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加速社会重塑了现代教育时间结构，教育样态在新的时间结构中发生改变。基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研究发现，现代教育时间在形式上表征的加速逻辑，实质上却未能改变时间的增量，反而造成了时间浪费与主体性压缩的内卷困境。具体表现为：时间边界重叠制造的教育信息蔓延、时间效度缩短导致的教育经验萎缩及时间资源匮乏引发的教育节奏加快。究其原因，现代教育时间运行深受三重动力共同驱动：教育“技术-行动-主体”合成的加速循环、社会“经济-结构-文化”的增长逻辑及教育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分别为内卷困境的生成提供内部动力、外部推力与核心动力。由此，现代教育时间的内卷困境形成具有刚性、复杂性及长期性特征，纾解路径可通过回归“非加速”的时间结构，促使时间模式从线性时间偏向循环时间；赋能“强主体性”的教育行动，引导实践模式从增长逻辑走向发展逻辑；超越资本主义式的竞争文化，实现时间旨趣从物的崇拜转向以人为本。

关键词：加速社会；现代教育时间；内卷；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教育社会学

一、问题提出

现代教育的时间模式作为联结社会结构与主体行动的中介变量，反映并形塑着社会结构所构造的主体实践。一方面，教育时间摆脱了个体对它的支配，在以“增长逻辑”为导向的社会结构影响下，主体将自身视为具有不断提升能力的生产者或消费者。与此同时，“与他人同步”构成了行动者的时间参照框架，由此产生的“集体时间”对于主体来说恰似“自然给定的事实”。另一方面，教育时间又对个体的行为导向和自我关系有建构性，个体的时间意识与时间体验内化了社会所产生的时间规范，随之产生的“自我强制”从内部形成个人无法摆脱的“时间习性”。两股张力双重性地交织着行动者社会性与个体性在时间层面上的对拧互嵌。现代性的核心是“速度”，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以技术、社会变化及生活节奏加快为主要显现形式的社会加速重塑着现代教育的时间结构，与此同时，教育虽也在经历着一系列改革与政策调整，但“时间暴政”依旧强有力地左右着行动主体的教育行为，主体状态在三重加速维度上分别趋向“内卷”。

在传统社会，时间以“此在”为分界点，区分为在此之前的和在此之后的。“过去”和“未来”在时间结构中被置于同等地位，甚至在极端的状态下，对时间的体验恰似“同样事务的永恒重复”。因此“循环时间”在未分化的社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相反的是，伴随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的到来，在时间从“过去”、经由“现在”向“未来”抵达的不可逆过程中，有关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权重和意义也同时发生改变，线性逻辑的时间意识逐渐取代了时间循环。这意味着，现代社会的加速逻辑使得原本充满确定性的“循环往复”的时间体验被不可逆的线性时间取向替代，形式上加速追赶未来的时间意向是为了增加更多的经验，实际上却造成了“去时间化”的生命体验，从而吞噬甚至是反噬了教育主体塑造未来的可能性。

学界对现代教育时间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从社会变迁的维度，在将钟表时间与社会时间对举的层面上，整体性地分析不同时间模式对教育活动的影响。相较于传统农耕社会的教育时间，现代教育时间以线性时间模式展开。虽说以钟点制、星期制和学年制为载体的精细化时间安排培养了学生现代社会观念，促成了现代学校建设，但受制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运转逻辑，现代教育时间嵌入并同步于工业化社会创造的钟表时间之中，现代教育活动秩序在被重置的同时，也发生了异化。机械化、碎片化与霸权化的时间结构不但居于主导地位并生产着异化的主体状态，还遮蔽了教育时间在拓展人发展向度上的教育意义。因此，摆脱工业社会对教育时间的影响，探索不同于工业化时代的时间价值取向，重构现代性背景下的学校教育时间，成为现代教育时间的超越路向。社会变迁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整体性把握教育活动的时间呈现方式及其变革过程，为从宏观层面反思现代教育时间提供了致思路径。

二是从个体生命的维度，学界研究在对钟表时间与非钟表时间分类讨论的基础上，条分缕析现代教育时间结构中个体的生命状态。在现代社会，以钟表时间为主导的线性时间模式逐渐发生加速与原子化的双重变化，与此同时，教育主体的生命状态也发生改变。一方面，在技术加速的卷入下，技术对教育的介入，使得原来的线性时间逻辑受到挑战，教育时间被裹挟进“加速逻辑”中，导致生命本真意义的方向迷失。另一方面，在数字原子化到来之际，教育的时间范式逐渐从“单向线性”向“原子化”转变，人的生命整全也在“即时”的原子化时间中被消解。强调发展非钟表时间，纠偏甚至超越钟表时间的线性逻辑对主体生命状态威胁的研究，致力于解决由此产生的教育异化问题。“家校社协同育人”作为一种教育活动中介，可将现代教育时间的心理时间与社会时间从被压制和侵占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以立体时间复归人生命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促进个体成人的意义上，“完整时间”还需嵌入有别于物理时间的生命时间与历史时间，方能呈现整体性教育生活中的个体成人之维。揭开钟表时间对其他时间形态的垄断幕布，将心理时间、社会时间以及虚拟时间纳入现代教育时间的考量范围，有助于挖掘教育时间的多重面向，从微观分析的层面提供认识现代教育时间的阐释。

