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献研究在我国比较教育中的方法地位备受质疑，根源在于对其价值认知不清和应用过程失范。与调查研究、实地研究等研究方法不同，文献研究因其跨时空性、非介入性和数据来源的非生成性，在达成比较教育研究目的方面具有三重独特价值：一是为系统描述教育现象提供全面翔实的资料支撑；二是增进对影响教育现象各类因素的理解诠释；三是高效便捷地助力教育现象背后因果规律的发现。当前，文献研究在比较教育应用中存在文献作为“证据”的意识缺位、文献分析方法意识薄弱的问题。因此，为避免文献研究因应用不当引发对其价值的质疑，有必要对文献研究在比较教育中的应用规范予以强调：遵循文献筛选的“3C”原则（相关性、全面性和批判性），确保文献具有证据意义；根据研究问题，灵活选择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的具体方法和技术。

关键词：比较教育；文献研究；研究方法；规范应用

文献研究（documentary research）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特别是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然而，文献研究在我国比较教育中的地位和功能却不断遭受质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越发强调进入现场通过实地访谈、参与观察、问卷调查等方法开展研究；另一方面，文献研究在我国比较教育中的误用现象较多。

当前，我国学者更多是从文献研究的争议视角来揭示文献研究的内涵和本质，并指出应用文献研究进行教育研究的价值、问题以及改进尝试，但鲜有对文献研究在比较教育中的独特价值与应用规范展开讨论。即便有学者尝试为比较教育研究使用文献研究法进行辩护，但关于比较教育究竟应该收集什么样的文献以及利用哪些具体的文献分析方法展开研究的探讨甚少。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澄清并重申文献研究作为研究方法之于比较教育的独特价值，分析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阐明应用文献研究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的规范性，以期促进比较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

一、文献研究之于比较教育：价值重申

要想澄清文献研究作为研究方法之于比较教育的独特价值，前提是要明确文献研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是研究者通过系统收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数字、图像等多种形式呈现的文献资料，来形成对研究对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的一种研究方式，并非收集或分析数据的技术性方法。与实验研究、实地研究、调查研究等其他研究方式不同，文献研究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跨时空性。整个研究具备突破时空限制的特征，它作为连接研究对象历史脉络与当前状态的纽带，可以有效呈现和深入理解研究者无法接触或难以控制的研究对象。二是非介入性。资料收集过程不直接与研究对象接触，避免了由于研究者介入而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干扰，从而确保研究对象的原始状态和真实性。三是数据来源的非生成性。资料分析强调基于现有数据（data）而非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观察等手段生产的新数据，在时间和资源投入方面相对便捷高效。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研究区别于实验研究、实地研究通常只采取单一范式的定量或定性分析策略，其下属的具体方法和技术更加灵活多样，能够同时或单独采用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

所谓文献研究之于比较教育的价值，是指文献研究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目的达成的意义。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比较教育研究目的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比较研究逐步从描述性、历史性，甚至是哲学性的功能，转向解释性、因果性，甚至具有预测性质的目的，已成为重要趋势。正如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霍尔斯（Halls）所言，比较教育具有三重研究目的：一是描述和分类各种不同的教育形式，建立教育类型学；二是确定教育之中不同层面或因素之间，以及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三是区分教育变革和延续的基本条件，并将其归结至更为终极的哲学法则。换言之，比较教育是要对教育现象进行“描述”（知其然）与“诠释”（知其所以然），进而追求“解释”（知其所以必然）。

因此，我们可以从比较教育的上述研究目的出发，根据文献研究的本质特征，将其与比较教育常用的其他研究方式（调查研究、实地研究）进行横向比对，进一步澄清文献研究在比较教育中的独特价值。

