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自由主义把教学看作一种可精确测控的经济行为，通过教学的市场化来促成人的知识、经验的自由交换。新自由主义教学研究试图构建一套概念体系来完善市场化的教学理论表达。教学歧途主要表现为：教学过程竞速化、教学结果效能化、教学评价数据化、教学选择自由化。教学歧途直接导致了服务型教学观念的流行、教学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以及课堂沦为知识市场的后勤空间等后果。教学歧途的根源在于人的假设，即把人视作无差别的市场个体，通过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口理论把个体的生命意义框定在资本关系范畴内。事与愿违，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市场逻辑不但未能实现教学平等，反而造成了教学自由实践的偏差。只有弘扬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对教学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方法论立场，才能纠偏新自由主义的教学歧途。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教学；市场化；歧途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与美国的里根政府推动下，新自由主义完全支配了英美的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主导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显著标志是把市场逻辑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像古典自由主义那样仅限于经济生活领域”。就影响领域而言，新自由主义最初主要局限在政治经济领域，后来逐渐扩散到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其他领域。从全球范围来说，教学作为学校教育最常态的活动，也被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所控制，教学变得像数学公式一样的程式化和规范化。这类教学被称作市场导向的知识主义，是一种源自博比特的课程开发原理以及泰勒的预成性教学目的观的升级版。教学过程从学科知识点的讲授活动逐渐扩展到学校生活的经验积累，从知识论的掌握学习扩展到存在论的意义感知。学生从科学认识的主体转向市场竞争的主体，教学越来越关注投入与产出的效能而不是公平。本文尝试从教学理论表达、实践逻辑及后果、人的哲学假设等方面来剖析新自由主义的教学歧途问题。

一、新自由主义教学的理论表达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哈耶克、罗尔斯、索维尔等人的政治经济哲学与公平理论日渐受到西方政治家的重视，新自由主义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新自由主义教学研究及其理论化亟须一套与市场化相适应的新型概念体系，来取代杜威的实用主义、布鲁纳的结构主义等教学表达方式，用以解释教学市场化的实践取向。

（一）教学研究的写作危机

许多教学研究者从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与教育理论家那里寻求话语资源，试图实现基本概念、核心命题及教学理论的重建。当大部分教师需要处理他们基本的研究与写作的任务时，没有一本相关研究手册可以解决全球化政治经济的转型与新自由主义的知识生产问题。教师的教学研究与学术写作遭遇到了历史危机，而解决学术写作危机的基本方式主要是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等国际金融组织及其附属机构的政策话语，以及从跨国企业的管理学与数理统计学等语言系统中寻找相应的表达方式与技巧。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工业文明逐渐向后工业文明转变，传统的以能源、材料、汽车、航空航天等为主要支撑的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发展。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影响到了学校教育实践以及课堂教学方式及其理论化取向。基于工业经济术语的诸如纲要、指标、规格、目标、合格、质检、监控、证书等教学概念体系转向了基于后工业文化的资本、个性、自由、项目、算法、创意、商赛、关键能力等金融性概念群。后工业时代的日常教学事件与教学市场化理念紧密相联，理论家们通过挪用或制造新型概念体系把新自由主义教学观确立下来。教学理论建设开始向经济学靠拢。人口理论、产业化理论、全球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商业成功学等为教学研究奠定了概念框架与理论表达方式。于是，新自由主义教育理论家通过构筑所谓的未来教育学，把效能教学、人力资本、表现管理、量化评价等植入了教学理论体系，以便实现与金融资本话语相适应的理论化目的。课堂成了所谓的程序正义导向的消费空间，教师不仅向学生教授程序性知识，而且输入教学的市场价值，并生产、输出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相适应的人才样式及教学伦理观念。

