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为标志的数智时代，正在深刻改变着教育的底层逻辑与源代码，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存在方式、教育内外部关系结构以及意义建构模式等都在发生着显著而不断深入的变革。对教育理论、教育研究与实践的方法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从教育学原理、技术哲学与方法论高度来观照技术赋能教育教学的规律性问题，突破传统的主客二元的世界观，将算法作为解释和认识人与世界的基本法则与思维方式，重新界定人与机器的内涵与边界，建构中国特色“教育的技术哲学”。需要我们跟上数智技术迭代与发展的步伐，不断研究新问题，运用新技术，创造新理论。
关键词：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理论；教育的技术哲学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为强劲的变革动力是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以及由此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体系化的数字技术逐步成为人类社会包括教育发展的新型技术与物质基础。数智时代的教育呼唤数智时代的教育学理论，以面对、研究与讨论人类社会数字化转型中的一系列教育问题，回应国家在教育、科技与人才培养方面的战略需求，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提供科学指导与理论支撑。
一、数智时代对教育提出新挑战与新要求
数智时代不仅从根本上重塑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存在方式、教育内外部关系结构以及意义建构模式，也以指数级的技术迭代和全方位的渗透力，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要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教育学必须重新思考教育的本体与价值，审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契合度，以回应数智化进程带来的根本性挑战和发展机遇。
（一）数智化进程重构着教育的本体论基础
数智时代的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进程，在推动教育工具革新的同时，更引发了一场对教育存在论基础的动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数字化解决的是“信息能不能以0和1的方式被记录与处理”；网络化通过计算机之间的互联互通让信息“流动起来”；智能化意味着智能机器可以“理解、判断和生成”。这一技术范式转变，将教育场域中的生命还原为数据、将关系中介为交互、将意义简化为信息与数据，并依据智能机器的电化算法而不是人类的生化算法进行计算，从而在根本上改变着教育的本体论根基。
1.在人的存在维度上，数智技术将人的生命状态“数据化”，重塑了教育对象的存在方式。在数智时代，人的生命体验被解构为一系列可采集、可量化、可分析的数据集，作为受教育对象的发展情况由其学习行为数据（点击率、停留时长）、生理数据（脑电波、眼动）、社交数据（互动频率、网络结构）以及知识掌握数据（答题正误、能力图谱）等数字符号所代表。学习者被视为一个由多维数据构成的“数字孪生体”。借此，数智技术将原本指向生命内在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成长潜能的发展性以数据层面的不完整和算法模型的不完善所表征。教育的“育人”本质，面临着被异化为“育数据”的风险，迫切需要教育学理论重新界定教育对象的存在状态和性质，构建统整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与数字性四个维度的新型学生观。
2.在教育关系维度上，数智技术改变着传统的教育交往本质，促使“师—生”直接交往模式、“师—机—生”的交互模式向“人智协同”模式转变。最初，“教育力量是只由活的人格源泉中产生出来的”。真实的教育依赖于师生之间基于共同在场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是先于知识传授的、构成教育场域的信任基石。其后，随着算法作为“第三个存在”的介入，将师生的直接交往关系悬置甚至替代。教师依赖算法参与教学决策，学生和智能机器进行对话，师生间的直接精神联系被数据流所中介，教育中核心的人格互动与情感联结面临消解的风险。借助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或“人—机—人”交互容易停留在“提问→回答”层面，将原来充满智慧融合和思想碰撞的教育过程简约化为套路固定、形式简单、内容单一的程序化“游戏”。目前，数智技术的发展正推动教育交往超越简单的中介模式，迈向“人智协同”的新阶段，逐步构建以人的价值与关系为根本、以技术为赋能手段的协同生态，最终形成人机互信、教学相长、情感与理性交融的新型教育共同体。