已有研究分别从社会与个体层面阐释了现代教育时间的表征样态及治理路径，为剖析教育时间层面的教育异化问题提供了有力解释。然而，已有研究倾向于从单一视角审视现代教育时间问题，缺乏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双重视角考察；且关注的焦点在于阐释现代教育时间产生的异化状态及其疏解策略，对其生成机制鲜有揭示。需要进一步凝思的是，结构与行动互构的视野下，现代教育时间运行呈现出怎样的困境？这种困境又是如何产生的？据此，本研究克服结构与行动分离的立场，采用两者互嵌的视角，以教育时间为切口，基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在“客观给定”与“主观建构”之间的时间层面，重新审视现代教育时间的实践困境，透视这一困境背后的生成机制，并尝试提出替代性纾解方案。

二、分析框架

社会结构与行动主体在教育时间结构层面的相互适应与调和过程，不仅体现在学校的制度性情境中，还在与教育生活相关的其他领域出现。已有研究分别从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的角度剖析了现代教育时间的“历史时间”与“生命时间”面向。罗萨指出，有赖于程序化与习惯化的“日常时间”，同“历史时间”与“生命时间”一同构成行动者在结构中协调过程的三个层面，三个不同时间跨度而又互相镶嵌的时间层面共同作用于教育场中的行动者。根据不同的时间面向，一方面，行动者形成了不同的时间视角和活动范围，他们的时间观念与意识并不是由作为个体行动者的自身决定的，而往往是由社会中的集体性的实践模式和同步化要求预先确定的。在更大范围上来说，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调控着教育的时间结构安排。另一方面，时间资源的分配在教育的层面上分别发生着改变，行动主体的时间体验、时间意识被新的时间结构重塑与再造，不同维度存在的差异要求行动者调整自身以适应系统时间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适合的策略，改变行为的节奏、速度、期限和顺序，进而做出再同步化的努力以及重新定义生活的实践形式。据此，现代时间结构不仅分别表现为“日常时间”“历史时间”“生命时间”层面上的时间边界重叠、时间效度缩短及时间资源匮乏的加速模式，也在规训主体的时间实践。主体在三个时间面向上的“非同步化”协调与适应过程，具体表现为嵌入技术的教育信息蔓延、连接世代的教育经验萎缩及体验生活的教育节奏加快。时间结构与主体行动双重性地在上述三个维度陷入“内卷”困境。

借助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笔者对上述三种内卷困境进行诊断发现：首先，教育时间加速的根源在于其内部形成了一个自我加强的“反馈系统”：日常时间、历史时间及生命时间面向的加速分别对应教育技术加速、教育行动加快及教育体验飞逝，三个加速领域似乎以循环的方式重塑了现代时间形态。与此同时，从任意一个加速领域介入的教育行动都有可能导致下一个加速领域的再次提速，相互提升的封闭链条将教育主体锁死在反复的时间拉锯当中。但这并不是说教育生活的所有过程都处于加速阶段，只有在事务“增长速率”超出主体“加速速率”的教育活动中，才会出现“介入教育技术以提升效率、但是时间资源仍然紧张”的内卷状况。其次，社会的增长逻辑是不可忽视的外部驱动因素。在现代教育时间结构中，社会增长逻辑作为与加速模式同时期出现并交织在一起的外在引擎，从教育系统外围，以经济技术加快、社会变迁加速和竞争文化加剧三个相互独立的增长领域分别构成教育三个加速领域的直接驱动力。此时教育的外部增长逻辑与内部加速逻辑耦合的制度化刚性，使得整个教育系统陷入罗萨所说的“极点惰性”状态，即在封闭的教育系统中，不再有新的观点和能量出现，表面上过度动态化的社会背后出现了一个最僵固的硬化形式，急速的变化掩盖的是最深层的文化惰性与结构惰性。最后，我国在步入现代性的进程中，本身以“速度”为导向的赶超发展的压力，导致社会与教育系统不免也深陷于“保持动态向前”的加速泥淖，“加速”构成了现代社会与教育的核心，最深层、最有力地驱动着现代教育时间进行加速。如此，内部加速循环（教育）、外部加速驱动（社会）、现代化的加速引擎（教育与社会）三方面共同形成了现代教育时间“内卷”的分析框架（图1）。（图1略）

