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重要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进而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与鲜明特质。教育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方式，也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一脉相承的重要载体：从历史角度看，教育为“连续性”铸就坚实的文脉根基；从发展角度看，教育为“创新性”输送持续的强大动力；从政治角度看，教育为“统一性”构建稳固的政治理念；从文化角度看，教育为“包容性”打造多元的开放胸怀；从社会角度看，教育为“和平性”营造和谐的内外环境。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教育传承，有助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归聚各族人心，构建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教育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传统文化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以五个“突出特性”为切入点，对中华文明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精细化的剖析，标志着对中华文明的理解跃升至全新高度。作为时代的产物，中国教育建立于中华文明基础之上，又是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载体，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化精髓。当下，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教育传承研究方兴未艾，而这一领域的学术探究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有鉴于此，从历史根基、发展演进、政治理念、文化内涵以及社会环境五个维度阐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教育传承，有助于加强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教育为“连续性”铸就坚实的文脉根基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诸多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原生文明。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是全球历史的尺度、世界文明的刻度。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文明“长期的历史连续性”最能提供“文明特有本质的最后解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具有一种罕见的、不间断的发展态势。以恩格斯的历史合力理论为指引，可以将中华文明所展现出的显著连续性视为多元力量交互影响的产物。这些力量包括源自客观自然界的物理力量，以及根植于中华文明缔造者主观意志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传承过去、造就现在、开创未来，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从古至今，教育始终是推动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一，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依赖文教事业，一以贯之，传承千年。中华文明所展现出的连续性特征，其深层根源在于贯穿历史、相对恒定的核心价值体系。先秦时期“百家争鸣”，诸多学术流派竞相阐述各自的社会理想与治国方略，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轮廓和典型特征。随着历史演进，儒家和道家学说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最终熔铸成为中华文明内核的儒道互补文化架构。这两种哲学观念历经千年的交融与发展，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追求，而且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补充和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内核。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关注社会秩序、家族伦理和个人修养，主张积极入世；道家崇尚自然无为，注重个体内心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调适，倾向于超越世俗纷扰。两者的结合，一方面提供了社会治理与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指南，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人们顺应自然、超脱物外的生活智慧，从而在主观上塑造了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确保了中华文明在经历社会周期性的大动荡之后，依然保持内在的一致性与连续的传承性。
其二，文教事业确立的教育秩序为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为中华民族培根铸魂奠定了坚实可靠的文化基石。教育是人类文明传承与创生的园地。自秦汉至晚清，历代文教事业的发展表现为承袭因革的连续过程：教育的主线以儒家为宗，以人才培养为旨；内容上以儒经为重，制度上以官学私学并立为要。尤其是隋唐以后，新王朝建立后必定表彰儒学，恢复科举，孝治天下。因此，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坦言：“中国的儒家教育制度是凝聚昔日中华文明的关键。”先秦时期，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理念，打破了贵族垄断、学在官府的格局，为私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通向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两汉时期，官学开始有了完备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其中，汉武帝设立的“太学”是当时学习儒家经典的最高等学府，以后各代王朝都依例设立。另外，中国极端重视历史经验，修史立典，存史启智是历代文人的自觉追求：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官，记录各种经验教训，以为未来之殷鉴；历代士人传承史学、研习历史，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
其三，文教事业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底。其中，从未中断的汉字既是中华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又是中华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从上古时期开始，中华文明使用汉字至今，让其具有了超时空的性质。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表明，汉字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虽然字形有所变化，但是作为象形文字、表意文字的本质未曾改变。通过文字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和继承性，汉字保持了中华文明符号系统的连续性，成为建立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必要条件。字是方块字，魂是中国魂。文字不变，文化基因世代传承。借助文字的力量，诸如儒家的仁爱、忠诚、孝道，道家的自然无为、道德治理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得以广泛传播与代代延续。比如，“孝”体现了对祖先的敬重、崇拜，对祖先意志、意愿的顺承。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秦汉之后，传统教育推崇孝文化、重视孝道，并衍生出忠孝观，对保持文明的连续性亦有促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强化了我们对于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决心，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面对全球化与百年变局，中华民族作为历史文化的承载者，必须深植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与依恋，坚定文明自信与定力，以教育为核心手段，肩负起传承与发扬民族文化的重任，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于中国的教育精神与教育实践之中。在奋进新时代的征程中，唯有充分重视教育的作用，方能确保本土文化薪火相传、与时俱进，并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丰富滋养，进而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二、教育为“创新性”输送持续的强大动力