3.在意义建构的维度上，数智技术冲击着教育的文化使命，在引发个体普遍的价值迷失与意义焦虑的同时催生着新的意义建构范式。传统教育旨在引导学习者进入开放的、公共的、经过历史淬炼的文化意义体系，而算法的个性化逻辑正在将统一的意义世界割裂为无数个私人的信息茧房。知识、观点、资讯经由算法过滤生成，公共知识空间的构建被削弱，意义世界的建构趋于浅表化、碎片化和娱乐化。这些数据没有具体的语境背景和色彩，所呈现的只是这个世界的抽象表征，并不是世界本身。人工智能通过数字壁垒、算法控制等对人类想象力的自由设置了隐性的边界，挑战了人类想象力。与此同时，技术理性对效率、精准与优化的极致追求，与教育中注重“耐心等待”“无用之用”与“模糊体验”的人文精神形成内在张力。当机器在越来越多认知任务中展现出超越人类的能力时，一种深层的存在性不安开始弥漫，引发人对自身价值的怀疑、恐慌甚至被替代的焦虑。这些多重冲击使教育作为传承文化记忆、培育公共理性与引领意义追寻的“精神灯塔”功能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在催生着新的意义建构范式，旨在引导个体突破信息茧房，重建公共意义联结，重拾人文价值，最终指向人的主体性复归与价值安顿，使教育回归对共情、创造与终极意义等人类独特本质的培育。
（二）数智时代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数智时代科技呈现的叠加式、井喷式、体系化与颠覆式发展趋势，以其指数级的迭代速度与全方位的渗透能力，正系统性重塑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外部环境，对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1.数智时代要求科技创新实现系统性突破。科技进步的方向和速率直接决定着社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路径，创新成为激发新动能与推进跨界融合的核心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基于“汤浅现象”揭示的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规律，21世纪的中国要建设教育强国、成为世界科教人才中心，必须构建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强国需要具备五大核心能力，包括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国际影响力和引领力、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集聚能力以及现代化的科技治理能力。算法不仅构成制度，而且本身正在成为制度的一部分，新的数智治理与安全问题涌现。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张力愈发凸显，催生社会公平、伦理、文化的新矛盾表现形式，对科技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2.数智时代深刻重构着人才的内涵与价值定位。人才已超越传统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概念，成为一个具有动态调整性、系统协同性与高度前瞻性的战略概念。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拔尖创新人才成为最本质、最核心、最具主动性的要素，跃升为实施创新活动的能动主体。这种转变使得人才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战略性、根本性与决定性意义，人才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节点，需要与教育、科技等其他社会子系统协同发展，共同产生创新效能。这要求我们构建全新的人才观，既要加强自主培养，又要大力引聚国际人才，形成人才竞争的新优势。
3.数智时代的教育改革面对若干新的结构性问题，迫切要求推进教育数智化进程。《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明确提出“以教育数字化为重要突破口，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发展新优势，全面支撑教育强国建设”。教育体系的结构性难题正从多个维度要求教育数智化的深入融合。（1）目标结构上，要求五育并举与五育融合，强化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核心地位，协调全面发展与全面培养、全面评价的关系，精准平衡减负与增质的辩证关系，数智时代尤其要处理好科学教育、数字教育等关键领域的“加法”问题。（2）素质结构上，要求在品德素养、文化修养等综合素质的基础上，重点培育创新能力、科学素养、数字素养等新时代必备关键能力。《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提出“提升智能时代的未来素养”，包括“掌握和驾驭人工智能”“提升人工智能思维”“提升人机协同能力”“提升智能伦理意识”等人才培养的新标准。（3）课程与活动结构上，既要打造兼具“大高深”特质、跨学科属性、强实践性，且体现知识前沿性与文化传承的新型课程体系，也要依托数智平台整合理论探究、校家社协同、高大衔接等多元教育活动形态。如利用数字化手段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提高家庭、学校、社会之间的沟通效率和教育效果。（4）类型与布局结构上，高等教育需围绕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新型学科布局、增设新专业，职业教育则要与新质生产力、智能产业链发展深度融合。如《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提出“支持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设置人工智能学科方向，推进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5）制度设计上，需通过数字化支撑学前教育普惠、普职融通、终身学习等新型教育制度建设，推进学前教育免费、高中双休等政策落地，同时搭建适配数智时代的新型标准体系、坐标系与方法论。