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高等教育与工作图景的变革，人类正面临着智能“可替代性”的技术性恐慌。高等教育的专业化培养模式因经济层面的实用性与有用性从而帮助受教育者实现专业化就业的工作图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工作契约的瓦解，高等教育一方面因其专业化特质陷入了“专业化失业”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将可能由于自身专业化培养模式的结构性困境引发“专业化待业”的工作焦虑。因而，高等教育系统理应作好预防性的观念启蒙和制度性的体系构建，以自身主动转型引领社会进步。高等教育首先需要更新整全式教育理念，培养新质人才并处理好通才与专才的关系；其次需要转换受教育者的经济性教育思维，帮助受教育者树立从旨在就业到指向价值的教育观转变；最后应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融合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突破。

关键词：人工智能；高等教育；专业化；工作伦理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了奴隶和农奴的劳动，第二次工业革命减轻了农业和手工劳动，那么当前致力于推进生产自动化的人工智能革命则正在终结制造业、服务业乃至知识领域中大多数劳动力的有偿劳动。因为呈现出极强独立性的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进化，但劳动力的技能却无法保持相同的发展速度。于是，人类社会步入一个新的时期，负责生产、提供服务的人越来越少，更加先进的人工智能将带领文明进入一个“工作终结”的后工作（Post-work）世界。工作，这一长期被视为个体生存保障、身份认同与生命意义的核心载体，正面临存续性危机。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作为工业化时代工作契约的缔造者，其专业化培养模式与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日益断裂。于是，受教育者既无力应对技术迭代的不确定性，亦难以在“无意义工作”中建构生命意义。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不再局限于教育效率的争论，而是直指技术文明中人类劳动价值的根本性重构。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激发教育发展活力要开展就业状况跟踪调查，强化就业状况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联动，加强就业质量监测和评价反馈。超前布局、动态调整学科专业，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加快构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可以说，中国式高等教育高质量建设需要以毕业生高质量成分就业为重要依据。因此，当人工智能以“创造性破坏”瓦解传统工作秩序，推动就业结构新格局的形成时，亦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带来了新的挑战，那么高等教育应以何种姿态明确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如何重构与工作世界的关联？如何帮助个体在“人机共生”的未来寻找主体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成为了不可回避的关键性问题。

一、消失还是重新定义？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危机

事实上，工作长期以来不仅为人们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更是构建自我认同与生命意义的重要载体。“努力地工作”则以某种道德和伦理的形式注入到个体或群体精神之中。然而，在这样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后工作图景中，一方面技术创新所释放的生产效能使基础性的工作不再受制于生存必然性，人们得以摆脱简单劳动的束缚，追求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另一方面，伴随人工智能而来的也可能是标准工作机会的流失或优质工作岗位的减少，即技术性失业。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范式转型不仅未能带来预期的物质充裕，反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技术负债”，造成了普遍性的就业不足和劳动力贬值。问题在于：当技术正接管大量的人类劳动，“工作”这一概念的存续性面临多重挑战时，“工作”是会消失，抑或是被重新定义其性质和意义？

（一）人类与人工：从智能协同到智能替代的恐慌

传统工业时代的工作世界建立于专业化分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双重基石之上，高等教育通过文凭制度与职业需求形成紧密关联，构建起“专业即职业”的线性逻辑。工业革命前，纺织工、抄写员、马车夫是“铁饭碗”；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出现后，这些工作岗位逐渐消失。于是，一场旨在破坏机器以抗议机械化生产取代手工劳动的卢德运动成为了人们对技术进步的激烈回应。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使得程序化、重复性工作的替代成为必然趋势。相似地，当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作品斩获国际大奖、滴滴无人驾驶车量产进入倒计时，可以预见新“卢德主义”式的技术恐慌同样将在社会无限发酵。

