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要求，进一步凸显了技术与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受制于多种内外部因素，其中之一是在其演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陷阱。这种陷阱的出现缘于技术路径依赖、创新效率瓶颈以及社会系统对新兴技术的适配性不足。跨越技术陷阱，需要聚焦这一区域性挑战，剖析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在这一关键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独特关系。从涌现主义与超越突破理论来看，教育不仅能为新质生产力跨越技术陷阱提供支撑性力量，也能够在赋能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超越突破。对此，为了实现教育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应着力建立有利于培养原创性拔尖创新人才的具有“小世界”社会网络特征的教育系统；推动有利于促进“群体智慧”涌现的流动共享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构建有利于深化跨界合作的具有涌现特征的教育生态环境。同时，应深入探讨教育系统如何通过重构教育系统组织域、革新发展教育学学科、探索教育终极价值，实现对其工具属性的自主超越。教育系统需要真正回归其价值本源，获得以“真实性”为基础的教育终极价值建立的可能性，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教育系统；涌现主义；技术陷阱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要求，进一步凸显了技术与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显性要素，技术深度嵌入教育活动，改变了传统教育中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和认知等要素的嵌入程度，对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202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良性循环，并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关键领域的改革，破解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和难点。在2024年9月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教育发展的整体部署，明确提出了教育的科技支撑力。这一支撑力凸显了教育的战略属性，直接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受制于多种内外部因素，其中之一是在演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陷阱。这种陷阱通常缘于技术路径依赖、创新效率瓶颈以及社会系统对新兴技术的适配性不足。尽管如此，技术发展史表明，教育在推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育是否能够有效赋能技术，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探讨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既是正确认识教育战略属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升教育赋能效能的核心议题。本文基于涌现主义与超越突破的理论框架，深入分析教育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提出教育支撑新质生产力突破技术陷阱的策略，并探讨教育系统在赋能生产力的同时，实现自身超越突破的路径。
一、新质生产力的哲学意蕴与演进之困
当前，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普遍共识是，其以科技创新为主导，通过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实现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它的形成源自技术创新、尖端人才和政策环境的合力推动，是先进技术赋能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对象之后的生产力跃升，是依托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高品质美好生活服务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当代世界经济和中国新时代经济发展新特征、新趋势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生产力思想的守正创新。
事实上，学界在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阐释中，如“突破、叠加、优化组合、要素创新性配置、跃升”等概念，都蕴含“新质”概念的哲学逻辑，体现了涌现主义思想。因此，从涌现主义视角出发，进一步剖析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涵，将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其在实践中的典型特征。
（一）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系统涌现的新层次