（6）评价结构上，数智技术的应用对教育评价提出了更精准、更动态的新要求，需用数据和证据全方位支撑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技术开发新的评估工具在教育领域具有巨大潜力，人工智能以及虚拟和增强现实方法使开发自动化复杂评估程序的工具成为可能。（7）人口与人才结构上，需优化人才培养方向，妥善应对智能机器人应用带来的就业挑战。尽管当前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的结论并不一致，关于智能机器人的替代效应还是创造效应更大的争论也持续存在，但智能技术对就业结构的冲击已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对人才培养体系进行前瞻性、结构性的调整十分必要。
二、数智时代迫切需要教育理论与研究方法论创新
随着数智技术深度融入社会与教育，传统教育理论和方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不再只是人类与知识的单向传递，而是在复杂的人、机器与环境交互体系中生成知识、建构关系与涌现意义，这要求教育学理论突破主客二元和人类中心的认知框架，重新理解人与机器、人与社会的互动模式。同时，技术深度嵌入教育实践，也迫切呼唤系统性的哲学反思与理论支撑——建构中国特色“教育的技术哲学”，从本体论、价值论与方法论层面揭示技术如何塑造教育目标、过程与价值，为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提供科学指导。在此背景下，数智时代的教育理论与方法论创新不仅是应对技术变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和教育本体重构的核心途径。
（一）技术赋能推动教育理论的底层逻辑变革
第一，打破现代科学赖以建立的主客二分、人与非人的二元论世界观。主客二元论长期主导着现代科学认知与教育实践，将世界清晰地划分为作为认知主体的人与作为认知客体的自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观。然而，数智技术正在逐渐消解这一边界。现实不再被简单地二分为主体与客体，而是呈现为一个由人、智能机器与客体环境共同构成的、动态交互的混合三角关系。我们正步入一个后人类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纯粹的、未经技术中介的人与自然已不复存在，教育所面对的是一个三元融合的复杂生态系统。教育学理论应打破主客对立的传统视角，在人、机器、自然三元存在的基础上，探索知识如何生成、关系如何建构以及意义如何涌现等重要命题。
第二，将算法作为解释和认识人与世界的基本法则和思维方式。算法作为数智时代的核心驱动力，已超越其工具属性，演变为一种强大的认识论范式。信息、数据、算法与算力共同构成了一套理解世界的新概念体系，成为剖析人、国家与社会本质的关键维度。信息自由被视为新的核心价值观，数据主义开始具有方法论的性质，算法成为制度与规则主要特征，算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这些变革既要求教育研究与方法论积极吸纳算法思维，以揭示传统方法难以捕捉的学习规律，更要求教育必须承担起培养公民算法素养的重任，使其具备理解、运用乃至批判算法思维的能力，从而在一个人机协同认知的新环境中，保持人的主体性与批判性思考。
第三，重新界定和解释人（社会）与机器的内涵与边界。数智技术的深度嵌入，使人与机器的关系从清晰的主客体使用关系，转变为一种交互式的、具备主体间性特征的、日益融合的共生关系。智能机器在人机互动中展现出一定的自主性、适应性与反馈能力，使人与机器的本质都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这种关系的深化甚至带来“主客易位”的可能性，当人类过度依赖算法决策与推荐时，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被算法塑造、引导乃至定义的“客体”。机器及其发展水平，正日益成为人与社会发展本质内涵的一部分。在教育实践中，机器既是教育的工具与载体，也正在成为教育的对象（如AI伦理教育），甚至在特定情境下，承担起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功能（如AI教师与能够学习的AI模型）。未来的学校也将演进为一个万物互联、数据驱动的新型社会组织。教育研究的主题，应从传统的“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社会的发展”两大关系，扩展“教育与机器发展的关系”，以及更为综合的“人、社会与机器三者协同发展的关系”。机器的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教育所能达到的形态与高度，而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及其伦理观念，反过来也决定着机器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水平。教育学理论必须前瞻性地构建起能够理解和引导这一复杂循环的新概念与新框架。
（二）需要建构中国特色“教育的技术哲学”
面对数智时代对教育底层逻辑的深刻冲击，零星的理论修补已不足以应对。必须进行系统性的哲学反思，建构一门新型的“教育的技术哲学”指导教育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发展。