（二）教学理论的话语源头

从教学管理层面来说，校长必须具备企业家精神，用企业家精神来塑造学校文化、引导教师专业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目标问责制、绩效考核、自由选择、层级化管理成为新自由主义教学理论的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用私有化、市场化、商品化取代阶级性、种族性与性别差异等文化层面的因素试图重建教学的民主观、平等观。基于PISA测评体系的全球化素养成为教学的主导价值，地方性知识及其课程经验成为被排斥的教学内容。新自由主义教学理论家不断制造教学研究的热词引导日常教学实践的方向，比如有效教学、精准评价、可雇佣性人才等。另外，一些带有新自由主义偏好的教育理论家通过挪用或采纳一系列的理论标语，比如“为未来而学”“学会生存”“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等，用以影响教学政策的制定。这些概念与命题其实都在支撑一个核心观念，即教学过程与人才培养的市场化，以及教师与学生的课程经验的商品化。从本质上来说，新自由主义教学论是世界银行的教学论，是产业化、资本化、金融化的教学论，其鼓吹的教学过程的效能化、教学经验的商品化、教学程序的技术化等，最终都成为国际利益集团的教学理论标签。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及相应的数理统计术语逐渐介入了教学理论的表达之中。学校文化发展的构想通常以服务外包的形式，通过企划的方式来实现。各种金融机构下设的教育基金会通过智库引领、专家诊断与市场咨询把教学活动产品化、项目化，并通过不同形式的研究手册，来开展教师培训、教学研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在基础教育领域出现大量的校外培训机构，在高等教育领域则出现了“扩张潮”并涌现出以国际合作名义建立的“项目化学院”。政治经济学话语开始排斥传统的学科知识话语，促进区域经济成了教育发展规划的重要因素。部分教育理论家开始谋求研究身份的转型与理论视角的切换，试图用区域经济地理区划的方式重建教学理论范式以及教学研究的范畴与对象。

新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表达试图把教育学、教学论转变为经济学的附属学科。新自由主义者通过开发出一套与经济社会相关联的教学概念体系支撑他们的经济学目的。实际上，这套包括教学理论的“语言体系的扩张并非自由学术市场的结果，而是一整套系统化、有组织、精心策划的结果。它是推动教学自由化的隐秘力量”。质言之，新自由主义的教学理论话术凸显的是教学的经济功能，通过市场导向的教学理论化来实现学校教育的长效治理，进而促进“经济人口”以及人力资本的可持续供给。

二、新自由主义教学歧途的表现

新自由主义介入诸如自主择校、课程设置、教师培训、后勤服务等学校各层面的日常管理之后，教学活动作为学校的中心事务也难免卷入其中。从世界范围来看，近三十年来各种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教学理念及其相关理论文献，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全球的教学改革与发展的路径。新自由主义教学的歧途在教学过程、教学结果、教学评价，直至教学选择等整个逻辑链条都有相应的表现。

（一）教学过程竞速化

从国际上来看，20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种基于结构主义教学过程的“高难度、高速度”的教学改革运动。但这种教学竞争体制主要源于“冷战”时期美苏争霸背景下的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与当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教学竞争有本质的区别。新自由主义教学过程的竞速化并非在国家层面上追求教学过程的高难度与高速度，而是基于个体主义的所谓平等竞争理念。其目的是通过教学过程实现人才的自发性分层与人才层级的区隔功能。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崇尚与鼓励个体之间相互竞争的经济哲学，已广泛地影响到了课堂教学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师生的教学负重及焦虑。谁掌握了速度，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掌握了教学质量的解释权。教学被视为短跑竞赛，从“起跑线”开始，学生被要求在课程的“跑道”上奋力狂奔。没有教学速度与进度支撑的教学观念，通常被视为落后的。速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停滞就是死亡！没有速度保证的教学过程被判定为低效能的，教师与家长都参与“不能输在起点”的教学理念共建之中。于是，教学的知识起点越来越被拔高，有悖于学生的认知规律及知识教学的基本伦理。教学的歧路性在于：教学被演变为一场竞速运动，成为一种追求“速度权力”的竞速游戏。这种竞速化的教学理念用学生的童年幸福作赌注，最终目标是由新自由主义许诺的孩子们的美好未来。家长不得不通过整合各种可征用的教学资源，鼓励学生通过无休止的“勤奋”学习，最后成为被人才市场认可的“夺标者”。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自由的个体就是一个人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来换取体现他在自由劳动市场获取报酬的最高竞标者。这也是新自由主义教学过程的速度逻辑。

