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鲍列夫的《美学》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的规律”理论的运用，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美学体系。从“美的规律”的角度来说，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所有包含了“美的规律”的活动和事物，审美活动的广泛形式就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创造活动。“美的规律”是艺术分类的重要依据，也是美学研究的具体表现，更是美学功能实现的基础和审美教育的出发点。鲍列夫的美学理论立足于马克思“美的规律”理论，与实践观相结合，给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带来诸多启发。

关键词：美的规律；鲍列夫；美学体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美的规律”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国内学者在世纪之交更是进行了一场关于“美的规律”的论争。纵观这场论争，学者们主要是在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等哲学本体论的视野下，并基于自己所在的美学流派之立场展开，对其进行主观或客观的解释。如曾簇林，就继承了陆梅林、蔡仪等客观派美学的立场，认为“美的规律”是客观的规律，“陆先生、蔡仪先生关于‘美的规律’的‘一个尺度’之说，确认‘内在尺度’属于对象客体，回到马克思文本中‘美的规律’的客观性，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正是为推进美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和前提”。而朱立元作为实践论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认为“美的规律”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一点与李泽厚、蒋孔阳等实践论美学家一致。这样的论争固然有其美学史的价值，但如何基于文本自身对其做出合理解释，并充分借鉴这一美学命题，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体系，仍存在巨大的理论空间。在这一点上，俄国美学家鲍列夫（Borif）为我们提供了卓越的范例。

作为“新审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鲍列夫撰写了《基本美学范畴》（1960）、《美学引论》（1965）、《美学》（1971）等一系列美学著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些著作中，他充分借鉴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实践与“美的规律”理论，并将“美的规律”作为其理论基础，构建了开放的但同时是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体系。他并没有局限于对美的规律的哲学本体论探究，而是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美学中一个基础命题，所谓美的规律指的是人类寻求事物的内部尺度，同时使事物的内部尺度符合人们的社会需要，在此基础上，人们能够感受到美，并创造美。他将“美的规律”理论与具体的美学问题相结合，去解释、重构美学的基本问题。甚至在异常复杂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关键时刻，鲍列夫“超越了这种变化，在积极坚守并修缮着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及其历史性价值与现实意义”，竭尽全力地将苏俄马克思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苏俄化的成果加以积极维护”。我们将以鲍列夫的《美学》为例，探析他如何运用“美的规律”理论，从美学对象和任务、审美活动、艺术形态和审美功能等各方面来建构的美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思考鲍列夫的理论建构与理论追求对我们建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

一、“美的规律”与美学的研究对象

美学的研究对象在中西方美学史上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美学家们分别从美、艺术、审美经验、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世界现象的全体等不同方面进行了论证，试图在研究对象上为美学确立可靠的基础。对鲍列夫来说，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借助“美的规律”理论。在马克思那里，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社会总体性的一个部分。宏观的整体的世界是美学研究的基本视域。从这个意义来说，美学的对象是整个世界。但是，鲍列夫认为，一门学科的特定对象并不是世界的现象，而是从一定的角度所研究的整个世界。在这里，特定的角度才是基本的原则。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角度，遵循不同的规律，伦理学、自然科学、医学等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角度和规律。而美学特定的角度和规律就是“美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阐发了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各个领域中，特别是在艺术领域中，按照美的规律掌握世界的理论。”也就是说，美学是按照“美的规律”去把握世界普遍原则的一门科学，这不同于伦理学的善与科学的真。这种把握必须具备科学性，其表现则是美学知识的体系性。“美学是规律和范畴的体系，这些规律和范畴从理论上描绘千姿百态的世界对人类的价值，描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和把握这个世界的过程。”根据“美的规律”，美学将世界把握为一个统一体，掌握了现实的过程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审美联系、关系和属性。