三、突围中的再加速：现代教育时间的“内卷”困境

随着加速社会的到来，速度的增长逻辑也在影响着教育场域，时间结构与主体行动双重性地陷入内卷困境。新的时间结构重塑了教育的空间面向、社会面向与生活面向，使得多元主体的教育行动发生改变。在时间边界重叠、时间效度缩短以及时间资源匮乏的教育加速场中，多元主体深受教育信息蔓延、教育经验萎缩以及教育节奏加快的裹挟，当他们有意通过加速的教育行动抵制教育加速带来的不适时，又会在“反加速”中将教育系统推向新一轮的再加速，陷入“自我强化”的封闭循环。

（一）时间边界重叠：嵌入技术的教育信息蔓延

相比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虽然科技的介入为大量的信息获取与信息处理带来了便捷，但却没有如愿带来时间的剩余与自由的解放。相反，技术为信息的快速传递提供了条件，被解放的时间用于处理更多的事务，教育相关主体在单位时间内处理事务与传送的信息量增多了。相应地，他们也就不得不通过超负荷运转特意实现有目的的加速，以此来争夺更多的可支配时间。正如罗萨所说，“我们就像仓鼠在滚轮中跑动一样……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跑到哪里去，为什么要一直跑，我们感觉处在内卷的情境（急速的静止）中”。

首先，学校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通过网络技术的可通达性进行着更为精细化和具有延时性的数字化管理，尤其是在教师的工作领域中。技术的介入无处不在，许多教师不得不处于24小时的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回复电话和信息。虽说在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中，嵌入技术的良好初衷是为教师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赋能减负，但却因教师难以消解“信息过载”带来的额外工作量，又反向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教师专业培训大部分被安排在放学后、周末或者寒暑假开展，挤占了教师生活的空间。无论是在工作时间还是在工作量方面，技术的加速并没有解放更多的时间，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填充了更多的信息事务，教师被迫不断加速追赶完成工作量，从而增加了单位时间内的工作负担。在这套加速逻辑中，只要还有时间，工作就会不断扩展，直到用完所有的时间。

其次，新生代家长们在科学育儿的话语导向下容易受海量信息的诱惑，并在网络社群的焦虑传播下，以不输在起跑线之名义压缩孩子的现在。受网络社群的影响，大数据会通过算法将认知同质化的家长群体圈送到一起，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信息茧房，社群内的交往互动在加重了教育焦虑的同时，进一步转化为行动延伸至屏幕之外，影响家长的教育决策。诸如“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等话语在网络平台的传播以及铺天盖地的“鸡娃”攻略、“牛娃”出圈无不牵动着家长育儿的动向。如此一来，技术的加速导致信息量的爆炸，家长已有的经验不足以辨别和抵抗信息的鼓动，因而在陷入信息孤岛中反复强化了已有的群体非理性认知，导致了教育焦虑的传递与蔓延。

最后，家校之间的合作也因为技术的介入逐渐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线上处理信息的快捷与便利在使家校合作更为紧密与琐碎的同时，却也制造了家校“区隔的文化排斥”。一方面，教师迫于累计事务量的增多，不得不在有限时间内加快处理事务的速度，以使得更多的非教学事务能被及时地处理。另一方面，教师负担的外溢，导致教师不得不在“家长群”里将一部分工作外包给家长群体，在部分家长不愿配合的情况下，容易引发家校合作的矛盾。由此可见，“家长群”的建立原本是为家校共育提供更好的平台，但日常琐碎事务的增多与时间边界的模糊，却导致教师与家长各自的时间来不及应付累加的事务，从而产生紧张的家校关系。甚至有报道称因为“家长批改作业”一事，有些家长选择怒而退群，由此触发了“家校关系紧张”的神经。

（二）时间效度缩短：连接世代的教育经验萎缩

改革开放以来，以“高度动态化”为特征的社会变迁，造成经验的时效性不断缩短，过去被认为是稳固不变的连接在今天逐渐变得短暂易逝。尤其是对于属于城市中产阶层的家长们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因为接受了高等教育，实现了社会流动，所以他们更加看重对教育的投资。然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他们如同站在“滑动的斜坡上”，一边要动员自己处于加速的状态，重新调整教育策略以适应变动的社会结构；一边要避免不确定性带来的教育风险，以防止累积优势的失去。

