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的纵深推进，数字技术已深度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中，愈发成为驱动空间形态、时间样态以及互动关系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关键力量。同时，数字技术带来的技术依赖、信息茧房、传播隐忧等问题，容易造成教育主体的专业性被规训、教育客体的主动性被侵蚀、教育内容的导向性被削弱等风险。因此，要推动数字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赋能增效，需要摆脱技术依赖，坚守教育主体的专业性；刺破信息茧房，彰显教育客体的主动性；排解传播隐忧，严把教育内容的导向性。
关键词：数字技术；思想政治教育；赋能；风险；风险治理
当前，数字技术赋能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和治理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传播主流思想、规范道德品格、塑造价值认同的特殊实践活动，必须抓住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以数字技术撬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革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实效。概言之，推动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融合，既是顺应时代大势的应然之义，亦是助力学科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审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发挥数字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驱动作用，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贯彻落实教育数字化战略的重要举措。当前，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主要内容的数字技术正不断释放技术效能，围绕重建教育的空间形态、重构教育的时间样态、重塑教育的互动关系等来营造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实现高质量育人。
（一）重建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形态
封闭式空间向流动性、开放式空间演变。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来看，受物理空间、身体“在场”等因素制约，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交往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阻碍了受教育者接触和获取更多知识。相较于过去以完成时态向教育对象呈现教育内容，如今借助随身性的移动互联网，教育主体可以将教育内容发送给移动状态的教育对象，实现时时处处教学。近年来，搭载数字技术，相继推出的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新华思政、数字思政等平台，通过打造开放式的教育空间，让优质的、多样化的思政资源顺畅流动，实现了思想政治资源的互通共享。
公共性空间向多元化、个性化空间发展。以往，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教室等特定区域内开展“点对面”的、集中式的无差异教学，即在同一空间范围内，受教育者群体接受的是统一的教育内容。数字化发展条件下兴起的大数据、5G、人工智能技术等正在日益改变这一状况，为教育空间的改造升级注入新动力，打造满足受教育者多元需求的空间场景，如智慧教室、哈克尼斯圆桌教室、名师讲堂。手机、平板电脑、掌上电脑等移动媒体的出现，更是意味着私人化教育空间建立的可能。在移动媒体制造的个人空间，借助智能算法、大数据分析等相关技术，让思想政治教育靶向聚焦受教育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点对点”的、精准化的定向推送，带来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延展并逐渐融合。近年来，依托腾讯会议、超星学习通、云班课等网络应用平台创设的线上虚拟空间，教育主客体能够突破身体机能的局限以虚拟“在场”的方式展开交往，使思政育人活动延伸至虚拟空间。随着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应用，壁垒分明的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开始建立联系，且两者的界限逐渐模糊。以VR、AR为代表的虚拟技术将现实空间的教育元素直接模拟或还原到虚拟空间，推动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渗透，从而呈现虚实交互的空间样态。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基于VR和AR技术创设的虚实同一的三维动态空间，能够再现革命年代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让受教育者在沉浸式体验中了解革命故事、激发爱国情怀、汲取精神力量。
（二）重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样态
教育的时段灵活化。受工业生产模式的影响，学校教育按照严格的时段区隔安排和实施教学活动。因此，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通常要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同一时段在场，进行面对面的交互沟通。这种制度化的教育安排，让“教师和学生都被置入由作息时间表、课程表、校历、各种计划表构成的时间表中，人的活动受到各种各样时间的约束和控制”。而数字技术的赋能解除了时间限制，将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进行连接，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和实施不再局限于统一、固定的时段，而是更加机动、灵活地发生在各种时段。时段不再构成主客体交往的障碍。
