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循证范式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虽然蕴含提升研究科学性与实践效能的巨大潜力，但在复杂多元的教育场域遇到了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张力。对“证据”概念的存在基础与认识论辨析，揭示了主流循证路径在应对教育现实复杂性、证据界定窄化及价值中立幻象等方面的内在局限。为寻求超越，一种以“问题驱动”为核心原则、旨在重构批判性循证范式的建构思路得以系统阐发。其核心在于：将对教育实践中“真问题”的深度诊断与批判性理论框架构建确立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主张拓展证据的多元形态，以适切性为核心对多源信息进行综合与融贯性理解；致力于知识的有效转化与行动的审慎构想，以生成情境化的实践智慧。实现此种研究范式的方法论自觉与本土化深耕，对中国教育研究提升其解释本土复杂教育现象的理论能力、增强其服务国家战略与引领教育变革的实践效能，乃至最终形塑具有中国特色与世界影响力的学术话语体系，具有关键的理论与战略意义。
关键词：教育研究；循证范式；批判性方法论；问题驱动；方法论自觉
循证范式（evidence-based paradigm）作为一种旨在提升决策科学性与实践有效性的研究取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医学领域逐步扩展至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等多个领域，并获得了广泛关注，逐步演变为“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的跨领域方法论进路。其核心主张在于强调任何专业决策和实践行为都应基于当前可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通过系统性地收集、评价和运用高质量的证据来改进实践效果，从而弥合研究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与医学领域以支持医师专业判断为核心的循证实践不同，在我国制度安排下，教育领域的循证研究常兼具决策支持、项目评估和改进功能，教育者的专业裁量更多在课程标准与组织规制的边界内展开。循证范式的应用克服了传统教育研究知识生产的碎片化、证据结构的不可通约，以及研究成果对教育实践的低适用性等问题，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与政策可用性，为提高教育研究的严谨性与效能注入了新的活力，亦被视为推动教育决策科学化、专业化的重要途径。
然而，随着循证范式在社会科学各领域迅速拓展，其内部出现了对自身的反思。以雷·帕森（Pawson,R.）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评价”（realist evaluation）学派强调“证据应与情境匹配”；桑德拉·纳特利（Nutley,S.M.）等则关注证据如何有效转化为公共服务中的实际决策。这些反思表明，循证范式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实践推进中不断经历适应与重构，其理论谱系本身亦包含多元路径与内部张力。在此基础上，随着循证范式从其原生领域移植并应用于复杂且价值多元的教育场域，其固有张力更为凸显，并衍生出新的方法论迷思。首先，在认识论层面，循证范式内蕴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的倾向，易将复杂教育现象简化为可控变量的线性关系，进而遮蔽教育活动中那些难以量化但至关重要的文化、伦理与情感维度。其次，在方法论层面，对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s）等特定研究设计的高度推崇，可能导致对质性研究、案例研究以及行动研究等其他传统方法论的贬抑或忽视，窄化了“有效证据”的来源与形态，难以全面捕捉教育过程的丰富性与情境性。最后，在实践层面，循证范式所强调的“最佳证据”往往追求普适性结论。但在具体的、动态生成的教育实践情境中，如何实现标准化证据与个性化需求的有效结合，避免“情境剥离”式的机械应用，始终是循证范式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更为根本的是，教育本身是一种价值负载的实践活动，何种证据被视为“优质”、何种问题值得研究、研究结果如何被解释与应用等，均无法摆脱特定价值立场、权力关系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循证范式所宣称的价值中立在教育领域往往只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幻象。这些内在张力使得循证范式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应用，若缺乏批判性的反思与本土化的调适，则可能陷入新的方法论迷思，甚至固化某些既有的认知与实践偏差。
正是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主张，若要充分释放循证范式的积极潜能，同时有效规避其潜在风险，关键在于实现一种从“方法中心”向“问题驱动”的根本转向，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批判性的方法论路径。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指“问题”，并不限于教育实践中的现场困境，也包括认知机制、价值结构与理论范畴中的系统性问题，具有跨学科、跨范式的广义指向性。本研究并不意图否定或取代其他教育研究范式。教育研究的复杂性决定了范式多元并存的必要性。“问题驱动的批判性循证范式”旨在对循证逻辑进行方向性的重构，以回应其在特定类型问题上所面临的适应性挑战，而非主张方法论上的统一化趋势。本研究提出的建构路径应理解为一种“策略性增强”，其价值在于丰富方法谱系，强化问题适配，而非颠覆现有体系。通过一种问题驱动的批判性方法论建构，我们期望能够超越当前循证范式应用中的表层化与简单化倾向，使其真正成为深化教育认识、赋能教育实践、促进教育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有力工具，从而更有效地回应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呼唤。
