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信息空间—物理世界—人类社会”三元空间的融合，一种拥有现实人类形态，具备人类群体部分智慧，能够与真实人类进行物理、信息交互交际，并融入人类社会替代人类的体力劳动以及部分脑力劳动的机器将诞生，即“类人”，与“人类”对应。从三元空间的融合和国家战略选择的角度出发，“类人”作为新型社会主体出现并融入人类未来教育是必然的，不仅如此，“类人”作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若干应用与规范问题不容忽视。未来教育面临非人类性的挑战，由此，制造者、从业者、家庭、社会以及政府应当未雨绸缪，提前谋划“类人”与人类未来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类人；未来教育；人工智能；三元空间

人类对机器“类人化（humanoid）”的想象与探索由来已久。我国《隋书》中记载，隋炀帝命工匠造木偶机器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抃”；1950年，艾伦·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在其《计算机器与智能》中提出“机器能思考吗”的疑问；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会议，学者们正式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期待用机器模仿人类学习以及其他方面的智能；2022年10月，美国Open AI公司推出聊天生成式预训练模型（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ChatGPT），引发人工智能大模型（Large Model）对语言、图像、视频、语音等人类社交信息传播媒介的全方位学习；同时，人类与预训练模型交流产生的大规模反馈数据进一步塑造了机器近似于人类群体的价值观，使其在心理、人格等测试中表现出类人倾向；时至今日，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的概念被研究者反复讨论，在金融、法律、教育等各类垂直领域得到应用的人工智能技术都在为实现通用人工智能铺就道路。

事实上，无论是对人类物理形态的模仿，对人类群体智慧的模拟与延伸，还是对人类社会交互产物的学习，对人类伦理价值的判断与对齐，都可以视作人类为实现机器“类人化”，即让机器在自然规定性、社会性、实践性和审美性等方面具有“和人一样”的相似性，进而实现与机器进行社会互动所做的技术化建构。可以预见，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进步，一种拥有人类仿生形态，具备人类群体部分智慧，能够与人类进行物理、信息交互交际，并融入人类社会替代人类的体力劳动以及部分脑力劳动的机器将诞生，并因其“形似质非”区别于自然人类（human），即本文所讨论的“类人（roboman）”。

明确“类人”这一概念的本质、功能与特征是后续讨论的基础。就本质而言，“类人”是一种无机的人造物，同时也是具身与思维的结合，其具备人类形态与群体部分智慧；就功能而言，“类人”不仅能够拓展人类的四肢，解决人类体力所不及，还能够替代人类的部分脑力活动，与人类在物理世界（physical space）与信息空间（cyberspace）中产生新的交互，产生社会关系并融入人类社会；就特征而言，“类人”横跨人类社会、物理世界、信息空间三大空间，兼具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的特征：它不仅能够接收并执行人类的指令，供人类在社会各个领域使用；还能够在接收指令后能动地选择执行指令的方式，主动对物理世界与信息空间产生影响、进行改造，从而作为人类以外的一种新型社会主体，与人类形成生产生活共同体。

“类人”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其中教育的基础性使得对“类人”的出现和人类未来教育问题的探讨更为急迫、关键，具备现实与理论的双重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探讨的并非个例的影响，而是“类人”组成群体后形成的全新业态对人类教育提出的挑战。在现实意义上，正如人类通过教育进行智能的习得与传承，“类人”作为一种机器，也通过接受教育实现智能涌现和迭代演化。人类用什么样的教育方法、理念、价值观教育“类人”成为未来教育的关键问题，影响着未来对“类人”进行管理与规范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类人”也通过教育人类影响社会发展。当前市场上出现的智能产品可以看作一种“准类人”产品：虽然在多模态、具身、交互等方面仍距离“类人”非常遥远，但它们已经扮演着课堂助教、家庭幼教的身份，甚至承担着在公共场合提供教育服务的责任，其应用已经在教育领域全方位铺开，展露出由劳动工具向劳动主体的延伸趋势。对“类人”与人类未来教育若干问题进行探讨，是推进提前规划布局“类人”应用与规范的现实需求。