首先，过去经验的萎缩与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促使家长们意识到上一代的经验已经不足以覆盖当下，但他们在望子成龙、对子女教育的介入方面又唯恐过犹不及。相比上一代，如今中产阶层的家长们更倾向于精细化的育儿模式，他们看重教育成功与事业成功的紧密联系，期望通过教育的成功实现优势的代际积累。伴随着教养策略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家长演变成在子女头顶上盘旋的“直升机父母”。在这条路径中，收入不平等通过影响父母的育儿观念进而改变其投资策略，且不仅对金钱投资有影响，亦影响时间投资。与此同时，教养模式的同群效应又进一步增加了家长的教育焦虑，“群体性盲从”导致家长们在教育的加速跑中越发疲惫不堪。

其次，大量文化更新的加快与适应能力的滞后，使得当下拥有的一切都充满了不稳定性，教育是稳定的投资，家长需要重新确认其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才能不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与选择。如此一来，他们一边要面对不断累积的文化的更新，一边要尽快具备掌握新知识的能力，以维持稳固的社会地位。社会变迁的加速细化到每日的争分夺秒，家长们深知留给自己思考和适应的时间越来越少，浪费时间的代价越来越大。寻求连接不再是完成时，而是永远有待完成的进行时，家长与学生的身心如同被抽打的陀螺，永远处于旋转之中，身心负荷严重超载。

最后，“现在”在不同地域、不同学校间也表现出不同的速度模式，这种时态的非同步化导致教育差距在同一代之内就可能出现巨大的鸿沟。一方面，同一阶层家长在不同地域中生活的时区发生偏移。优势地域的家长群体更倾向于用未来挤压现在，单位时间内教育投入的增多导致了“现在的萎缩”。另一方面，不同层级的学校知识进度产生分化。相较于国际学校和私立学校，公立学校“现在”的知识进度仿佛陷入减速，洞察这一点的家长们“惶惶不可终日”，催生时不我待的紧迫性。如此，“现在”在加速赶往未来中萎缩了，对“现在”填充程度的不同，也导致教育水平在一代人之间出现“同一时期的不同代性”。

（三）时间资源匮乏：体验生活的教育节奏加快

生活节奏的加快处于“加速”的中心位置。同样，由于时间资源的匮乏，单位时间内教育事务的增加，也造成了教育生活的节奏加快。教育事务在有限时间内安排稠密，造成教育主体感知到时间飞逝的紧张与压力，单位时间内多任务执行的教育行动重叠，也相应地造成了生活经验的压缩。

一方面，客观上教育事务的增多，导致教育时间被分割为越来越小的序列，时间的碎片化趋势逐渐加强。而在无法预测各种教育决定带来的后果的情况下，需要做出选择以及调整行为同步所需要的时间实际上增多了，在时间资源原本就匮乏的情况下，又进一步加剧了时间资源的短缺。“时间合理化的要求迫使不断增加实质上的不合理性。”实际上，伴随多模块学习安排的稠密，作为参考的时间标准改变了，这是以“集体节奏”取代了“制度节奏”。此外，除了被动的学习安排紧凑外，还有主动的学习加码导致的集体节奏的加快。非正义的时间制度安排导致高度功利化的不义倾向。在去制度化的时间规范里，家长与孩子们还要投入额外的时间用于同步甚至超过“集体时间投入”，非必要时间投入导致了教育的多重负担，伴随着过多的时间投入，教育回报开始递减，但为了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人们选择在超出“集体时间投入”后继续投入时间成本，此时过多的努力付出，加大了教育回报递减的速率，“努力贬值”进入加速阶段。从集体结果来看，集体资源的分配被个人努力带动，这不可避免地造成时间资源的紧缺与生活节奏的提高。

另一方面，主观上教育主体同时感觉到体验增多与经验压缩，前者是客观上多任务执行带来的体验，后者是人们被动卷入下感到的意义匮乏，两者双重性地增加了时间短缺的压力与时间飞逝的体验。“客观的生活速度的数量上的提高导致了主观上的时间体验的性质上的变化”。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升学考试无疑是在教育抢跑中需要提前规划的首要大事。出于错过重要教育节点的恐惧，家长们主动卷入没有休止的“鸡娃大战”和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时间资源的紧缺导致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时间不够用，结构上的加速压迫使得这套教育体系内的利害主体，不得不“自愿服从”并“主动”加入教育“锦标赛”。

与此同时，各种截止日期与倒计时的出现，重置了教育事务的价值排序，竞优颠倒为竞次。原本有价值的长期教育目标被富有期限的教育事务替代了，后者在时间的排序上获得了被处理的优先权。当时间分配与价值判断紧紧捆绑在一起时，那些对学生发展有益的长久目标就会被放弃与遗忘，转而将时间用于当下最需要达成的短暂目标之上。不断累积的事务导致人们将截止期限不断往前挪，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件事务必须更急着赶快完成。学生穿梭于各种任务之间，获得的是去感官化、去情境化的体验，原本应该与学生过去和未来建立联系的经验纽带因此而断裂。短暂体验数量的增多并没有带来经验的累积，富有弹性的自我带来经验的丧失与意义的匮乏。