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在工作领域的状态并非一开始就是相互抵触的，而是会经过一个较为温和的智能“协同”期。同样，人类的工作恐慌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失业”，而是首先体现在工作世界的智能协同逐步上升。事实上，工作世界目前正在发生的数字化是以一大批数据分析、数据标注与大数据检测等岗位的出现，多数企业在辞退部分非核心工作岗位的员工后，留下部分核心员工与智能技术进行“工作交接”。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导致资本使用成本增加，从而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加，失业率则下降。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与工作世界的结合首先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劳动力需求增长期，企业既需要购入大量人工智能配套技术，还需要雇佣能给熟练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员工。此外，人工智能还可能为工作世界增添新的就业岗位，形成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的图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的发展大大降低了生产服务和市场交易成本，使得跨国就业成为可能，给劳动力跨国流动带来了巨大便利，吸纳大量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产品和服务，创造大量就业”。可以说，在学界对人工智能技术究竟是“就业替代”还是“就业创造”的两极研判上忽略了高等教育的基本特质，以至于对未来工作世界的考察失去了事实依据。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发布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智联招聘在今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面向2024届毕业生的问卷调研显示，对于“找工作”与“找到好工作”，45.8%的应届毕业生表示，“还是得追求好工作，但如果没有普通工作也行”，占比排名第一。其次是先找工作，再去追求好工作，占比23.6%。19.5%表示，“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对是不是“好工作”没有明确的要求。合计近9成毕业生并不执着于“好工作”。这意味着，随着自动化与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毕业生对工作的要求将会不断下降。诚然，某种程度上机器应用能让人类免繁杂、无趣的工作，而专注于有意义的创造性劳动，从而为人类生活带来无限可能。然而，事实证明人工智能开始“入侵”并大面积取代人类工作的时候，一个“后工作世界”开始逐渐降临。在这样一个时代，办公自动化和智能革命已经开始动摇了大量白领们的工作，就像早些时候工厂工人被机器取代一样残忍。尽管现代人已经经历了两三百年机器取代体力劳动的过程，但是取代人类脑力劳动的智能机器人仍然极大地冲击着所有人的工作观念。“技术性失业”不仅指向岗位的消逝，更是构成了对人类劳动价值的根本性挑战。事实证明，某种程度上这一意图在当前的“技术性失业”印证中正逐步实现。就此而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亚里士多德的梦想似乎更像是一种可怕的威胁。因为人工智能这种媒介之于人类早已超越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传统性的工具范畴，其延伸性不仅体现在物理场景的拓展，更是深层次地渗透至逻辑思维和情感体验。这种“延伸”预示着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可能从并存性发展为替代性。

自工业革命以来，传统技术替代多局限于体力或低技能劳动，其合法性建立于解放人力的进步叙事之上。区别于此，人工智能则会通过深度学习与算法迭代逐步侵蚀规则性的认知劳动。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以往的技术创新多倾向于取代体力劳动，通过数据和算法实现自动化，从而将个体从低效、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这种自动化正在向我们原以为不会自动化的领域扩展，一些复杂的劳动和脑力劳动也可以由机器自动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越来越普遍化的智能替代也会直接加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极化。也就是说，在一些智能设备加入生产后，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分布发生变化，高技能岗位因技术复杂度与创新需求维持增长，低技能岗位因人力成本优势难以被完全替代，而中等技能岗位则面临系统性消解，于是中等技能水平的劳动者数量变少，劳动力向技能分布的两端流动。这也就意味着，“随着以体面和稳定工作为基础的工作秩序的瓦解，当代社会将面临严重的工作危机和以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社会危机”。

传统上，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契约建立在文凭作为文化资本兑换的制度安排上，然而智能技术的冲击使得这一契约的内在矛盾日益显化。并且高等教育长期依赖的专业化人才培养模式，因其知识体系的静态化与标准化，反而成为了催化智能替代的可能。一方面，人工智能不再局限于单一行业或特定岗位，而是凭借通用模型对具有高复杂度的任务进行处理，从而打破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稀缺性和排他性，呈现出一种技术替代的泛在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得益于自我优化不断加速替代过程，而人类却始终受限于生理与认知极限，当这一难以弥合的矛盾持续激化则会打破劳动市场的动态平衡。正如菲尔·琼斯所预判的，“自动化可能不会消灭某一个工作群体，而只会消灭构成一个工作的部分任务。在这种原则下，人工智能并不倾向于创建完全自动化的系统，而是倾向于创建部分自动化并将某些任务外包给人类的系统”，于是人类便逐渐沦为了“智能技术的雇员”。