一、循证范式的价值承诺：迈向科学性、有效性与实践性的教育研究
循证范式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革新专业实践、提升决策理性的殷切期望。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循证范式逐渐影响到教育等多个领域，其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方法论层面，更深刻触及了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知识生产的权力结构。理解循证范式的核心主张及其内在价值趋向，是构建一种更具适应性与批判性的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前提。
（一）循证范式的科学性承诺：构筑规范性的知识积累体系
循证范式强调通过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推动教育学科建立更为系统的知识积累机制。当循证范式应用于教育研究领域时，其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传统教育研究的偏见与主观臆断，提升研究结果的信度与效度，实现实验设计的标准化、数据采集的系统化与结果解释的透明化。因此，循证范式极力倡导运用最严格、最恰当的研究方法收集证据，尤以随机对照试验和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s）/元分析（meta-analyses）为“金标准”。
循证范式的科学化诉求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指向教育学科的知识论重构。通过不断积累来自高质量研究的可靠证据，理论上可以形成一个关于“什么在教育中有效”的、动态更新的知识库，打破传统教育研究中“碎片化叙事”与“不可通约性”困境，推动教育学从“意见林立”的局面逐步走向更具共识基础的科学形态。对科学性的追求，本质上是对教育学科身份危机的回应。相较于自然科学成熟的范式体系，教育研究长期面临“软科学”的质疑。循证范式通过引入医学、心理学等成熟学科的实证传统，试图重塑教育研究的认识论合法性。这种努力在方法论层面表现为对“可复制性”的强调。在制度层面则体现为对研究伦理审查体系的强化，以及学术期刊对方法透明度的强制要求。循证范式的技术规范与伦理规范不仅提升了单个研究的科学价值，更通过知识生产的标准化流程，构建起跨地域、跨文化的学术对话平台。简言之，循证范式正在重塑教育研究的认知图景，不仅为教育学科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工具，更重要的是确立了“证据文化”在学术共同体中的规范地位，使教育研究从个人化的经验叙事转向集体性的知识生产，从离散的局部真理迈向系统化的理论建构，为教育学的学科自主性奠定了更为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二）循证范式的有效性承诺：促进教育决策的前瞻性发展
循证范式对教育决策有效性的承诺，本质上源于其将复杂系统理论嵌入政策科学的认识论重构。为突破传统教育研究依赖个人经验、传统惯例或政治权宜的困境，循证范式主张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改进应基于对现有最佳证据的审慎考量。在应用层面，循证范式通过构建“证据生产—知识转化—决策迭代”的动态闭环，克服了传统决策模式中经验依赖与路径锁定的双重困境，使教育治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判。其转向的深层动力，在于其将教育系统重新概念化为具有非线性、涌现性与自适应特征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在此框架下，决策有效性的内涵不再局限于即时问题的解决效率，而是扩展至对系统演化轨迹的预测能力与干预精准度。因此，有效性承诺体现为教育决策从“有限理性”向“扩展理性”的认知升级。传统决策受制于赫伯特·西蒙（Simon,H.A.）所言的“有限理性”约束，往往陷入局部最优解的选择困境。循证范式将研究证据置于决策过程的核心，推动知识有效积累，构建起跨越时空情境的证据整合框架，使决策者能够突破个体经验的认知边界，在更宏大的数据景观中识别教育干预的稳健性效应（robust effect）。其本质是将分散的实践智慧转化为结构化的决策知识库，通过证据权重的量化评估，为政策选择提供概率化的效益预测。在此过程中，决策理性从基于有限信息的“满意原则”转向依托全证据链的“最优逼近”，决策过程本身则演变为持续逼近教育系统真实状态的学习过程。
（三）循证范式的实践性承诺：架设研究与理论的沟通桥梁
循证范式的实践性承诺，指向教育学科独特的方法论自觉。当传统教育研究仍停留于“解释世界”的旁观者角色时，循证范式转向“改造世界”的介入性实践，为教育学科的范式革命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坐标。它既非将实践简化为理论的注脚，也不把理论降格为操作手册，而是将知识生产从单向度的理论推演或经验归纳，转向“研究—实践—理论”的三维辩证运动，使教育知识生产真正成为连接“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桥梁。循证研究的认识论转向打破了传统研究中“纯理论建构”与“技术性应用”的二元对立，但其非简单强调研究的应用导向，而是通过建立“实践情境化”与“理论抽象化”的动态辩证关系，消解教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知行鸿沟”。其核心机制在于发展具有双向解释力的中间理论（meso-theory），使具体实践中的经验证据能够系统化地反哺理论建构，使教育理论得以在具体情境中接受经验检验并实现自我迭代，同时确保理论框架具备指导实践的解释效度与预测能力。在此框架下，教育实践重新定义为理论生成的实验场域，每一具体教育情境中的干预措施，本质上都是对潜在理论假设的实证检验；而理论模型的修正，则必须通过系统收集多情境下的实践证据完成。循证范式的“双向验证”使教育知识体系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泛性，又超越了碎片化经验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循证范式之所以迅速扩展至教育研究领域，其现实动因不仅在于其方法论自成体系，更关键在于它回应了教育研究长期存在的深层困境。传统教育研究常陷于理论繁复却难以落地或实践经验丰富却缺乏方法论规范的困境，难以建立起对“什么有效”进行累积性探索的证据框架。循证范式通过引入标准化研究程序与系统综述机制，为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兼具积累性、评估性与操作性的知识体系建构路径。正因如此，其在提升教育研究科学性、制度性与政策可接近性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制度功能。正是基于这些现实效用，循证范式获得了政策制定者与学术共同体的双重认可，为其后续的批判性反思与重构提供了应有的起点。