新质生产力包含“新质”和“生产力”两部分。其中，“新质”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国社会经济变革的背景下，与“新质”相关的文章讨论了“由量变到质变”产生“新质”的可能性与产生过程中的多样性、对立性、整体性和复杂性；“新质”产生的规律性；“新质”对系统效益的增加等。基于上述“新质”的内涵，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定义“新质”一词为“多个组分结合形成整体的生态系统，出现了各组分单独存在时所没有的特点和性质”，属于生态学名词，其英文为“Emergent Property”，来源于涌现（emergence）这一哲学概念。涌现的一般概念意味着将依赖和自主这两个特征结合起来。它是对极端形式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简化论）的调解，前者拒绝某些实体的微观依赖性，后者拒绝宏观自主性。涌现是由众多个体相互作用而形成整体，并展现个体所不具备的新特性的现象，新特性即新质。
可见，“新质”一词具有涌现主义的哲学立场。涌现主义是部分与整体因果关系失效、处理微观与宏观关系的两种战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另一种解释，是复杂系统的核心特征。依据依赖性和自主性程度的不同，涌现可分为弱涌现与强涌现。弱涌现是指新质的出现不需要在部分中添加新的组件或者新的力量，它是由系统中单个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部件的集体行为造成的，新质在大规模中显现出来；强涌现指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其具有的新质，表明了涌现过程中的自主性：新质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和因果力量，这种力量是较低水平的物理基础所不具备的，是高级特性本身的力量，它被“向下”引导到它们产生的结构上。涌现是一种“有组织现象的效应的解释”，是一种中观层面的理论解释，它介于关注单个组件行为的微观层面理论和描述整个系统行为的宏观层面理论之间，研究系统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在组织的中间尺度上如何产生新的特性、模式或行为，它提供了对动态控制复杂系统原理的见解，以及在组织的中间层次上表现出来的新质的本质。
从新质具有的涌现主义哲学立场来看，如果将生产力作为一个不同类型生产力的组合系统，那么，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指实体的先进生产力，还是抽象思维层面由传统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组成的生产力系统的新层次。这种新层次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更是创设了中国技术哲学自主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是从哲学与实践层面对生产力本质的探索和超越，是对生产力系统中涌现的新质的创新表达，是生产力系统中良性形而上学的创新话语体系，兼具生产力表述系统中符号的创新和发展理念的创新。
第一，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生产力集合系统，由传统生产力集合、新兴生产力集合以及二者交互作用所生成的新的集合构成。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符号系统的层次提升，是生产力概念在深度和广度的拓展，用数学集合表示为E＝｛ET，ET－N*，EN*｝。（见图1）（图1略）
一是在传统生产力集合T中涌现新质生产力（集合ET）。这可以看作新质生产力的弱涌现阶段——新质的出现不需要在部分中添加新的组件或者新的力量，新质是由系统单个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部件的集体行为造成的。传统的生产力也是新质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二是在传统生产力与新兴技术生产力构成的集合R中涌现的新质生产力（集合ET－N*）。在这一集合中，存在新旧两种技术范式，这两种技术范式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容易产生范式更替过程中的技术陷阱，也容易融合碰撞产生新的生产活动和过程。由于引入基础创新而产生的技术集群不会立刻形成完整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它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与传统技术集群相结合。三是由新兴技术生产力集合N*涌现出突破性的、引领性的新质生产力（集合EN*）。这一阶段是强涌现阶段，新质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和因果力量。至此，在由新兴技术推动的新旧技术集群融合的过程中，过时产业折旧后剩余的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流入新的技术集群中，进入新一轮先进生产力（集合N）的发展阶段，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体现了生产力符号系统从简单线性结构向复杂层次化与动态进化的跃升。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第二，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系统中良性形而上学的概念。“形而上学”（Metaphysics）从词源来看，意为“物理学之后”。这一概念历经了三次反转。在形而上学的颠覆过程中，马克思（Marx，K.）将其推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但并没有重建形而上学，而新质生产力则在生产系统中完成了这一良性形而上学的建构。形而上学本身是一种人类追求知识的途径，是对世界本质的研究，即研究一切存在者，一切现象（尤其指抽象概念）的原因及本源的学说。良性形而上学指的是一种有益的、积极的思维方式，强调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关注实践和应用，为实现实际目标提供指导。