四、三重加速引擎：现代教育时间内卷的生成机制

基于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分析，造成现代教育时间陷入内卷困境的因素是复合的，而非单一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圈层的，而非一统的。由此对其背后的生成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教育“技术-行动-主体”合成的加速循环生成了内部动力、社会“经济-结构-文化”的增长逻辑提供了外部推力、教育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制造了核心动力，三重力量共同驱动现代教育时间发生内卷。

（一）内生动力：教育“技术-行动-主体”三者合成的加速循环

“社会的加速在现代社会是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同样，在教育系统中，“技术-行动-主体”以环环相扣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封闭合理且自我驱动的教育加速循环。如此，“技术-行动”“行动主体”“主体-技术”链接起来的循环链条分别重塑着教育时间结构的时间边界、时间效度以及时间资源面向，保证了时间结构上的耦合，将教育主体牢牢锁死在这套“加速圈子”里，导致“人们自愿做某些不是人们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

第一，从“技术-行动”的过程来看，技术加速不仅导致了生活节奏所需的时间资源上的数量变化，更深层地改变了教育系统的时空体制，两者双重性地重塑了教育主体处理信息的行动。数字媒介的引入，导致教育系统内出现一种新的时空体验形式：空间被加速的生产形式、行动导向以及沟通模式压缩了。与此同时，时间的边界出现不同程度的重叠，教育主体挣扎在“疲惫的慌乱”中。显而易见的是，数字化媒介的发展带来了通讯传播的便捷性，“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与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人保持通信联系”，但通信效果却随着通信对象与频次的增加大打折扣。一方面，触手可及的信息不仅没有增加教育主体对事物发展的掌控性，反而逐渐以压倒性的量的增多挤占了主体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信息流的高速叠加，教育主体不得不发展出同时处理信息与适应变化的新的能力，这意味着教育主体被更多的等待决定的选择包围。在技术逻辑导致行动加速的情况下，主体在“没有时间的空间”中逐渐迷失方向，信息量的增加与信息流速度的提升，使主体的状态在两者的时间交集中趋于“饱和的自我”。

第二，从“行动-主体”的过程来看，从代际经验变化到代际更替同步再到代内发生变化的速度不断提高，导致教育行动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间隔内失去了效用的稳定性。换言之，社会变迁的加速强有力地丢弃了上一代父母的教育经验，而新生代父母为了保证不与动态变化的社会失去联结，不得不动员自己努力修补经验空间与期望地平线之间的分离，由此出现了新的社会互动模式。同步化集体教育速度越来越成为众多父母的教育行动参考，父母与子女的教育行动演变为“求快求新求变”的教育竞技，他们如同“发廊里旋转的彩灯”永远处于动态化的教育追赶中。事实上，过度动态化的教育行动背后，掩盖了最深层的结构惰性与文化惰性，消解了自我再生产的能力。“不断追求创新与变动的现代社会，其实根本上会损害创新能力与创造性的适应能力”。“当下”成为充满混乱与不确定性的时区，保持静止就意味着落后，长久而稳定的教育目标不复存在，一系列短暂而短视的变化替代了真正的教育发展。教育主体被裹挟于这个表面上高度动态实际上僵固的硬化、冻结教育形式中，仿佛置身于一种“疾速的静止”中，他们为了不丧失行动的方向感，艰难地平衡着一个“弹性的自我”。

第三，从“主体-技术”的过程来看，时间资源越匮乏以及由此伴随的教育生活节奏越快，教育主体对加速信息技术的需求越大，他们希求通过这种方式释放更多的空闲时间，将教育生活的步调减速。但以信息技术加速为目标的过程，带来的结果反而是解放的时间被用于新一轮教育事务的分配，逼迫生活步调进行再加速。这意味着，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教育行动，都无一例外地将信息技术的革新进程塑造成以加速为目标的过程，而无法达成减速的期望。在此过程中，生活步调加速与信息技术加速结成相反的促进关系，教育主体在这相反的促进关系里不断改变自我的行为与体验，新的主体模式诞生了。“自我”既受过去速度的牵制，又受新一轮加速模式的拉扯，在多个不同影响范围的时间结构里，常常因为不能协调一致，从而走向了主体突围的失败。换言之，在双重速度的裹挟下，“自我”恰似困于“飞速的停滞”中，不得不在自我剥削中永不停止地向内增长，最终逐渐收缩为一个“点状的自我”。