二、循证范式的深层审思：教育研究中“证据中心主义”的实践困境
循证范式虽然承载着革新教育研究的价值承诺，但在复杂教育场域中面临“证据中心主义”的认知困境，其理论预设与教育实践的复杂性存在结构性矛盾。“证据”界定的等级性与应用中的情境剥离，共同打破了循证范式内嵌于实践场域的价值中立幻想，造成由等级划分所引发的认识论霸权。
（一）证据获取的内在困境：理论预设与实践特质的矛盾
教育现实的复杂性与循证范式认识论预设存在深层张力。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表现为高度的情境依赖性、动态生成性、价值负载性以及主体间的互动建构性。教育现象并非如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那般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可控性，其意义往往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脉络与社会互动关系中被参与者共同塑造和赋予的。然而，主流循证范式往往内隐一种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倾向，倾向于将教育现实客体化、简单化，试图通过控制变量、寻求普适性因果规律来把握教育的本质。这种认识论预设在面对复杂的教育实践时，显得力不从心，易于将“活生生的”教育实践窄化为一系列可操作的“干预变量”与“结果变量”，从而遮蔽了教育过程中丰富的意义、价值与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教育因果关系复杂性与循证解释简约化倾向便成为其核心矛盾。教育效果的产生往往是多因素、非线性、互动叠加的结果，而非单一原因导致的直接效应。循证范式，特别是基于实验设计的研究，倾向于探寻清晰的、可分离的因果链条。然而，在真实的教育生态中，“什么有效”的问题往往需要进一步追问“为谁有效”“在何种条件下有效”“通过何种机制有效”以及“代价是什么”。对教育因果机制的过度简化，不仅可能导致对教育过程的肤浅理解，也使得基于此类“简约证据”的政策或实践建议在复杂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教育研究需要的不仅是回答“是否有效”，更要深刻揭示其“如何运作”以及“为何如此运作”的深层机理。
（二）证据界定的等级划分：等级体系标准化的视野局限
“证据”界定的窄化与等级划分引发认识论霸权。在许多循证实践的倡导中，“证据”往往被赋予了特定的等级体系，其中随机对照试验和系统综述/元分析位居顶端，被视为能够提供最可靠因果推断的“金标准”。这种等级划分虽然在特定情境下有其合理性，但在教育研究中却易于演变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偏见，即对量化研究的过度推崇和对质性研究的边缘化。教师的实践智慧、学生的个体经验、案例研究的深度洞察，以及特定文化情境下的叙事知识等“软证据”，尽管对于理解复杂教育现象、启发教育创新至关重要，却往往因其“非标准化”或“证据强度不足”而被排除在“有效证据”的范畴之外。这种对“证据”的窄化定义，不仅限制了研究者探究教育问题的视野与方法选择，更可能在深层次上体现了一种“方法论的殖民主义”（methodological colonialism），即以特定学科（如医学）的证据标准来规训和改造教育研究的本土逻辑与多元生态。而研究过程若过度聚焦于遵循既定的循证流程或证据标准，研究者的主体性、创造性以及批判性反思能力可能受到压抑。研究可能演变为一种技术性的“证据匹配”或“方案验证”工作，而非充满智识挑战与价值关怀的探究活动。特别是在面对复杂的、充满价值冲突的教育议题时，若缺乏以问题为核心的独立判断与批判审视，研究者则容易迷失在方法的丛林中，甚至不自觉地成为现有权力结构或主流话语的维护者。
此外，当研究的出发点被预设的“证据类型”或“解决方案”所牵引时，研究者可能无意中简化甚至扭曲了对教育实践中复杂问题的真实理解。他们可能倾向于选择那些“适合”其既有方法或证据框架的问题，而回避了那些虽然重要但难以用特定范式进行研究的“棘手问题”。这种选择性关注，可能导致对教育实践深层结构性矛盾的忽视，以及对特定群体（尤其是边缘群体）真实需求的漠视，最终使得研究成果与实践需求之间产生“最后一公里”的隔阂。
（三）证据应用的情境剥离：价值中立与情境差异的内在张力
价值中立的幻象在证据应用中诱发了对情境的系统性剥离。教育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旨在促进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价值导向性实践，其目标设定、内容选择、过程实施乃至效果评价，无不渗透特定的价值判断与伦理考量。循证范式追求客观中立的“最佳证据”，但在教育领域，证据的产生、筛选、解释和应用过程本身就无法完全摆脱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的价值立场、理论预设乃至权力关系的影响。循证导向的决策逻辑试图寻求一种普适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解决方案，往往忽视了不同教育情境的独特性、文化背景的差异性以及行动者的主体性需求。将实验室条件下或特定样本中被证明“有效”的干预措施，不加批判地推广应用于千差万别的现实学校，极易导致“证据失灵”或“水土不服”现象，甚至可能对特定群体的学生造成非预期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证据优先”的路径往往伴随对“普适性知识”的过度追求，期望将某一情境下被证明“有效”的干预措施或研究结论，直接移植到其他情境。然而，教育实践的有效性高度依赖其所处的具体文化、社会、制度与人际脉络。脱离了对特定问题情境的深度诊断与理解，任何外来的“证据”或“方案”都可能因“情境剥离”而失去其原有的效力，甚至产生非预期的负面效应，即所谓的证据的“电压衰减效应”（voltage drop）。