（一）文献研究能够为系统描述教育现象提供全面翔实的资料支撑

在比较教育中，“描述”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教育现象进行客观、准确的描写与叙述。这一目的自比较教育学科诞生以来，便始终贯穿其研究的全过程。随着数字技术、通信科学以及交通系统发展的日益成熟，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不再拘泥于文献研究，而是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例如，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比较教育研究者进入现场，通过实地访谈、观察等方法开展研究。尽管如此，与调查研究、实地研究等其他常用研究方式相比，文献研究在比较教育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文献研究与调查研究、实地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主要依赖于“现存的文献”展开比较教育研究。“现存的文献”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分析对象，意味着研究者不仅可以获取研究对象的背景和理论文献，而且还能获取以其他方式无法收集研究对象信息的资料。比如，在探讨萨德勒（Sadler）的比较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时，由于研究者无法以问卷调查、访谈或观察等实证方式与萨德勒本人对话，加之其思想根植于特定的历史脉络和学术语境中，因而文献研究是研究者的首选方法。进言之，文献研究的跨时空特性，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涵盖研究对象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长时间跨度的多种类型文献资料。而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受限于时间和空间，通常只为研究者提供研究对象当下或短期过程性的数据支持。相比较之下，文献研究为研究者描述教育现象所提供的资料信息更为全面系统。此外，相较于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这两种通过直接与研究对象互动来获取一手资料的方法，文献研究作为一种“非介入性”研究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研究对象原始状态的人为干扰。这种特性有助于确保研究资料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为比较教育研究者描述教育现象真实面貌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上可见，文献研究因其数据来源的非生成性、分析对象的跨时空性和非介入性，使其在达成比较教育“描述”目的方面具有独特价值——能够为系统描述和介绍教育现象提供全面翔实的资料支撑。

（二）文献研究能够增进对影响教育现象各类因素的理解诠释

然而，比较教育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描述教育现象“是什么”“怎么样”的层面，还要在此基础上诠释那些在教育现象特质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各类因素。这一目的既是比较教育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主旨，也是广大比较教育学者共同肩负的使命。正如康德尔（Kandel）指出的那样，比较教育研究是把教育史延伸到现在的研究，旨在阐明决定教育制度性质的各种力量，以便理解各种教育制度之间的差别。

那么，要想揭示和理解教育现象为何是这样而非那样，研究者必须要知晓教育现象发展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没有对教育现象的先前认识，研究者几乎无法理解当下教育现象背后错综复杂的成因。

正因如此，比较教育研究需要考察教育现象在不同时期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相较于调查研究在探索教育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方面的缺陷、实地研究难以捕捉到长时段历史因素对教育现象的影响，文献研究在比较教育中能够增进研究者对影响教育现象各类因素发展的理解诠释。我国比较教育学家顾明远就曾指出，比较教育可以从各国文献资料中来理解各国教育政策出台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意义。这是因为文献作为社会和历史的建构产物，凭借其超越时空限制的独特属性，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历史、文化、理论等多维视角，从而促进研究者深挖并理解文献背后的深层次含义。质言之，由于文献研究的跨时空特性，使其能够在达成比较教育“诠释”目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能够增进对教育现象特质及其背后影响因素的理解诠释。

（三）文献研究能够高效便捷地助力教育现象背后因果规律的解释

比较教育研究最终是要超越对教育现象的描述和诠释，致力于解释和说明教育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进而预测趋势，达成理论建立的终极目的。比较教育能否得到普遍的法则，取决于其进行因果解释的效力。而因果解释的效力又与混合研究方法高度相关，加之比较教育跨学科性质势必带来方法论的多样性，这些联系为比较教育研究在理论建立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条件和可能性。正如汉斯（Hans）所言，“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恰好处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界线，因而与作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的哲学相类似。在其社会和统计方面，比较教育不得不运用社会学和数理统计的方法；在其心理方面，比较教育不得不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其历史背景方面，比较教育又不得不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

在比较教育中，相较于调查研究、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凭借其跨时空特性与分析方法的灵活性，能够高效便捷地帮助比较教育研究者寻求教育现象背后因果规律的解释。具体而言，一方面，与调查研究、实地研究通常聚焦特定国家或局部区域的横截面数据不同，文献研究可以通过整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长期历史数据，来揭示教育现象跨情境的因果推断和长期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文献研究在比较教育中能够灵活选择和组合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这一特点使得文献研究能够高效便捷地从多维视角解释比较教育中的因果关系，避免了单一范式主导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也就是说，与实地研究聚焦特定情境的因果机制、调查研究注重验证理论假设的普适性有所区别，文献研究可以单独或同时采取定量、定性的分析方法，提炼出能够解释跨文化教育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普遍规律。比如，在比较教育领域，基于文献的定量分析可以利用Quickview等可视化软件挖掘国际组织发布的数据，以此分析教育系统的趋势和复杂性。而基于文献的定性分析则能够通过历史比较“与宏观社会关系有关的不同社会（国家、文化等）背景来确定这些关系的因果规律”。