在理论意义上，现有关于“类人”的研究存在几点不足：一是缺少对“类人”这一研究主体的明确定义，通常笼统地将可能对教育领域产生影响的一切智能化设施或技术冠以“机器”或“智能”之名，没有体现出“类人”本质上与人类存在的部分共性，即拥有的人类仿生形态与群体部分智慧，从而在“类人”与人类的关系讨论上造成偏误；二是缺少将“类人”视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体的研究视角，没有明确关注到“类人”的双重劳动属性特征，即对人类体力劳动以及部分脑力劳动的替代性中体现的工具性、主体性，从而对“类人”如何融入人类未来教育系统、有何重要作用或影响等关键问题预研不足，使得现有教育领域智能技术政策不明朗、不深入、不全面，预设性不够。

提出并明确“类人”概念与研究背景后，笔者将首先论证“两个必然”：一是三元空间视角下“类人”出现的必然，以三元空间的融合为研究起点，梳理“类人”出现并成为新型社会主体的逻辑链条；二是国家战略选择下“类人”融入未来教育的必然，通过分析当前人工智能对教育造成的影响，探讨“类人”对未来教育的颠覆性作用。

一、“类人”出现的必然

过去30年，世界逐渐形成“信息空间—物理世息空间则与人类社会进行着认知属性和计算属性的智能融合。笔者认为，在三元空间视角下，“类人”出现并成为新型社会主体是三元空间融合的必然，同时，“类人”成为新型社会主体也进一步拓宽了三元空间的内涵。

（一）“类人”何以出现：三元空间融合

由信息空间、物理世界、人类社会构成的三元空间正处于融合态势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科技创新速度显著加快，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要正确认识这个时代，就要首先认识到，未来世界的三元空间绝非层级式的隶属，也非三足鼎立式的分离，更非只有两两互动的相交，而是相互渗透靠近、有机融合的一体，即能“三生万物”，但根源仍是我国古典哲学认知中“混而为一”的“道”。在当前时代，三元空间融合的意义至少有二：一是空间特征的融合，即同时具备“信息空间—物理世界—人类社会”三者的空间特征，能够实现在各自空间中的信息交换；二是流量入口的融合，即能够联结三元空间并作为三元空间信息的统一入口，实现在三元空间之间的信息交换，使得万物的互联不仅是时空上的接触、社会中的往来，同时还伴随着信息的传递。

三元空间的融合推动着智能技术的同频发展，而“类人”正是智能技术发展的一种阶段性产物。当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智能体（LLM-based Agents）的发展正是三元空间融合的典型表现，也可视为“类人”的雏形。在人工智能领域，智能体是一种能够感知其环境并基于这些感知做出决策以实现特定目标的系统。早期的智能体通常缺乏适应性和泛化能力，与人类智能存在显著差异。近期大语言模型方面的进展开始弥合这一差距，在命令解释、知识吸收以及模仿人类推理和学习方面增强了智能体的能力。这些智能体使用大语言模型作为主要的决策工具，并通过类似人类的关键特征（如记忆）辅助决策，从而能够处理各种自然语言处理任务，并使用语言与环境进行交互。现有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智能体”进一步发展，将逐步走向“大型多模态智能体”，再到“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从而在逐步并无限接近人类群体智慧的同时，又兼具人类仿生形态，能够与真实人类进行物理、信息交互交际，并融入人类社会替代人类的体力劳动以及部分脑力劳动，形成未来社会中的“类人”。

综上，三元空间的融合态势已是一种时代选择，并推动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促成“类人”的出现。可以说，“类人”的出现正是以自然语言处理发展为契机，以智能体为载体，从信息空间中的语料库、互联网，过渡到物理世界中的感知与具身，最后实现人类社会中的交互。该过程不仅涵盖了自然语言处理到通用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发展的层次，更是对应着从信息空间到物理空间再到人类社会的三元空间融合过程。因此，“类人”的出现不仅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与应然，更是三元空间融合的必然。