教育时间的自主化。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受教育者群体被有计划地组织起来，按照教育者的讲授节奏同步学习、实时互动。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驱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尤其是在微媒体技术、在线教育、慕课、翻转课堂等快速发展并普及之后，思想政治教育时间不再必然是教师的教学时间与学生的学习时间相互依附的综合体”，即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不再必然是同步的，而是可以在实时和延时互动中作出选择。这种变化从侧面反映出标准化、统一化的教育节奏被打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轴安排教学进度或学习进度，实现支配时间的个性化、自主化。
教育的时间总量增加。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普及，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能够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交替进行，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交往也从整块的课堂时间延伸至碎片化的闲暇时间。当零散化、碎片化的教育时间被叠加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总量将大幅增加。
（三）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关系
从关系的向度看，由教育者单向输出转变为两者双向互动。在传统的教育机制作用下，教育者天然处于话语权的中心与“高位”，主导着意识形态内容的输出，其权威不可撼动。而受教育者则置于话语权的“低位”，更多接受教育者的传道授业，很少主动参与教育内容的生产。而技术载体的深度介入为教育双方提供了平等交互的机会，改写了受教育者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而是教育过程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他们依托数字技术及其搭建的教育平台，强化与受教育者的交互和反馈，基于点击率、评论等形成的“意见气候”，不断调节教育内容的生产，提升自身知识素养。受教育者也不再只是知识的消费者，而转变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可以借助自媒体平台主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生成和传播过程，对教育者提高其专业性施加影响，形成“反哺”教育者现象。简言之，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互动关系表现为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
从关系的亲疏看，将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系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的互动。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主要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整体之间进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个体之间、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的互动较少。而在数字技术衍生的网络空间中，教育者个体、受教育者个体作为节点展开的互动，不再是现实关系的简单映射，他们会根据自身知识需求，重新编织关系网络，与其他节点建立一对一的链条，增加互动的频率与强度，增进彼此的亲近感，从而打破传统关系的桎梏，将现实中的弱关系进行强化。
二、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省思
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予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无限可能性，但在教育过程中深度应用技术工具，并不必然保证理想的教育成效出现。要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除技术条件的支持外，还需要教育要素的协同，涵括应用技术的教育主体、受用技术的教育客体、借助技术传播的教育内容等。在数字技术赋能过程中，这些教育要素不同程度地受到技术规制而转向技术“负能”，出现教育主体的专业性被规训、教育客体的主动性被侵蚀、教育内容的导向性被削弱等多重风险挑战。
（一）诱发技术依赖，教育主体的专业性被规训
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下，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为教育教学供给了有效的教学工具，将教育者从繁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进而将更多精力聚焦于专业能力的提升。但正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言，“每一种技术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技术作为中介工具为教育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辅助作用，但技术的便捷性也正在反向驯化教育者的专业性。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虚拟场域，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互动活动被抽象化为离散的数据。数字技术通过捕捉和整合教育对象在网络空间呈现的数据，描绘出教育对象的数据画像，进而勾勒出教育对象的兴趣偏好、需求特征、态度观念等现实属性，提供与教育对象适配的教育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技术“将思想意识问题转化为纯数字和算法问题，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转化为‘数据收集—数据解析—数据反馈’的自动化程序”，致使教育者的专业性被虚置，教育者沦为工具的工具。加之，海量知识被电子设备存储和记忆，教育者只需依赖外在的技术设备获取或呈现知识，而非自身大脑存储的知识。技术带来的这种便捷服务，极易诱发教育者罹患技术依存症，习惯接受技术规训而不自知。长此以往，教育者将产生惰性而拒绝记忆，逐渐丧失专业性。