（二）外部推力：社会“经济-结构-文化”维度的增长逻辑

教育系统内部的加速循环受“外在的”社会引擎驱动，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三个维度的增长逻辑相互独立地驱动教育的“技术-行动-主体”加速。分别对应着“经济-技术”“结构-行动”“文化主体”的引擎作用，最终三个维度联合的外部推力共同推动教育内部的加速循环。如此，每一次的教育时间加速都是对增长逻辑的渴望，但在极限加速中教育时间反而落入停滞，甚至是反增长的陷阱。

首先，在“经济-技术”的驱动领域，社会经济的加快使得教育技术加速成为可能。在“时间就是金钱”的话语力量下，“时间经济”与加速以一种契合的方式重塑了教育的时间体制。一方面，投入产出最大化的经济原则支配了教育主体的行动，在抽象的、线性的时间模式中，多样化的教育行动被压制，制度化的时间规制使得人们被迫拥向单一赛道的最优化。“使得现代社会所有人都被迫卷入以提升数值为单一价值的漩涡中——被迫不断内卷”。另一方面，嵌入信息技术的教育投入，以“竞速学”改变了教育的时空体制。加速强迫力以一种特别的权重作用于信息流通的时间，流通的过程被视为一种“贬值了的时间”。为了增加有限时间内的教育产出，人们倒逼自己提高单位时间内教育事项的数量，工作与生活、学习与生活的时空出现去差异化特征，新的时间实践与时间机制通过填满时间的每个“毛细血管”，抬高了竞速的基线，又逆向制造了时间的紧缺。正如吉登斯（Giddens A）所说，“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

其次，在“结构-行动”的驱动领域，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增加迫使教育行动不断加速。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大流动与阶层固化同时出现，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面对选择的多元化和同步化要求，产生了时间紧张的压力，被迫不断与新的事务运行关联起来。对于中产阶级父母而言，结构所给定的预期变得不可预测，已有的位置优势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不确定性使得优势再生产遭到挑战。有鉴于此，他们不断修正自己的期望，重新抓住教育中那些可能重要的选择，并且反复实现协调一致和同步化的努力。由此，社会外部的时间结构转化为教育内部的行动规训，从内部催促人们保持活跃、保持无休止的动态加速状态。进一步地，教育主体需要同步化教育行动与个人时间的起跑线。当教育行动被要求与结构所要求的集体行动保持同步时，教育行动就越来越倾向于打破正常的时间周期，要求所有的过程持续地进行，个人就不自觉地被卷入这套加速机制中。过去的经验变得不合时宜，主体转向对各种周期进程与时间单元进行精细化监控与管理，以便与系统性的集体行动加速度保持一致，甚至是超过集体行动的平均速度。

最后，在“文化-主体”的驱动领域，竞争性文化是教育主体生活加速的根源。在越来越强调教育民主化与教育均等化的现代社会，中产阶层沿袭儒家“劝学重教”的教育实践，围绕教育的筛选与分流展开一系列的教育资源争夺赛，实则是洞察了教育带来的社会地位再分配与阶级下滑的危机。“我们舞蹈得越来越快，只是为了停留在原地。”一方面，竞争性文化的分配原则是成就，加速逻辑处于现代性分配模式的核心，提升速度或节省时间意味着获得竞争优势。在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中，教育主体没有能力从自身中抽离，导致了自我的瓦解和空虚。功绩主体不由自主地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之中以达到“效绩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竞争性文化引发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立，制造了一个加速追赶的生活世界。教育主体在加速力量的裹挟下，并没有如文化暗含的“幸福的承诺”那般因时间的解放变得更自由，反而如同滚轮中不停奔跑的小仓鼠，用西西弗式的苦役不断喂养加速机器，以保持个人的竞争性。如此，竞争的模式在往复循环中获得了刚性，教育主体在这套“拉锯模式”中不堪重负。

（三）核心动力：教育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赶超发展的压力让我们现代社会的“所有进程”或多或少地倾向于加速。“速度是现代性的核心。”加速界定了现代社会的动力、发展与改变逻辑。然而，现代性的加速逻辑违背了增进人们幸福生活的承诺，当加速的压力席卷而来，集体或个体的自主性都变得不合时宜。

一方面，从教育与社会亦步亦趋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教育与社会的“时间规范”占有统治地位，加速与竞争被视为挣脱规范、达到自主性的手段。相比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时间概念、时间体验以及时间知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如今一切都变得短暂易逝。以往的时间序列已经被打破，人们不再接受任何稳固不变的时间承诺，个人与集体为了反抗现代性的规训，以保持自己对生活的掌控，不得不“完全动员”自己处于加速与竞争的状态。“当整个社会被嵌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个人的内在禀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在教育系统中，由分数等外在力量支撑起的加速能量，在没有终点的教育赛跑中，也会因为逼近教育主体的能量临界值，而加速对个人自主性的反噬。退一步讲，教育自诞生之起就是闲暇的，与加速无涉，嵌入加速逻辑的教育时间规范本就不利于人的发展，何谈其背后的增长逻辑能够促进人的发展。