（二）“类人”成为新型社会主体

“类人”在出现后将逐渐成为人类之外的一种新型社会主体，并因此进一步拓宽三元空间的内涵。

自人猿相揖别以来，人就在劳动中不断发展自己，并且在劳动过程中以主体自居。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人的主体地位是在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并通过实践活动体现并确证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社会性。那么从实践角度而言，能够替代人类体力劳动与部分脑力劳动的“类人”同样具备一定主体性。作为三元空间特征以及流量入口的融合，“类人”自然地会通过与人类的自然语言交流而非机器语言的输入来接收人类社会用户的指令，同时“类人”拥有执行指令过程中的部分自主权，能够自主判断和行动，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智能”，由此主动地对物理世界与信息空间产生影响、进行改造，从而以这种方式被赋予近似于人类的能动性。与此同时，在人的本质属性的消弭、人类社会交往的虚拟化、人工智能赋权的冲击、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联姻传统以及人工智能自在的风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类面临主体性危机。此消彼长之间，“类人”逐渐融入人类社会，形成一个由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个体、群体和机构构成的新型共同体，成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体。

需要注意的是，从上述分析来看，人类的主体性并不会被“类人”取代，已有学者为此提出“类主体”的概念。考虑到当前诸如如何界定与追究“类人”的社会责任、如何从法律意义上确保“类人”的合法性等问题尚且没有定论，更不用说在未来社会交往中产生的无法预设的新问题，人类与“类人”之间的关系必将在双重社会主体的基础上迎来新一轮的讨论。

三元空间融合推动“类人”的出现，“类人”成为新型社会主体又会反过来拓宽三元空间的内涵。“人类社会”因人类所具备的主体性，成为三元空间中的一种特殊存在。而当“类人”的主体性被赋予，原有的“人类社会”无法概括双重主体的共同存在，其内涵必将拓宽，逐步演变为主辅相伴的“智能社会”，成为由人类与“类人”及其相互关系、结构和制度组成的复杂系统。

二、“类人”融入未来教育的必然

（一）“类人”何以融入未来教育：国家战略选择

“类人”是智能技术发展的一种阶段性产物，其之于未来教育正如人工智能之于现代教育。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总结人工智能在各国教育领域的应用趋势以及主要国家、机构和大学对其的态度，能够发现将“类人”融入人类的未来教育是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

从国际组织的行动上看，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召集利益相关者共同编订《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提出44条行动建议，指出要通过人工智能与教育的系统融合，全面创新教育、教学和学习方式，并利用人工智能加快建设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之后，又在2021年提出《人工智能与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2023年发布首份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和研究中的应用指南》，明确倡导各国以适当法规和教师培训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从世界其他国家、机构和大学的行动来看，均呈现出接纳的趋势。部分国家、机构和大学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典型代表有美国、新加坡、德国等。相较于技术应用的风险与隐患，他们更加关注技术在教学效率、教学质量、教育公平等多方面带来的促进作用，同时认为教育中人类的主体地位并不会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强调未来教育“人在回路中（Humans in the Loop）”的特性。而部分国家、机构、大学的态度则经历了从坚决反对到审慎应用的转变，典型代表有意大利、英国罗素大学集团等。这些国家、机构、大学审慎评估人工智能技术风险，逐步推出试点项目或暂行计划，以摸索合理有效的技术使用方式，在研发、应用与反馈三大环节进一步建立或完善有关数据保护和其他监管框架的国家战略。

从我国采取的行动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此后，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并先后启动两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智能教育纳入首批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2024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人工智能+”行动，彰显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我国高校积极尝试将智能技术融入高等教育。例如，清华大学提出要为所有本科新生配备人工智能学习助手，并开设超过150门不同层次的人工智能通识课和高阶课程；浙江大学于2024年首次将人工智能课程作为通识必修课纳入课程体系，面向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构建了涵盖了解、使用、创新人工智能等多层次目标的核心课程体系。

随着三元空间的融合，“类人”成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发展与延伸，以其智能和具象，成为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群体，并与人类共同构成“智能社会”。其对于教育变革创新必将影响更深刻、辐射更广泛，超越教育教学的技术手段，逐步成为课堂教学助理、“一对一”的家庭学习伴侣，在教育领域与人类一同形成特定的岗位分工，进而共同影响着国家的人才培养与经济科技发展，影响着世界各国竞争与格局，故而“类人”必然作为各个国家的重要战略选择融入人类未来教育。正因如此，对“类人”与人类的未来教育问题的探讨更为迫切。

