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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三”学制去往何处

作者:刘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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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5年第2期


要:学制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是关乎教育发展方向和路径的重要议题。回溯百年,我国实施“六三三”学制可以归因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升了教育质量和学校普及程度,并且适配了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时至今日,面对教育的新理念、新目标和新环境,“六三三”学制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未来的学制改革需要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聚焦百姓心之所想,关注重大时代变革,以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的。在具体实践中,以公信力、前瞻性、长期性、动态性为原则,学制改革可以分两条路径实施:其一,以弹性学制改革丰富学制的“血肉”,使其能够更好助力学生的成长;其二,以固定学制改革重塑学制的“根骨”,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身心特征相适配的学制体系。

关键词:“六三三”学制;人才培养;人口战略;弹性学制;固定学制


学制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体系的总称,承担着实现教育方针、完成教育任务的制度性责任。世界各国对学制的调整与完善均给予高度关注,旨在确保与社会发展的步伐保持一致,并满足学生自我发展的要求。当前,面对新理念、新目标和新环境,重新审视“六三三”学制被采纳的缘由,分析未来学制改革的依据、原则和方案,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也是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实施“六三三”学制的缘由

1922年,我国正式采用“壬戌学制”,由于该学制包含六年小学、三年初中和三年高中,因此也被称为“六三三”学制。在沿用“六三三”学制的一百多年中,虽然学校系统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除了特殊时期的调整外,“六三三”学制始终相对稳定,成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主体学制。有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六三”制的学校约占88%,实行“五四”制、九年一贯制、十二年一贯制的学校仅占3%、8%和1%。为了更加清晰地审视未来学制改革的依据、原则和方向,有必要明确我国接受“六三三”学制的缘由和进程。

(一)在宏观层面,“六三三”学制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六三三”学制协调了原有“壬子癸丑学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民族工业发展积蓄了力量。20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劳动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能够成为管理和操作机器的熟练工人。相较当时实施的“壬子癸丑学制”,“六三三”学制深受“实用主义”教育观的影响,弱化了整齐划一的理念,更加贴合社会形势,较为精准地回应了社会对教育的要求。

另一方面,“六三三”学制缓解了毕业生的生存压力与社会稳定性亟待改善之间的矛盾。据统计,在实施“壬子癸丑学制”时,高等教育的升学率只有6.5%,就业成为绝大部分学生接受中等教育后的唯一选择。如何妥当安置大量毕业生,不仅是教育界关心的重要议题,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程度。“六三三”学制在初中阶段创造性地设立了一至三年的全面职业教育,还在高中阶段融入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师范、家事等多个领域的职业课程,形成了一套既全面又具备针对性的教育体系,对于促进毕业生的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在中观层面,“六三三”学制提升了教育质量和学校普及程度

中学教育改革在“六三三”学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成为该学制区别于原有学制的明显标志,有效地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提升和中等学校的普及。在原有的“壬子癸丑学制”中,中学学制仅为四年,较短的修业年限致使学生难以充分吸收知识,也难以熟练掌握职业生涯所需的实践技能。针对上述弊端,“六三三”学制做出了积极调整,规定中学阶段延长至六年,并且增强了课程内容的系统性与连贯性。

在“壬子癸丑学制”框架下,学校体系较为僵化。一是四年制中学教育未设置分级,难以适应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导致学生辍学率较高。二是该学制强调中学的省立原则,省级教育部门垄断了资源的调配权,极大地束缚了中学教育的普及。“六三三”学制打破了旧有学制的规定,将中学教育划分为初级与高级两个阶段,既可以合并办学,也可以依据地方实际独立设置。新学制还赋予了地方教育部门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各地能够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发展水平,灵活构建最适合本地需求的教育发展路径。大城市可以建立完备的中学教育体系,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小城镇及农村地区则可以优先发展初级中学,进一步推动了中学教育的广泛普及与整体教育质量的提升。

(三)在微观层面,“六三三”学制适配了儿童身心发展规律

遵循学生成长的客观规律,是学制改革最底层的逻辑。回溯美国教育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六三三”学制改革的重要原因是为了适应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变化。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儿童的营养摄入水平和身心发展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899年,美国大学入学资格委员会发表报告,较早地从心理和生理学双重视角为“六三三”学制提供了依据。此后,美国教育界对儿童年龄特征开展了更为细致的探究,发现约有2/5至1/2的男生以及3/5至7/10的女生,在第七学年时已进入青春期,最适合开始中学教育。基于对儿童身心发育的详细论证,“六三三”学制改革的支持者日益增多,为最终的学制改革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我国在1922年进行学制改革时,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缺乏稳定的环境和充足的资源,所以未能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开展大规模的调研。但是,教育界在采纳“六三三”学制时,审慎分析了“六三三”学制的改革背景,综合权衡了学生身心发展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未能开展大规模学生身心状况评估的缺憾。