需要澄清的是，本研究并不将循证范式等同于方法论霸权。事实上，循证取向为教育研究带来的实证性规范、系统性积累与实践链接等方法贡献，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与制度意义。问题在于，若将循证范式固化为“唯一正当”的研究逻辑，忽视其情境适用边界，或误将其技术路径直接套用于复杂的价值问题与文化问题之上，则容易导致方法工具化与价值遮蔽的倾向。本研究所提出的批判性重构，并非否定循证范式本身，而是试图在其内在逻辑基础上，回应其在实践运用中出现的认知简化与适用偏差，进而拓展其理论弹性与方法包容性。换言之，问题不在于“循证”是否应当存在，而在于“如何循证”，以及“何种问题”可被合理地循证化。
三、循证范式的批判重构：问题驱动的批判性循证范式
在深刻辨析了传统循证范式所内含的价值承诺与实践困境之后，若要使其在复杂教育场域中真正发挥积极效用，而非沦为方法论教条，核心路径在于实现研究逻辑起点的根本性迁移，即从以“证据”或“方法”为中心，转向以“问题”为本位。批判性循证在继承对实证证据关注的基础上，通过问题驱动的研究逻辑、多源证据的适切性判断以及知识的批判性转化，超越了传统循证研究对特定证据类型的偏好和对实践复杂性理解的局限。
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提出的“问题驱动”原则，并非等同于“实践导向”在狭义上的操作型理解。问题驱动的本质，在于研究起点的逻辑清晰与结构敏感，强调研究应围绕真实存在的教育问题而非预设的范式流程展开。这些问题可以是源于实践现场的制度障碍、行动困境，也可以是理论范畴内的概念张力、知识断裂或逻辑悖论。例如，脑科学中的学习机制探究，其目标虽非直接回应课堂教学，但依然是围绕“人如何学习”这一根本教育问题展开的，属于典型的认知机制导向的问题驱动研究；教育哲学对教育价值与教育理想的反思，也同样体现出以“观念困境”为起点的问题导向特征。因此，“问题驱动”原则强调的是对研究起点的自觉判断与理论定位，而非对研究对象的实践性或应用性的预设要求。它可以服务于多样研究目的与范式类型，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建立起清晰的问题逻辑、理论框架与证据路径之间的对应关系。
（一）“真问题”的诊断与剖析：研究起点与理论视野回归
在批判性循证范式中，首要且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是对“真问题”进行深度诊断，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分析框架。相较于传统循证研究的“证据中心主义”，批判性循证范式将“真问题”作为研究的源泉与方向，而非仅仅寻找可用的证据，这一过程远非简单的“选题”或“文献回顾”，而是一个充满理论思辨与实践反思的创造性过程。
“真问题”的确立是知识探究的源泉与方向。所谓“真问题”，并非研究者头脑中凭空产生的臆想，也不是对文献的简单复制，而是源于对教育实践深切关注、对理论前沿敏锐洞察，以及对社会需求积极回应之后，所凝练出的具有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困惑或挑战。“真问题”往往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生成性，它挑战着我们既有的认知框架，激发着探究的欲望。一旦“真问题”得以彰显，它便如同一座灯塔，指引着研究的方向：它规定了我们需要何种类型的知识（描述性、解释性、批判性、预测性还是行动性知识），限定了研究的范围与边界，并为我们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相关证据提供了根本依据。在问题驱动的逻辑下，“证据”不再是先验的、等级化的存在，而是根据其对于解答特定问题的“适用性”与“贡献度”来被评估和选择；方法也不再是僵化的工具，而是服务于问题解决的灵活策略。这要求研究者具备高度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化能力”，能够穿透现象的表层，洞悉问题的本质与结构。中国学者如叶澜教授倡导的“新基础教育”研究，其核心动力之一便是直面中国基础教育实践中的真实困境与挑战，体现了深刻的问题驱动特质。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教育领域的“真问题”具有自身特殊性，往往不同于医学等领域的纯技术性问题；教育问题常常交织着文化价值与社会情境因素，在中国教育场域尤为明显。这意味着对“真问题”的界定必须厘清主体立场：政府政策视角下宏观的教育议题，可能与研究者或一线教师面临的具体困境迥然不同。换言之，何为教育中的“真问题”本身就蕴含着价值立场的选择，不仅要考量问题的学术意义，也需在国家战略目标与基层实践诉求之间寻求平衡。
在操作层面上，研究者需实现从“感知困境”到“研究课题”的深度转化，即问题的“精细化”与“理论化”诊断。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最初往往以模糊的“感知困境”或“不安”的形态出现。研究者的首要任务是运用专业的敏感性与系统的方法，对这些初步感知进行深度挖掘与澄清。这包括但不限于：通过与利益相关者（教师、学生、管理者、家长等）的深度访谈与焦点小组讨论，理解他们对问题的不同界定与体验；运用批判性事件技术、根源分析等方法，追溯问题的历史演变与深层成因；借鉴“问题化”的策略，主动挑战和质疑围绕特定议题的常识性假定、主流话语和既有权力关系，揭示被遮蔽的矛盾与可能性。这一过程旨在将一个宽泛的“议题领域”（topic area）转化为一个或数个清晰、具体、可探究且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的“研究课题”。这种主体立场的差异，也决定了不同“真问题”所对应的证据形态各有侧重：政策问题寻求综合性与可实施性证据，实践问题需要情境化与可操作性证据，而理论问题则要求机制解释与概念辨析的证据。
