technological positions for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Key words: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technological mission; technological route; technological risk; technological stance

初审：黄华强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