（二）“类人”对人类未来教育的影响

“类人”融入人类教育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其融入的过程放任自流，而是应该在正确认识“类人”对人类未来教育可能影响的基础上谨慎规划、适当引导，以全新的眼界、探索性的行动来对待这场人类与“类人”的深度融合。实际上，“类人”给人类未来教育带来的影响从当前的人工智能浪潮中便可初见端倪。

一方面，人工智能以惊人的速度被应用于教育领域，为提高教育质量、效率和普及程度注入新活力。例如，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语言理解、对话交互、内容创作和逻辑推理等任务方面具有特有优势。2024年1月英国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者与专家观点》（Generative AI ineducation：Educator and expert views）指出，英国教师和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迅速增加，截至2023年11月，42%的中小学教师与74%的16—24岁青少年在工作和学习中使用过相关工具。另一方面，未经审查或规范的智能技术被广泛用于教育实践，伴随着机遇诞生的变革挑战同样突出，关于智能技术伦理、算法歧视、信息可信可靠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依然没有定论。正如学者尼尔·塞尔文（Neil Selwyn）所指出的：“危险在于将数据和编码视为绝对而非相对的指导和支持来源。教育太复杂了，不能仅仅归结为数据分析和算法。与一般数字技术一样，数字数据并不能为教育困境提供整齐划一的技术解决方案—无论其输出结果多么令人信服。”确保安全、可信、可靠成为智能技术发展的共同价值追求。

可以预见，“类人”对于人类未来教育的影响远比当前人工智能所表现得更具颠覆性，甚至无法用单一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概括。其根源正是在于三元空间融合下“类人”与人类相互伴随的共同社会主体性，学习者的认知方式从“身体感知”走向了“机器感知”。一方面，“类人”是人类社会的生成物，体现人类的主观意志；另一方面，“类人”拥有部分程度上的“智能”，代替了人类的部分脑力劳动，从而成为人类生活、劳动的帮手和同伴，而不是绝对的工具和机器。教育是人类自我建构的必然产物，代表社会群体的目标、价值、能力、利益等，群体主流价值是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当人类不再是唯一的社会主体，未来教育必将面临非人类性的挑战：“类人”的智能和价值观来自人类，是被教育者；“类人”又在协同共存中影响着人类，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中承担着教育、影响青少年群体的职能，成为人类的教育者。因此，必须要考虑未来“自然人与非人类他者共同构成的赛博格性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

三、“类人”应用与规范的若干问题

“类人”并非遥远，当下市场上已经出现一些“准类人”产品。例如，近期德国协作机器人公司面向家用领域发布通用双足人形机器人，能够识别不同的人声、语言、语调和情感，并通过语音和手势实现与人类自然直观的交互，还能够通过硬件组合执行各种动作任务。紧迫的是，在类似产品的使用中已经出现偏见、歧视甚至谎言等严峻问题，需引起社会高度重视，尤其是在教育领域。

（一）作为未来的教育者

“类人”的本质是一种无机物，这决定了其教学的持续性与稳定性：能够提供不间断的指导，突破了时间和地理空间的限制，拓展了传统人类教育者的能力。基于该独特优势，“类人”教育者能够成为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在智能社会中形成特定的教育分工，以助教、幼教的身份深入课堂、家庭等多种教育场景，并在公共场合提供教育服务。这种特定教育分工的形成实质上体现了未来教育系统中部分“教、学、评”权力从教师向“类人”教育者的让渡趋势，因此，面对“类人”教育者对“教、学、评”的整体性影响，如何推动其教学理念从“个性化”向“人性化”转变、教学模式从“问答式”向“渐进式”转变，成为未来教育的重要挑战。

1.教学理念：从“个性化”到“人性化”

“个性化”被视为智能技术应用的一大优势，在教育领域，“个性化”意味着根据每位学生的独特需求、学习特点和兴趣进行量身定制的教学，不仅限于课程内容的调整，还包括学习节奏、评估方式和学习环境的适配，从而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提高学习效果。作为三元空间流量的入口，“类人”可以全面并实时收集学生的生理数据、学习行为等多模态数据反馈，基于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为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体验。尤其在教育评价方面，“类人”有效推动了评价方式从终结性测试向过程性诊断的转变，实现构建覆盖全学习周期的数字画像，深入贯彻了“个性化”教学理念。