即便如此，仅仅识别出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构建一个批判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深刻揭示问题本质、阐明其复杂动态的理论视角。这要求研究者超越对现象的表层描述，积极与相关社会理论、教育理论进行对话。例如，可以借鉴批判理论（如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来审视问题背后是否存在系统性的沟通扭曲或权力压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Bourdieu,P.）的场域理论、资本理论、惯习理论分析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再生产机制；采纳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视角揭示特定群体在教育中的边缘化处境。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不仅为研究提供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透镜”，使其能够洞察问题的结构性根源与多重影响，同时也内含了对理想状态的某种预设或价值追求，从而为后续的证据阐释与行动构想提供了规范性参照。缺乏理论框架的“问题诊断”容易流于经验描述，而缺乏批判维度的理论框架则可能不自觉地复制主流意识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问题驱动并非批判性循证范式独有的特征。传统循证研究同样以“问题”为起点，通常围绕“何种干预有效”“是否存在稳健效果”等展开。但这种问题意识更侧重于干预—结果的验证性逻辑，其问题设定往往以内在可测性与方法可控性为前提。而批判性循证范式所主张的问题意识，强调的是对教育实践中“问题的生成机制”“规范性的冲突张力”“权力结构的遮蔽效应”等的揭示，其目标不仅在于回答“是否有效”，更在于追问“为何如此”“代价何在”“谁受益谁受损”，等等。这种问题设定并不满足于验证干预措施的效应强度，而更强调问题的结构来源与价值含义，从而在问题识别、理论框架与证据选择之间形成更具批判张力的三重回路。因而，所谓“问题驱动”在此语境中，指向的是研究起点的结构反思能力，而非仅仅是操作性上的问题导向。
（二）多源证据的融贯：以适切性为核心形成综合性整体理解
在清晰的问题界定与批判性理论框架的指引下，批判性循证范式进入证据的收集、评估与综合阶段。相较于传统循证研究对特定类型证据（如RCTs）的偏好及其预设的证据体系，批判性循证范式强调证据来源的多元化与证据评估的综合性，主张以问题的适切性而非证据类型的权威性作为评估依据。
拓展“证据”的边界，实现“为问题找证据”而非“为证据找问题”。“问题”的性质和理论框架的视角共同决定了何种信息能够构成“相关证据”。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形态的知识来源，包括但不限于：来自大规模调查或实验研究的量化数据；来自深度访谈、民族志、案例研究的质性资料；教师的实践叙事与专业判断；学生的学习经验与反馈；历史文献与档案记录；政策文本与制度文件；以及已有的理论著述与研究综述。关键在于证据与所探究问题之间的“适切性”以及对问题多面性的揭示能力，而非其是否符合某个先验的“证据等级金字塔”。例如，在探究一项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时，除了关注学生学业成绩等量化指标，还必须深入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权力博弈、教师的理解与调适，以及对不同学生群体的差异化影响，这些都需要质性证据的有力支撑。
以适切性为核心对多源证据进行批判性评估与融贯性综合。面对来源多样、形态各异的证据，研究者不能简单地进行“拼盘式”罗列，而必须运用批判性思维评估其信度、效度、相关性，以及产生和呈现过程背后可能存在的偏见、立场与权力影响。在此基础上，需要反思传统系统综述的局限性，并运用恰当的综合策略，将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证据进行有意义的连接与对话，以期形成对所研究问题更为全面、深刻且融贯的理解。这可能涉及：对已有定量研究进行批判性的元分析；采用现实主义综述（realist review/synthesis）的方法，探究“什么在何种情境下为谁以及如何有效”；运用叙事综述（narrative synthesis）整合来自不同范式研究的发现；或通过质性研究的元综合（qualitative metasynthesis，如元民族志）提升质性发现的理论概括力。如果现有证据不足以回答关键问题，那么这一阶段的分析也将为后续设计与实施新的、更具针对性的实证研究（无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提供清晰指引。综合性整体理解的最终目标不是寻求唯一的“正确答案”，而是构建一个关于问题复杂性的、多层次的、有时甚至是充满张力的解释性框架。
（三）知识的批判性转化：基于情境的行动构想生成
问题驱动的批判性循证范式，其最终旨归并非仅仅停留在对问题的学术性理解，更在于通过知识的有效转化，启迪和赋能教育实践的改进，生成具有情境适应性的“实践智慧”。相较于传统循证研究往往止步于研究发现的传播，批判性循证范式进一步推动知识的批判性重塑与实践对接，超越了普适性方案的局限。
推动从“研究发现”到“可用知识”的批判性转化与传播。研究者有责任将其复杂的分析与综合结果，转化为不同利益相关者（政策制定者、教育管理者、一线教师、学生及公众等）能够理解、接受并认为有用的“可用知识”。知识转化存在“政策通道”与“实践通道”的差异：前者强调综合证据、可实施性与成本效益评估，后者强调情境贴合、操作简捷与时间成本可控。这超越了传统单向度的“研究报告发布”模式，可能需要研究者扮演“知识经纪人”（knowledge broker）的角色，或与实践者建立持续的伙伴关系，通过共同研讨、情境模拟、工具开发等方式，促进研究洞见与实践需求的有效对接。一线教育者在高负荷下更易采纳简明、可用、低门槛的证据产品形态（如决策摘要、情境化要点清单、课堂观察与反馈工具），这类形式有助于缩短证据到行动的转化链条。在转化过程中，必须警惕对研究结论的过度简化或普适化解读，应充分揭示其适用边界、前提条件以及潜在风险，鼓励实践者结合自身情境进行批判性借鉴与创造性应用。