中华文明讲求革故鼎新，追求日新常新，因而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创新，作为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表现在两方面：对传统文化中落后的表现形式进行适应性改造，通过创造性转化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创新性发展让其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光发热。这两方面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的深入理解和实践应用，更是新时代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原则的具体贯彻。
其一，创新性通过文教事业，融入中华民族的思想脉络，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创新性”是打破常规界限，推动事物发展升级的核心能力。中华文明一直秉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原则，辩证吸取旧经验，灵活应对新问题。创新精神与创新思维等，萌生于华夏文明之初。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奋发警句，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辩证哲思，再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进取寄望，这种求新求变精神在《周易》《诗经》《礼记》等经典文献中一脉相承、赓续不断。先秦诸子时代，民族融合与民族国家构建尚未完成，思想文化领域以“百家争鸣”的特征竞相争艳。儒家、道家、墨家等各派学说如繁花绽放，孔子、老子、墨子等思想巨擘犹如耀眼星辰，他们构建了中国的“轴心时代”，形成了中国教育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即使在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崭新观念与学术流派仍如春笋般层出不穷。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从周代而下不断嬗变，先后经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的发展。先贤们锐意创新，尊崇革新，为中华民族铸就了破旧立新、与时代共进的文化特质，使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始终洋溢着旺盛的创造力、生命力。
其二，中华文明所展现出的非凡创新性，在于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价值观及其动态演进机制。春秋战国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但在这种混乱中，却孕育着新文明的生机。其中，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儒道作为中华文化的两大支柱，不仅在时空中塑造了中国人灵活应变的社会文化心理，也持续滋养着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前行的精神命脉，使之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永葆青春与活力。这种内在的创新基因，不仅体现在制度设计、科技发明、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更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以及对新知探索的精神气质上，进而推动了中华文明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适应性改革与创造性转化。例如，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通过官学、私学教育及科举考试制度，广泛传播并深化了儒家的价值观。士人阶层在研读经典的过程中，结合当时社会实际，提出了众多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北宋王安石提出“法先王之意，不法先王之政”，开展了基于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政治变革，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康有为以《春秋》“公羊三世说”为普遍规范，将立宪政体融入儒学，为变法改制的步骤和方略提供理论依据。
其三，中国传统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饱含创新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从教育内容看，孔子讲“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强调从经验、事实、历史出发，温故以知新，不迷信奇迹，不空想思辨。孔子倡导因材施教，依据子路、子贡等学生的个性差异，实施针对性的教育引导，这是教育个性化的早期探索。孔子讲授《诗经》，以启思育志为总目标，根据弟子实际需求确定具体目标。孔子删述“六经”，尽可能真实地记述历史文献与价值系统，既不避讳怪力乱神，又赋予或转出新精神。在教育组织形式上，唐代以后书院大量出现，满足了失学士人读书求学的需求。受佛教禅林影响，书院大多设立于风景名胜之处，并借鉴高僧讲经升堂讲说、质疑问难等教学方式。这种教育创新精神亦延续至近代。晚清时期，国家多难，康有为将办学当成革新的一种形式，在万木草堂自立规程，聚徒讲学，培养大量维新人才，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民国初期，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抱定宗旨，砥砺德行，引入西方学术思想，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使北京大学成为当时中国学术和思想的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创新性是中华文明能够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保持恒久活力、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源泉与持续推动力所在。唯有勇猛精进地推进创新，才能紧跟乃至引领时代步伐，让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与光彩。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教育创新为国家乃至整个文明的延续、发展提供动力。新时代，我们需要继承并弘扬先辈的创新精神，立足中华文明创新性，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培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教育为“统一性”建构稳固的政治理念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深深植根于民族共识，并恪守国家统一是最核心的利益。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肇始于历代王朝所建立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尤其是秦始皇一统天下，废分封、设郡县，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布罗代尔认为：“帝国在中国是一个长时段现象，是一个轴心，围绕着它，中国的历史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缓慢运转。”秦汉的大一统是长期、稳定的政治统一，包括行政统一、民族包容等。故此，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还具有一种将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吸纳力。秦汉以后，入主中原的不同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正统而自居。