（二）教学结果效能化

效能本来是企业管理领域的术语，通常指投资者在追求盈利过程中的投入与产出的性价比。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治教理念引入学校管理之后，效能化成为教学结果控制的关键性考量。效能化不仅体现在教学目标的精确达成度，而且尽可能用较少的投入生产出理想的教学效果，即教学的“盈利”。这是新自由主义教学秉持的公平理念，而要达成理想的教学结果，就必须发挥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合力，并且政府尽可能地少干预教学要素的市场流通。在效益与公平的关系方面，政府通过退让办学自主权，“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教育之中，同时限制政府的权力，最终可以达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效率的目的”。教学结果的效能化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一贯推崇的效能本位的教学质量观，以及一种建基于人力资本论的人才观。教学质量与人才规格被资本化、自由化之后，通过各种学校排名、教师考核、学生的标准化测试来保证教学的质量与效能。正是所谓的“国际竞争力话语创造出效能本位改革策略的合法化基础”，并影响到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的控制程序。实际上，教学效能及质量评价的解释学基础受制于诸如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信奉的市场逻辑，并试图用商业解决方案来提升教学的效能。“这种市场逻辑将教育从公共服务转向商品模式，故而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开创出学习经济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教学经济学。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必须通过求购本属于学校公共服务范畴的教学资源来确保子女的学业排名及升学竞争力。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治理术在教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并在校外培训机构或教育发展服务公司的持续影响下作用于家长的教学共识。

（三）教学评价数据化

教学评价自然离不开数据，但数据评价与数据化评价存在根本差异。数据评价是教学评价的基本手段之一，数据化评价则把数据当成主导甚至是唯一的教学评价方式。数据并非一个事实判断范畴的概念，基于数据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可以描述教学事实，具有数理证实的科学性。但显而易见，教师的教学劳动与学生的生命成长不能完全用数据来呈现，这是教学活动的人文属性与精神属性决定的。数据化评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教学评价的价值偏见。哈耶克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证主义运用到了经济生活领域。如果依据维特根斯坦主张的“不可说的，只可不说”，把教学限定在逻辑实证的经验范畴并排斥了教学的诗性，那么，哈耶克主张的“不知道的也就不能计划”则拒斥了教学的人文属性与精神属性。这种基于逻辑实证主义思维给教学评价带来的伤害是：凡是不能用数据证实的“人的发展”是不被鼓励的，不能量化的教学行为是无效的。这种数据化评价体现为一种强行的价值判断机制，“它不仅以数据标注、预测、预定、区隔学生，也激化了教育的竞争与焦虑，加剧了教育的功利化和工具化”。在功利化的评价逻辑下，教学被看作类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绩效行为。在“一切用数据说话”的量化实证观念下，人的存在意义被假设为一系列的结构性数据，人的发展与市场价值被假设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由此，教学过程的呈现与表达方式变得可视化与图表化，并影响到教学质量的解释路径。比如，通过多维模型的软件工具预测学生学业能力走向、教师的教学成就，通过表格、图表、照片与视频资料，实现教学质量的监控与课堂秩序的治理，进而形成了学生的分类机制以及相应的遗弃方案。学生按照测算方式划分出能力的强弱并进行标签化或制定能力优化方案。尽管对学生可以进行个性化培养，但最终目的都是在所谓最优化的学习模型下进行人力资本化的塑造。教育统计与测量成为教学解释学的理论基础。最终，统计与测量的技术成为教学管理技术的核心，试图把课堂生活经验转化为可检测、可控制的领域。课堂成了数据化的规训空间，教师通过多维度的计量指标，实时对学生的进阶性成长以及学业表现进行监控与管理。表格化的教学管理、图像化的知识呈现、技术化的教学环境等，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课堂美学，并转化成稳定的学校意识形态嵌入在日常教学生活之中。

（四）教学选择自由化

在思想史中，如何平衡自由与纪律、个性与共性、个体与社群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历史难题。哈耶克坦承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自由，但为了保障人尽可能多的自由，可以通过“抽象规则”对自由作出统一的限制并加以保障。即，“要用抽象规则替代共同的具体目标。政府的必要性仅仅在于实施这些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到他人的侵犯”。通过服从“抽象规则”而实现的自由，是秩序之母，而不是秩序的产物。依照哈耶克的理论假设来看，教学自由观主张，家长有自由择校的权利、教师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学生有自由上学的权利等——这些都是个体自由选择权的表现。但不难发现，其目的归根结底是通过教学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来培养符合人力资源市场要求的合格人才。哈耶克认为，“自由要求允许个人追求他自己的目标：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的共同目标束缚的人”。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与资源用于个性化教学目标的实现。这种功利性的教学自由化容易导致“自发秩序”向“自发无序”方向上发展。哈耶克实际上否定了基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共同体或社群存在的必要性。在教学领域的表现是：通过家长的自由择校否定了教学的公益性与义务性（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导致校外教学培训或“影子教育”的无序扩展；通过鼓励自由流动否定了教师职业的精神性与文化性，导致教学资源调配的不均衡；通过允许自由上学否定了教学的历史传统，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的功利主义，学生在获得市场化知识的同时容易丧失历史文化根基。这是一种基于市场化逻辑的教学自由的论调。在自由选择的问题上，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修正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问题，他认为自由应该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即“社会中他人的强制尽可能地减到最小的限度的一种状态”。自由是以人与人的最小受限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哈耶克所说的“最小受限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否定了教学共同体文化，否定了种族、民族、阶层、性别等教学文化元素，用经济发展的世界主义否定了教学存在政治主权的基本事实。

