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蕴。从强国建设的战略要义、系统互动的协同要义、倍增发展的质量要义和全球引领的竞争要义四个维度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是对强国建设规律的深入洞察和科学总结，是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的生动实践，是对高质量发展内驱动力的深刻把握，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全球竞争新态势的有力应对。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三大体系要同频共振、同心聚力、同向而行，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汇聚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和合力。

关键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教育、科技、人才是推进现代强国建设的“三驾马车”，是促进民族复兴最深刻、最持久和最磅礴的推动力，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自立自强的科技体系以及“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体系是强国崛起的内驱动力，决定了近代以来的世界竞争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就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党的二十大以来，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和改革的表述保持了高度统一，对三者相互关系及互为动力的规律性认识逐渐深化，深刻体现了对世界历史进程和强国建设规律的洞察，是坚持系统思维和系统观的生动实践，是面对百年变局和全球竞争新态势的有效应对。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教育、科技、人才作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三者要同频共振、同心聚力、同向而行，不断开辟新赛道、释放新动能、共促倍增发展，共同致力于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战略要义

从宏大的历史发展脉络看，世界教育中心、科技中心和人才中心（下称“三大中心”）的生成和转移见证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和强国建设进程，而教育、科技、人才三大体系的高频互动和高效协同既保障了一国经济的长久、持续繁荣，也赋予经济发展新动能和强大韧性，这是历史维度中强国建设的基本规律。

（一）“三大中心”的时空生成和转移路线图

从人类社会的变革和演进历程看，文化、教育、科技、贸易的发展促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兴起并使其成为国际人才流动和汇集枢纽，也促进了中心或新兴城市的生成、崛起和兴盛。近现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国家相继成为世界科技中心、教育中心和人才中心，学术界一般认为，世界科技中心和教育中心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5个国家经历了生成和转移。

而在世界人才中心形成和转移问题上，当前并未有获得普遍认同的研究。从国际移民的四大阶段看，可以认为世界人才中心的生成和转移路径与教育中心大致是一致的，因为在各类中心形成之前，往往会因为不同的历史原因吸引大量移民流入，而随着新的中心出现，会产生大量移民流出旧中心的现象，主要的移民推动力包括战争或宗教驱动、工业和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劳动力需求、城市人口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宽松的移民政策以及以吸引高层次人才为目标的人才制度体系等。以美国为例，美国吸引大量移民与其工业革命、鼓励欧洲技术工匠移民美国等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美国三次移民高潮主要出现在：1820—186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864—1880年从通过《鼓励外来移民法》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1880—1920年世界工业强国地位确定时期。但从严谨的“Talent”（人才）概念来看，技能人才的大规模国际流动主要有两次：一是技能人才大规模从英国向美国的流动。20世纪6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关于英国工程师和科学家向美国迁移的一份报告中，将其描述为“世界最大的技能空缺”，“Brain Drain”（人才流失）概念也首次被提出并广泛应用在教育和人才相关的学术研究中；二是由于重大历史事件、科技发展、人才政策以及教育声望等因素，主要欧洲国家及全球人才持续向美国的流动和集聚，使美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从“三大中心”生成与经济发展关系看，学术发展的鼎盛期以及各类中心形成期，都是地理上经济发展的繁荣期，也是财富增多及过闲暇生活机会增多的时期。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看，三次工业革命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英国，再由英国扩展到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英国在1865—1914年期间完成工业化并确立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法国在1870—1914年完成工业革命、获得经济的增长，德国在1834—1913年实现工业化、确立欧洲强国地位，美国在1865—1914年完成工业化并确立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40、50年代，开始于美国并扩散到其他国家，在1945—1973年期间，美国一直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世界经济强国地位，图1（图1略）展现了科技、教育中心转移与经济中心（强国）发展的时间序列和路线图。

（二）“三大中心”更替的时间序列及基本规律

从更为精细的时间维度上考察，教育中心、科技中心、经济中心（强国）的生成与转移是同步进行还是有先有后，教育中心和科技中心是否共同促进这一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使其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图1所示（图1略）的中心生成和转移体现了如下特点和规律。