第一，在技术决定未来的时代，技术哲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技术决定未来的时代，技术从外在于人的工具，转变为构成我们存在环境、塑造我们社会形态乃至重构我们自身认知的核心构成要素。在此背景下，哲学与技术的交叉领域——技术哲学，其重要性空前凸显，亟需从本体论、价值论与方法论三个层面，追问技术的本质、审视技术的内在价值与外部效应、探讨技术如何改变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
技术哲学发展积淀了丰富而多元的批判性思想来源，主要体现为四大范式。一是社会—政治批判传统，以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聚焦于技术在社会关系再生产、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二是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以杜威、海德格尔等为代表，致力于揭示技术如何遮蔽或展现我们的“在世存在”方式。三是工程—分析传统，以卡普、德绍尔等为代表，侧重于对技术本身的设计逻辑、功能结构与客观规律进行剖析。四是人类学—文化批判传统，以芒福德、盖伦等为代表，将技术视为人的“器官投射”和文明的核心符号，从更宏大的历史尺度审视技术与人类命运的关联。
第二，建设中国特色“教育的技术哲学”。中国特色“教育的技术哲学”立足于中国数智化转型与教育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汲取中外技术哲学的思想精华，通过哲学、技术与教育三者的交叉融合，聚焦研究人和技术的关系、技术和教育的关系、技术的价值论与伦理学等基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性地推进五个层次的研究。
一是确立教育的技术哲学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地位。明确其作为教育哲学与技术哲学交叉子学科的基本范畴、核心问题、理论体系与方法论，使之成为引领未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沿阵地。在基本范畴上，涵盖教育情境中的技术存在、作为教育主体的师生与技术的关系、教育知识的技术建构等核心概念。在理论体系上，构建解释技术如何重塑教育目标、过程、关系与价值的连贯学说，包括教育的技术本体论，探究在技术介入后，教育环境、教育主体与教育知识的本质发生了何种变化；教育的技术认识论，审视算法思维、数据驱动决策如何改变对“教”与“学”的认知方式；教育的技术伦理学，确立人本主义的价值导向，批判技术应用中的异化现象等内容。在方法论上，必须创新其研究范式，融合哲学思辨、技术批判、案例深描与实践介入等方法。
二是聚焦“中国特色”，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观与习近平科学观、发展观与教育观。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经典论述，如技术作为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力量、技术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以及技术异化及其克服路径，并将其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自强自立、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等重要论述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根本遵循，确保技术赋能教育的过程始终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三是重视教育学、哲学、教育技术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的学科融合与交叉，建立多元融合的方法论。数智时代教育现象呈现出复杂、多层次的特征，单一学科视角难以全面理解技术、认知、社会与伦理的交互作用。因此，教育的技术哲学必须整合相关各类学科，实现理论与方法的交叉融合。教育学为理解教学、学习及教育目标提供基础，哲学与科学哲学提供本体论与认识论反思工具，教育技术学关注技术设计与应用对教育实践的优化作用，技术哲学揭示技术介入对教育本质的影响，伦理学确保技术应用的公平性与价值导向。通过多学科整合，教育的技术哲学不仅构建起解释技术如何重塑教育目标、过程与价值的理论框架，也为研究方法提供多元工具，从而形成适应数智时代教育研究的系统化、前瞻性的方法论基础。
四是重点探究人、社会和技术的关系、技术和教育的关系、技术的价值论与伦理学等核心命题。关于人和技术的关系，技术哲学中多有探讨，如技术作为人体器官的投影，技术与人的互为主客体关系，技术和人具有具身性关系、解释学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机器技术与生物体相融合的赛博格理论等等。社会和技术的关系的探讨大多围绕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而展开，前者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后者认为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形态由社会因素决定，包括文化、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等。技术和教育的关系围绕技术与教育目标、技术与学习、技术与教学、技术与师生关系、技术与知识等方面而展开。技术的价值论与伦理学关注算法偏见与知识过滤、数据隐私与知识监控、数字鸿沟与教育公平等现实问题，探讨技术中立、技术有偏等问题。这些问题组成了教育的技术哲学的核心命题，目前讨论还不充分，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思考，需进一步关注。