二、比较教育中文献研究的应用：问题解析

文献研究在比较教育中的应用十分普遍，但其真正的价值并未得到广泛认同。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献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中存在应用不当的问题，这一情况在我国比较教育学界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文献作为“证据”的意识缺位

文献研究在比较教育中是一种基于文献、将文献作为证据的研究方法。但长期以来，研究者自身证据意识不足和文献先天存在的局限性，导致学界质疑文献作为研究证据的可信性。

一方面，研究者在文献研究应用过程中未详细阐明文献资料的获得来源和筛选标准。以我国“985”“211”院校2020-2025年在中国知网上发表的比较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数据为例，近5年几乎所有作者都宣称使用了文献研究法。但遗憾的是，大多作者未在研究中系统交代从何种渠道获得何种性质的文献资料，以及如何从中筛选出能够成为研究证据的文献资料。不仅我国如此，其他国家也有学者明确指出，目前研究仍缺乏以系统且持续的方式来阐释和讨论文献作为证据的本质。

另一方面，文献作者的主观意图、个人偏见以及他们在生成文献过程中所遇到的客观限制，都不可避免地会对文献内容和形式的取舍产生影响。文献研究这一先天局限性，使得研究者们质疑文献资料的质量，进而怀疑基于文献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否可靠。实际上，通过调查研究、实地研究等其他研究方式所收集的一手资料，同样无法避免人们对其因研究者介入而造成资料失真的质疑。由此可见，研究者无论选择哪一种研究方式都要确保其所收集的资料质量。对于比较教育基于文献的研究而言，筛选出高质量文献，是一项至关重要且不可回避的任务。

（二）文献分析过程中的方法意识薄弱

尽管文献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囊括了诸多具体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工具，但由于研究者认知和个人能力上的差异以及先前研究方法学术训练的不足，使得许多比较教育研究者在文献分析过程中通常表现出方法意识的薄弱。

首先，研究者混淆了作为研究方式的文献研究与收集或分析资料的技术性方法之间的关系，这种认知上的偏颇导致文献研究在比较教育中出现具体方法和技术混乱使用的问题，进而影响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具体而言，其一，不少学者将文献研究作为资料收集技术使用。例如，有些学者在研究设计部分介绍，论文并列使用了文献研究法和“可视化地图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实际上，可视化分析、内容分析均属于文献研究方式下位的定量分析技术。其二，不少学者将文献研究等同于文献综述（literature review）。虽然有学者指出二者是不同的概念，并且强调文献研究作为独立研究方式的合法性，但其否认文献综述作为文献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这种观点同样值得进一步商榷。我们认为，文献综述与文献研究彼此独立，但又相互联系，其下位的系统性文献综述中的元分析和元综合，可以作为文献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

其次，研究者在文献分析过程中往往倾向于使用单一的定性或定量方法，这种倾向容易造成比较教育基于文献得出的研究结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欠缺。具体来看，在比较教育中，传统文献研究通常依赖历史分析等定性方法，来阐明研究对象国教育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难免会因个案“深描”在提炼普遍规律上的天然局限，导致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受到限制。此外，定性文献分析高度依赖研究者的主观洞察力，倘若研究者缺乏对文献“他者”文化的理解，其主观性解读容易使研究结论流于表面。尽管数字技术推动了文献形式和分析技术的发展，比较教育研究者也有意识利用数据分析软件来挖掘教育数据，但在实际应用中单纯依赖定量文献分析方法而忽视文献背后的情境因素，最终导致跨文化解释力不足。

最后，研究者在文献分析过程中未充分阐明特定方法技术的选用依据和操作程序，多是简要说明文献获取的渠道与类型。这种“方法黑箱”状态会导致文献分析沦为资料堆砌，仅停留于对外国教育现象的文献梳理和简单描述，难以深入诠释和解释复杂教育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进言之，文献分析过程的透明性不足会削弱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可验证性。因此，亟须规范文献研究在比较教育中的应用，以提升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三、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文献研究：应用规范

文献研究作为独立的研究方式，其开展过程应与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实地研究等其他研究方式一致，均须遵循严谨的学术规范。为了更好地达成比较教育对教育现象的个性化“深描”以及因果解释的目的，研究者需要针对当前文献研究应用不当的问题，进一步澄清文献研究规范应用的策略，以此提高比较教育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一）遵循文献筛选的“3C”原则，确保文献具有证据意义