首先，从时间和顺序序列上，近现代以来世界科技中心转移与世界教育中心转移的顺序基本一致，教育中心的形成时间早于科技中心的形成时间，科技中心的转移时间早于经济发展阶段变更的时间；教育的兴隆期越长、则科技中心的兴隆期也会越长；从“三大中心”的转移和发展轨迹看，教育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先导，教育中心形成先于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说明教育对科技、经济具有强大的支撑作用。

其次，从“三大中心”生成与转移的规律看，教育中心的形成是科技中心形成的必要条件，教育中心的转移通常也会因科技中心的转移而转移。虽然科技中心的形成不是经济崛起的必要条件，但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科技中心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长久繁荣至关重要，一旦失去科技中心，经济的持续增长将难以为继。从图1（图1略）可以看出，科技中心的转移与经济发展阶段变更的间隔时间呈现越来越短的趋势。英国在世界科技中心转移后，仍维持了百余年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地位；法国在世界科技中心转出后，维持了74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德国在世界科技中心转出后，仅维持了3年欧洲经济强国的地位；美国至今仍然维持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从这一趋势可以看出，科技和创新是新技术变革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第三，“三大中心”的生成和转移与经济强国变更呈现一种较为复杂的关系。首先，近现代世界科技中心在5个国家发生转移，从经济角度来看，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仅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转移，意大利、法国、德国的经济虽然在那一时期也处于不同程度的快速发展阶段，但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世界科技中心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世界经济中心的形成；其次，近现代以来世界科技中心转移与相应国家经济腾飞的顺序不完全一致。对于早期的世界科技中心，如意大利、英国、法国，世界科技中心的形成早于该国工业革命的完成所带来的经济腾飞，但对于德国、美国，世界科技中心的形成则晚于该国工业革命完成所带来的经济发展。

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教育、科技的发展需要与经济发展需求保持密切联系和互动，形成相互支撑的关系。尽管“三大中心”的形成促进了人和知识在特定地理范围的高度集聚，但一旦这些创新型生产要素远离经济发展的“应用场景”和现实需求，就不会对经济增长和长期繁荣发挥动力作用。另一方面，从技术扩散的角度看，后发成为科技中心、教育中心和人才中心的国家，如德国、美国，从处于前一个中心的英国、法国获得先进和现成的技术与人才，以更快的速度靠近了技术前沿，推动经济蓬勃发展。基于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在教育、科技、人才“三大中心”的生成和转移中，教育始终处于先导位置，只有“三大中心”互动发展以及国家工业经济发展为人才和知识提供“应用场景”，教育、科技、人才才会相互赋能并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三）“三大中心”转移的动力机制分析

什么因素促进了“三大中心”的转移和更替？已有的研究认为，转移的时机、机制与关键组织变革是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核心要素，而世界科技中心的形成、演进和更替与经济繁荣、思想解放、教育兴盛、政府有力支持等社会因素以及科学成果涌现时机等因素相关，世界大规模科技人才的转移往往伴随着世界重大历史事件，在科技和教育中心转移的过程中同步或滞后完成。总体看，“三大中心”的生成和转移，既与当时大的历史背景和境遇有关，更与特定时期一国经济、科技、教育等系统成熟度和需求高度相关，是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

第一，文化兴盛、贸易活动以及人口在城市集聚为早期“三大中心”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意大利的港口贸易、英国的海外贸易和资本主义发展、工业革命等都为科技、教育、人才中心的形成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经济的活跃促进了文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以追求思想解放和寻求真理为己业的思想家群体，他们在核心城市集聚又促进了知识的交流，从而不论在知识生产还是物质财富上都产生了累积效果，多重因素共同促进了中心的产生。

第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市场需求为“三大中心”的转移提供了强大应用场景，也为教育、科技、人才体系协同发展和“三大中心”的持久留存提供了机会。教育、科技、人才中心的生成并不必然会促进经济发展，进而使本国成为经济强国，只有产生实际的社会和市场需求，形成人、知识和技术的真实应用场景，三者才会共同驱动经济增长和繁荣。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经济日益一体化，技术发展越来越多地需要从科学研究中获得支持，经济增长也愈来愈多地依赖于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经济逐渐形成一种正相关的良性循环系统。

