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图景中的重要构成。其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基本旨归，在时空、结构、科技向度释放出新潜能，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动力。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自身携带的创新属性、质优特征与教育强国建设在新发展理念思想引领、价值创造模式跃迁目标、科技创新内在驱动特质和因地制宜发展过程呈现天然的价值契合性。现阶段，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教育强国建设面临着新质人才产出效能式微、区域经济增长贡献乏力、科教融汇激励机制欠缺等现实堵点。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全方位业态提质升级；实化“五金”建设，探索新质人才培育模式；强化区域协调，打造高水平全域协同发展；优化制度供给，健全一体化要素流通机制是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进路。

关键词：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教育强国；产教融合；“五金”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引领创新，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与创新配置，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生产力发展理论的升华，为我国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打造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行动指引。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代表着由科技创新主导的职业教育生产力跃迁，其由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和新质劳动资料构成。“新”主要表现为传统教育生产要素的跃迁即“要素新”与“组合新”；“质”主要体现在教育要素生产的良性循环，即高质量、多质性、双质效。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将重塑职业教育生态系统，强化技能的双元供给，推动我国职业教育质量实现质的飞跃。

目前，学界聚焦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关系，对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实践策略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以下问题却尚付阙如：作为代表着先进教育生产力类型的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理论何以证成；其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特质与价值意蕴如何；阻碍其发展的现实堵点何在；应以何种路径激发其更好地赋能教育强国建设。对此，本文基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发展语境，利用“澄明价值耦合—实践难点破译—协同共演路径”分析框架，从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与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契合度出发，深度剖析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向度与实践进路，希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理论支持与实践智慧。

一、是为：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的概念阐释

恩格斯在《资本论》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概念是从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土生土长出来的”教育学术语，具有原生性、原创性、革命性。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图景的重要构成，本质上是以类型化与适应性为鲜明底色，以“四化融合”（思政融合、产教融合、科教融合、专创融合）为价值引领，以职业教育基础要素、主体关系与生态系统的跃迁为核心要义的先进生产力。职业教育生产力涵盖系统生产力、联结生产力及要素生产力三个维度。其中，系统生产力是指职业教育系统在复杂性运行、全领域维生、技术性进化、多维度治理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生产能力，发挥着宏观调控的功能；联结生产力是指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职业意向交互、认知交互、技能体验交互等维度表现出来的生产能力，其是生产关系赖以维系的基础；要素生产力是指职业教育活动得以开展所必备的生产能力，内容包括职业教育场域中师生双方共同形塑的专业知识生产力、文化行为生产力、技术技能生产力、情境环境生产力等。

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是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的断裂点，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标志。后工业社会的工业体系是由以计算机、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构成的，它打破了时间界限，意图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那种社会里，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正是依据这一特点，后工业社会中的生产力也被定义为在“时空、结构与科技”中得以进化的生产力。因此，本文从时空向度、结构向度、科技向度透视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发展性。

（一）时空向度：前置性、融合性、未来性的生产力

一是前置性的敏锐布局。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突破了以往教育生产方式，以提升教育“数智效力”为显著特征，彰显出“工业4.0”时代教育生产力红利的深度释放与蓄势突围。其通过掌握市场和社会高技能人才需求，前瞻性地调整专业布点，预先布局与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二是融合性的创新引领。涵盖平台融合、要素融合与文化融合。平台融合通过融合创新的技术和服务模式，提供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职业教育服务；要素融合促进职业教育产业链内部各环节的紧密合作与资源共享，从校园文化建设、实训基地开发、技能赛事组织等方面形成高效、协同的科教生态系统；文化融合是指职业教育发挥以传统文化为魂、以匠心文化为脉、以企业文化为韵的文化育人特色优势。三是未来性的导向发展。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的未来性旨在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促进职业教育向更加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方向发展。这要求职业教育不仅要关注当前的发展状态，更要具有长远视野，主动迎合产业经济发展趋势。

（二）结构向度：高阶性、开放性、聚集性的生产力

一是高阶性。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是基于新技术、新模式和新思维的生产力，其结构呈现高阶化发展趋势，即通过高科技创新实现产教结构的高阶升级，实现更高层次的技术应用与结构优化。二是开放性。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结构向度中的开放性在于重塑创新发展模式。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与市域产教联合体共同推动产教融合模式创新，为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依托“一体两翼”建设，职业教育主动服务并融入品质城市建设与对外开放大格局，持续推进产教城良性互动，形成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新范式。三是聚集性。知识密集指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更加重视知识要素的积累和应用；技术密集指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以技术为驱动，以市场需求为指南，以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导向；人才聚集指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肩负着培养高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推动着人才培养由“实用型”向“创新型”模式转变。