其一，“大一统”不仅是历代最重要的政治理念，也是一种教育实践。统一性体现在各民族的文化传承、信仰坚守、利益追求和命运共筑上的紧密相连和高度一致。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团结力与“大一统”思想密切相关。夏商周时期，中华民族就推崇“天下一体”。《诗经》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对“大一统”最生动的诠释。春秋时期，面对礼崩乐坏，孔子直言：“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修《春秋》，继承夏商周三代治理天下的理想，并试图通过褒贬史实，整顿天下纲纪，重构社会秩序，促进一统。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儒家思想为国家正统思想，在都城设立太学，招收博士弟子，教授儒家经典。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教育的核心内容，通过官学、私学等渠道广泛传播。与之相伴随，“大一统”的思想理念也成为内化于心的文化意识和文明意识。在文化心理层面，这种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把中国疆域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其二，中国传统教育的目标饱含统一性，为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建构稳固的政治基础。董仲舒将“大一统”理念阐释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是宇宙的普遍法则。汉武帝采纳儒生建言，确立儒学为官方显学，儒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促进个体社会化，即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学校教育以培养儒生为宗旨。宋明理学兴盛，儒学教育注重义理，以培养圣贤为宗旨。儒家提倡“智民”，适应了社会知识水平不断提升的趋势，符合历史进步要求。儒家以道德教化而非严刑峻法治理社会，其核心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深入人心，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儒家学说赋予了“大一统”局面得以持续两千多年的文化认同和道德基石，即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即便在儒学相对弱势的时期，如魏晋南北朝，儒学深厚的文化底蕴仍使其在与其他思想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千字文》和《开蒙要训》等魏晋南北朝新编的蒙学教材无不渗透儒家思想，加深了人们对统一的渴望。
其三，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促进了教育内容的统一性，而教育内容的齐整与规范又服务于统一性的思想传播。汉字是自古以来中华“大一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言，“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时“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李斯主持的“书同文”，即将原先各国的文字统一为小篆，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和教育的统一进程。虽然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也创制过文字，但是使用范围相对有限。汉字作为书写体是统一的官方文字，使得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有了共同的文字基础。这是教育领域推进社会教化、形成普遍观念、促进政治统一的重要保障。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兴起，取代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这一文教制度创新为底层民众提供了上升通道，促进了社会的阶层流动，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科举制度对全国范围内的教育目标和人才规格形成了统一要求，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基层民众的社会教化，扩大了统治基础。除了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东汉的《白虎通义》、唐代的《五经正义》、宋朝的《三经新义》、元代的《四书章句集注》、明代的《五经大全》等被钦定为官学教材，也为政治统一提供了强大的教育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统一性是中国历史的大潮，也是文明赓续的前提。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塑造了中华民族内部多元文化间的深度融合与共融共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相较于世界上其他民族，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成功地在政治文化上团结了几亿民众，“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无论是作为古代立国之基，还是在当代强国建设中，教育关乎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文明传承与社会进步。在国家发展规划中，要将教育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给予人力、物力、财力的多方面支持，以便真正实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和“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古训。
四、教育为“包容性”打造多元的开放胸怀
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孕育出以“包容、融合、和善”为核心的文化心态，成为其独特且鲜明的文化标识。这种包容性随着中华文明的持续演进而不断充实内涵，构建体系，使其能够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变迁需求。中华文明既有“包”的胸怀，又有“容”的智慧。从国内外文化交流的视角审视，中华文明始终秉持着平等、开放的原则，与世界各地的其他文明保持积极的交流与学习。中华文明善于博采众长，善于接纳、消化并整合各类文化元素，始终展现出开放包容的精神风貌。从这一层面讲，中华文明正是各民族广泛互动与深度融合的结晶。