第三，教育的先导作用和支撑地位愈发凸显和重要。从更严格的意义上看，德国和美国可以视为真正意义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育中心”。从思想上看，产生了影响至今的大学理念；从组织变革上看，促进了新兴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拓展和深化了高等教育功能，既实现了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系统更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组织模式和政策支持，也形成了经济发展与教育、科技、人才相互支撑、互为动力的系统形态。

第四，尽管“三大中心”经历了在5个国家的转移，但不同国家承载“中心”职能的机构和场所也不尽相同。例如在19世纪，英国的科学发展仍然是高度个人主义的，其科学发现往往在学院之外，直到19世纪中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才进行了改革，将现代学术研究纳入大学中；法国科学的中心是法兰西学院，德国科学的中心是在大学，美国的科学和教育中心的主体自生成至今都存在于卓越的研究型大学中。因此，不论从历史演变还是当前趋势看，大学始终是教育、科技、人才中心的“结合点”。

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协同要义

（一）作为独立而又具“功能指向性”的社会子系统

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社会是由若干相互封闭而又开放的子系统组成，各子系统拥有不同的结构、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教育系统、科技体系和人才系统作为重要的社会子系统，一方面共同指向社会大系统的功能实现，但同时也承担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功能，发挥着相对独立的社会使命，并沿着差异化的组织惯性缓慢变革，在以生产要素投入为动力机制、以追求速度为目标的粗放型经济发展阶段，这种相对独立的系统运行方式具有其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不论从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国际竞争格局来看，教育的战略属性、科技的生产力属性以及人才的创新属性在这一时期尚未有充分的社会经济需求。因此，这一时期的系统发展、演变和变革，也主要基于封闭系统内部的需求而非外部的强烈刺激和冲突，也就是说，系统有自我革新和发展的能力和动力，但这种内部驱动力是缓慢而保守的。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系统变革获得了更多的外部驱动力。从系统协同的角度看，社会系统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各子系统会受到其他系统方方面面的制约，同时又对其他系统有能动反作用，但系统间往往缺乏高效率协同发展、相互支撑、相互赋能的社会需求、变革动力和行动自觉。当社会经济发展对某个子系统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其变革又受其他子系统的制约和阻碍时，系统协同的社会需求和动力机制就出现了。在教育、科技、人才系统的变革和协同发展上，科技创新的根本在人才，而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即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当科技自立自强掣肘与“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不足”时，便形成了教育体系变革的外部驱动力量，这一链条式的传导效应和循环效应在教育、科技和人才体系运行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二）从独立走向共轭：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迫切需要系统高效协同

新一轮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为核心特征的科技与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地缘政治和全球科技竞争格局。这种以科技创新和人才驱动为最大动能的新经济形态，使得教育、科技、人才系统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教育体系中，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经历了“教育救国”、“教育建国”、“科教兴国”直至现在的“教育强国”，这反映了不同时期教育与国家关系命题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是对教育体系所担负的国家责任和使命的高度概括和凝练表达，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教育需求和教育价值取向，是一个有关教育与国家功能性关系的理论命题。从科技系统来看，科技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则从“科学救国”、“科学报国”、“向科学进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再到“科技自立自强”，体现了对科学地位作用以及科学与国家间发展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国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以及“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目标对科技体系的需求，同样反映了科技与国家关系的变革；从人才体系与国家发展关系来看，经历了“人才是第一资源”到“人才强国”、“人才引领”的表述，体现了人才从走出去，到引进来，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自立自强。这些使命和关系变革使得以往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运行方式不能满足和服务经济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社会各子系统按照国家战略的需求同心聚力、同向而行、同频共振，组成一个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相互赋能的“共轭环流”系统，通过释放倍增效应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强根筑基（图2）（图2略）。

在“共轭环流”系统的坐标和位置上，教育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先导，在硬实力上发挥着基础和支撑作用，在软实力上发挥着提升民族素质、集聚优质资源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其本质在于科技不是助力，科技即经济，它直接决定了国家发展的进程体系。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科技的竞争属性体现得更为明显，谁在科技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是对强国建设规律的重大把握和本质性理解，要通过“创新”这一动力机制赢得和保持竞争的主动权；“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世界强国的重要特征就是拥有高层次人才的自主培育能力和全球人才竞争力。