从“美的规律”的角度来说，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所有包含了“美的规律”的活动和事物，审美活动的广泛形式就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创造活动。与传统的美学观相比，鲍列夫对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表现得非常广泛。美的艺术当然是美学的研究对象，它是审美活动的核心，是审美的高级形式。美的规律“在人活动的过程中，首先是在艺术中形成、巩固，而且到达了高度完善的地步”。在他的美学理论中，艺术是最重要的审美形式。他从艺术社会学、艺术认识论、艺术本体论、艺术心理学、艺术形态学等各个方面对艺术的审美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以揭示马克思“美的规律”在艺术活动中的深刻内涵。但是，他认为，艺术没有对美的垄断权。人可以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人所需要的一切。因此，还存在大量美的艺术以外的审美活动，包括劳动、日常生活和其他文化活动中的审美活动，它们都是遵循着“美的规律”从审美上掌握世界的方式，都是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美学的研究对象比艺术的对象要广泛得多。在鲍列夫的美学体系中，实用艺术、园艺盆栽、装饰艺术、杂技表演、游戏活动、自然环境构造、工业设计等由于它们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美的规律”，因此占有了必要甚至是重要的地位。

鲍列夫继承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工业生产历史作用的强调，对现代社会中的工业设计（迪扎因，英文Design）尤其重视，把它视为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体现了他的美学体系的时代性与开放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虽然造成了人的异化，却是历史的必经阶段。因为工业发展能够为社会提供足够的物质资料，“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因此必须严肃地对待工业生产中的美学问题。在鲍列夫看来，“迪扎因是一个在艺术以外的、人们按照美的规律活动的最主要、最发达并在理论上为人们所理解的实践活动”。工业设计是设计、生产工业制品并同时考虑其实用、方便和美观的活动，它利用工业技术手段按照美的规律和实用的规律进行生产实践，实现了功利成分与审美成分的广泛而稳定的结合，时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对当时大力发展工业的苏联社会来说，这是美学与社会物质实践结合的典范，也对现在的社会实践提供了诸多的启发。首先，工业设计在产品的形式上符合人民的口味，构造上易于理解，审美上也易于接受，使人感觉到愉悦，具有审美价值。其次，工业设计渗透到了生活与生产的各个领域，对各个阶层的群众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实现群众性的文化审美交流。再次，从更深层次讲，工业设计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不够发达的工业生产对人的异化。“人使用从艺术上设计的产品，似乎是在被人创造的世界上直观自己，因而使人得到深刻的审美享受。”在工业设计产品中，人通过审美的方式直观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确立自己的存在。

作为工业设计理论的技术美学，也就成为鲍列夫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技术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从20世纪初开始在俄国传播，体现了现代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技术美学总结劳动工具（机床、汽车）以及其他物品，其中包括实用物品（在实践上是有益的）和精美物品的成批生产的实践，总结用现代工业手段在生产中遵循美的规律掌握世界的经验。”它将色彩、形式和用途等诸方面相结合，使产品获得新的特征。同时，“技术美学是伴随着现代工业艺术设计的理论与实践而形成和发展的。它不仅涉及产品艺术造型的设计，而且包括劳动条件、生产环境，居住生活环境的美化”。除了产品，它还涉及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审美化。因此，它实现了工业设计的最高目标：“改善社会条件和从审美上使社会完善。”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现代技术，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真正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美学则是这一目标的必经之路。

我们从鲍列夫对美学研究对象的研究可以看到，从马克思“美的规律”理论出发，可以在美学对象上保持开放性，因为新的事物在不断生成，我们运用“美的规律”把握世界的过程是无止境的，美学研究应该对新的事物保持开放，不应该局限于美的本质、艺术等狭隘的对象。近几十年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审美早已超越了艺术的领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媒介技术飞速发展，艺术与技术的融合日益加速，美学如何面对这种变化，鲍列夫的探索无疑给我们启发。美学应该尽可能全面吸收人类生活的整体审美经验，回答当代社会生活的问题，如此才是真正科学的美学体系。