（二）人工智能时代中工作伦理的消散

历史地看，工作第一次在现代人的观念中被视为人生的基础和主旨始于卢梭，他认为所有能够工作的人都应该工作，与之对应的，无所事事被视为一种反自然和有罪的逃避行为。“社会充斥着一种持久的不安，唯一的治愈就是充满信心的艰苦劳动。既然懒惰是一种罪，那么勤劳工作就为通往天堂的道路扫清了障碍”。工作因此成了衡量理想生活的一个标准，更是超越生存需求作为了个体价值和社会贡献的象征。同时，韦伯认为新教工作伦理具有谨慎、勤奋、信誉、节俭、守时等特征。于是后来，努力、勤奋、节俭、禁欲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工作伦理便根植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为了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影响深远的工作观念。就工作伦理而言，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工作伦理本质上就是一条戒律，“即使看不到任何（尚未得到的或不需要的）收益，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具体而言，这一工作伦理的核心叙事就指向了生产至上、线性进步与神圣时间。一方面，劳动成为个体价值与社会贡献的唯一尺度，“不劳动者不得食”从道德戒律升级为生存法则，失业者不仅面临经济困境，更是被贬低为“懒惰”或“无能”；另一方面，工作与个人发展、社会进步被绑定为单向性的关系，即教育的目的是为工作做准备，人生的意义通过工作成就实现，技术进步被简化为“创造更多工作岗位”；此外，时间被切割为可量化、可管控的生产单元，“时间就是金钱”的隐喻使超时工作、自我剥削成为美德。由此可见，工作伦理在某种程度上关涉一种控制和服从，它的作用是训练和约束人们，向他们灌输新的工厂制度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服从性。最终这种伦理体系通过“勤奋-成功”的话语体系，构建了现代社会的工作秩序。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工作伦理以新教伦理为根基，将劳动异化为美德，赋予其阶层跃迁与自我实现的象征意义。然而，随着后工作社会的到来，劳动逐渐褪去了神圣性，沦为“去意义化”的生存工具。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消解了工作的稳定性与意义感。零工经济、灵活就业的兴起，不仅冲击了传统雇佣关系，更消解了“工作即正义”的道德叙事；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自我优化”逻辑异化为一种“肯定性暴力”，个体被迫在文凭竞赛与绩效追逐中自我剥削，却无法获得传统工作伦理契约的尊严与归属感。具体而言，工作伦理预设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世界，其中专业化技能与职业忠诚能够换取长期的经济安全与社会地位。然而，智能技术的超专业化能力使得程序化、标准化的工作任务被机器接管。这不仅冲击就业市场的供需结构，更从根本上质疑人类劳动的不可替代性。人工智能以近乎零边际成本复刻人类技能，破解了人类所谓的“知识垄断”。这样一来，传统的高技能与高收入之间的因果关联断裂，劳动的价值不再取决于个体的努力，反而出现一种“越勤奋越贫困”的悖论。于是，当机器在效率与精度上全面超越人类时，工作作为一种道德信条的叙事话语便失去了说服力。与此同时，在零工经济与灵活就业的“弹性”模式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碎片化，工作任务也被随机化，这就剥离了传统工作的连续性与累积性，个体无法嵌入稳定的社会网络，更无法通过长期的投入建构职业认同。当工作不再提供稳定的生活预期与社会归属时，“努力工作以改变命运”也就沦为了空洞的口号。更为甚者，工作者在平台经济的“自由”表象下“自我奴役”，这不仅瓦解了工作伦理的道德感召力，更催生出一种生存焦虑—个体在算法的支配下，既无法逃离与工作的捆绑，当也无法从中获得意义感。

新自由主义在对个体责任的强调中，将失业、低薪与工作不稳定归咎于个体的能力缺陷或努力不足。工作伦理在这种“优绩主义”话语之下被异化，换言之，个体必须通过教育投资、技能升级与绩效竞争来证明自身价值，否则将被视为“失败者”而遭受道德谴责，泛滥的“成功学”叙事正是这一逻辑的现实表达。然而在技术性失业的普遍境遇中，个体的努力与选择空间被急剧压缩，“优绩主义”的合法性便陷入普遍性质疑。当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仍难以获得稳定工作时，传统的工作伦理叙事就显露出了其虚伪性，也就是掩盖了技术垄断与资本权力对工作机会的控制，将结构性不公转化为个体的道德焦虑。这种焦虑既加剧内卷，个体陷入自我贬抑与过劳的恶性循环，也催生了躺平主义、反工作运动等亚文化的兴起，以消极抵抗否定工作的神圣性。问题就在于，当人工智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作世界，伴随着传统工作伦理的消散，却并未出现一个替代性的伦理体系，人类便陷入“为生存而工作”的终极迷惘。