二、未来学制改革的依据

时至今日,“六三三”学制引入我国已逾百年。从教育内部而言,教育的发展理念、培养目标和培养策略均发生了改变;从教育外部而言,国家的经济实现了飞跃,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学与心理学领域对儿童成长的理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新理念、新目标、新格局和新环境,教育领域需要主动迎接学制变革,构建一套与经济社会发展步调一致,符合学生身心成长规律的学制体系。在学制改革的参照依据上,只有牢牢把握住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未来学制改革才能实现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相契合。

(一)教育的政治属性是学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由此可见,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这一本质特征同样构成了学制改革的根本依据。

作为学制改革的总体纲领,政治属性在学制改革中具有双重意蕴。

一方面,学制改革需要以政治属性为导向。学制改革作为国家教育改革蓝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每一步都镌刻着国家政治制度的烙印。政治制度既为学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也塑造了学制改革的价值导向。学制改革不仅是教育体系内部的自我革新与优化,更关乎教育体系如何有效对接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发展需求。因此,为了确保方向的正确性,改革过程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使命。

另一方面,学制改革需要服务于政治属性。学制改革作用于国家利益,是实现国家政治愿景的重要工具。“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学制改革需要规划出清晰的目标和路径,从而更好地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标,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此推动国家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教育的人民属性是学制改革的核心着力点

在学制改革的进程中,教育的人民属性应当成为核心关注点,即聚焦在微观的“人”的层面,通过分析与人相关的各个要素,判断学制改革的方向、时机和举措。具体而言,学制改革应当着重关注人民受教育需求的新变化、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以及青少年身心发展的新特征。

1.聚焦人民受教育需求的新变化

聚焦人民受教育需求的新变化,是学制改革遵循人民属性的重要表现。相比“六三三”学制改革之初,当前各级各类教育承载的使命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变迁,人民接受教育的需求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在百年前,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极低,是毫无疑问的“精英教育”。广大民众难以触及高等教育的门槛,基础教育的作用不言而喻,尤其是中学教育成为绝大多数民众接受教育的终极阶段,是通往职业生涯不可或缺的桥梁。“六三三”学制改革重构了基础教育的各个阶段,丰富了基础教育的内涵,响应了彼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

然而,时至今日,我国教育事业已经步入崭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逐渐成为大众化的选择,基础教育与就业市场的直接关联逐渐减弱,作为高技能劳动者培养者的角色亦趋于淡化。自2019年起,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50%,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至2023年,这一比例更是攀升至60.2%。伴随着教育强国建设的持续深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继续提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已经成为新增劳动人口的中坚力量。因此,面对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改变“六三三”学制中各个阶段的固有使命,已经成为顺应时代要求、满足多元化教育需求的必然选择。

2.聚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学制作为教育的核心框架,对人才培养的导向、定位、规模及质量发挥着引导和规范的作用。只有当学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契合,教育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引擎。为了对经济社会中发生的深刻变革作出及时回应,学制改革显得尤为关键。当前,面临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带来的内在要求,以及国际科技封锁带来的外部挑战,我国迫切需要实现拔尖创新人才队伍的自主培养,以达到科技高速发展和国家持续进步的目标。

然而,“六三三”学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也制约了人才资源开发的水平。首先,现行学制的框架较为固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个性化成长轨迹的延伸,使得拥有独特才能与潜能的学生难以选择最优发展路径。其次,该学制过分依赖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尺度,容易忽视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及综合素养的全方位考察。单一并且频繁的考试选拔机制,难以精准识别出真正具备创新精神和优良素质的人才,还给学生带来了较为沉重的升学压力和考试负担。最后,该学制的学习周期较长,可能成为学生潜能与兴趣的阻碍。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若未能及时识别并引导学生的兴趣与特长,将导致潜在的创新者被忽视或者被埋没,错过早期培养的关键时期。

3.聚焦儿童身心发展的新特征

在百年的历史中,物质条件的极大充裕显著提高了学生营养摄入水平,社会环境的多维度变迁也深刻影响了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因此,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视角重新评估并调整“六三三”学制,不仅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生动践行,更是遵循教育发展内在规律的明智抉择。