准确可靠的文献资料是研究者进行解释和比较所必需的基础，然而并非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能提供高质量的证据。因此，比较教育研究者在应用文献研究的过程中，首要任务是遵循文献筛选的“3C”原则，即相关性（Correlation）、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批判性（Criticality）。“3C”原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层层递进、互为支撑的关系，共同确保研究者所使用的文献具有证据意义。

1.相关性原则：文献作为“证据”的准入门槛

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文献研究可资利用的资料来源、类型和数量等得到极大拓展。目前，文献资料不仅包括由政府、研究机构、国际教育组织和档案馆等机构提供的政策、报告、简报、图片、可视化和统计数据、会议和档案记录（分为公开发表和内部查阅文献），还涵盖从图书馆和学术数据库中获取的各种文献（以理论性和研究性的学术文献为主），包含但不限于专著、论文、教科书和报纸等多种形式。文献资料的多样性，带来研究者“如何从海量文献资料中筛选出高质量证据”的问题。

什么是高质量的证据？学界对于一手资料（primary source）和二手资料（secondary source）的高下之分，早已成为共识。一手资料直接来源于研究对象本身，二手资料是对研究对象一手资料再加工和阐释的资料信息。在文献研究中，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譬如，如果研究康德尔比较教育思想的历史演进，那么康德尔本人撰写的著作、论文是一手文献，后人对其思想解读进行撰写的专著、论文等资料则是二手文献。如果研究康德尔比较教育思想的学术影响，那么后人基于康德尔思想（原著）撰写的专著、论文等资料又成为一手文献。也就是说，文献作为“证据”的准入前提，是要筛选出与研究问题密切相关的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因此，在比较教育中，研究者需要坚持相关性原则，确保文献作为“证据”的有效边界，避免无关文献干扰研究方向。

2.全面性原则：文献作为“证据”广度的保障

高质量的证据除了要建立在文献与研究问题相关性的基础上，还需要确保文献作为“证据”的广度，即确保研究者所使用的证据足以支撑回答研究问题。在比较教育中，研究者务必遵循文献筛选的全面性原则，力求覆盖研究对象国教育现象“横向知识与纵向知识”（horizontal and vertical knowledge）、理论视角等在内的文献资料。横向知识是指涉及同时出现事物的相关知识，纵向知识则是指先后出现事物的相关知识。前者使研究者能够对同一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现象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揭示教育现象跨文化背景下的差异与共性；后者是有助于研究者把握某一国家或地区教育现象的历史发展、影响因素和未来趋势。而理论视角文献则为研究者诠释和解释教育现象提供多元理论框架。如此一来，文献筛选的全面性原则可以帮助研究者避免以偏概全，确保其所使用的证据足以充分揭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比如，在研究日本“高大衔接”中的“高大协同”实施现状与问题时，有学者广泛收集了日本“高大衔接”兴起发展的政策背景文献、“高大协同”活动方面的实践文献、文部科学省等官方机构发布的相关调查数据以及该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文献。这些源自不同渠道获得的多种类型文献资料，为研究者深入剖析日本“高大协同”现状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基础，有助于从多维视角理解和阐释日本“高大协同”在促进“高大衔接”方面的问题。正如马尔科姆·泰特（Malcolm Tight）所言，文献研究需要确定资料来源在数量、范围及种类上具有充分性，以便研究者能够基于这些资料开展令人信服的分析。

3.批判性原则：文献作为“证据”的质量内核

要想让文献资料提供高质量的证据，研究者在文献筛选满足相关性和全面性原则的基础上，必须严格遵循批判性原则，即评估文献资料作为证据的质量。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提出的四项标准，即真实性（authenticity）、可信性（credibility）、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和意义（meaning），可以为比较教育研究者评估文献作为证据的质量提供参考。

其一，研究者需要根据文献的背景、作者、使用（受众）和内容的完整性，按照时间顺序对不同来源、性质和形式的文献资料进行交叉验证，来判断其作为证据是否真实可信。它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些文献资料由谁、出于何种目的、在何地生成？这些文献资料被谁所使用，内容信息是否完整？研究者通过对不同文献在这些问题答案上的比对，能够有效判断文献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而避免文献因歪曲事实或存在偏差而影响研究对象事实的客观呈现。比如，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多个信息来源（如政府工作报告、研究机构出版物、社会组织声明、国际教育组织文件等）进行比对，以验证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文献是否在内容上出现先后矛盾、逻辑冲突、数据不一致等情况。这种比对过程不仅有助于研究者识别文献中的潜在问题，还能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其二，研究者需要评估现有文献资料的代表性，即文献作为证据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所要研究问题的核心特征。尽管确定诸如官方政府文件等形式的资料能否代表与所要研究问题相关的全部内容颇具难度，但研究者必须了解文献作为证据的典型性，以便合理界定由这些证据得出的研究结论的应用范围。因此，比较教育研究者应当根据文献的性质、作者身份、发表渠道、潜在用途（如文献对教育政策制定和实践应用的影响）等多维指标，来判断文献证据是否具有代表性。