因此，在“共轭环流”系统中，教育体系和科技体系可以视为环流的两部分，这两大环流互相影响和联系，人才体系则在环流中发挥着“轭”和“枢纽”作用，三者组成了一个互相畅通、相互赋能、相互支撑的共轭环流系统。“共轭”（Conjugate）中“轭”是指联结事物之间的枢纽或纽带，它将不同事物组成一个系统，系统间必须通过“轭”协调一致才能使整个系统按照人们的意愿运行。“共轭效应”（Conjugate Effect）指的是双向积极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轭”其实就是一种联系，“共轭”就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联系着的一对事物，而且这对事物通过一定的规律协调对称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使整个系统结构相对稳定、要素联系紧密、整体功能协调、对环境适应性强。而“环流”（Circulation）则意味着系统间的管道是畅通且相互赋能的，教育强国支撑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而科技与人才也会反哺教育系统，环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阻塞，都会影响整个创新系统的运行和效率。基于这一“共轭环流”系统，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协同推进过程，尽管在建设序列上有优先次序，但本质上是现代化强国的三个典型属性和特征，即现代化强国一定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

在“共轭环流”系统的运行机制上，教育体系处于基础性、支撑性地位，高质量教育体系发挥着夯实底座的作用。教育体系通过强大的生产性功能—人才生产和知识生产，直接作用于科技体系和人才体系，教育系统承担着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通过解决和回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和核心议题，及时回应、满足和支撑科技创新对人才规格、能力和品质的要求，统筹推进“三位一体”要优先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从而稳教育这一“根基”；在科技端，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迫切要求提升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科技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科技自立自强的前提是人才自立自强，科技强国建设需要通过加快人才强国建设来满足这一前提。因此在共轭环流系统中，通过人才这一“轭”，将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有机联系起来，三者具有相互依赖和支撑的现实需求，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下也具有组织目标的一致性，为科技竞争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动力。人才是“共轭环流”系统中最关键的因素，人才的培养，既要通过系统的教育，也要接受实践的历练，建设人才强国，必须解决人才成长过程中培养和使用脱节、科研和生产脱节、理论和实际脱节的问题，将教育与科技紧密结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三）“共轭环流”系统保证了“四链”融合和畅通

社会系统间的互动被认为是影响创新效率的关键，从系统功能主义看，提升效能的要义是促进多系统协同和多链条融合，使得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超出各子系统和链条单独运转创造的效能总量，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现象。其内在机制是要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相互依赖并以非线性方式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是产生效能涌现的动力，这也是世界主要科技强国和工业强国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经验。长期以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主体间的协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一直是中国科技、教育与人才机制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创新主体间较高的协同壁垒而导致的教育与科技、人才与科技、科技与产业“两张皮”问题，在“四链”统一和融合中存在诸多障碍。其中，既有顶层设计上科技、教育、人才系统使命分割和利益分配问题，也有实践中各创新主体间缺乏协同策略、动机和路径问题。

在教育、科技、人才体系构成的“共轭环流”系统中，畅通的环流体系打破了系统间的协同壁垒和阻隔，各系统间形成了互为需求、互为动力和互为支撑的闭环关系，教育体系通过知识和人才生产，直接赋能人才体系和科技体系良性运转，而人才体系和科技体系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推动产业和技术变革；与此同时，人才、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既对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提出现实需求，又通过反哺来赋能教育体系的系统性跃升和质变。这一系统不仅在制度上保证了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四链”融合和稳固，减少创新的风险和成本，也在实际的循环和协同中发展出了彼此依赖的新型生产关系，从而在同频共振中共同提升国家创新系统的整体效能，为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提供新质劳动者和科技要素。

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质量要义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急需一种以“量变”到“质优”为生成性逻辑的新的生产力质态，并通过创新驱动引领，实现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过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从效率要义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是全面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最大动力机制，三者协同能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倍增效应（Multiplier Effect）也即乘数效应，源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乘数理论，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引起经济总量成倍扩张或收缩的连锁反应，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形成和塑造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倍增效应的重要机制。