（三）科技向度：高精准、高智能、高算力的生产力

一是高精准。基于对学情的深入了解，职业教育提供的新质服务能够更加精准地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包括深度学习的体验、定制化的教育培训、个性化的技能指导等。数据精准主要体现在数据收集、分析以及应用方面。传感器技术、可穿戴设备和智能终端通过收集学生日常表现、学习状况与行为惯习的高精度数据，营造技术技能“人人可学、随时可学、随处可学”的环境。二是高智能。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作为高智能的生产力赋予教育技术更多“操作自主”。职业教育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数智技术的加持下实现“人机共融”“人机共舞”，进而步入人机协同合作、体用贯通、互融共生。庞大的算法系统在虚拟环境中更新与优化教育产品设计、制造、应用过程，引领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焕新”。三是高算力。从数据的价值创造性看，数据作为新的教育要素，在教育目的制定、实施、评价过程中发挥创造价值的重要作用。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的高算力依托超级计算、云计算和边缘运算，为教师的教学行为提供科学依据。

二、应为：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证成

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以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是当下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环节。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与教育强国建设在目标导向与价值取向上具有紧密的耦合性，两者间的协同演进推动着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

（一）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契合性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新发展阶段，推动“政行企校”四方协同的“新质生产力+职业教育”的共建共享运行机制，让职业教育更好地反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发展阶段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彰显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育人体系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当下职业教育价值转型的核心要义；协调工作机制是职业教育内生发展的现实需求，是实现新质人才贯通培养、融通培养、递进培养的着力点；绿色低碳生态是未来产业健康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时代底色；对外开放交流是依托国内国际大平台实现职业教育“扬帆出海”的必由之路，是职业教育强国发展的共赢之道；共享改革红利是实现共同富裕愿景的本质要求，是推进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立足点。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凭借其独有的新发展理念，助推教育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以创新驱动和高技能人才产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二）基于价值创造模式跃迁的目标契合性

联合国在《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将职业教育视作助推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行动领域，指出：“劳工队伍身体健康，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从事让人身心愉快的生产性工作的必要知识和技能，并充分融入社会，将会使所有国家受益。”职业教育强国建设面向的是党中央以新型工业化为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其目标超越培养一般技能型人才的传统定位，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和重点领域，着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教育强国建设在教育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上紧密相连。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环节可以归纳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下的职业教育效能提升、数字化转型赋能下的职业教育组织迭代、创新技术驱动下的职业教育结构优化、生态机制催化下的产教战略集群构建四个维度。其充分彰显了职业教育在创新技术驱动下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改革勇气与实践担当。

（三）基于科技创新内在驱动的特质契合性

科技创新能够激发教育资源集聚、结构优化与价值链提升。尽管吉本斯提出的“知识生产模式Ⅱ”在西方学界同时存在着批判和认同两种取向，但不可否认该理论符合现代技术依赖跨界集成创新的逻辑，为应用导向和跨学科、超学科的科学与技术知识生产提供了解释框架和行动指南，推动了跨主体、跨界的技术创新实践。事实上，科教融汇的实质特性乃技术的“进化”：既是新技术产生的过程，也是新技术知识生产的过程。通过对技术的“进化”分析可知，外部协同机制的创设可以为技术创新生态打造提供支撑，这也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系统的构建及促进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理路。

一是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技术推动职业教育价值实现模式的转变；二是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常体现为“智改数转”驱动下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慧教育服务体系升级；三是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创新要素投入促使职业教育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进而优化教育要素配置与结构调整。概言之，在创新技术驱动下所形成的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不断赋能职业教育大国向职业教育强国发展，而职业教育强国的科教融汇水平和创新能力沉淀又反哺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式发展。

（四）基于因地制宜发展过程的节奏契合性

《决定》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教育强国建设与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同频共振。从技术的本质上看，布莱恩·布瑟在其著作《技术的本质》中尝试突破“单数意义技术”的研究范式，创新性地将技术视为一个有层级结构的自定步调且不断发展的有机体：“整体的技术是树干，主集成是枝干，次级集成是枝条，最基本的零件是更小的分枝；此外技术具有递归性，是由不同等级的技术构建而成。”这就要求职教工作者从系统论的角度思考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节奏性。

首先，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依靠创新技术主导，以创新要素优化配置，而职业教育强国建设亦亟须以改革创新激发新动能。其次，不同的教育资源禀赋丰裕度与匹配度将会影响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程。锚定产教融合目标，因地制宜把控发展节奏是塑造教育新动能的关键所在。最后，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助推教育强国的内在逻辑来源于传统职业教育模式的裂变，其变革节奏因需求差异、发展环境而定，需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新质人才培养体系重构，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三、难为：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现实堵点

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通过构建与国家重大战略、区域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相适应的职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更好地赋能教育强国建设。新发展阶段，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教育强国建设还存在着新质人才产出效能式微、区域经济增长贡献乏力、科教融汇保障机制欠缺等问题。