然而，仅仅强调数据驱动的“个性化”教学易引发技术理性对教育本质的侵蚀风险，“类人”教育者的应用存在诸多问题。就教学内容而言，教育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包括情感智力、社交能力和道德观念。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者应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人格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关怀。然而“类人”教育者显著缺失共情能力，尽管其可以通过数据分析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度，但在情感识别和理解方面的能力有限，缺乏与学生进行深层次情感交流的能力。这使得“类人”教育者无法真正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挫折感、焦虑或其他情绪反应，进而不能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更为严峻的是，就教育评价而言，“类人”以算法与数据驱动的评价方式将造成伦理风险与教育异化问题。其一，“类人”教育者训练数据多来自特定群体，尚不能覆盖我国各地、各发展水平的教育评价需求。其二，若教师与学生均成为“类人”教育者进行教育评价的客体，将极易陷入数据焦虑，为“优化数据”而进行教育活动。例如学生刻意延长屏幕停留时间、无意义“刷分”“刷次数”，甚至伪造学习情绪以迎合多模态数据的采集，降低真实教学效率，偏离教育本质目的。

因此，如何在保持“个性化”知识传授与教育评价的同时，弥补教育者的“人性化”塑造不足，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这既包括提升人类教师素养以形成人类与“类人”教育者协同互补的教育体系，又包括对“类人”教学理念的“人性化”塑造，在教育过程中体现对人类的共情和关爱，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执行教学程序。

2.教学模式：从“问答式”到“渐进式”

作为教育者的“类人”能够迅速、准确地回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展现出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然而，这种交互模式本质上是被动的，即“类人”根据输入的问题提供答案，缺乏主动发起对话、提出问题的能力。在教育领域，这种被动性成为显著缺陷。在当前知识开放的时代中，知识的创造已经社会化、弥散化，更重要的是对学习者思维的启发和主动性的培养。

相比之下，渐进式教学模式则更为积极、动态，它强调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进度，逐步深入、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在这种模式下，教育者不仅解答学生的疑问，还要能够主动设计问题、设置挑战，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然而，“类人”在引导学生的过程中可能缺乏灵活性。它的反应和反馈往往依赖于既定的算法和程序，无法应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即时问题或情境变化。此外，“类人”的教学方法也可能忽视了学生间的互动与合作，导致学习过程缺乏必要的社交成分。人类本质上是“群体动物”，人与人的交流合作永远是智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类人”教育形成的高度个性化的学习模式却可能导致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更加孤立，缺少朋辈互动和团队合作。

因此，未来“类人”教育者面临的关键问题还在于对“人类”这一社会性群体本质的把握，应高度重视针对群体活动的“渐进式”教学模式设计，防止学习者越来越“孤独化”。

（二）作为未来的被教育者

“类人”是一种人造物，其智能和价值观来自人类。可以说，“类人”是由人类所教育，其在未来教育中不仅承担着教育者的角色，还将作为被教育者。因此，提前思考规划如何教育“类人”、谁来教育“类人”等问题尤为重要。

1.如何教育“类人”：从知识到价值观

未来的“类人”也许能够如科幻电影情节般表现出与人类一般无二的交流状态和思考习惯，但其核心运作机制仍根植于数据与算法的驱动。故所谓对“类人”的教育，本质上是对其“大脑”的设计和信息的输入，覆盖从硬件设计（如芯片配置）到软件优化（算法开发与模型训练）的全链条。因此，对“类人”的教育离不开更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更精准的推荐处理算法、更合乎人类伦理道德的对齐效果。

在此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知识的准确性，即训练数据的质量与合法性、推荐算法的精准度，还要重视“类人”决策逻辑与人类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契合度，即价值观的塑造。这要求制造者在技术实践中不断探索，使“类人”不仅能够处理知识，更能理解并内化人类的价值观，特别是在面对道德两难的复杂情境时，能够超越简单的算法逻辑，做出符合人类伦理的选择。从国家层面出发，还需考虑是否有必要将爱国主义等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嵌入“类人”芯片，以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实现“类人”的公共应用。此外，教育不应止步于“类人”的初始阶段，而是一个贯穿其整个生命周期的持续过程。无论是出厂前的初始教育，还是使用后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的再教育迭代，都是塑造“类人”角色、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关键环节。