二、“美的规律”与艺术形态

鲍列夫在研究对象上保持开放的态度，认为审美掌握世界的范围要比艺术本身广泛得多，但他仍赋予艺术活动在审美活动中的至高地位，认为“在艺术活动中审美活动达到了最高的、理想的表现”。因此，区分各种艺术类型，对各种艺术形态进行具体的研究成为鲍列夫美学的重要内容，而“美的规律”成为艺术形态学分类与研究的基本原则。

西方美学史上对艺术形态的划分始于亚里士多德，他根据艺术摹仿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而对艺术进行分类。“史诗和悲剧、戏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在媒介的使用上，有的用颜色、姿态，有的用声音、节奏、语言、音调等，这区分了绘画、雕刻、舞蹈、文学和音乐等不同的艺术。在摹仿的对象上，有摹仿得比一般人好的人，有摹仿得比一般人坏的人，这区分了悲剧和喜剧等艺术形态。在摹仿的方式上，有的通过人物动作，有的是用语言叙述，这就区分了戏剧与史诗。亚里士多德的艺术形态学研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莱辛基于视觉与听觉在艺术感知中的作用，并依据视、听觉在空间性与时间性上的不同特征，初步提出了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分类。黑格尔根据他的“绝对理念说”，在绝对理念与感性形式的历史性演进中，把艺术分成了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艺术三类。根据不同的原则进行艺术形态的分类，是艺术美学研究的前提，有重要的意义。

鲍列夫认为，艺术形态划分的根本依据是人类艺术地认识世界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种类多样性，其基础又是现实世界的审美丰富性。因此，我们不能像黑格尔那样从某个先验的观念出发进行分类，或者根据艺术感知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类，而是应该从现实的审美实践，也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掌握世界的形式出发。“艺术种类，是按照‘美的规律’掌握世界的稳定而巩固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不仅包括审美的内容，而且包括艺术观念和充满一定思想感情意义的形象。”人类在审美实践中，运用“美的规律”创作出了包含不同的审美内容、艺术观念和思想情感内涵的艺术，体现出“美的规律”与社会实践的具体结合及其形式表达。艺术种类的多样性使得我们能够从审美的角度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每一种艺术都体现出独特的价值，因此，艺术不存在高低主次之分。

鲍列夫根据“美的规律”在艺术中的不同体现，着重论述了实用艺术、杂技、建筑、装饰艺术、绘画、雕塑、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摄影、电影和电视十三类艺术。他关注的艺术并不限于我们通常所讨论的美的艺术，体现了“美的规律”在艺术形态学研究中的开放性。我们以其中的实用艺术、建筑和杂技为例，作简要的论述。实用艺术“是在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实现的。这不仅仅是有用的物品，还是美的、具有能体现其用途的独特艺术形象的物品”。实用艺术体现了“美的规律”与日常生活的实用性的统一，是“美的规律”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建筑“是在建造能满足人的居住和社会活动需要的楼房和各种建筑物时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现实的艺术”。建筑一方面创造了一个与自然相隔离的人化空间，以满足人的居住与社会活动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运用“美的规律”创造一个新的现实的审美追求。鲍列夫对杂技的关注与他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应该说，鲜有美学家会将杂技作为一个艺术门类正面探讨。奇异性是杂技的一个重要特点，杂技演员的表演给我们无限的惊奇。但是，鲍列夫认为：“杂技中的奇异性不仅仅是形式，也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内容，他能显示人对于动物、对于空间、对于自己的身体、对于自己的情绪，一句话，对于整个世界的无限权威。”而对动物、空间、身体、情绪等世界的控制是通过演员的形象设计达到的，杂技动作获得了形象的力量，表现为艺术形象。在这几种艺术形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鲍列夫始终将“美的规律”作为探讨艺术分类和艺术内在特征的重要依据，是“美的规律”在具体美学研究中的表现。