五是批判性吸纳数据主义（及其分支如计算主义、后人类主义、未来主义）、涌现主义、算法制度主义等新兴思潮。数据主义将宇宙视为数据流的集合，认为一切自然与社会现象，包括思想、情感和教育过程，均可被量化并通过数据处理实现最优解。在方法层面上体现为，教育活动被转化为数据信息或定义明确的计算过程，学习主体的认知和思维过程被计算机描述和模拟。涌现主义认为，复杂系统整体会呈现出其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新属性与规律，这些新质是系统要素非线性相互作用“涌现”的结果，具有不可还原的特性。将此视角引入教育，意味着将数智环境下的课堂、学校乃至整个教育体系，视为一个由师生、算法、数据、智能设备等要素构成的复杂适应性系统，强调教育结果不再是简单线性教学的产物，而是系统多层互动、共同演化的“涌现物”。算法制度主义将算法视为一种制度，分析算法如何作为一套正式或非正式规则的集合设定人类与算法互动的具体情境。该框架既能解读机器学习系统、推荐算法等技术发展，也能揭示政府、平台、学校等特定行动者如何通过算法改变其行为逻辑，还适用于分析教育领域的运行机制与政策议题。将算法视为制度，为理解数智时代的师生博弈、知识权威重构与教育治理变革提供了关键的分析视角。这些思潮为研究教育的技术哲学提供了多维的分析视角和深层的反思框架，应在充分的对话和审慎的吸纳中，构建起教育的技术哲学的稳固理论基础，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数智时代教育的本质与未来。
三、在研究新问题、运用新技术的过程中创造新理论
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始终根植于教育实践的变革之中。随着数字化与智能化浪潮的加速推进，传统教育理论的解释力和适应性正面临挑战，新的教育问题不断涌现。正如库恩所指出，科学的发展并非旧理论的简单延伸，而是“危机中的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这一过程并非累积性的改进，而是从新的基础上对整个领域的重建”。教育学理论的演进亦遵循这一规律，必须在研究新问题、运用新技术、扎根新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区域整合，逐步形成更具解释力与前瞻性的教育理论分析框架。
（一）锚定数智时代的教育新问题，明晰理论创新的生长点
数智时代的教育新问题呼唤数智时代的教育学理论。在信息化、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与人工智能技术叠加发展的数字文明时代，目前在国内外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时代的教育学无法有效回答教育数字化中的一系列新问题，正在逐步被数智教育学所取代。在数字文明时代，教育学理论与实践不得不面对、研究与讨论人类社会数字化转型中的一系列教育问题。如数字文明时代人类教育活动的哲学本体论、方法论的变革，数字化技术体系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与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影响，数字化教育活动、制度有哪些新的特点？社会职业要求与人才培养标准将如何变化？学校作为教育资源提供者的唯一地位受到挑战，教育空间与场域的复杂化是否会带来新的教育生态系统？教学课程与教学模式的变化将为学习者身心发展带来何种影响？教师教育结构与制度如何变革，才能解决教师面临的角色重构与专业发展难题？教育评价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同时，教育政策的保障与治理、教育伦理的法律与规范的重构，以及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等多方面都面临重大转型的要求。教育学理论的创新与创造需要从这些新问题出发，在问题前沿和理论前沿的交汇处找到新的理论生发点。
（二）运用数智时代的新技术，革新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数智技术的发展为教育研究和教学实践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支撑，推动教育研究从传统的“小数据”样本分析、局部现象描述和线性因果推断，向全样本数据挖掘、多模态过程分析和复杂系统建模的方向转型。其一，在实践层面，各类智能装备与平台的广泛应用正在重塑教育教学的方法体系。教学智能体正在深刻影响个性化学习、智能辅导、智能评估等多个教育教学领域；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智慧教学平台，能够支持个性化学习推荐、作业批改和学情分析，实现了教学全流程的智能化改造；智慧校园环境中的AR/VR沉浸式教学、全息课堂等装备，结合物联网智能设备和边缘计算技术，创造了虚实融合的学习空间；教育机器人如可编程机器人套件和3D打印设备，以及飞机驾驶模拟器等实训装备，通过互动实践革新了教学方式；而区块链技术在学分认证、大数据在资源优化等方面的应用，则从系统层面重塑了教育治理模式。这些技术的综合应用，共同构成了教育方法论的革新图景，推动着教育研究与实践向更加精准、科学、高效的方向发展。其二，全流程、多模态数据的学习分析技术，正在推动学习理论研究从宏观规律探析走向微观机制解析。传统学习理论主要建立在有限的行为观察和逻辑推演基础之上，而借助学习分析、教育数据挖掘等技术，研究者能够捕捉学习过程中微观、连续、动态的行为数据、生理数据与情感数据，构建学习者的多维数字画像。这使得研究者能够超越传统的群体发展规律描述，深入揭示个体知识建构的非线性路径、认知障碍的形成机制以及学习策略的演化规律，为重构数智时代的学习理论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其三，复杂系统建模正在开创教育政策研究的新范式，实现从经验决策向模拟推演的转变。例如，浙江工商大学发布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社会科学实验装置”，将大语言模型技术与社会科学理论相结合，构建了包含数千个智能体的虚拟社会环境。这是一种新的科研范式，即基于大模型的生成式智能体实现一种全新的社会实验仿真模拟装置，并探索政策反向生成等新型计算社会实验，融合了计算社会科学、复杂系统建模与AI技术，能够实现低成本动态推演与支持多目标决策。