其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了一种十分高超的“共生”的政治智慧与文化精神，突出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对宗教信仰的多元并存。在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西学东渐”以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等过程中，都可以发现中华文明始终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与其他文明进行对话交流。西汉时期，源自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走廊传入中国，逐渐扩散，日渐成为广大民众接受的宗教信仰。佛教在儒道文化影响下衍化出了禅宗等分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并最终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明清时期，一批精通儒释道经典的回儒学者，援用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汉译伊斯兰典籍，沟通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了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两千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华文明不断吸纳这些外来文化的优长，在包容并蓄中焕发崭新的生命力。历史上，中国长期是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对外没有殖民掠夺和侵略，对内没有爆发因为宗教信仰引发的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特质。
其二，中华文明注意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最明显的表现是学术流派之间的论争与互鉴。中华民族秉持“万物并育”，主张“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强调以“和”而不是“同”来看待差异性：一方面遵循差异，另一方面包容多样，并不主张以表面的“同”而抹杀内部的差异。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表明中国文化善于发现和学习他人的长处和优点。沿袭百家争鸣遗风，中国传统教育没有停滞、僵化，也没有受到单一思想体系的束缚，而是对各种思想持开放态度。士人可以在不同的学派之间自由选择，学习不同的知识和理念。西汉时期，太学生在太学学习的同时，还可以向校外的大师求教。两汉交替之际，经学教育打破了以前专经教学的局面，一些学者已不再限于一师一家之说，广泛求师和涉猎各家著述。到东汉，出现了众多兼通数经包括今古文经学的学者，促使今古文经学最终走向融合。及至南宋时期，书院模式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已经确立。不同学术流派的理学家以书院为场所，讲论和传播自己的学说思想，又通过书院开展会讲，进行学术辩论，留下了“鹅湖之会”“朱张会讲”的历史典故。这种学术上的自由选择和多元并存，是教育包容性的重要体现。
其三，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文化传承和延续着包容性的教育理念。中国古代教育家普遍强调厚德、博厚和宽容精神。孔子所提出的“因材施教”充分体现了包容性。孔子认为每个学生都有独特的个性和才能，教育方法也应该因人而异。比如，对于子路这样性格冲动的学生，孔子会教导他克制自己；对于公西华这样性格内向的学生，孔子则鼓励他多发表意见。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也可以认为是对受教育对象的一视同仁，充分尊重与包容学生的个体差异。孟子强调教育者应该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接纳每一个学生，无论他们的出身、才智如何，都应给予平等的教育机会。《学记》指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四种偏差，教育者应该深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针对他们的不同问题，采取包容和耐心的态度进行引导，帮助他们克服学习上的困难。陆九渊提出，要从差异性中看到相似性与相通性。陆九渊曾说，无论千万世之前，抑或千万世之后，皆有圣人出焉，同此心、此理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明展现出包罗万象的博大胸襟和无比深厚的承载力，以兼容并蓄的气度和坚韧不屈的精神积极吸纳和借鉴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与文明精华，成功实现了不同语言、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和谐共生与繁荣发展。教育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实践场域，培育包容性精神则是开展现代文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容性思想置于当下，即注重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借助教育的力量，宣传以理解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彼此的文化差异，减少文化冲突及误解，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和谐、包容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教育为“和平性”营造和谐的内外环境
“和平”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孕育出以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为核心的价值观。中华文明包含深厚的和平基因，比如“和而不同”虽讲求“和”却能容“异”，因为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中华民族自始至终的文化价值追求。这种和平性也成为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坚守不渝的立场，即始终坚持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原则，致力于与各国建立和谐友好的外交关系。这种价值观追求的是和谐共处、大同世界的目标，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营造了和谐的内外环境。
其一，爱好和平、追求和平，是中华文明固有的精神品格。布罗代尔认为：“文明只能在长时间段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把握一条逐渐呈现的主线——为一群人所共同遵守的某种东西。”自古以来，中国哲学便深切关注和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作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精神内核，凸显了中华民族对这一主题的独特领悟。这一观念体现了整体宇宙观，强调人类与自然界的共生关系，视人为自然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当遵循自然法则，与天地共同进化与发展。“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源自中国古代诸侯争霸的历史背景，它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悠久传统与坚定立场，强调通过道德伦理的力量来调和矛盾、缓和冲突，致力于达成各国间的和谐共存与和平合作。“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体现了中华文明在面对复杂社会关系时的高超智慧和理想追求，倡导在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同时，寻求社会和谐与和睦共处。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还基于“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先秦儒家认为，人心是人体的主宰；无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他们都强调人心中孕育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礼仪，指引人的行为走向善良与和谐。