二、技术性失业：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专业化困境

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高等教育的专业化转型密不可分。自19世纪以来，高等教育逐渐从贵族阶层的精英教育转向普及化的大众教育，其核心使命被定义为“为社会输送专业化人才”。这一转型的合法性根植于工业化生产的需求，也就是说流水线经济需要标准化、可替代的劳动力，而高等教育通过学科细分与专业认证，将个体塑造为契合工作齿轮的“标准化零件”。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共生关系，不仅塑造了高等教育的制度逻辑，更成为工业社会阶层流动的核心机制。遗憾的是，智能技术的“创造性”打破了这一传统，原有的培养模式逐渐显现出“当专业化程度越高，知识体系的封闭性越强，个体应对技术变革的灵活性越弱”的悖论。一方面，人工智能以超越人类的知识整合与输出能力，消解了专业化知识的稀缺性；另一方面，算法驱动的任务解构与重组使传统工作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随着技术性失业问题日益突出，“以前需要接受过相应的高等教育才能从事的专业性工作，现在要么被自动化系统和人工智能技术取代，要么门槛显著降低”。这种看似稳固的“专业-就业”关联，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正暴露出深刻的矛盾。人工智能技术与专业化工作的关系演变如图1所示。（图1略）

（一）因专业而失业：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工作契约的瓦解

就本质而言，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之间的“契约关系”根植于工业化社会的生产逻辑。自工业革命以来，高等教育通过专业化分工与职业化培养，构建起了“文凭-技能-就业”的契约。换言之，个体接受专业教育即意味着掌握特定领域的知识技能，进而获得体面工作与社会地位。这一契约的合法性源于工业经济对标准化、专业化劳动力的现实需求。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这一传统契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瓦解危机。人工智能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虚”和“实”完全整合在一起，进而创造出一个全然不同的工作世界，技术性失业正演变为这个世界不可避免的结构性代价。于是，在传统的专业化培养模式下，学生反而陷入了“毕业即失业”的悖论。更进一步而言，工业时代的高等教育通过学科分界与技能训练将学生塑造成“专才”。这种培养模式在劳动力市场稳定的时期具有显著优势，专业文凭作为人力资本的信号，这既是就业资格的凭证，也是阶层流动的阶梯。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正在打破这一平衡。

随着大数据技术、算法技术的发展和算力的快速提升，智能系统、智能机器人的“类人智能”和自主性日益增强，其“劳动技能”正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快速提升，已经或正在表现出相对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优势”。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不仅优质岗位日益稀缺化，而且技术系统也难以创造出更多具有发展前景的工作。“长期以来，人们达成的共识是，技术摧毁了我们现有的就业岗位，但也创造出了新的更好的就业岗位。事实是，技术正在摧毁我们的就业机会，并的确正在创造新的、更好的就业机会，只不过这些机会越来越少而已”。传统专业岗位的“深度技能”逐渐被算法与自动化系统解构，许多中等技能职业面临“任务碎片化”与“去技能化”的双重冲击。正如学者指出，“金融、医疗、新闻等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工作内容专业性强，但却遵循一定的规则或规律，在这些领域中，算法取代交易员、智能机器取代外科手术医生、自动化新闻取代记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事实上，这种替代并非简单的岗位消失，更是暴露出了高等教育专业化培养的滞后性，课程体系与技能训练若是基于过去的技术范式，就会难以匹配快速迭代的劳动力需求。其结果就是，文凭的象征价值随之消逝，学历贬值与技能错配成为普遍现象，高等教育的“工作契约”逐渐沦为空洞的符号。