三、新自由主义教学歧途的后果

新自由主义坚信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关键作用甚至是唯一手段，政府是市场的仆人。反映在学校教育领域，直接导致服务型教学观念及实践方式的流行，以绩效管理为核心的经济主义促成教学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并使学校课堂沦为知识交易市场的后勤空间。

（一）服务型教学观念的流行

哈耶克主张政府应该充当自由经济社会发展的“抽象准则”的守护人。在市场条件下，通过自由化方式配置社会资源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自己的目标采取行动的个人，确实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他们相互交往的净结果”。哈耶克所主张的人的交往是一种无差别个体基于“抽象准则”与“自发秩序”的自由交往。自由贸易是增进社会财富与人类福祉的根本手段。这种自由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被英美等国家的政治家运用到了学校教育发展的长期规划及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校长、教师被要求用商业头脑来整合一切可调用的教学资源，促进教学方法的改善及创新。他们“至少能够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有机会了解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是和商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类似“商业即福利”的市场逻辑给学校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私有资本在学校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包括任命校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任命学校理事会成员，决定课程性质、学校基础设施的设计以及生源选择”。教学应服务于知识需求市场，通过服务型教学来满足家长与学生的知识购买欲望。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自由化学校教育治理策略来看，几乎教学的所有事务都跟经济挂钩：从班级规模到机房的质量，到教科书的成本，到根据人口特征制定的学生课表，再到教师的工作绩效与津贴等，很显然从这些物质性的因素来看，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对服务型教学的影响。

（二）教学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通过知识流通与经验交换的自由化原则，教学活动与经济数据产生了隐秘相联，其路径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改善学习方法与推动学习进程，提高学生的可测量成绩，把课堂教学细分成人力资本市场链条中的某个环节。课堂知识被不断专业化的就业市场所分解，知识被程序化了，专业知识与课程经验最终被导入人才市场的检验系统。20世纪60年代基于结构主义的科学知识论转变成80年代基于经济量化主义的市场知识论。知识的评价标准由“科学正确”转变为“市场正确”。以教师、学生与教材为核心的教学“三要素”也发生相应的改变，即变成了以知识营销者（学校与教师）、知识求购者（家长与学生）与市场（教学环境）为核心的新型教学“三要素”。教学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催生了各种教学服务公司。家长通过为子女购买教学要素，比如家庭教师、课程知识包、教学软件、升学咨询等，来保证学业成绩的排名与人力资本市场的竞争力。教师作为课堂决策的最基本要素，正在被基于大数据收集和分析、算法设计的适应性学习系统所取代。教师只有适应知识流通市场的购需逻辑，才能实现专业身份的转型，否则就会被教学要素市场所淘汰。教师的身份及功能主要体现为“教学项目推介者”“教学产品开发者”“教学数据工人”等，负责对教学数据的采集、管理、分析、说明、解释与维护等。增强教师的专业化能力，就意味着强化对教师的培训以及通过教师实现对教学价值的解释权。学校通常以教学培训的名义，以服务外包的形式购买各种教师专业发展平台。教师由此卷入了市场化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的经济网络之中。实际上，这些市场化的教学活动衍生出来的培训人员，对输出知识和完善生活经验兴趣不大，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课程开发及其市场份额。