有研究表明,如果以20世纪90年代和60年代的研究指标进行比较,我国儿童的身高提高了2.1厘米,性成熟的平均年龄提前了近两岁;在脑电波α波的测试中,90年代6岁被试α波的平均频率已经达到60年代10岁被试的发展水平;9—10岁的被试则达到了12—13岁被试的发展水平。2020年,《柳叶刀》发表的一项针对全球儿童的分析指出,在过去35年中,儿童平均身高增长最多的国家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男孩增长排名全球第一,女孩增长排名全球第三,中国19岁男孩的平均身高在2019年比1985年高出8厘米,全球排名从1985年的第150位升至2019年的第65位。在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同样正在经历儿童群体生长发育进程提前的现象。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的调查数据显示,1974—2004年期间,韩国小学男生平均身高从124.7厘米增长到138.8厘米,小学女生平均身高从123.2厘米增长到134.5厘米;青少年的青春期年龄从13—14岁提前到小学高年级,学生的第二性征等生理变化也提前出现。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案例显示,当下儿童的生长发育和性成熟大约提前了2年,导致“小一问题”和“初一不适”的问题日益严重。为了与儿童身心发育特征相适应,日本政府于2013年开始研讨“初小一贯制”学制改革,还提议将儿童入学年龄从6岁前移至5岁,使其更早具备基础学习能力。

(三)教育的战略属性是学制改革的重要关注点

战略属性是教育服务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社会属性。基于教育的战略属性,学制改革的目的在于适应教育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变化,确保教育体系能够与经济社会的演进保持同步,为教育强国建设筑就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学制改革还应当成为引领力量,驱动经济社会朝向更加可持续、更具活力的未来发展,为国家的长远竞争力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1.关注人口战略的新形势

人口下降问题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道路上的难题之一,不仅深刻触动了社会保障体系,也向学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2022年,我国人口出现了自196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2023年的出生率更是滑落至6.4%,甚至低于众多发达国家。《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697万,占总人口数量的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676万,占比达到15.4%,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社会。

人口问题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迫切需要教育有所作为。在教育的起点,学龄儿童数量的减少导致部分学校陷入招生困境,甚至影响到学校的存续。在教育的终点,社会对高学历的推崇以及岗位学历门槛的不断提高,正在改变年轻人的职业轨迹与人生规划,导致就业年龄普遍延后,与最适宜生育的黄金年龄形成冲突,加剧了生育率的下滑。延迟进入劳动力市场还会延缓个人经济独立的时间,缩短个体服务社会的年限,削弱对社会的贡献,进一步形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此外,人口问题还能够引起劳动力的短缺,限制个体通过纳税与缴纳养老金分担国家财政负担,致使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学制改革需要深刻洞察人口变化的内在逻辑,灵活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确保教育既能够有效培育人才,又能够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和社会保障的变迁带来的挑战。

2.关注数字化产生的新挑战

数字技术革命对教育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为学习和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而且也对学制的整体架构及其内外部的适应性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一方面,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实现了极大的拓展。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互联网的丰富信息能够成为重要的学习资源,拓宽学生的视野,扩展学生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到来,为学生创造了时时、处处可学的环境,为打破传统学制结构提供了合适的机遇。各国和国际组织已经深刻认识到数字化对未来学生学习产生的深远影响。欧盟委员会在《以混合式学习促进包容:探索挑战及有利因素》报告中强调,“应借助技术手段实现混合学习,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同样,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UNESCO)在《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中指出,“我们需要拓宽思路,重新思考教育发生的时间与空间,将灵活性作为构建教育未来新社会契约的重要元素”。因此,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深刻变革,原有的“六三三”学制已无法完全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学习习惯与方式,亟待一种更为灵活和动态的新型学制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