其三，研究者需要理解文献内容的意义所在，即明确文献作为证据是否清晰易懂。文献作为社会实践的积淀产物，被置于特定的情境中，这意味着其关键概念和深层意义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因此，研究者对文献内容的理解，必须要结合文献所处的特定背景进行审视。尤其是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从文献所属文化的他者视角来解读文献的本身意义和诠释意义。

需要明确的是，真实性、可信性、代表性和意义这四项标准，并非文献质量评估中相互独立的阶段，而是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动态过程。换言之，研究者必须综合考量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可信度、代表性和意义，并据此筛选出高质量文献，从而为其有效回应研究问题提供坚实的证据基础。

（二）根据研究问题，灵活选择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的具体方法和技术

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文献分析方法意识的薄弱是研究结论科学性备受质疑的重要根源。为提高研究信效度，比较教育研究者需要厘清文献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问题，灵活选择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的具体方法和技术。

1.厘清各种文献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为选择契合研究问题的分析方法奠定基础

文献研究作为研究方式，可以采用文献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独立开展比较教育的具体研究。具体方法和技术是指研究者在文献分析过程中运用的多种资料分析方法及其特定的操作程序和技术手段。然而，实际上诸多学者对文献研究所采用的具体方法类型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文献分析方法涉及文献综述、内容分析、话语分析、文本分析、文献计量。有学者认为文献分析方法包含内容分析、既有统计数据分析、历史与比较分析。还有学者认为文献分析方法涵盖内容分析、二次分析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

此外，不少学者对文献分析方法的性质存在争议。例如，风笑天认为内容分析是定量方法，刘易斯·科恩（Louis Cohen）等学者认为内容分析多为定性方法，迪姆·梅（Tim May）等学者却主张内容分析兼具定性和定量的双重属性。这些观点的分歧直接带来文献分析具体方法和技术的混用，使得方法选择与研究问题脱节、具体方法操作步骤不规范，进而影响研究结论的信效度。

因此，研究者有必要在明确文献研究作为独立研究方式的基础上，厘清文献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的范畴及适用范围。鉴于比较教育学科特性和研究方法自身的不断发展，我们对文献研究在比较教育中通常所运用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尝试进行分类：定性文献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主题分析、话语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元综合等；定量文献分析方法主要涉及文献计量分析、内容分析、二次分析、元分析等。上述各种文献分析方法都有其自身适用范围（参见表1）（表1略）。明确这些边界，能够有效避免因方法范畴模糊导致的混用问题。这为研究者根据问题选择适当的文献分析方法提供了依据，进而从根本上提升文献分析的科学性。

2.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和技术，增强对跨文化教育现象复杂性的解释力

比较教育研究通过对不同教育系统以及这些教育系统与社会之间相关关系的跨文化比较，旨在发现因果关系。其跨文化与跨学科属性本质上要求研究者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然而，在当前比较教育基于文献展开的研究中，部分学者过度依赖纯定性或纯定量的文献分析方法，容易导致研究结论片面化，进而削弱跨文化情境下因果推断的可靠性。为此，比较教育研究者应该综合运用文献分析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即考虑采用“三角验证设计”“嵌入式设计”“同范式内技术混合”的文献分析策略来增强解释力（参见图1）（图1略）。所谓“三角验证设计”是指定性与定量文献分析方法具有同等权重，要求相互验证得出结论并对其进行总体解释。“嵌入式设计”是指定性或定量文献分析方法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占主导。“同范式内技术混合”则意味着在文献分析中同时使用多种纯定性或纯定量的技术性方法。