（一）以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强大引擎，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是创新驱动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它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只有坚持创新驱动，才能推动一国经济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才能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跨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以高效率、高效益生产方式为全社会持续而公平地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通常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表示，同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是新质生产力涌现的重要标志。

创新活动不是单个主体的孤立行为，需要综合考虑创新主体、创新环境以及创新资源的互动、配置和流动。创新活动依赖于创新人员的人力资本、创新资金和外部创新环境，这同时意味着创新相关的人、财、物的高效组合是优化创新效率的立足点。只有通过有效整合创新人才、创新资本、基础资源条件等创新要素，才能激发各要素活力，高效产出创新成果。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通过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加速创新成果转化、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知识、技术和人才支撑，成为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基石。

（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是实现倍增效应的内在机理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实现倍增效应的机制之一。经济从粗放式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离不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被定义为投入要素之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用来刻画所有要素投入组合的产出效率，反映了技术进步、制度变革以及结构优化等难以观测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对冲经济增速放缓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问题，稳定投资的边际产出，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减缓资源环境压力，实现高效增长的跃升，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

从内生增长理论来看，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技术、人力资本、知识积累水平内生性地不断提高，这与教育、科技、人才统筹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例如，美国的教育发展解释了1929—1982年间美国23%的经济增长；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和改革能够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促进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和创新要素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带动要素之间、主体之间的协同互动与价值共创，实现知识、技术与经验的广泛流通和快速传播，引领各类劳动者协同创新，减少资源配置扭曲现象，更高效地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从正外部性角度来看，教育、科技、人才各自具备的正外部性以及三者协同推进所产生的集聚外部性是实现倍增效应的重要驱动力。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一体推进时，具有显著的正向叠加效果，大于单独发展其一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另外，集聚同样存在正外部性，基于地理邻近性的集聚经济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正向影响经济效率。马歇尔指出，经济和产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集聚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即特定区域内熟练的劳动力、专业的中间服务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外溢。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提出，在动态变化的经济社会系统中，某一经济变量的变化会引起其他经济变量的变化，而后者的改变又会强化初始变量的变化，从而在这一循环中形成累积发展的趋势。基于此，在教育、科技、人才统筹发展过程中，知识、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集聚程度不断加深，正外部性影响不断扩大，初始优势随着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不断加强，进一步释放三者一体推进的倍增效应。

（三）发挥好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是实现倍增效应的关键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交汇点和产教融合的关键结合点，在教育系统中具有引领性和先导性，在创新系统中既是原始创新策源地，又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主阵地，能够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打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堵点卡点。为此，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理应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引领作用，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动能和坚实保障。

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有三条动力机制：以立德树人培育所需的新型劳动者（新质生产力决定性力量）、以前沿基础研究推动重大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以知识溢出和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新质生产力载体）。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取得显著成就，据《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的数据，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3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8年，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面对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高等教育要以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优结构的新型劳动者，夯实新质生产力之基；以更具引领的知识生产、更有效率的知识转移，筑牢新质生产力之本；以人才要素创新性配置聚焦产业升级需求，锻造新质生产力载体。

对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布局，既需要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更优的空间配置，发挥其空间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也需要根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的畅通和高效循环，并强化教育体系在稳链强链中的基础和支撑作用。此外，对于一些新兴城市（群）以及创新创业活跃地区，可以通过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以增加增量和提高质量的方式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竞争要义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赢得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的关键。从国际经验看，提升教育、科技、人才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坚持三者的一体推进、一体发展，形成三者互为动力、互为支撑、相互依存和双向赋能的动态关系和创新格局。