（三）课堂沦为知识市场的后勤空间

从教师发展、教学技术到教学评价再到学生升学等各个环节，教学患上了市场依赖症。其直接后果是大量的以“影子教育”为代表的营利性教学现象的繁生。课堂变成了一种以提升排名与竞争力为目的的知识服务与咨询的后勤空间。在知识市场驱动下，教学成了一个可以创造丰厚利润的产业，课堂则成为教育产业化的消费终端。其背后的逻辑本质上是经济学的，教学既是对全球化人力资本需求的回应，也是对学生成绩改善的投资，而教学的伦理风险是学校变成了像企业一样的市场机构。课堂通过对学生的表现性控制与量化成绩排名，把学业成绩与就业前景相关联。教学开始“影子化”，向快餐式、竞速化的培训方向发展。“影子教学”或“影子学习”一方面表现在校外培训机构针对学生的知识、技能的培训活动，另一方面也渗透到学校范围之内，以至于在大学的图书馆、阶梯教室，甚至中小学课堂都成了新自由主义教学观念支配下的“影子空间”，各种应试培训、刷题行为等已然干扰到正常的教学秩序。新自由主义教学的市场逻辑背后存有对学校功能的一个基本假设：学校是促进自由市场发展的后勤空间，可以通过教育产业化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以至于特定国家的教学主权如果不加限制地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课堂势必转变为跨国公司的效能车间，或像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麦当劳一样的快餐店，成为国际资本链条中的后勤服务场所。新自由主义所信奉的资源配置最优化理念、商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等经济学观念被引入教学活动之后，教学的知识论基础变成了教学的市场论基础；教学过程竞速化使课堂变成了知识产品的加工竞技场；教师与学生的课程经验必须经过市场检验才可能被认定为合格的或符合要求的。

四、新自由主义教学歧途的根源：人的假设

新自由主义教学理论逻辑及其实践方式之所以“误入”歧途，根源在于人的假设。即把人视作无差别的市场个体，并用数理统计学工具把个体及其生命意义框定在资本关系范畴内，从而建立福柯所批判的“生命政治学”视野下一种以人口理论为基础的人的存在价值的解释框架。

（一）人口的经济学化

在新自由主义的教条里，人并非人学意义上的人，而是人口统计学意义的样本。人学转变成了人口学，抛弃了自康德以来包括欧陆派的新康德主义的人文传统。人的情绪价值、情感关系甚至伦理关系转变成单向度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用人的经济交往经验弱化了日常交往的情感体验与伦理感受。师生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以情感为纽带的师生关系变成了以服务为主的知识营销关系，用“人—资”的商业互动关系消解“人—人”的伦理对话关系。教学的人文解释学让位于人口学的预测模型。人的本质，被假定为一切经济关系的总和，是经济发展预测模型中的大宗样本。反映在教学领域就是，教学的文化属性与精神疗愈特性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学是荒谬的。那种基于实证的社会调查方案，那种对于数据的依赖，对于一个基于大量样本人群的科学考察是一件极其乏味的事情”。教学活动的意义与价值被市场数据说明。教学过程通过效能论、成功学与未来学，来传播所谓的公平竞争的价值标准。其后果是，用精英化的管理主义及市场成功学制造出教学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并伴生众多的失败个体，甚至被遗弃的人——不能适应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废弃人口”。这是当代西方以新自由主义及其生命政治学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后果。如鲍曼所言，“废弃人口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它是秩序构建和经济进步必然的副作用”。

新自由主义表面上关心人的“个性”与“自由”，但这种“关心”是有前提的，即作为个体的人只有集中起来变成规模化的人口，并在全球范围内有序流动，人的经济学意义才能显现。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们从人力资本理论那里看到了人的价值与意义。对此，福柯认为，“永久性的流动人口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隐秘地基，只要保证他们在某一基准上的最低生存可能，而且也正是这样，这个新自由主义政策才能运作”。新自由主义政策只有借助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或各种货币基金组织才能推动人口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这是一种全新的人口治理术，“这种治理术将竞争原则作为最优的科学‘形式’加以维护，将市场规则外推并普遍化到整个社会秩序之中，形成了一个生命政治在其中得到全方位布展的企业社会”。新自由主义的人口治理术与生命经济学深刻影响了学校教育，影响了课堂教学。

（二）人口化的个体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竞争观崇尚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来治理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社会事务，结果导致“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社会政策以竞争机制为核心，而竞争机制恰恰要创造差异和不平等，并放任这种不平等存在”。学生被假设为市场劳务体系中的人力资源的总和。在个体主义竞争机制的治理原则下，生命被纳入了促进全球化就业与分工体系及其相应的教育治理关系中。课堂教学把个体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组织教学过程与师生关系。个体主义所关心的“人”，是一种忽略社会多元关系的抽象的人，是忽略具体经验形态的人。新自由主义把“人”人口化之后，人的生命价值与生活意义纳入一种数据化的解释体系。教师与学生统统卷入了数据生产的链条之中，成为数据劳工，数据取代了生活本身成为教学的终极目标。随之而来的是，“如果人也成为一种资本，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永无宁日，一直处在必须自我增值的焦虑中，否则就会被社会和时代所淘汰。而这也恰恰是新自由主义下每个个体的宿命”。