（一）人才供给不足：新质人才产出效能式微

长久以来，按照职业教育学科中通用的卡尔·米切姆技术知识分类逻辑，技能应属于技术的下位概念，而在职业教育实践话语体系中技能和技术两个概念并行，致使出现了存在明显差异的两类人才培养定位。前者主要面向一线培养的技能操作型人才为主，后者则强调培养具备技术创新、过程监控、新产品开发等能力的高技术人才。“新质生产力”所揭示的高度科技创新的生产力，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人力资源配备和人才持续供应。在新兴科技冲击下，经济社会对劳动者的思维模式、创新能力、就业技能等提出了新要求，对从事重复性、机械化劳动属性强、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职业教育传统劳动力产生替代和挤出，导致高技术人才供给缺口增大。

目前，我国职业院校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供给不足，传统专业落后于数智时代的发展趋势，同时过剩专业重复性设置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更重要的是，职业院校的技术服务能力“羸弱”，鲜见其作为技术协同创新主体出现。人瑞人才联合德勤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指出，当前我国数字人才总体缺口在2500万至3000万，大量数字化、智能化的岗位涌现，对数字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现阶段，我国经济产业结构持续升级转型，产教深度融合依然存在产业主导动力不足、教育供给侧单向驱动等问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产业行业发展的结构性错位日益凸显。

（二）发展结构失衡：区域经济增长贡献乏力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中首次提出经济“增长剩余”理论，标志着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教育现象的开始。在此基础上，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认为，在推动区域长期发展中采用“帕累托优化”有助于缩小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距。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的高技能人才供给需求维度观之，职业院校作为人才的供给侧，劳动力市场作为人才的需求侧，两者之间的均衡意味着人才供需数量、结构、质量等方面的全面均衡。

一方面，我国产业空间呈现“南强北弱，东强西弱”的发展态势。高等职业教育形成了引领京津冀、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发展的增长极，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出现了内部分化，部分省份对周边产生了“虹吸削弱”效应。产业的集聚性和资本的逐利性导致未来可能出现少数地区对职业教育产业的垄断，职业教育产业区域不平衡发展将被进一步放大。另一方面，技术创新要求从社会系统角度加强创新主体协同，打造区域教育创新生态。若相关创新主体能在技术创新实践活动中把握技术的“结构”，遵循技术进化的规律，将加快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当下，区域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进口依赖”、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以及隐私保护技术落后等问题，亟须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

（三）双向引导不足：科教融汇保障机制欠缺

教育发展是一个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领供给不断循环进步的过程。在职业教育成果转化过程中，由于职业教育科技创新政策机制不完善、科学评价机制缺乏、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职业教育数据要素信息标准化建设不足、激励措施较少等问题，不同区域、部门、主体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合作还存在较大障碍，在科研成果转化时应用能力不足、保障不够，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降低。

其一，我国还未从国家层面制定职业教育与新质产业创新发展的专项政策文件，缺少针对性的顶层设计和详细规划，对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造成不利影响。其二，我国职业教育科技创新成果的价值实现形式主要依赖于高职院校和科研院所，对企业科技创新研发和生产积极性的调动还不够充分，科研成果转化周期长、风险大等因素使职业教育企业自主创新活力不足。其三，需针对职业教育技术服务与科技成果转化环节中的产权归属、利益分配、技术交易市场和人才流动等环节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同时，日常的监督管理主要由管理部门审核批准为主，缺乏对研发和实施情况的跟踪评估，导致职业教育科技创新成果被束之高阁。

四、可为：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进路

发展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以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统领，充分把握发展的前置条件，夯实变革基础，注重过程均衡，强化制度保障，以开放思维整体推进、稳步筹划，实现职业教育质量的阶段性跃升，使其更好地赋能教育强国建设。

（一）前置条件：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全方位业态提质升级

《决定》指出：“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产业发展，应实现产教融合，沿着产业关联向其他市场主体正向溢出，从而助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带动经济社会宏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其一，强化顶层统筹。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需要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参与。锚定“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疏通主体间的信息共享，推动建立需求清单、任务清单等。发挥政府的引导服务作用，加强总体规划，推进教育与产业合理布局。职业院校应在提升内部治理能力的同时加强外部联动，立足区域市场与企业需求，充分利用地方产业优势开展深度合作，与企业共商人才培养、共塑师资优势、共建教育资源、共推评价改革，共同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其二，完善供需对接。积极构建“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聚力推动传统专业改造提升、新兴专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专业超前布局。面向“双碳”目标培育壮大新质专业、围绕绿色生产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通过“数实+数绿”双融合提升绿色专业群体系的韧性、效能和质量，彰显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助推绿色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其三，注重成果转化。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一环是科技成果转化，须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针对已转化的成果，加强技术积累及沉淀，通过成果转化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成果价值的最大化。