3.关注终身学习引发的新革命

终身学习强调学习不应当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阶段或环境,而是贯穿于个体的一生,是持续不断、自我驱动的学习过程。终身学习的理念与实践引发了学习形式、学习内容、学习渠道等的多重变化,对“六三三”学制提出了考验。一是学习形式的多样化。在终身学习的框架下,学习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而是向在线学习、自主学习、项目式学习、协作学习等多种模式拓展。新型学习形式鼓励学习者根据自己的兴趣、需求和能力选择最适合的学习路径,使得学习更加个性化、灵活化。二是学习渠道的便利化。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终身学习还可以依赖于图书馆、博物馆、文化中心、在线平台、工作坊、社区学习中心等多元化的学习渠道。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在线学习进一步打破了学习的时空限制。三是学习结构的协同化。随着终身教育的理念深入人心,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虚拟的环境中,每个个体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学习伙伴,共同探讨未知,交流学习心得,实现共同成长。四是社会认可的普遍化。社会文化对于终身学习的认可程度越来越高,尊重知识、崇尚学习的社会风气愈发浓厚,保障学习者权益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进一步推动了终身学习的发展。因此,终身学习理念、氛围和行动不仅对学校教育形成了有效补充,并且逐步打破了学习必须发生在学校中的固有观念。为了减轻教育资源的压力,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率,有必要通过学制改革,厘清学校教育与终身教育的边界,从而适应终身学习引发的新革命。

4.关注世界各国学制的新趋势

持续关注全球学制改革的前沿,有助于将国际经验与本国实际充分结合,形成既符合国际趋势又独具特色的学制改革方案。当前,世界各国纷纷从学制改革入手,推动教育发展的变革。各国的学制呈现多样化、灵活性的发展态势,总体而言呈现出三个较为鲜明的特征。一是学习年限缩短,尤其体现在小学阶段。在教育强国中,德国、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小学学制均为4年,英国的小学阶段学制虽然为6年,但是入学年龄为5岁,比多数国家入学年龄小。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各州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在主体学制为“六三三”的体制下,各个州同时存在“五三四”和“四四四”等学制类型。在亚洲,日本自2013年起已经开始酝酿将小学阶段缩短为4年,并在2017年开始试点。印度自2020年起,开始实施新型的“5+3+3+4”学制,包括基础阶段、准备阶段、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四个部分,其中小学阶段实质包含第一阶段的后两年和整个准备阶段,合计为5年。二是推动弹性学制普及。芬兰在1994年的《高中学校课程框架》中规定实行弹性学制,以3年为正常毕业时间,但学生可以选择在2—4年内读完高中。每个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长、智力水平等情况,自行决定高中阶段的学习年限。三是促进一贯制学校发展。面对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德国将文科中学之外的主体中学、实科中学整合为一体化的学校类型。针对“六三三”学制的各种弊端,日本政府提出“中高一贯校”改革方案,并在《学校教育法》中添加了名为“中等教育学校”的中高一贯制学校的相关规定。

三、未来学制改革的原则

成功的学制改革需要综合多重因素:既需要具备清晰的顶层设计,也要在实施机制上保持足够的前瞻性,在执行的进度和时间上,还应具备足够的耐心和灵活性。

(一)顶层设计上,学制改革应保持公信力

学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教育根基,改革的过程必须慎之又慎。学制改革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决定了改革的进程必须体现出公信力,应以教育的政治属性为出发点,始终围绕国家和人的发展这一核心命题。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作为学制改革蓝图的核心与灵魂,不仅能够为改革指明方向,更是其顺利推进与成功落地的有力保障。建议将学制改革内容正式纳入国家教育法律体系中。学制改革作为适应学生个体差异、促进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其法律地位的确立将极大地增强改革的公信力,为具体实施流程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通过法律的权威性与约束力,可以有效规避改革过程中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能够按照既定的时间表与路线图稳步推进落实。法律还能够为学制改革营造更加公平、透明、有序的环境,激发社会各界对改革的认同感与支持度,形成推动教育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实施机制上,学制改革应保持前瞻性

面对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与未来社会的多元化需求,需要构建既前瞻又务实的方案,充分考虑人才培养、学生身心发展以及人口变革等要素,确保学制改革能够精准对接时代脉搏。建议组建学制改革论证委员会,专门负责学制改革的相关事项。一方面,深入剖析现行“六三三”学制的优势、局限及其在不同地区的适应性,广泛搜集并综合各地关于学制改革的反馈与建议,形成全面而系统的评估报告。另一方面,紧密跟踪全球各国学制的发展动态、关键政策转折点及未来规划蓝图,着重研究实施“六三三”学制的国家以及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与人口大国的学制改革实践,细致剖析这些国家如何通过调整学制引导未来发展战略。确保对学制改革的探讨基于冷静而理性的视角,促使相关决策不仅立足于本土实际,更具备国际视野,始终走在学制改革的最前沿,保持精准的判断力与预见力。