一直以来，高等教育的进步叙事建立在社会流动之上，也就是说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找到更“划算”的工作以实现阶层跨越。因而，在工业时代“读书改变命运”不仅是个人奋斗的信仰，更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不过这一进步叙事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到来逐渐被推向崩溃边缘，教育投入与阶层流动之间的因果关联被打破。一旦人工智能接受几乎一切工作之后，那么人类便可能沦落为尤瓦尔·赫拉利所预言的“无用阶级”。这就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民众对于高等教育的广泛质疑，甚至引发更为严重的“读书无用论”。究其原因，这种信任危机一方面源于智能技术将对受教育者进行无差别的专业化替代。受教育者为获得体面工作而选择热门专业，而在毕业时就可能面临失业的极大风险，教育选择反而扭曲为一种“风险博弈”；另一方面文凭通胀与学历贬值的叠加使得高等教育陷入“边际收益递减”。为应对工作的稀缺性，受教育者被迫通过考研、跨专业、证书傍身等方式提升竞争力，但这种“防御性教育”反而加剧了人力资本的过度累积。于是当教育投入的沉没成本无法通过就业兑现时，个体的恐慌与挫败便蔓延为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怀疑。

（二）因专业而待业：高等教育专业化培养模式的结构性困境

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扩张创造了空前的工作机会，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体缔结了一种价值契约，承诺通过学历认证获取工作尊严。个体选择投入高等教育资源，本质上源于将工作机会视为接受高等教育后的应得。换言之，在摒弃前现代身份世袭制后，文凭制度被视为实现阶层跃升的应然。相较于传统社会的非正义分配，通过教育竞争获取文凭进而赢得体面工作，构成了现代性社会流动的核心叙事。如果说早期的文凭能够表征个体的知识储备与文化修养，那么而工业化进程便赋予了其交换、筛选的工具价值。在此过程中，文凭既是学术训练的阶段性认证，又是进入工作世界的准入资格，其价值形态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不断嬗变。其结果就是，高等教育成为进入工作世界的前奏，并且两者的关联性伴随着效率至上的工业时代发展不断强化。于是，高等教育成为“就业资格的包装工程”，而学历文凭成为进入工作世界的“通行证”。这种专业化逻辑的强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相互交织，形成文凭社会的独特景观。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升，学历通胀现象日益显著，原本由少数精英垄断的专业岗位逐渐向大众开放，但岗位数量的有限性与文凭供给的无限扩张之间的矛盾，使得文凭筛选的优势与作用正在减弱。雇主为降低招聘成本，不断提高学历门槛，导致“过度教育”现象蔓延：研究生从事本科生岗位、博士生竞争硕士生岗位成为常态。换言之，专业化教育的规模扩张并未带来岗位供给的同步增长，反而加剧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工作世界变革的结构性失衡。

事实上，文凭证书数量的快速增长并不等同于实际工作能力的提升，而仅仅反映了就业门槛的不断提高。因为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虽然文凭仍是基本条件，但决定工作成败的关键因素已转变为超越文凭的个性化竞争优势。一方面，为追求标准化与精细化，高等教育的专业培养模式日趋同质化，导致受教育者的能力结构缺乏独特性。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劳动力市场变幻莫测、瞬息万变，职业技能越来越倾向以散装、细微的形态出现，而学校的应对之策是推出更多昙花一现、顺应潮流的课程项目”。这既无法为个体提供抵御技术风险的能力，也难以回应人工智能时代对具备个性化、动态化能力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为应对文凭贬值，高校不断延长专业教育年限、增设学位层级、细分学科专业，却进一步以学科范式的封闭加剧学术与现实的疏离，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切割为学科专属的研究领域。这种知识生产的“内卷化”不仅扩大了教育投入与职业回报的失衡，也使高等教育在应对技术性失业等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但问题是，尽管人们已然发现高等教育无法兑现传统的工作契约，却在对文凭价值怀疑的同时依然选择继续进行大量的教育投入，试图为自己在愈发不确定的人工世界添加获得工作的筹码。这种矛盾的所引发的就是，高等教育成为优绩主义的竞技场，受教育者为争夺稀缺的优质岗位自觉加入无休止的“学历军备竞赛”。这种竞争看似遵循市场理性，实则早已变为了一种“赢家通吃、输者全无”的零和博弈。同时，面对传统工作伦理的消解后的工作“去意义化”，“小镇做题家”等无用式的自我调侃屡见不鲜，个体既无法通过专业化教育确证自我价值，又缺乏重构生命叙事的主体力量，最终陷入“功能性存活”与“意义性死亡”。这种危机进一步在“慢就业”“躺平”等现象中显性化，实质上体现出高等教育专业化培养模式所规训的“标准化主体”对人工智能进行的反抗。