其二，教育是文明的实在显现，和平理念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这些理念既是中国哲学的命题，又是中国教育的议题。儒家强调“仁爱”与“礼义”，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合作。《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强调在礼仪制度中和谐为最高标准。《孟子》中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则进一步阐释了和平相处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化干戈为玉帛”“以和为贵”“和而不同”这些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和谐共处与多元共融的深刻追求，也都是自古以来教育的重点。中国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天下和平”“天下太平”的描述，集中表达的是人们对社会安定、财富均平的向往与追求。其中，“为万世开太平”既是张载的个人政治抱负，也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更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价值追求。“开”有期待之意，“万世”表示永久，这说明张载不但重视重建当下的“太平”秩序，而且要为更高远的“万世太平”奠定基础。
其三，“和”是中华文明追求的理想状态，这既是社会教化的目标，也是其预期达成的结果。“和”代表着承认、尊重，是认同与相融。《中庸》提出的“致中和”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历代统治者也以“和平”“太平”作为治国理政的最高目标。庄子说“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反照的是母系氏族社会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氛围。《史记》称秦始皇“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中华文明呈现以农耕为主的文明形态。农业文明重视自然的节律，主张与自然和谐共生。农业经济形态塑造了中华文明安土重迁的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中国哲学以及教育思想的和平性，通过以文化民、以文铸魂成为社会普遍的认识。这一点，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也可以得到印证。大家常说“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这些朴素的话语透露出民众对和平与稳定的深切期盼。民众对和平、对平安的向往也体现在各种习俗之中。比如，在家中摆放花瓶作为装饰，因为“瓶”与“平安”的“平”谐音，摆放花瓶寓意“平平安安”，代表民众对平安生活的期盼与向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不存在导致冲突的必然逻辑。中华文明凸显的和平性，对于在全球范围内凝聚和平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影响与重大价值。和平性作为一种深植于中华文明核心的卓越品质与显著特征，从根本上界定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人与自然等多元互动关系的终极目标与价值取向。教育事业在推进中华文明和平性的路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教育工作者要帮助学生培养和平意识、树立和平理念、开拓国际视野，了解国际社会的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以便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内涵与实践，增强他们的文化主体性和民族自豪感。
结语
中华文明以教育传承体系为文化根基，生生不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教育始终是强国兴起的关键因素。中国历史画卷生动展现了中国教育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契合，进而维持国家安定、延续国家文明和推动社会进步。迈入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持续致力于锻造能肩负起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奠定坚实基础。在此背景下，无论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阐释与传承，还是加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需要发挥教育的载体作用。
教育，是文明的传承活动，又是文明的创生活动。传承中华文明的根脉在教育，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也在教育。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我们要秉持守正创新、固本兴新，深入挖掘与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积极吸收世界文明精华，充分发挥教育的引导力与塑造力，使之深度参与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之中。同时，要强化国家认同教育，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共学共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与认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本文参考文献略）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and Revitalize the New: The Educ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iYong ZhouHongyu
Abstract: The important elements inherent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ve jointly forged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us highlighting its unique charm and cultural identity. Education is the way of continu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ucation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ontinuity; from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education provides a continuous and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innovation;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education builds a stable political concept for unity;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education creates a diverse and open mind for inclusiveness;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education creates a harmoni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peace. Grasping the educational heritage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conducive to bringing together the hearts of all ethnic groups, building a common spiritual home, enhanci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casting a solid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It provides a strong ideological guarantee and powerful spiritual force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distinctive features;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traditional culture
初审：黄华强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