以研究洞见为基础，与实践者共同构想指向未来的行动策略与愿景。批判性循证研究的行动指向，并非提供一套“万能药方”，而是激发基于证据的、合乎伦理的且具有前瞻性的行动构想。这要求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参与到一个反思性对话（reflective dialogue）与审慎性协商（deliberative argumentation）的过程中，共同探讨研究发现对改进当前实践、优化现有政策乃至重塑教育理念可能产生的启示。在此过程中，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实践智慧”，即在具体情境中做出明智判断和采取合宜行动的能力显得至关重要。它要求行动的构想不仅要考虑“什么是有效的”，更要深刻关切“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合乎正义的”，以及“什么是可持续的”。这种对行动的构想，既是对“真问题”的回应，也可能催生新的研究议程，从而形成一个研究与实践之间螺旋式上升、共同演化的良性循环，最终服务于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诚然，批判性反思作为一种方法论态度，应适用于所有教育研究范式，任何范式都需警惕自身的结构性盲点与适用性过度扩张。循证范式具有若干在教育研究中独特而突出的制度性弱点，使其更容易在未加反思的条件下形成“技术理性优先”的方法惯性。首先，循证研究普遍依赖等级化的证据标准（如RCTs和系统综述），在政策执行中往往演化为事实上的“金标准”，导致对非量化证据的系统性忽视。其次，其“何种干预有效”的问题设定框架，过度强调因果验证与通用性，容易遮蔽教育情境中价值冲突、文化多样性与主体能动性等重要维度。最后，循证范式在制度推广过程中，因其简洁明确的逻辑结构，常被行政系统采纳为评估政策成效与教育改革效能的主要路径，从而形成研究范式与治理技术之间的“协同刚性”。因此，本研究选择循证范式作为批判性反思的切入口，并非否认其他范式的问题，而是基于其在教育场域中被广泛采纳、影响力巨大但又存在认知遮蔽风险的特定逻辑结构，提出有针对性的范式重构路径。
综上，通过问题诊断与框架建构、多源证据的批判性综合，以及知识转化与行动构想等核心环节的有机联动，问题驱动的批判性循证范式展现出一条既追求学术严谨又饱含实践关怀的教育研究新路径。但其并非在传统循证研究中简单叠加批判性维度，而是对研究起点、证据评估与实践导向的根本性重构。
四、教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迈向一种更具解释力与行动力的循证范式
教育研究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历史节点。我国对“教育强国”的战略擘画赋予教育研究新的时代使命，社会对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深切期盼呼唤教育研究提供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智慧，而全球范围内科技革命与知识范式的深刻变革，则对教育研究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对话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多元融合的知识实践，兼具自然科学的实证性、社会科学的现实性与人文学科的规范性特征。面对如此高度复合的研究对象与任务结构，任何单一范式都难以穷尽教育问题的全部维度，也无法为所有研究情境提供统一解法。因此，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发展，不应走向范式的排他性统摄，而应承认不同范式在特定问题类型上的互补适用性，推动多元范式的共存、协同与互鉴。本研究提出的“问题驱动的批判性循证范式”，并非试图建立一种“全能型”或“唯一性”的方法论框架，而是在既有循证逻辑的基础上，回应其在处理价值复杂性、情境多样性与理论建构性方面的不足，为面向本土复杂教育实践的问题提供一种更具开放性与解释力的研究取向。其功能定位是对循证研究内部的批判性拓展，而非对其他研究范式的否定或替代。只有在多范式并存、问题导向明确的前提下，教育研究才能更有效地形成范式生态的整体进化与能力提升。
（一）危机突破：教育研究理论预设与认识论突围
教育研究正经历深刻的范式转型阵痛，其源于外部环境剧变带来的挑战，深层次地折射出教育实践复杂性与认识论预设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当“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与“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学术使命形成历史性交汇，传统研究范式在解释复杂教育现实、引领实践变革时日益显现出解释力衰减与行动力疲软的双重危机。解释力与行动力双重困境的本质是教育研究的实践特质与认识论方法的深度错位，研究对象已从单一的教育现象演变为“教育—社会—技术—文化”的复杂巨系统，而研究方法仍困守于简单还原论与线性因果框架。
教育研究认识论危机的首要症候表现为解释系统的结构性失灵。在城镇化加速、数字化转型与人口结构变迁的多重冲击下，教育场域涌现出诸如“县中塌陷”“家校共育异化”“技术赋能悖论”等新型复杂问题。面对这些盘根错节的现象，一些传统研究范式显得力不从心，其分析框架倾向于将复杂问题简化为资源配置、政策执行或技术应用等线性化技术变量，因而难以有效揭示现象背后深层的制度结构与文化因素。这种理论上的简化导致研究的解释力不断衰减，其分析模型与鲜活的教育实践严重脱节。更深层的危机在于知识生产与实践场域的断裂。教育研究在追求“科学化”“国际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两种异化倾向：或是沉溺于方法论精致主义，将复杂教育问题切割为可测量的碎片化变量；或是陷入抽象理论空转，构建脱离实践逻辑的“概念乌托邦”。二者的断裂使得研究成果既难以回应政策制定的战略需求，也无法为一线教师提供切实的行动指南。其根本症结在于研究理论预设的认知偏差，将教育实践视为等待理论观照的被动客体，而非知识生产的源头活水。