三、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专业化重构价值导向

毫无疑问，在当下，我们无法准确预判工作世界的发展进程，但可以确定的是人工智能时代向后工作社会的演进愈发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同样地，这一转变是缓解工作负担还是加剧就业竞争亦未明确。不过就目前的工作世界来看，人工智能的加速进步或许并没有达到最大可能地将人从工作压力之下解放出来的理想状态，反而加剧工作岗位流失，使越来越多的人与工作脱离开来。在此背景下，人们还尚未形成对工作世界转变的正确认知，而是停留于对传统工作伦理的追求，为争夺日益稀缺的“优质工作”甘愿承受自我剥削的生存状态。此时，高等教育的专业化教育体系与工作领域的传统联结呈现断裂态势，对于充分就业的保障效能日益弱化。面对一个新旧重叠交替的工作图景，如若高等教育系统固守旧的教育叙事，对工作内涵、形态与结构的变化视而不见，无疑会进一步激化与工作世界的矛盾，使整个系统完全失灵。因而，高等教育系统理应作好预防性的观念启蒙和制度安排，以自身主动转型引领社会进步，处理好通才与专才的关系。不仅需要超越工业时代的专业化谋划，更依赖于适应技术颠覆性创新与人类发展需求的体系重构。唯有如此，高等教育才能在充分汲取人工智能外在供给的过程中恰当回应教育强国建设的内生需求，培育出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优结构的新型劳动者，以夯实新质生产力之基。

（一）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劳动力市场促逼跨领域人才培养

不可置否，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自动化和智能技术所引发的失业危机已从潜在风险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现实。这与以往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危机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也就是说随着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取代，既有的人才培养体系无法再承担缓解矛盾的有效角色。工业文明所构建的文凭本位的认证体系正在被技术革命深层次解构。当下普遍存在的“高学历失业”现象与“技术性失业”危机，深刻揭示了人工智能时代与文凭社会之间的断裂。究其根源，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需求与现有的工作者能力储备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鸿沟。即便高等教育系统通过多重渠道提供专业化培训，其实际效果仍然有限。因为就专业教育而言，本质是专家经验经过标准化编码的符号系统，其潜在预设是将计算能力和服从意识视为工作胜任力的核心要素。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工作的内涵被重新定义，以往无意义的工作逐渐成为创造性的自由活动，工作本身正经历“去中心化”的立场转变。“专门的学科只有作为知识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而如果离开了科学的整体，孤立的学科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此背景下，单一或少量的专业技能无法再帮助个体安身立命。较之人工智能，此时人类的优势不再呈现为特定技能的精练程度，而在于对复杂系统的整体把握、跨领域知识的创造性联结与价值判断的伦理自觉。“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在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强化拔尖创新能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成为智能时代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任务和使命。从“专才人才”到“新质人才”的转变正是与国家关于新时代人才培养战略部署的深度契合。

（二）从专业人才到新质人才：更新高等教育的创新性教育理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如今，新质人才作为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已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因素，培养新质人才已成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新使命。这就需要高等教育理念从“专业性谋划”更新为“整全式培养”，超越人机对立的教育叙事，在积极寻求与技术协同共生的可能中，增强人类智能的不可替代性。事实上，高等教育的价值旨趣立足于人的整全性发展，这就要求其不应窄化“成才”教育的内涵，以“成才”与“成人”融合的视角超越过度单一的专业教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专业教育的现代性价值不应被全盘否定，它仍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重要纽带，也是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基础载体。面对“无意义工作”激增和工作伦理解构的不争事实，高等教育必须推动专业教育的转型升级，从根本上提升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和职业韧性。人工智能从本质上对工作形态进行了重构，这意味着高等教育一方面需要重新定义“专业”的内涵与外延，以及重新思考何为“人才”？可以明确的是“人才”在于从“专业人”转向“整全人”。一方面，未来高等教育需要突破就业主义的狭隘逻辑，转变人才质量诉求，将根本价值定位于符合时代需求的新质人才培育上。从新质人才的根本特质出发，持续发展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人机协作能力是核心所在。新质人才的根本在于数字化素养与智能技术的掌控能力，这要求高校与企业进行高度的课程化关联。通过在课程教学中设置前沿的智能技术应用与工作图景展示等方式提升受教育者的数字素养与工作胜任力。另一方面，既要打破学科壁垒，建立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知识网络，也要将专业学习嵌入更广阔的人类文明进程，使个体在技能精进中同步完成意义世界的建构。如此一来，“新质人才”的输出不仅为高等教育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打造了新优势，也为行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增添新动能，从而达成“资格化、社会化与主体化”的动态平衡。