（一）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互为支撑性

相关的国际评估指标体系为厘清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有价值且科学的参考。当前，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围绕教育、科技、人才和创新排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持续多年发布相关指数报告并得到政府、产业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通过对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全球人才排名（World Talent Ranking）、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和全球人力资本指数（Global Human Capital Index）、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OECD的人才吸引力指数（Indicators of Talent Attractiveness）以及QS世界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进行指数归类，可以看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没有必然的边界。从更为具体的指标体系上看，教育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一国的科技、人才和全球竞争力水平。例如在人才和创新竞争力排名中，与教育直接相关的指标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高等教育体系的数量和质量。具体包括高等教育入学率、大学国际化程度、大学排名、S&T学生规模、公共教育支出、论文产出以及职业技能教育水平等；二是基础教育体系质量。包括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生师比、STEM教育水平、PISA成绩以及教育中批判性思维养成等。从教育与科技的发展关系看，科技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由此看出，发挥大学在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的卓越性是提升其国际声望的主要方式。另外，在最新QS世界大学排名的评价指标中，额外新增了“就业能力”（Employment Outcomes）这一与人才发展有较强相关性的指标，并提出成功的职业生涯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

（二）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水平的相对一致性

不论从历史演进的纵向看，还是从现实发展的横向维度看，对一国而言，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水平往往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既体现在历史维度的世界教育中心、科技中心和人才中心转移的时空一致性，也体现在一国往往集中了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三重属性。图3（图3略）统计了2024年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七个国家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全球创新指数、全球竞争力排名得分，可以看出，三个排名的得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各个国家的不同指数得分具有相对一致性。具体而言，新加坡、美国都凭借高分位居榜首，尤其是新加坡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一。中国、英国、日本差距较小，但与新加坡和美国对比仍有一定差距，印度各项指数得分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低。同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不仅是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还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地理集聚性

从现代创新驱动发展的演变规律和生成路径看，高端创新要素在特定“地理中心”的高度集聚是塑造一国竞争力的重要地理学特征，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重要“结合点”和“应用场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技中心和人才中心的生成与重要城市（城市群、区域）的崛起往往相辅相成、互相赋能、互为动力。从国际经验看，卓越的创新高地均是通过打造一系列人口都市圈实现高度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再通过打造创新集群实现“教育—科技—产业”的空间耦合，实现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但是，不论何种模式的创新高地，卓越的研究型大学集聚都是其重要的特点，因为大学在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应用技术研发、塑造创新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流大学集群”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和虹吸效应，是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基础，而城市和区域的创新创业活力、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创新等也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应用场所，这种良性互动是“三大中心”生成的基础。

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国际经验看，世界四大湾区均是全球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集聚地，更是现代教育和高水平人才培养的国际枢纽，发挥着先进教育理念策源地、卓越人才培育和集聚主阵地、前沿和原创知识的生产者、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领跑者等多重引领者角色。湾区内顶尖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在全球创新体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中的科技公司将最新科研成果应用到实际产品与服务中，而这一创新模式也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大量企业、科研机构、大学促进了人才的流动和集聚，为湾区内各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创新集群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二、中国第一，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许多领域已经可以“看齐”，在一些方面甚至实现了“赶超”。粤港澳大湾区、北京、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科技创新活跃、前沿产业发展迅速、人才集聚度显著提升，为中国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重大应用场景，这些地区应先行先试，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形成强大的创新示范效应。

五、结语

中国发展面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教育、科技和人才竞争已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主战场，重塑着世界竞争新格局、深刻影响强国建设进程，国际间教育、科技和人才竞合面临着高度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风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生活福祉，并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实力、国家安全等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支撑；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科技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其人才竞争体系进行深刻的战略调整和改革，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才”问题战略化、政治化和安全化，人才的国际吸引、流动和竞争面临更大的复杂性。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是新时期党中央面对国际形势变化、顺应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深刻体现了对世界历史进程、强国建设规律的深入洞察，是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重要抓手，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推力，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和核心标志。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Four Essentials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Huang Haigang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rst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which is of significant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rom the four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the strategic essential of building a strong nation,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essential of system interacti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ssential of multiplier effect, and the competition essential of global leadership, making coordinated effort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pertaining to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is a deep insight and scientific summary of the laws of building a strong nation, a vivid practice of adhering to and applying the system concept, a profound grasp of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 powerful response to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and new global competition trends. In the new journey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nation with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should resonate with each other at the same frequency, cohere with each other, and move in the same direction, consolidating the basic and strategic underpinnings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education powers; science-technology powers; talents powers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