在针对各类艺术形态进行具体研究的基础上，鲍列夫又探讨了艺术形态的历史发展变化问题。他认为，艺术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来源于艺术的形式探索、新艺术手段的发现以及对未知事物的追求，这些只是艺术的内部特征。艺术形态演变的真正运动历史机制是基于社会需要与艺术满足的相互作用机制，这体现了社会实践与“美的规律”的相互作用。我们以艺术中的肉体表现为例。古希腊造型艺术对人体的力量和美的兴趣，一定程度上是与勇敢而体魄强壮的军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世纪对精神与灵魂的凸显使造型艺术中的服装遮蔽了人的形体，裸体美不再存在。文艺复兴运动恢复了裸体的崇拜，还突出了肉体感性的魅力，绘画则歌颂现实肉体的魅力。因此，在鲍列夫看来，正是社会的需求将造型艺术推向了世界高峰。在当代社会中，技术与大规模群众交际手段的发展产生了与以前不一样的审美需求，从而推动了电视、电影、唱片等新的艺术的发展。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人的运用。

无论是艺术类型的划分、具体艺术门类特征的探讨，还是艺术类型的历史发展，鲍列夫都将“美的规律”作为基本的理论依据。从这个角度上考虑，鲍列夫的美学理论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贯彻，使得艺术形态学研究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艺术类型的开放性，艺术特征的新颖性和艺术发展的社会性。在当代美学体系的建构中，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如果离开社会实践，我们难以对艺术做出科学的阐释，如果离开“美的规律”，也无以深入艺术的内部。社会实践与“美的规律”的结合是艺术与美学的必备视野。

三、“美的规律”与美学的功能及地位

审美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它是在实践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审美在社会现实中承担着独特的功能，体现着功利性与无功利性的矛盾与张力。鲍列夫对美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与地位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而他的阐释始终与马克思“美的规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首先，在艺术活动中，无论是对艺术创作者来说，还是对艺术欣赏者来说，美学都是必要的。通常人们认为，艺术家并不需要美学。但鲍列夫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只是一般情况下，艺术家把握“美的规律”的方式不一样。“艺术家可以不从理论上认识美的规律，而是从直观上运用‘美的规律’，并从艺术过程的本身，从古人和今人的经验中取得这种认识。”艺术家以直观的方式而不是以理论的方式把握“美的规律”，在创作中直观地运用“美的规律”。而当艺术创作变得复杂，或者需要评价自己的活动时，或者提出新的问题时，或者需要在创作危机中寻找出路时，艺术家也需要超越直观的把握，依靠美学的丰富知识，解决创作中出现的难题。当然，即使艺术家掌握了美学的基本理论，并不见得就学会了按“美的规律”进行创作。同时，美学具有规范意义，但它也不是艺术思维的“海关检察院”。就艺术欣赏者而言，接受艺术的读者、观众和听众也需要美学。因为美学能够为他们提供领悟审美内涵的必要知识和必备能力，它形成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和人的审美需要，同时帮助人从价值上理解世界，并能唤起个人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列夫称美学为“高超的教育家”。

其次，艺术活动和各行各业的相关人员都需要美学。“不仅作画的画家需要美学，而且做衣服的裁缝、做家具的木工、制造汽车的工程师也都需要美学，因为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把握世界的。美学正深入到现代人的劳动、日常生活和意识中，并在人的意识中建立一个创造性的开端。”现代人的劳动与日常生活都需要美学，是因为“美的规律”渗透到了各个领域，成为各行各业把握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当时的苏联来说，“美化”人们的居住环境、生活环境和周围环境是党的文化政策的总方向，它要求美学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生活中各种事物的审美属性。在当下的中国，美好生活既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重要的美学问题。创造美好的生活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问题，美学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鲍列夫的探索能够给我们启发。