（三）从旨在经济到指向价值：转换受教育者的工具性教育思维

当前最大问题就在于，有保障的工作世界或许不再具备保障性。而汉娜·阿伦特看到自动化这一“同样危险的事件”的出现后，对灾祸来临的预示可能成为现实，“自动化虽然把我们从艰苦劳动的负担下解脱出来，却在一个所有职业都被看作谋生手段的‘劳动者社会’引起了失业”。在阿伦特看来，劳动是劳动社会所拥有的唯一的优势，而劳动社会将不再会有劳动，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劳动社会的前景。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致命呢？换言之，技术进步似乎只是实现了人类世代梦寐以求却无法实现的东西，但这只是骗人的表象。因为，人们想要摆脱劳动的束缚，却对什么才是更高层次、更有意义的活动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只有为了这一类活动而去摆脱劳动的束缚才是值得的。当下，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冲击，迫使高等教育反思其传统的、以“对口就业”为核心的经济性导向。过去衔接高等教育专业化体系与工作世界的优势正在消逝，个体渴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取高薪工作，同时又因为工作的无意义渴望逃离，这种矛盾的状态使其深陷价值迷茫与存在焦虑。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需要实现本质回归，引导学生在充分自我认知的基础上，以人生的理想和意义而非工作的可获得性作为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并将工作升华为一种创造性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部署，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其价值远不止于找到一份工作，更在于能否在国家亟需的关键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创造战略价值。

（四）从功利就业到意义就业：实现高等教育整全式育人目的

更进一步而言，在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是要引领学生走出功利化的工作迷思，基于价值和意义进行谋划。也就是说，接受高等教育不仅是获取谋生技能的投资，更是塑造健全人格、提升精神境界、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工业化时代，尤其是自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以来，教育、技术、经济三者被深深绑定。然而在智能时代，这种技术本位、经济首位的教育模式早已不再适用”，传统人力资本的经济收益神话可能难以为继。这意味着当传统工作伦理所推崇的勤勉节俭、时间效率等美德逐渐消解时，高等教育系统需要突破功利主义考量的培养逻辑，为技术文明时代培育新质主体。事实上，一旦工资成为劳动的唯一目标时，劳动者“与生产力以及他们自身的存在之间的唯一联系，也就是工作，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一切用于确认自我价值的假象，并且只能通过一种使生活失去活力的方式来维持生活”。此时，工作变得毫无体面而言，劳动者自身也随之失去了尊严。何为工作的目的？阿伦特将工作视为一种循环活动，一种基于生理需求，以循环的？式实现的功能。由于大自然一直在试图吞没？类社会，必须有？投身于这种令？疲惫不堪的活动，为提供生存所需而不断重复这种活动。这就是劳动动物的命运，但这种命运只有通过创造别的东西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换言之，为谋生而工作是个非常实际的目标，但还有一层人性化的需要，即从工作中获得意义感。传统社会以工作成就定义个体价值，工作世界自然成为个体构建自我认同和生命意义的核心场域。当这种认同发生异化，意义感的获取就需要高等教育重构个体社会化的多维叙事，重塑“闲暇”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发现闲暇中的自我完善与社会价值。“放弃工作中心观念可以让学习充盈青少年之后的人生路，学习的种子在任何需要的地方都可以开花结果。工作统治的终结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不那么紧张”。值得注意的是，工作过渡仍是当前高等教育无法规避的现实课题，但未来社会的流动性要求个体持续协调资格获取、社会融入与主体建构的平衡，因而高等教育必须超越功利性的就业目标，帮助学生建立身份认同，并在知识创新、文化传承等社会实践中实现个体价值与人生意义。