因此，未来必须要解决如何从知识与价值观教育出发，实现在“类人”全生命周期的教育这一重要问题。

2.谁来教育“类人”：从企业到全社会

在如何教育“类人”的讨论之后，不可避免地要关注谁来教育“类人”的问题。从当前的实践来看，掌握数据、算力、算法者即为教育“类人”者，即企业；同时，对于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受到再教育的“类人”而言，所有与之产生交互的人类甚至其他“类人”也将成为教育“类人”者，即全社会，起到进一步干预、指导、纠错的作用。但后者常常是身为教育者而不自知的，也常常是不可控制的。进一步思考，既然掌握数据、算力、算法者最有可能成为教育“类人”者，那么未来的“类人”是否会出现一种知识垄断现象？受教育程度不同，即被灌输质量参差不齐训练数据的“类人”，天然具备能力的优劣，当它们共同流入市场，从被教育者转变为一批新的教育者，势必会加剧教育的不公平，甚至误导青少年，特别是那些对新技术不敏感、缺少判断力的边缘化群体。

因此，如何制定更好的规范来实现人类的自育、进而实现对“类人”的过程性教育，如何避免“类人”的普及带来的知识垄断现象以及新的数字鸿沟成为未来教育领域亟须关注的问题。

四、关于“类人”与人类未来教育的政策建议

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我国先后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多项政策文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算法设计与备案，训练数据、模型，用户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等方面都提出了相关要求。随着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逐步深入，未来的教育将不再是现有体系的简单延续，也不仅是技术手段的更新迭代，而是一场人类与“类人”深度融合的全新探索。为确保“类人”及其他所有智能技术在未来能够真正服务于人类教育，保障伦理与安全，有必要提前规划制定相关政策规范。笔者从“类人”制造者和从业者、家庭和社会、政府3个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对于制造者和从业者

制造者与从业者是把好“类人”质量的第一道关，其核心要务是成立由制造者和从业者共同组成的行业协会，并承担以下关键职能。

1.制定“类人”行业标准，开展从业资格认证

教师是持证上岗的职业。要确立“类人”行业标准，并将行业标准作为设计、生产和使用“类人”过程中的最低安全标准，确保其安全、可靠、可信、符合社会价值观和道德伦理。具体而言，要在设计时注重透明性和可解释性，确保决策过程可追溯；要在生产时对数据使用、决策过程等进行严格审查，防止偏见、错误信息和伦理风险的产生，约束“类人”的行为；要在使用时进行多轮测试，建立知识反馈机制，更好地实现与人类的对齐。

加强制造者与从业者的技术和伦理培训，确保制造者和从业者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道德意识，并且达到既定的专业与道德标准。通过设立从业资格认证体系，明确界定设计与制造过程中的伦理责任归属。

整合多学科专家资源，将多学科专家，特别是教育学、伦理学和法律专家视为教育“类人”的必备力量，纳入“类人”教育的核心团队。通过跨学科合作，提升整个制造者与从业者队伍的综合素质，进而推动“类人”产品与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促进技术与社会伦理的深度融合。

2.转变教学理念与模式，设立教育准入门槛

致力于实现教学理念向“人性化”转型、教学模式向“渐进式”演化。针对不同教育阶段及多元化教学场景，量身定制差异化的教学策略。例如，在基础教育领域，设计“类人”教育者时应着重融入引导式提问、契合青少年心理成长轨迹的教学方式，以激发学习兴趣。为此，制造者与从业者需深入研究各类学习者特征，开发出遵循教育规律的“类人”教育者。

建设覆盖各教育阶段及特定教学场景的“类人”教学能力综合评估体系，确立一系列全面衡量“类人”教育质量的评估指标，尤其重视对教学方式、教学态度、价值观等隐性维度的评价，通过量化手段客观评判“类人”教育者是否达到基本教学标准，而不是仅把它作为普通的玩具或者技术工具看待。不能只关注使用时的一般安全，要设立严格的“类人”教育者准入门槛，不仅保障教育质量，也为后续政策优化与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