比较教育研究者对文献采用“三角验证设计”还是“嵌入式设计”的分析策略，抑或是“同范式内技术混合”的分析策略，主要取决于要研究的具体问题和可用文献资料的特征。譬如，当研究二战后芬兰教师社会地位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时，若在同一时间框架下收集的定性与定量文献资料足够全面充分且权重相当，那么研究者可以采用“三角验证设计”，通过交叉比对和整合二者研究结果来揭示芬兰教师社会地位变迁的本质特征与核心影响因素；若是可供使用的定量文献资料不够充分，且研究问题聚焦于教师社会地位的历史变迁，那么研究者则应选择以定性文献分析方法为主的“嵌入式设计”策略，尤其重视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同时，定量文献分析方法扮演支持性的附属角色，亦即研究者以定量文献资料补充定性数据的不足，达成增强教育现象复杂因果解释力的目的。倘若研究芬兰教师工资薪酬与社会地位的关系，以定量文献分析方法为主的“嵌入式设计”策略相对合适。

尽管“三角验证设计”和“嵌入式设计”的文献分析策略有助于从互补视角增强对跨文化教育现象因果规律的解释，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同范式内技术混合”的文献分析策略的功用。基于文献的比较教育研究，无法避免过去与现在视野的交融、研究者自身文化与研究对象他者文化的碰撞。鉴于历史和文化分析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根源，研究者在文献分析过程中需要特别注重对研究对象历史与文化的比较分析。一方面，基于文献的历史比较分析，不应局限于对异国教育制度和实践的静态描述或简单介绍，而是“必须从文献潜在来源的话语背景所传达附加的定位、论证或合法化意义”，去理解不同历史时期异国教育制度和实践生成的深层动因。这种对教育制度和实践来龙去脉的深刻洞察，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因果关系的知识。另一方面，基于文献的跨文化比较分析，并非机械地对两个或更多国家、地区的教育制度和实践异同进行对比，而是将其置于不同层次地域单位（世界区域/大洲、国家、州/省、地区、学校、课堂、个体）的同心圆中，找出被比较层次之间异同的形成原因，并分析这些原因是否存在相关以及哪些因素仍在发挥作用。如此一来，研究者通过与文献的深度对话来达成视域融合，为深入理解教育现象本质乃至跨时空建立理论提供可能。

当然，纯定量文献分析方法的多样化运用同样会增强研究的解释力。比如，约翰·哈蒂（John Hattie）主要利用元分析和文献计量分析技术，整合了教师可以用来促进学生学习的不同方法和策略的有效性信息的多项定量研究，为改善学生学习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需要注意的是，无论研究者选择哪一种文献分析策略，均需清晰阐明方法选择的依据及具体操作程序，以保障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四、结语

虽然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发展日趋多样化，但无论何时都不能否认文献研究之于比较教育的重要价值。为避免文献研究因应用不当引发对其价值的质疑，比较教育研究者必须掌握文献研究的应用规范，以推动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教育不要重视调查研究、实地研究等其他研究方法的应用。每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但也都有其作用的边界。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都无法回答一切研究问题。所以，比较教育研究者应在研究问题和理论框架的指导下，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核心，选择最合适的研究方法，从而提高研究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当然，每一项比较教育研究若是混合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背后实则是不同的方法论逻辑来指导研究过程，客观上增加了分析的复杂性。这对比较教育研究者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未来学界仍需加强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训练，为提高研究者学术水平、保障学术研究质量提供有效支持。

（本文参考文献略）

Documentary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Value Reaffirmation, Problem Analysis and Proper Use

YangShun RaoCongman WuZongjin

Abstract: The methodological status of documentary research in China’s comparative education has been widely questioned, rooted in both unclear recognition of its value and normative flaws in its application. Distinct from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survey research and field research, documentary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ree unique values in achieving the objective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tudies. These values are attributable to its cross-time-and-space nature, non-interven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on-generative nature of data sources: first, it provides comprehensive and informative data support for the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educational phenomena; second, it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diverse factors affecting educational phenomena; third, it efficiently facilitates the discovery of causal laws underlying educational phenomena. Currently, in the application of documentary research to comparative education, problems exist such as absence of awareness of the documents as “evidence” and weak awareness of document analysis methods. Therefore, to avoid its value being questioned due to improper applic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emphasize the application norms of documentary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dhere to the “3C” principles of document screening (Correlation, Comprehensiveness, and Criticality) to ensure the documents have evidential significance; flexibly select and comprehensively apply specific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document analys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earch questions.

Key Words: comparative education; documentary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 Proper Use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