破解这一双重危机的认识论突围，必然指向研究范式的根本性重构。循证逻辑的引入与重构是对“经验固化”与“理论空转”双重困境的系统超越，是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桥梁。在此视域下，“证据”不再局限于标准化实验数据，而是拓展至包含政策语境、文化基因与实践智慧的综合认知载体；循证也不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流程，而是融入历史自觉与文化主体性的批判性实践。一方面，问题驱动的批判性循证范式强调证据的多元化、适切性以及结论的行动指向性，这有助于克服部分研究中存在的过度依赖个人经验、缺乏系统证据支撑，以及研究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实践策略等问题，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另一方面，它又通过问题驱动、批判性框架以及对本土情境的高度敏感，避免了循证范式在移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水土不服”现象，确保了研究的本土适应性与现实针对性。此处的张力，表现为如何在借鉴国际先进研究范式与观照本土独特国情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既提升研究的“世界水平”，又彰显研究的“本土特色”。
（二）主体重塑：批判性循证助推教育研究“方法论自觉”
所谓“方法论自觉”，其核心要义在于教育研究学术共同体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从“自在”到“自为”的能动性转变，即深刻认识到现有研究范式在面对复杂教育现实时的局限性，以及本土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理论原创力不足、与实践需求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并主动求索、积极建构更具适应性与创造力的新范式。本研究提出的“问题驱动的批判性循证范式”，即教育研究实现此种“自觉”的集中体现与核心驱动引擎。
问题驱动的优先性是对“学术他者化”倾向的深刻反拨，是确立教育研究“学术主体性”的基石。长期以来，部分教育研究可能不自觉地陷入以西方理论框架或方法论标准来裁剪本土现实的窘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应有的价值。而“问题驱动”原则强调从教育改革发展的“真问题”“大问题”“硬骨头问题”出发，将研究的根深植于实践场域。研究逻辑的根本性扭转，使得研究的议程设定权、理论对话权乃至成果评价权逐步回归本土，研究者不再是外部理论的被动“应用者”，而是面向“真问题”的知识“生产者”与理论“建构者”。
批判性维度的植入是对“方法工具主义”的有效矫正，是提升教育研究“理论洞察力”的关键。循证范式若缺乏批判性反思，极易蜕变为一种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技术操作流程，从而遮蔽教育现象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文化预设与社会结构矛盾。而“批判性循证范式”则强调在问题诊断、理论框架建构、证据收集与综合乃至知识转化与行动构想的每一个环节，都融入深刻的批判性审视与反思性诘问。这种“批判性”不仅指向研究对象，也指向研究方法本身，更指向研究者自身的立场与预设。它促使研究者超越现象表层，洞察“经验依赖”背后的“结构依赖”，辨析“技术有效”之外的“价值应然”，从而极大地提升研究的理论穿透力与思想引领力。此处的张力，在于如何在追求证据的客观严谨与保持价值的批判立场之间实现辩证统一，使研究既“求真”也“求善”。
值得指出的是，批判性循证范式并不试图建立一种排他性的“统一范式”，更不意味着对其他研究取向的替代或否定。教育研究的多维属性决定了其方法论构型应当具有高度的异质性与问题适配性。面对认知机制与脑科学等实验取向问题，控制变量与因果推理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方法支撑；面对历史性、规范性、概念分析导向的问题，教育哲学、教育史等人文学传统同样具有不可转译的理论功能。因此，“方法论自觉”并非意味着范式收束，而是指研究者需基于问题的性质、价值的定位与知识的目标，在方法论谱系中做出明晰而反思性的选择。问题驱动的批判性循证范式强调的并非方法的一体化，而是在多元方法中重建一种更具问题敏感性、理论自觉性与批判视野的路径结构。其价值在于丰富教育研究的范式生态，为应对复杂系统性问题提供一种新的分析逻辑与实践导向，而非替代已有传统。因此，其更应理解为教育研究方法谱系中的“功能性补足”，而非“范式性替换”。
（三）实践嵌入：批判性循证范式的知识转化与战略价值
“问题驱动的批判性循证范式”本土化深耕与创造性运用，其核心目标在于系统性提升教育研究对本土复杂现象的“解释力”与对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行动引领力”。这不仅是方法论层面的精进，更是教育研究履行时代使命、贡献国家发展的战略体现。该方法论通过其内在机制设计，确保了研究既能“顶天”——深刻洞察理论前沿与国家战略需求，又能“立地”——紧密结合教育实践的鲜活经验与真实困境。
批判性循证范式通过其“问题驱动的源头活水”与“多源证据的适切融通”，极大地淬炼和提升了对教育独特现象的深层“解释力”。它要求研究的逻辑起点必须是植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教育领域的“真问题”，这从根本上保证了研究议题的本土针对性与时代攸关性，从而避免了对西方理论框架的生硬应用。进而，该方法论强调超越传统循证研究对特定证据类型的偏好，主张对包括量化数据、质性文本、历史档案、政策文献乃至行动者叙事在内的“多源证据”进行批判性评估与融贯性综合。对证据边界的拓展和综合方式的革新，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全面、更立体地把握教育问题的复杂成因、多重表现与动态演化机制。例如，在阐释“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这一重大战略议题时，批判性循证范式能够引导研究不仅关注培养模式的“有效性”证据，更能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文化基因、制度环境，以及与国家创新体系的互动关联，从而形成既有理论深度又不失本土关怀的本土解释，为构建自主的教育知识体系贡献坚实学理支撑。这种解释力的提升，是教育研究从“述而不作”走向“学有所创”的关键所在。