再次，从深层次来说，美学是社会现实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在必然王国里，人们受制于各种外在的因素：生理需求、强制暴力、经济管制等。美学一定程度上能够唤起人们的创造精神，唤起人们创造美的愿望，从而逐渐影响人们对待世界的态度，成为自由的创造者。“艺术能把人从精神上陶冶成艺术家，陶冶成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一切物质和精神价值的能手”，但是，美学功能的实现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唤起人自愿地和善于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艺术这种功能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长。“只有在整个的社会、科学、技术进步都被用于造成人类的和谐，即在一定意义上服从于美的宗旨的社会和时代里，艺术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变。正如马尔库塞所说：“马克思把‘按照美的规律’塑造对象世界说成是自由的人的实践的一个特征。这不是随便说说的，也不是言之无物的空洞的说教。”在自由王国里，人把自身作为目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对象，此时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

因此，美学具有全人类的价值意义，是关于全人类价值的哲学。所谓的全人类价值，指的是它能够实现个人—阶级—民族—人类的辩证统一。个人的独特体验，阶级的利益，民族的经验，全人类的历史通过审美的形式辩证地统一在一起。“艺术家在按照美的规律掌握世界及其现象时，不可避免地要从对人类的意义的角度对作品进行评价。全人类的因素是建立在艺术创作的基础上，所以，艺术创作具有内在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在鲍列夫看来，正是因为以“美的规律”掌握世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能够通过创造艺术形象的主体表达个性，内容上适应现代所有民族的利益，同时从全人类的角度提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发现全人类的价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利用美学为全人类创造价值的优秀范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强调个人对于历史的责任，能够帮助个人在同全人类的血肉联系中找到生活的意义，既不缺乏理智和丰富的情感，也不缺少良心和人道主义理想的个性。“个人的全面发展、他同历史、社会和人类的和谐统一——这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高的人道主义理想。”

而真正的审美教育也应该以此为出发点：“艺术在其形象中体现美的理想时，在人们之中唤起了艺术家，教育人们善于寻求事物的内部尺度，使事物的性质符合人们的社会需要，使人们学会感受美和认识美的并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美。”审美教育首先是教育人们探寻对象的内部尺度，使得对象的内在尺度与社会需要相契合，从而学会感受美、认识美，并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美。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其社会功能，培养人们的意识，参与孕育革命形势的孕育，最终达到现实的人道主义。

四、结论

鲍列夫的美学理论立足于马克思“美的规律”理论，并与其实践观相结合，建构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美学体系。这一美学体系较好地兼顾了审美的无功利性与功利性，表现出对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融合。“美的规律”理论的贯彻，彰显了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苏联问题的美学探索，也表现了其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的尝试。当代中国正在探索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建构，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当代中国美学的历史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国的语境下，对鲍列夫《美学》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的关系深入的研究，对于推动国内一直未予深化的鲍列夫美学研究及整个苏联时期的“新审美学派”或“社会说派”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时代化和中国化也带来诸多启发。

（本文参考文献略）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rx’s “the Law of Beau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orif’s Aesthetic System-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Aesthetics

Fei Junxiao

Abstract: In the text Aesthetics, aesthete Borif applies “the Law of Beauty” from Marx’s text Manuscripts on Economy and Philosophy in 1844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lete aesthetic system. In terms of “the Law of Beauty”, the objects of study for aesthetics are all the activities and things inclusive of “the Law of Beauty”; in a broad sense, aesthetic activity is the creative activity that works in the light of “the Law of Beauty”. Furthermore, “the Law of Beauty” is an extraordinary basis on which art is categorized, and a successful concretization of aesthetic studies. What’s most important, “the Law of Beauty” is a premise on which aesthetic function performs, and a point of departure from which aesthetic education start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Borif’s aesthetic theory is deeply rooted in Marx’s “the Law of Beauty”, and merged into practice. This much benefits the construction of a variety of systems concerning Marxist aesthetic theories in China today.

Key words: “The Law of Beauty”; Borif; aesthetic system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