当前，统计学家不断开发科学的统计工具与软件，用来分析个体在社群中的位置及其效能。但是，最严酷的统计学后果仍是现代人自身。人被教学程序与量化效能机制所规训。教学的现代化被狭隘化为数理制度的现代化、效能主义智力观的现代化。教学工业化打造出来的一套规范程序，并辅助于图表技术、图像美学修饰，形成一套教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律令组合。然而，以弗莱雷、麦克拉伦、吉鲁、阿普尔等人为代表的批判教学论试图打破那种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文化基础上的数据神话学，消解人口理论及其统计数据对人的存在意义的解释与压迫，重新让教学关系回归到一种精神层面的对话关系。弗莱雷反对从技术层面理解对话教学，“对话不只是一种帮助教师获得更好教学效果的技术，它必须被理解成是我们人类历史本质的一部分”。实际上，批判教学论所主张的个体自由与新自由主义的个体自由存在根本不同：前者是基于人的内在精神层面的自由，而后者是基于人的外在经济交往的自由。在这种教学自由观念下，儿童是享用自由教学的主体，而不是市场化的主体，正是精神“享用凸显了儿童对世界的主体性参与，表现了儿童的精神性的获得与转化”。

五、结语

在21世纪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新自由主义仍然是一种主导性力量。但随着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近年来“去全球化”经济政策的实施，“新自由主义不仅未能实现理论先知预设的自由秩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的欧美秩序转向和全球秩序调整，暴露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和新自由主义的困境”。尽管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前景相当受限，但很难预测它的没落所需要的时间。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两种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市场调节与国家计划之间的两难仍然存在。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对于新自由主义趋势的修正需要增强国家干预以及自由市场机制的相对让步”。

尚需指出，新自由主义人口理论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立场上，把人民群众规划成经济学视野下的“人口总体”，并不能实现人的自由且全面的发展。新自由主义教学的实质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学校教育领域，试图“通过文化交流和教育培训以及媒介传播的霸权，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导向，并以人权、自由为借口粗暴干涉他国内政，诱发价值输入国家和社会思想混乱，从而帮助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更多利益”。修正新自由主义对学校教育的持续影响以及教学的歧途，必须弘扬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及人的全面发展观，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反对哈耶克基于自由劳动交换原则的“抽象法则”的自由实践，强调人的自由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是人在具体生活经验中创造性实践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批判了新自由主义以资本秩序为基础的历史局限与价值狭隘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自由秩序的辩证超越，从而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正义性相统一的秩序前提”。只有立足于人的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才能突破把人的自由异化成商品交换关系的谬误，自由才可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总之，教学作为学校教育的最基本形式，它的公益性、公共性、精神性、人文性、民族性等基本特征无法用新自由主义的运作方式来保证。而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国家权力的存在是对市场效率与个人自由的限制，相信值得依靠的力量不是国家机器，而是各类市场主体”，并不具有真理性。新自由主义教育治理模式无法解决教学自由与教学平等之间的矛盾，不仅“其对自由和竞争的过分强调使经济领域的不平等问题更加严峻”，而且自由化、竞速化的教学理念对加剧教学的不自由、不民主、不平等也起到了助推作用。无论是从理论范畴还是从实践方式上来说，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本质上是人的内在自由与精神解放，指向的是充满希望的精神家园的构建。修正教学歧途的根本方法论，唯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及其自由观，才能保证社会福祉与教育民生，促进人的科学发展及社会和谐。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Pedagogical Misdirection of Neoliberalism

Xiong Heping

Abstract: Neoliberalism regards teaching as an economic behavior that can be accurately measured and controlled , and promotes the free exchange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hrough the marketization of teaching. The researches of neoliberal teaching aim to perfect the theoretical expression of teaching marketization by constructing a set of related concept systems. The misguide of teaching mainly shows as follows: racing of teaching process, efficiency of teaching result, datama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liberalization of teaching choice. Teaching misguides directly lead to the popularity of service-oriented teaching concept, the marketization configuration of teaching elements, and the classroom as the logistics space of knowledge market. The root of misguided teaching lies in the assumption that human beings are regarded as undifferentiated market individuals and that the meaning of individual life is framed in the category of capital relations through population theory in the economic sense. Contrary to these wishes, the market logic advocated by neoliberalism not only failed to realize teaching equality, but also caused the deviation of teaching freedom practice. Only by carrying forward the methodo-logical stand of Marxist freedom view on teaching theory writing and practice innovation can we correct the teaching misguides of neoliberalism.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teaching; marketization; misdirection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