良性形而上学的创新思想强调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改善。单纯地追求普遍的形而上学会陷入绝对根基的传统形而上学，而承认形而上学的有限性，在特定领域追求特殊科学，则能够提供更具体、更精确的知识。生产力系统涉及复杂的技术、组织和社会结构，因此，在关注其具体的生产过程、技术创新和社会组织时，需要适合其复杂的形而上学的概念。新质生产力为此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框架：它不仅是传统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涌现关系的哲学阐释，还是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价值引领，体现了技术向“善”的人文追求。
可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从概念上为生产力系统演进提供了分析框架：传统生产力可以在不增加新组件的情况下，通过优化组合产生新质生产力，这是生产力演化的第一阶段。随着新兴技术与传统生产力的要素融合，弱涌现出新质生产力，这是生产力从量变转向质变的第二阶段。当以新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展现出规模效应时，生产力系统中将强涌现出突破性、引领性的新质。此过程呈现出螺旋式循环发展的特征。从涌现主义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新质生产力是在生产力系统内不同类别生产力的交互和组织中所产生的新的特性。它具有整体独具的特性和大规模组件的协同性。这些特性可能无法从单个生产力的属性中直接预测，它与系统的规模大小相关，只有在系统足够大时才能涌现出来。因此，需要从方法论层面探讨部分到整体的组合、演变、进化过程，分析量变到质变的不同涌现产生的机制。
第二，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系统集合中，不同生产力组件通过联结与结合、融合与分散、层次与进化关系共同形成的，因此，具有网络外部性和偏好附连。新质生产力的网络外部性是指新兴产业、创新技术或新型服务的发展，可能通过网络效应，对相关产业、市场或社会产生正面的外部效应。偏好附连是指网络在增长时，连接度高的节点比连接度低的节点更有可能得到新的连接。这表明，生产力系统中具有高影响力的关键节点更容易促成新质的形成。例如，掌握关键技术或资源的组织、企业、专家学者，或在生产力系统中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关键人物，往往是新质涌现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偏好附连在自主生长机制下，容易导致“马太效应”并形成寡头经济体。然而，新质通过“涌现”产生，其非聚合性（non-aggregativity）与非线性效应，使得系统整体的发展更加多元化，呈现出不同技术和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而非寡头垄断。这种非寡头垄断的特性，使得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更具多样性和灵活性，促进了系统的开放创新和协作。
第四，与寡头垄断相对应的另一概念是长尾效应。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满足主流市场的需求，还能够满足长尾市场的需求。长尾效应指的是市场中存在大量小众产品，虽然单个产品的销量不高，但由于种类繁多，总销售量却可与畅销产品相当甚至更高。新质生产力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使得企业能够更加灵活、低成本地生产多样化产品，从而丰富了长尾市场的产品供给。
第五，新质生产力是以社会福祉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两种发展逻辑，一种是经济逻辑，指在经济活动中，经济目的支配着技术的运用。另一种是技术逻辑，是指在技术的运用过程中，容易产生对技术问题的单纯性改进，这种技术改进没有带来经济效益。这种二分法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经济逻辑与技术逻辑的对立关系。而新质生产力具有了超越经济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发展逻辑。在引领未来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更加注重从“内在属性”、“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式”维度与绿色经济的契合与实践，强调人文关怀、生态环境和社会责任，通过新质生产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二）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陷阱及其对教育的挑战
根据生产力符号系统的分析，从由传统生产力主导的经济模式进化到由先进生产力主导的经济模式，需要经过ET，ET－N*，EN*不同涌现程度的新质生产力阶段。在新质生产力集合ET－N*中包含新旧两种技术范式，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可能在范式更替过程中引发经济和社会风险。技术史表明，技术的更替通常伴随着“创造性破坏”，并可能产生恩格斯式停滞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受阻。“创造性破坏”是熊彼特（Schumpeter，J.A.）于1911年提出的核心概念，用以解释经济发展周期。它指新技术、新产品或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对现有市场格局和产业结构产生颠覆性影响，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和价值链。恩格斯式停滞指实际工资停滞不前，而整体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这些风险也被学者称为技术陷阱。（见图2）（图2略）