（五）从文凭至上到多元卓越：助力世界高等教育人才中心建设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被寄予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秩序的厚望，然而当空间上的扩张未能伴随质量的提升而是带来向上流动的迟滞化时，普及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掩盖或加剧了实质上的阶层固化。换言之，与高等教育普及化同时到来的是“文凭信号”的弱化，文凭社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尽管文凭的实质价值正在不断弱化，但其作为身份象征的社会影响力依然根深蒂固。理论上，只要高等教育系统能够持续提供就业保障，即便工作本身丧失意义，这种状况尚可维持。然而现实情况是，教育规模扩张导致文凭供给过剩；同时，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不断侵蚀传统工作岗位。双重挤压之下，暴露出了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缺陷。少部分人享有着精英教育的历史积淀与资本优势成为了“卓越”，大多数人则是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成为了人工智能社会的“剩余劳动力”。这种精英化与大众化之间的落差与碰撞，不仅背离了教育公平的初衷，更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替代危机一拍即合。因为当人工智能无差别地冲击所有专业领域，无论是精英抑或大众，都需要直面工作世界重构的阵痛。在此背景下，尽管高等教育在形式上实现了普及，但实质上维系着精英的再生产。这就要求高等教育超越简单的规模扩张，转向以提升内涵和质量为核心的发展新阶段。《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总体目标，并强调“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在普及化背景下，如何在满足大规模、多样化教育需求的同时，有效培养能够引领科技创新、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顶尖人才？成为了高等教育的专业化重构的关键命题。其核心价值导向在于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推动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在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的有机统一与协同进化。此时，高等教育的重心必须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强不强”，质量优先、特色发展、分类卓越成为核心原则。

（六）从普及化到高质量发展：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统一的高等教育

事实上，人工智能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互动关系，这种关联最终将推动工业文明走向智能文明。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工业文明不同，智能文明将形成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并立而行的局面。过去工作的专业化要求决定了高等教育的专业化趋向，于是文凭成为高等教育向劳动力市场提供的筛选信号。但问题在于，技术替代的不确定性使得工作世界的稳定性不断消失，文凭的可获得性增加，高等教育却未能完全改变传统以筛选和竞争为主导的“卓越”体制。传统上，新工作的出现往往直接触发教育系统的调整，以培养合适的专业人才。而在向智能文明发展的发展过程中，为了重新建立或强化与工作世界关联，需要在人类与人工协同中发挥高等教育系统的独特优势。首先是要判别这项工作更适合人类还是人工智能完成，其次是高等教育系统的自我转型。转型的重点在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层次升级，提升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推动这一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不仅需要学历文凭，更要能追赶上技术的加速进步或许才能避免被工作世界边缘化，然而这部分人终归是少数。尽管社会分层与资源稀缺难以消弭，但人工智能时代对高端创新人才的渴望依旧强烈。加之知识体系的高深性和教育对象的选拔性，高等教育本身具备也理应延续其精英属性。不过，重申精英教育并不是否定大众教育的价值意义，而是以包容的精英教育发挥高等教育的选拔筛选功能，确保教育等级与社会阶层间的差距不会继续扩大。因为就本质而言，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不矛盾，教育的普及和高质量的大众教育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天才。在此统一的过程中，既通过构建分类卓越、特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使顶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高素质劳动者大军的塑造相得益彰；也通过落地分类评价、资源共享、技术赋能等实践路径，破解普及化阶段的结构性矛盾，最大化释放高等教育的整体效能，进而将高素质人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胜势。

（本文参考文献略）

Disappearing or Redefining: The Crisis of Work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Specialization

HeXuzhao LiXiaoya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work landscape, and human beings are facing the technological fear of “substitutability” of intelligence. Higher education’s specialized training model helps educated people to realize the work landscape of “specialized employment” due to its practicality and usefulness at the economic level. Due to the dismantling of the promise of education by AI technology, higher education will fall into the awkward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 unemployment” due to its professionalism on the one hand, and “professional inactivity” due to the structural difficulties of its own professional training model on the oth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uctural dilemma of its own specialized training mode may lead to the anxiety of “specialized jobless”. Therefore,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make preventive conceptual enlightenment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lead the social progress by its own active transformation. Firstly, higher education needs to update the concept of holistic education, cultivate new talents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ists and specialists; secondly, it needs to change the economic education thinking of the educated, and help the educated to establish a change in the education viewpoint from aiming at employment to pointing to value; finally, it should be oriented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tegrating the elite education with the popular education, and realizing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work ethics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