另一方面，从教育与社会非同步化的加速过程来看，由于两者的加速度不同，产生的摩擦力与张力会导致前者陷入被动的适应与追赶压力之中。事实上，在几乎所有领域，教育往往滞后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伴随着社会速度的提升，教育系统的时间框架也相应超载了，进一步地，教育主体的身心也因为过快的步调超载了。动态的时间导致教育主体仿佛永远都在追赶时间，这个系统中的所有人陷入时间的泥沼中动弹不得，这是现在社会时间超载与压力提升造成的后果。“如果人类不是为了生活而劳动，而是为了劳动而生活，为了积累、增长、加速、创新而生活，那么这就是一种极为非理性的世界关系”。由此引发的教育功能失调与非理性教养模式，都无一例外地指向“加速的反常现象”，这非但不会促进教育的发展，反而会抑制甚至是反作用于教育的正常健康发展。

五、结论及余论

在现代社会，加速暗含着增进人们美好教育生活的许诺。但事实上，其背后的增长逻辑制造了虚假的教育发展图景，停留在同一水平线的加速循环，不仅不能提升教育时间的增量，反而使得教育时间在僵化的模式中陷入时间浪费与主体性压缩的样态，造成内卷困境。基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剖析现代教育时间的内卷困境，笔者发现伴随加速社会的到来，教育时间发生了重构。与此同时，教育主体被抛入教育系统的方式改变了，他们在教育中确立自我的方式也产生了转变。这种新的时间结构在“加速”还是“发展”的抉择中，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后者，具体表现为时间边界重叠造成的教育信息蔓延、时间效度缩短导致的教育经验萎缩以及时间资源匮乏引发的教育节奏加快三重面向。基于此，探赜现代教育时间内卷的生成机制，既有教育“技术-行动-主体”合成的加速循环从内牵拉，也有社会“经济-结构-文化”的增长逻辑从外助推，最核心的动力源于教育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三种力量共同驱动现代教育时间发生内卷。由此可见，现代教育时间内卷困境是伴随社会转型期的教育阵痛，具有刚性、复杂性以及长期性特征。因此，这也决定了纾解现代教育时间内卷困境需要复合因素的共同加持。

为重塑现代教育时间的健康生态，有必要从“结构-行动-文化”角度对其进行“去内卷”的系统变革，寻绎替代性的破解方案。第一，回归“非加速”的时间结构，时间模式从线性时间偏向循环时间。循环时间将时间视为一个圆圈，与生命循环观相对应，强调永恒轮回和不变的追求，即重新审视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尼采式时间美学。相较于线性时间无限奔赴未来，将“此在”压缩为空洞的瞬间，所造成的生命经验的断裂，有必要呼唤循环时间的回归，重拾现代教育时间在生命意义上的育人功能。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被视为重构现代教育时间的关键文件，其中对学生校内与校外时间的规定与限定，不失为现代教育时间偏向循环时间的一种有益尝试。具体而言，在日常时间方面，教育多元主体需要重新规范技术嵌入的边界，警惕技术过度介入导致的信息过载，一方面，教育管理者首先要对教育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不能不加识别地将冗余的教育信息塞给教师、家长与学生。另一方面，教育相关主体也需要提高适应与处理信息的能力，批判性吸收有利于生命和谐与个体成长的信息。在历史时间方面，重审“现在”对于学生的教育意义，时间作为人的生命尺度，在不指向未来的非生产性的“现在”，也同样富有促使学生建立自身与周围世界关系的意义价值。因此，学校应当破除刚性的时间界限，优化教学时间安排，设置更多富有弹性的课程安排与自主性活动；家长需要重塑时间观念，重新布局时间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权重，把时间还给孩子，将教育目标从单一的“唯分论”转向更多元的发展路向。在生命时间方面，重新调整教育生活的节奏，尊重生命成长的节律，扩展有益于增进生命完整性的感官化、情境化的体验，教育支配主体要为学生的自由时间与闲暇时间留有空间，恢复其对时间的自主性掌控。