（二）引发信息茧房，教育客体的主动性被侵蚀
现代技术的狂飙突进为改造人类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条件支撑，人们理想地认为，把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数字技术引入教育领域，能够增强教育主客体间的双向互动，改变传统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的被动地位，带来受教育者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的极大释放。事实上，这种乌托邦式的憧憬未必能实现。一方面，数字技术赋予受教育者更多主动性。主要表现为个体以点赞、评论等方式主动介入政治理论的传播过程，或者直接参与教育内容的生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在以隐形的方式抑制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基于数字技术构建的各类平台宣称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可以在海量的信息洪流中实现量身定做，筛选出符合用户个性的信息。这种被极尽渲染的个性化已成功介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成为受教育者实现主动性的证明。从表面上看，网络平台以尊重个体为中心，受教育者可以根据兴趣偏好、知识需求自主地选择教育内容，实则很大程度上其选择的内容范围已被个性化服务所框定并固化。在算法过滤器的宰制下，受教育者选择性屏蔽不相关内容，接受同质化内容，不知不觉间被囚禁于封闭和狭隘的茧房，主体性遭受侵蚀，认知视野逐渐窄化，批判反思意识和主观能动性被削弱。同时，在人本性中固有的惰性和惯性驱动下，教育客体的主动性被深层次抑制，愈易被算法裹挟和控制。
（三）触发传播隐忧，教育内容的导向性被削弱
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虽然改变了过去单一、生硬的理论知识传播模式，丰富了思想政治理论传播的方式，但是也对理论内容的严肃性、逻辑性、深刻性构成挑战，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一，数字化传播的娱乐化挑战教育内容的严肃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教育活动，具有一定的严肃性。然而在工具理性的盛行下，一些媒体平台的内容生产者为产生传播引爆力，竭力从严肃的理论内容中挖掘娱乐信息，或者以调侃、戏谑的表达方式阐释理论，致使理论成为娱乐的附属品。这种以娱乐化为基调的内容通过解构主流价值观、消解意识形态属性的方式，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导向，导致教育对象的主流价值观认同产生分化。其二，数字化传播的碎片化肢解理论内容的逻辑性。在读屏时代，使用手机媒体的时间变得碎片化，在零碎的时间里，人们倾向于快餐式的阅读方式和浅尝辄止的学习模式。为迎合受教育者的习惯变化，网络平台内容的碎片化传播进入常态，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传播也变得碎片化，严谨的、厚重的、深刻的理论内容被拆解成片段式、轻量化、浅易化的内容并大行其道。如果经常性地无法完成碎片内容的拼图，受教育者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思维定势，难以理解和把握理论严密的逻辑体系、宏大的价值旨归，那么，理论的思想教化意义和价值导向功能将被弱化。
三、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路径
虽然在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潜藏着技术依赖、信息茧房、传播隐忧等现实挑战，但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是时代大势之所趋、改革创新之所向、高质量发展之所需。因此，要辩证理性看待数字技术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坚守教育主体专业性、彰显教育客体主动性、严把教育内容导向性等多维举措，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正向驱动作用，最大限度防控数字技术的负面效应。
（一）祛魅：摆脱技术依赖，坚守教育主体的专业性
推动数字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增值赋能，就要恪守育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强调人的主体性力量，规避技术器物对人的宰制。一方面，培养教育者的数字技术素养，摆脱技术依赖。数字技术素养教育，既要训练教育者的技术批判能力，承认技术赋能的有限性，主动防范赋能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挑战；又要锤炼教育者驾驭技术的能力，明确“人对技术的使用，实际上是人基于自己的目的意向性对技术的‘摆置’”，以免被技术控制和奴役；还要教育者掌握技术的操作技巧，发挥不同技术优势，满足教育需求，实现工具理性和教育需求的内在统一。除了培养批判、驾驭、应用技术的能力，良好的技术素养还表现为对网络技术的合理合规使用。教育者必须警惕技术崇拜主义对教育的附着，与技术工具“适度断连”，合理节制使用网络技术。另一方面，提升教育者的思想理论素养，主导育人过程。教育者对专业性的坚守是立教之本，不容削弱。技术只能作为辅助性手段为思想政治教育增势赋能，要防止教育者的专业能力被技术规训而让渡教育的主导权。只有具备过硬的专业功底，才能抵御技术赋能对教育者专业能力造成的妨碍，才能借助技术手段达及更高的专业水平。因此，教育者要避免将技术工具当作“记忆代具”，主动记忆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专业知识，以深邃的思想、扎实的理论功底主导教育过程。
（二）破茧：刺破信息茧房，彰显教育客体的主动性