(三)实施时间表上,学制改革应允许长期性

在整体设计上,学制改革不能冒进,应当允许进程的长期性。无论是从美国还是从中国的学制改革的历程看,过程都是漫长而曲折的,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以美国的“六三三”学制为例,其探索过程历经多个阶段:先是1888年由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提出构想,在1893年通过《十人委员会报告》得以推进,直至1918年发表的《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中才被正式确立,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

就我国学制改革而言,其起点可追溯至1915年。当时湖南省在各省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上率先提出了学制改革的议案,后来经过各省市议案的汇编与反复研讨,最终在1922年才以《学校系统改革案》的形式得以颁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六三三”学制的发展之路依旧充满波折,先后经历了“短暂改革与新制推行阶段(1951—1953年)”、“恢复实行与多制试验阶段(1954—1965年)”、“盲目缩短与沉寂消亡阶段(1966—1976年)”以及“回归主导与多制并存阶段(1977年至今)”。经过一系列的曲折发展,“六三三”学制才最终被稳固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制改革相关文件如表1所示(表1略)。

(四)实施路线图上,学制改革应保持动态性

强制性的学制调整不一定是最优解,保持学制的动态性可能是学制改革过程中较为稳妥的解决方案。从美国学制改革进程来看,尽管美国颁布的《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了小学为六年制,并将中学划分为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但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多种学制形式仍然并存。从中国的学制改革进程来看,在“壬戌学制”的条文中,指令性、命令式用语相比之前学制规定大为减少,全文随处可见“依地方情形”“斟酌”“视地方需要”“单设”“兼设”等用语,充分考虑了地方的需求,体现了相当大的动态性。因此,未来在保持学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在特定地区进行小范围试点,并根据试点效果进行持续优化。若部分地区存在特殊情况,应当为各地的学制改革留存一定的特殊空间和适应时间。

四、未来学制改革的方案设想

在未来实践中,首先应当开展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特征的大规模评估,将其结论作为学制改革的微观参照。在综合考虑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要求的基础上,学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可以分为两条路径:其一,以弹性学制改革丰富学制的“血肉”,使学制改革能够更好助力学生的成长;其二,以固定学制改革重塑学制的“根骨”,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身心特征相适配的学制体系。

(一)评估儿童身心发展特征

建议在学制改革的初始阶段,首先对我国儿童的身心发展状况开展大规模调查,为学制改革提供参考依据。评估不仅要涵盖生理层面,还要涵盖心理、社会及情感发展的多维度特征。一是进行生理发展评估。除了常规的身高、体重、骨骼、牙齿等关键生理指标,还应监测儿童的饮食习惯、睡眠模式、体育活动参与度等,评估上述因素对生长发育的影响。二是进行心理发展评估。通过设计合理的测试,评估儿童的语言理解、数学逻辑、空间感知、问题解决等思维认知能力的发展水平。利用情绪量表、社交技能问卷等工具,评估情绪管理能力、同理心、合作与分享意愿等,以了解儿童的情感和社会性发展的状况。通过心理韧性量表,评估儿童的心理弹性水平。三是进行学习准备度评估。通过专门的测试工具,了解儿童的学习偏好和学习动机,评估他们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和记忆力水平,识别潜在的学习障碍,并寻求相应的干预措施。

精准判断儿童的身体与心理发育状况,能够科学地构建学制改革的基石,确保他们在成长的最优时期步入最适合的学习阶段。以美国为例,在实施“六三三”学制改革之前,该国深入开展了对儿童身心发展的综合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作为划分不同学习阶段的关键依据。此外,对学习准备度的评估,有助于洞察个性化学习的先决条件,不仅为弹性学制如何适应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成长节奏提供了依据,还能够指引弹性学制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二)探索弹性学制

在学制改革的初始阶段,可以首先聚焦于弹性学制的探索。当前,为了提升教育质量和培养创新人才,部分发达地区的学校已经开展了弹性学制的试点。例如,北京十一学校、深圳中学、人大附中等学校通过“3+3”与“3+2”双轨并行的学制体系、创办“早培班”等举措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并通过多样化的课程和灵活的评价机制保证了弹性学制的实施。

弹性学制以开放和灵活的理念,颠覆了传统封闭式教育管理框架,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选择范围,激发个性化成长的潜能,还能够赋予教师更大的教学自主权。然而,弹性学制的实施具有特定的限制条件。从管理模式来看,弹性学制需要以灵活多样和复杂细致为准则重构教育管理体系,是对学校管理者的领导力和执行力的极大考验;从课程体系来看,弹性学制需要构建与学制相适配的课程体系,并配备合适的教材和教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执行手段来看,弹性学制需要数字化基础设施进行支撑和保障,并需要数字化教学资源予以有效辅助。