该方法论通过其“批判性反思的价值导航”与“行动导向的知识转化”，锻造并强化了服务国家战略与引领实践变革的精准“行动引领力”。教育研究的生命力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有效的实践，从而改变世界。问题驱动的批判性循证范式内嵌的“批判性”维度，确保研究不仅关注“事实何以如此”，更追问“价值何以应然”，时刻将研究置于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大方向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之下进行审视。其“行动导向”则体现在从问题诊断到知识转化的全过程，致力于将研究洞见转化为能够切实指导政策制定与实践改进的“可用知识”和“行动智慧”。这不仅要求研究成果具备高度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与情境适应性，更强调在知识转化过程中与政策制定者、教育管理者、一线教师等利益相关者的深度互动与协同创造，从而确保研究的“行动引领力”能够精准对接国家战略急需与基层实践创新。情境性转化有助于提高可达性：对政策层提供综合评估与实施路线图，对实践层提供情境化微介入方案与可操作工具。例如，在服务“教育数字化”国家战略时，此方法论不仅能评估不同数字技术应用的“效果证据”，更能批判性地审视其可能带来的教育公平新挑战、伦理风险以及对师生关系的重塑，从而提出既具前瞻性又具审慎性的行动方略与政策建议。这种行动引领力的强化，是教育研究从“书斋学问”走向“经世致用”、从“理论供给侧”有效联通“实践需求侧”的根本保障。然而，在知识转化的实际过程中，教育政策层与教育实践层在知识需求和应用方式上仍存在差异。一方面，政策制定者更偏重宏观证据以支撑决策；另一方面，教师等一线实践者更关注与具体情境密切相关的实践指导。若研究所提供的知识未能切合他们的实际需要，或偏离其实践经验，实践者可能缺乏采纳的意愿与能力。因此，知识向实践的转化并非线性且顺畅的过程，而是充满了复杂的互动与调适。
问题驱动的批判性循证范式在本土化实践中，绝非简单的“方法移植”，而是一场深刻的“范式再造”与“能力重塑”。它以“方法论自觉”为主线，以提升“解释力”和“行动引领力”为核心目标，致力于推动教育研究在直面本土重大挑战、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过程中，不断产出具有原创性、思想性与实践性的高质量成果。这不仅是教育研究自身迈向成熟、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独特知识力量的战略基点。
（本文参考文献略）
From “Evidence” to “Problem”: Re-examining and Reconfiguring Evidence-Based Methodolog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LiYan SunYuantao
Abstract: Evidence-based approaches promise greater scientific rigor and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yet they encounter substantial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tensions in the field’s multifaceted realities. A critical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review of “evidence” exposes three structural limitations of mainstream evidence-based models: inadequate engagement with educational complexity, a constricted definition of admissible evidence, and the illusion of value-free inquiry. To move beyond these constraints, a problem-driven, critical evidence-based framework is proposed. The approach begins with rigorous diagnosis of authentic educational problems, establishing it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research, and the formulation of a critical theoretical lens; it broadens the repertoire of evidence and synthesizes diverse sources through relevance-oriented integration; and translates knowledge into context-sensitive practical wisdom through deliberative action design. Cultivating such methodological reflexivity and localizing the framework are pivotal for Chinese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y enhance explanatory power for indigenous complexities, align inquiry with national strategic priorities, and contribute to an academic discourse that is simultaneously distinctive to China and globally resonant.
Key words: educational research; evidence-based paradigm; critical methodology; problem-driven; methodological reflexivity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