（三）扎根数智时代的学校新实践，促进理论发展的知行循环
新理论的生成是一个从具体实践上升至抽象思维，再返回实践接受检验与丰富的辩证发展过程，遵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首先，校本创新是理论生成的初始实践环节。当学校在真实教育情境中构建人机协同课堂、实施数据驱动教研、研发学科大模型与开发教学智能体时，这些探索就蕴藏着理论创新的原始素材。学校应充分运用新技术赋予的观察与分析能力，与一线教师共同开展行动研究，从成功的实践范例与遭遇的真实困境中进行概念抽提与模型建构，将个别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适性的概念、理论与原则，完成从实践性经验到理论性知识的转化。其次，区域协同是理论凝练的中观机制。在区域教育共同体中，各校的实践智慧通过比较、辩难与融合，经历持续的理论筛选与优化过程。成功的实践模式在跨情境迁移中展现其解释力，其核心要素被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构件；而存在局限的模式则显露出其边界条件，推动理论的具体化与条件化。最终，实践与理论的循环验证构成理论发展的持续动力。经过区域凝练的理论模型必须重返差异化的学校实践场域，在接受检验的同时实现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在持续的知行互动中，教育学理论才能克服其固有的滞后性，建立起与数智时代教育实践的动态适应关系，最终完成理论体系的时代性重构。
（本文参考文献略）
New Dimensions of Educational Theory Reform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LiuFuxing LiuYuan
Abstract: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mark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tization,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source code of education. Significant and increasingly in-depth changes are occurring in the modes of existence of both educators and learner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al structures of education, and the mode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This poses new requirements for educational theory, research, and the methodology of practice. It is essential to address the regularities of technology-enable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dagogical principl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methodology. This requires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ubject-object dualistic worldview, treating algorithms a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cognitive frameworks for interpreting and understanding humans and the world, redefining the connotations and boundaries of humans and machines, and constructing 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itera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continuously study emerging issues, apply new technologies, and create innovative theories.
Key words: digita-intelligent er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educational theory;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初审：普清筠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