第二，赋能“强主体性”的教育行动，实践模式从增长逻辑走向发展逻辑。熊彼特（Schumpeter）区分了增长（growth）和发展（development），发展总是与不确定性、不连续性相联系，发展意味着要正视教育的美丽风险，稳定而可见的增长会抑制真正具有新颖性的发展。发展逻辑的关系重塑与结构再制可借助罗萨所说的建立“共鸣关系”与转向“后增长社会”实现。一方面，“共鸣关系”是一种“有关系的关系”，强调教育主体要积极与他人、自然以及物质世界建立相互聆听与回应的联系，以改善时间加速导致的主体性压缩困境。对于学生而言，在观念层面，可以通过主动建立自己的“附近”，审视周边并安顿自身，自觉抵制将自己置于“悬浮的管道”的直觉依赖，走出“结构性失时的自主性困境”，找回时间的属己性。在行动层面，可采用“半被动半主动”的策略，应对加速带来的卷入压力，不论是完全如马尔库塞“大拒绝”般地撇开“内卷”，还是如哈贝马斯协商式地向“内卷”妥协，都不是理性的教育行动。另一方面，“后增长社会”社会形态范式的提出为创造替代动态增长社会形态范式、超越现代教育时间内卷提供了社会框架。“后增长社会”不同于为了增长而增长的加速社会，不是为了维持体制现状和结构上的自我复制而被迫升级，而是指向能够增长、加速或创新的“发展型”社会形态。“后增长社会”倡导以“适应性增长”替代“强迫性增长”，前者更能引导教育朝积极方向发展。具体而言，在社会经济方面，以民主经济制度替代现有经济的剥削机制，以数字技术赋能教育主体的劳动生产；在社会结构方面，建立健全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体系，缓解家长因身处“滑动的斜坡”感受到的育儿焦虑；在社会文化方面，营造“去竞争”的合作氛围，重新定义学习的意义，将教育主体从对分数的崇拜中带回来，将人与他人关系的质量作为衡量美好生活的标准。

第三，超越资本主义式的竞争文化，时间旨趣从物的崇拜转向以人为本。归结到底，“螺旋式的增长与加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现代教育时间突破内卷桎梏需要警惕时间的资本化与资本的时间化。马克思的社会加速理论从对资本主义社会时间病状的诊断出发，提出“以人为本”的时间逻辑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充足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解构时间压抑的社会结构，从真正意义上恢复和培养人的“共鸣”属性和能力。据此，以人为本的教育旨趣可以一方面以时间物化与时间拜物教的批判为切口，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尝试在教育生活中融入情感元素，以对冲基于理性算计带来的时间侵占与争夺。前者为激发教育主体的能动性与反思提供动力，主体认识到外在环境的“幻象”，不断在客观给定的自然环境中还原自我的意识与思想，进而在此之中创造有益于自我发展的活动，在多种活动之中展开人的可能性。后者为在中国语境下挖掘突破路径提供了抓手，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关系，我国本土的教养关系、师生关系及家校关系内蕴情感发展路向。例如在师生关系方面，“锻造将心比心的师生情感品质，营造情理交融的课堂情感氛围，再造刚柔并济的学校情感秩序”，将有助于学生主体在成人的维度上从“异化”走向“共鸣”。此外，个人时间的解放还需要放置在总体的社会时间解放中。虽然科技革新加剧社会阶级对立继而导致教育时间加速机制的反噬效应越发明显，但以劳动解放、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嵌套式”展开模式的社会时间，不仅能够促进教育主体在网络合作中建设“自治”的智识平台，而且能够推动社会层面积极追求以“人类社会”为出发点的新型社会关系，政治领域不断探索以“人本逻辑”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能够在总体上构成社会加速机制下人类解放的当代表征。如此，投射在教育内部，才能在时间层面上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评估域”的发展旨趣，消解内卷困境导致的人的异化情形。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Backlash of Acceleration: The Involutional Dilemma of Modern Educational Time and its Generative Mechanism

Ma Wen

Abstract: Accelerated society has reshaped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educational time, and the educational paradigm has changed in the new time structure. Based on the 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 accelera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logic of acceleration in the form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time has failed to change the increment of time, but has caused the involutional dilemma of time wastage and subjectivity compression,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the proliferation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due to the overlapping of temporal boundaries, the contraction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 due to the shortening of temporal validit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ace of education triggered by the scarcity of temporal resource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oper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 time is driven by a triple power: the accelerated cycle of the synthesis of education “technology-action-subject”, the logic of growth of society “economy-structure-cultur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society provide internal power, external power, and core push for the generation of educational involution respectively. In this way, the dilemma of involution is a rigid, complex and long-term one, the way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can be achieved by returning to a “non-accelerated” temporal structure, thereby shifting the time pattern from linear time towards cyclical time; empowering “strong subjectivity” educational actions, guiding the practice pattern from the logic of growth towards the logic of development; transcending the competitive culture of capitalism, and realizing the shift of the purpose of time from the worship of things to a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Key words: accelerated society; modern education time; involution; 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 accelera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