（二）变革基础：实化“五金”建设，探索新质人才培育模式

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生机的能动主体。相较于常规人才，职业教育新质人才的核心特质乃其在新质生产力链条节点中系统掌握相应元知识、元技能、元方法，具备更灵活的协作沟通技巧、更广泛的“破界”能力。其一，建好“金专业”，筑牢人才培养基本单元。以建设现代设施产业创新引领区为契机，壮大新能源、大数据分析、AI智能、生物质科学与工程、智慧农业等新质专业布局，提高产教集聚融合发展水平。其二，上好“金课程”，赋能人才培养主阵地。紧跟行业动态，融合前沿知识技术，深耕学生创新思维、批判思维、团队协作及终身学习潜能的培育。其三，锻造“金师资”，打造专业发展新引擎。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育家型教师是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核心要义。推进教师企业实践流动工作站建设，深谙行业动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与行业企业深度合作。其四，拓展“金基地”，建设技能人才孵化器。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而改设新设专业、课程、赛会、实验室等。完善校企联训、联合培养、联合导师、联合项目、“旋转门”等机制，畅通学思用贯通、知信行转化的渠道。其五，编好“金教材”，提供人才培养好脚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是老师教学、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职业教育的教材创新应紧跟科技发展步伐，扛起兴盛新质人才文化的使命，将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标准融入其中，引领“职人气质”新风尚。

（三）过程均衡：强化区域协调，打造高水平全域协同发展

《决定》指出：“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以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观之，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产业升级三维度助力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一，深挖市域产教联合体协同创新潜力，分区域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发挥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聚合效应和桥梁纽带作用，锚定重点产业区域，以产业链为主线，促进职业院校与产业园区匹配、与行业产业捆绑。盘活产业园区中的设备、人才、技术等要素资源，引导行业组织、企业等深度参与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其二，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集群发展引领转型。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布局需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围绕教育强国战略任务进行科学布局。突出“创新”“耦合”关键原则，构建多元耦合支撑下的良性治理架构和集成方式，遵循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共担责任、共享发展原则。激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员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资源共享等维度全要素、全流程的耦合状态，并产生集成综合效益。其三，共享教育数字化转型红利，激发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布局潜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信息交换的成本，提高整体配置效率，形成全社会“资源共建、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新型治理格局。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中寻求动态平衡。在“政企行校社”一体化治理数智体系下，整合多元育人主体的力量与资源，倚重多元教育相关主体和智能平台的协同合作，形成数字化基础上的协同治理生态格局，推动职业教育走向智慧型治理生态。

（四）制度保障：优化制度供给，健全一体化要素流通机制

全球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竞争，表面上是教育效能多寡的角逐，实质则是与之相匹配的教育政策供给体系之间的博弈。其关键集中体现于两大维度：一是能否对与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不相匹配的生产关系进行持续改进；二是能否对与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政策供给提供持续增量。为此，构建“决策层优化顶层设计、执行层细化过程治理、承载层强化合作协同”的职业教育系统化运行机制尤显重要。其一，决策层优化顶层设计。以法治促责任，发挥立法指引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作用，确保职业院校能够科学落实好新质技能人才新能力堆叠进阶培养理念。完善职业教育科技创新发展专项政策，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联合出台科研成果转化融入课程教学、认证机制、资源建设、教材开发等相关制度。其二，执行层细化过程治理。职业教育中的多元治理必然涉及各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划分，为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从“软法”与“硬法”维度框定各利益相关者的“可为”与“不可为”、“可不为”与“必须为”。为推进“产教科”融合互促（产学场景贯通、产教活动融通、科教过程汇通）实践提供精准、有效的衡量标尺。其三，承载层强化合作协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的效益回报具有长期性、隐蔽性与溢出性等特征。需强化多元主体合作协同，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监督评价机制。制定契合发展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多元协同育人支持政策，助力校企人才培养方案共商、课程共建、师资共培、标准共研、责任共担、发展共享，助推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提质升级。

（本文参考文献略）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Education Country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oretical Dimension, Realistic Dilemma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Zhao Shiqi

Abstrac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landscape. Its fundamental goal i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unleashes new potential in terms of time, space,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and is the driving mechanism for building a powerful education country. The innovative attributes and high-quality characteristics carried by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ve maintained a natural value fi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education country in terms of the guidance of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the goal of value creation mode transition, the inherent driving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education country empowered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facing practical obstacles such as the decline in the output efficiency of new quality talents, the weak contrib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lack of incentive mechanism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education country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clude: deepen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all dimensional business models; impl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hardware” and explore new models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strengthen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create high-leve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cross the entire region; optimize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improve the integrated factor circul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 powerful education country;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five golden” construction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