根据上述考虑,在弹性学制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几点可以作为参考。

第一,弹性学制的实施设置于初中阶段较为合适。一方面,初中阶段在教育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其适合开展弹性学制的探索。小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尚处于成长阶段,需要更多的引导与监督;而高中阶段直接对接高考,在高考指挥棒的评价指引下,实施弹性学制亦存在诸多困难。相比之下,初中生已经初步具备了自我管理和学习的能力,能够更好地适应弹性学制的灵活性与个性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初中阶段的课程足够多元化,学生可以根据兴趣和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和学习方式,从而充分发掘自身潜能。在条件允许、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可以审慎地尝试将弹性学制的实践拓展至高中阶段,以进一步验证可行性与有效性。

第二,可以借鉴芬兰等国家在实施弹性学制方面的成功策略。弹性学制应当允许学生根据个人兴趣、能力优势、智力发展等因素,在2—4年的期限内完成学业。在赋予学生灵活性的同时,学校必须严格监管课程的总体架构与课时安排,适当提升选修课程的比例,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第三,通过数字化等手段记录学生的成长轨迹和个性图谱,为学生的学段衔接和个性化教育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在学校层面,可以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分析,精准把握弹性学制改革的趋势与需求,进而明确改革的方向,并不断优化和完善改革机制。在个人层面,可以以个体数据为依据,对在某些方面具有特长的学生进行识别并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

第四,加强一贯制实施力度,弱化中考的选拔作用。为了配合弹性学制改革,并有效解决学生频繁应对升学考试导致精力分散的问题,可以增加对一贯制教育的支持力度,促进课程内容的顺畅衔接以及知识的深度整合。为了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促进其思维能力与实践经验的双重积累,还应考虑逐步削弱中考的选拔性功能,淡化普职分流,以此缓解学生的备考焦虑与压力,为学生营造更加健康、积极的学习氛围。

(三)合理缩短学制

在固定学制改革的诸多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如何合理缩短学制,并在此过程中“扬长避短”,最大化发挥学制缩短产生的正面效应,同时有效应对衍生出的各类问题。从积极的层面来看,学制缩短能够促使劳动年龄人口提前步入劳动力市场,延长服务社会的年限,激发人力资源的潜能。该项变革还能让毕业生提前缴纳社会保险,为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提供助力。更进一步,缩短学制能够与延迟退休带来的同期效应形成合力,增大人口红利的可拓展空间。

从国际的经验和举措来看,基础教育学制的调整空间主要聚焦在小学阶段,具体内容已经在学制改革的依据中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在此不再赘述。就国内而言,已有研究表明,由于小学师资水平和家庭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小学的学习任务已被证明能够在5年内完成,可在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的基础上,适当缩短基础教育修业年限。

综合国际国内的共识,结合前文对学生身心发展特征的初步分析,印证了学制缩短的可行性,并进一步证明了当前的学生适宜更早进入初中阶段学习。因此,可以考虑在六年制小学教育框架内,适度缩减学习年限,探索实施如“五三三”或其他学制模式的可能性。在制定缩短学制的具体时间表与路线图时,需双管齐下:一方面,紧密贴合人口结构变动的趋势,特别是利用学龄人口自然减少的窗口期,有效缓解因学制调整引发的教育资源分配紧张以及就业市场波动等问题;另一方面,挑选若干地区作为学制改革的先行示范区,在积累足够经验并取得成功后,再逐步向其他地区推广,以确保过渡过程的平稳与有序。


(本文参考文献略)


Where is the Future of the “6-3-3” Education System

Liu Dawei


Abstract: The education system constitutes the fundamental education framework of a country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shaping the direction and path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Looking back at a hundred years ago, the reason for implementing the “6-3-3”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can be attributed to factors at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namely, its alignme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enhancement of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school accessibility, and its suitability for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he light of emerging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goals and environment, the “6-3-3” education system can no longer fully meet contemporary needs. Future reforms must deeply consider the political, societal, and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education, addressing public aspirations and significant historical shifts to achieve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talent for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n practice, guided by principles of credibility, foresight, adap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reforms can proceed along two paths: first, introducing flexible educational structures to enrich the system’s “flesh and blood”, better supporting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second, reforming fixed structures to reshape the system’s “skeleton”,creating a framework that aligns with socio-economic progress and students’ evolving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6-3-3” education system; talent cultivati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flexible education system; fixed education system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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