（二）对于家庭和社会

随着多层次、跨教育阶段、训练质量各异的“类人”逐步融入未来教育领域，家庭需持审慎态度，进行细致甄别与明智选择，社会各界应做好以下几点措施。

1.提供选用指南与建议，避免产生数字鸿沟

应面向家长提供清晰、具体的“类人”教育者选用指南，鼓励家长积极参与教育过程，通过培训增强其对“类人”优劣势的理解，避免盲目依赖，为每个学习者匹配最适合的“类人”辅助与教育形式。同时，强化家庭在伦理道德教育、情感交流及群体活动等方面的核心作用，以弥补“类人”在人文关怀领域的潜在不足。

针对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提供技术支持和资源倾斜，确保“类人”教育的普惠性和公平性，避免因技术应用以及知识垄断导致的教育不平等和新的数字鸿沟。通过精准施策，实现更加公平、包容的未来教育，如同当下的互联网技术和在线教育资源的普惠一样。

2.强调社会监督与反馈，形成市场筛选机制

建立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家庭和社会公众对类人的使用进行监督，以正确的价值观影响“类人”，及时反馈问题。设立公开的投诉和反馈渠道，确保公众能够参与到“类人”教育的管理和监督中，增强社会对“类人”技术的信任感。

形成市场评估筛选机制，通过“政府监管+市场化行为”淘汰一批教育质量堪忧、不符合社会价值观的“类人”，规范制造者与从业者行为，推动“类人”教学能力评估体系构建，提高“类人”教育者的准入门槛，进而减小“类人”融入人类未来教育的风险。

（三）对于政府

政府是对“类人”的应用进行规范与监管的主要力量，不仅要在法律制度层面夯实基础，还要在技术创新方面持续发力，具体有以下建议。

1.完善法律法规与监管框架，明确责任归属

应逐步细化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对“类人”在教育中的应用进行全面规范和监管，包括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伦理风险控制等，实现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及时转换。加强对生产流通管理的顶层设计，建立长效监管机制，面向制造商、企业与学习者、教育机构等定期审查“类人”在教育领域的使用情况，进行使用认证或伦理认证，防范潜在的安全和伦理问题。

抓紧谋划、制定“类人”应用中的责任归属和风险管理机制，对制造者和从业者共同组成的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进行审查，明确在教育过程中“类人”造成不良后果时制造者、使用者和管理者各自的责任。建立应急处理和纠错机制，防止“类人”行为失控或传播错误信息。

2.加强技术研发支持，倡导技术善用与普惠

加大对“类人”等智能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设立专项资金和政策扶持，鼓励优质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应用推广。推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创新，开发符合教育需求的高质量“类人”。

政府必须形成积极有为的政策引导，在价格透明度以及非歧视性规定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确保智能技术的应用始终以服务人类发展为核心，促进高阶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推动智能技术在教育生态中的合理布局，使其成为推动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力量。

五、结语

总而言之，全社会必须明确认识到：“类人”并不等同于机器，而是未来社会中与人类共存的新型社会主体；“类人”也绝不等同于人类，而是始终持有劳动工具的属性，需要人类对其应用加以监督，做出人性判断。“类人”涉足教育领域已是当下，并不遥远，层出不穷的“准类人”产品正在给教育领域带来变革。因此，针对“类人”与人类未来教育的若干问题，必须秉持未雨绸缪的原则与态度，坚定“百年树人”的意识与决心，高度重视，尽早谋划。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Emergence of “Roboman”: critical Issues in the Future of Human Education

YeMin GongLiuying

Abstrac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ernary space of “cyberspace, physical space, and human society”, a machine possessing human-like morphology and partial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will emerge. Capable of physical and informational interactions with humans, such entities: termed “Roboman” as a counterpart to “Human”: are destined to integrate into human society, replacing physical labor and partially assuming cognitive tas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nary space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strategic priorities, the emergence of roboman as a new societal entity and its integration into future education systems constitutes an irreversible trajectory. Furthermore, the application challenges and regulatory ambiguities surrounding roboman’s dual roles as both educator and educatee demand urgent attention. As future education confronts challenges stemming from non-human entities, manufacturers, practitioners, families, communities, and governments must take proactive measures to strategically plan the co-development of roboman and human educational systems.

Key words: roboman; future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rnary space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