随着教育数字化的深入推进，个性化算法服务已成为众多网络平台运营的必然趋势。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过分依托网络平台的个性化服务传播思想观点、政治理论，会固化知识的获取路径，而使个体形成路径依赖，进而消减人的主体性，造成受教育者主动性冷淡的景象。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要实现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向融合，充分彰显教育客体的主动性，就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首先，优化算法的推荐机制，促进内容的多元供给。技术作为人类器官的延伸，可以帮助人类突破自身的局限。算法运用得当，也可能成为刺破信息茧房的武器[8]。在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理论时，网络平台要摒弃利益至上的商业逻辑，把握好商业性和公益性的平衡，推荐的内容不能一味顺从教育对象的偏好以提高收益，而应打破个体的自我封闭状态，在完成个性化教育内容推送的同时，匹配必要的异质性内容，实现内容的均衡分发，以纠正内容“偏食”，开阔教育对象的知识视野。
其次，养成良好的媒介使用素养，提升受教育者的主动性。信息茧房的形成固然受技术因素的影响，但更核心的因素是个体的选择偏好。算法个性化服务正是通过对人的选择性心理做文章来吸纳用户，让用户沉溺于算法推荐形成的舒适圈，条件反射式地依赖算法的便捷服务，对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不加辨别，丧失对内容的批判反思能力。对此，受教育者要杜绝算法“投喂”，克服思维惰性的干扰，掌握获取知识的主动权。既要主动涉足异质的知识渠道，拓宽接触的内容范围，延伸知识的广度；也要有意识地以正向反馈和负向反馈的方式，引导和训练算法推送丰富多样的内容，避免过度依附特定平台或平台的算法推荐而造成内容偏狭；还要提高自身批判能力，学会采用多种技术工具进行交叉对比以核实推荐内容，防止被错误内容误导；更要关注专业的教育平台和权威的媒体平台，提升接触内容的质量，拓展知识的深度。
（三）解忧：排解传播隐忧，严把教育内容的导向性
在数字技术强势崛起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锚定弘扬主流价值的目标任务，坚决抵制数字传播娱乐化、碎片化的侵扰，以达成思想引领和价值观塑造的目的。
首先，注重教育内容的严肃性，把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方向。教育内容的严肃性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教育者要充分发挥把关作用，杜绝媒体平台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来满足受教育者即时性感官体验的教育现象。针对教育对象的需求变化，教育者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导向，维护教育内容的严肃性，又要革新传统说教模式，挖掘适合严肃内容的表达方式，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和价值引领。
其次，强调教育内容的逻辑性，把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的核心要义。受困于碎片化的信息丛林，教育对象难以把握理论内容的深层意蕴，渴求更具逻辑性、完整性的教育内容。因此，教育者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性，将碎片梳理并串联成线索，在教育平台发布系列内容，为教育对象提供完整的认识框架，引导教育对象深刻理解理论内容，准确把握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的内涵。除此之外，教育对象自身也可以主动收集碎片，根据内容的关联度完成碎片的拼图，达成对理论内容的系统认识，接受理论背后的价值导向。兵进行一对一联动指导，对学习困难的退役大学生士兵通过指派志愿辅导小组、开设专门辅导课程、优化课程设置等方式使其逐步跟上学习进度，针对性地调整成绩评定权重，给予适当的照顾；加大心理关怀，辅导员要及时关注退役大学生士兵适应性障碍，常态化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开展点对点、面对面心理辅导；加强职业规划指导，帮助退役大学生士兵制定职业生涯规划，举办政策宣讲会和就业经验分享会，拓宽就业渠道，缓解未来发展焦虑。
（四）强化激励褒扬，营造调动退役大学生参与积极性的良好环境
第一，要营造尊崇氛围。一方面，要在全校上下营造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紧紧围绕“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目标，开展“致敬军人”活动，开设退役军人展厅，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切实让退役大学生士兵心灵上有归属、情感上有认同、价值上有引领；另一方面，要在退役大学生群体中营造良好文化氛围，通过设置文化墙，建立退役大学生士兵风采录、画册，开展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题风采展示、专项访谈活动等方式，引领退役大学生士兵自觉提升思想认识、永葆军人本色。
第二，要强化宣传引领。加强宣传引导，多角度、多渠道报道退役大学生士兵在作用发挥、学业发展、成长成才等方面的生动故事，服务退役大学生士兵过程中的点滴细节和经验做法，强化学生身份认同、荣誉认同、价值认同。开展立功受奖送喜报、事迹宣传活动，开展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学习宣传活动，选树优秀先进典型，形成辐射带动、榜样示范作用。积极选拔推荐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参加各类活动比赛、参加各级各类评选表彰活动，引领广大退役大学生士兵珍视荣誉、再立新功。充分发挥退役大学生士兵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教育引导广大退役大学生士兵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发挥朋辈榜样引领作用，引导退役大学生士兵积极发扬部队优良作风，通过言行举止感染周边人。
（本文参考文献略）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