因此，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要调整技术陷阱区域“创造性破坏”的程度并防止产生恩格斯式停滞。有史以来，教育扮演着人们适应社会变革的关键角色，尤其是在技术革命期间，教育为人类和社会跨越技术陷阱提供了重要支撑。教育通过前沿知识、创新型人才和创新文化可以影响创新的程度和质量。如通过提升人们的创新能力、科学素养、技术技能等，促进科技和知识的进步，推动创新的发展和应用，使人们更好地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减少失业率的增加，降低创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教育还可以培养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创新朝着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发展，减轻破坏效应。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具有涌现特征，并可能在发展过程中引发技术陷阱。这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应以人才、产业、科技为抓手，结合整体性、创新性、复杂性思维，探索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与此同时，需要我们警惕教育工具属性对教育自身价值的裹挟，应构建教育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适当关系，探索如何在保持教育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对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赋能。
二、以超越突破视角探究新质生产力与教育的适切性
直面新质生产力演进过程中的技术陷阱，关键在于深入剖析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在这一关键区域中的复杂关系。教育如何在技术陷阱中保持独立性，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新质生产力又如何反作用于教育的转型与革新？明确这一关系，不仅能够揭示教育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独特价值，也能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对教育未来的深远影响。只有如此，才能探索二者协同发展的现实路径，摆脱发展中的诸多困境。
（一）从注意力的场结构到超越突破
在新旧技术动能转换的背景下，涌现主义为重新审视部分与整体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生活系统通过与周围元素的互动而不断自我创造与演化，这种变化并非简单的部分叠加，而是在相互交叠的区域实现质的突破与飞跃。注意力场结构概念揭示了社会系统在分化、瓦解和重构过程中的动态演化机制，而超越突破理论则从技术变革与文化发展的视角，进一步阐明复杂系统如何在变革中实现整体性跃升。这些理论为理解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在交叠区域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对探讨二者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意力的场结构概念源于场理论，基于系统和社会活动中四种不同的注意力根源，分为“我在我”、“我在它”、“我在你”和“我在当下”四种场结构。这些结构分别对应行动中注意力的不同指向：“我在我”聚焦于组织边界内部；“我在它”扩展至组织边界外围；“我在你”超越组织边界，关注他者视角；“我在当下”则强调行动中保持边界开放，兼顾周围不断涌现的动态因素。
这四种场结构产生了四种涌现流动，推动不同的关系模式发展：从重复过去规则、复制既有模式，到依据当下具体情境制定新规则，再到通过反思变化的情境实现规则的共同进化，最终达到集体生成规则并展示即将涌现的未来。所有社会现实的创造过程都包含这四种场结构，从一个场转向另一个场的拐点在每个层次上具有相似的动态特征。在复杂系统推动深层次变革的过程中，需要构建开放的涌现环境，使人（或系统）在关系的不断进入和退出中，对时间、空间、自我、集体以及支持空间的体验发生转变，从而重塑个人与集体的共生关系，释放真实的自我与集体创造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重塑个人与集体的共生关系，实现真实的自我和集体创造力”的思想在文化哲学中亦有呼应，其学术表达即为超越突破。
超越突破（transcendence breakthrough）是文化哲学中的核心概念，用以描述古文明或古文化向轴心文明转变的阶段。根据这一概念，哲学家将超越突破之前的文化称为古文化或古文明，而之后的文化则被称为轴心文明。
超越突破概念的提出，旨在解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新旧技术更替及重大思想文化变革过程中，不同古文明的兴衰与延续。在这一时期，一些古文明通过文化突变避免了灭绝，得以延续至今。这一现象被描述为文化和思想的“哲学突破”或“超越”，其核心在于“退而瞻远”——“退”指个体从社会中抽离，超越世俗束缚；“瞻远”则指人类对更高精神价值和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基于这一理论，学术界进一步将超越突破定义为对现实世界之外终极真实的发现，这一真实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成为社会价值的核心基础。超越突破还被解读为人类在面对自我、面对环境和面对死亡的三重关系中，从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脱，追寻独立且不依赖于社会组织的终极人生意义或价值。
超越突破是个体或系统获得独立合法性存在的重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或系统通过超越外部束缚、重新审视内在价值，实现了从依赖社会关系或外部认同到自主确立存在意义的转变。这不仅是一种独立性的确立，更是对存在合法性的追问与赋权，从而使个体或系统在复杂环境中实现内外协调发展。
（二）超越突破描述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关系的适切性分析
注意力场结构揭示了系统之间建立相互联系的普遍规律，超越突破概念则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规律的价值意义。注意力场结构解释了在复杂涌现环境中，不同系统如何通过四种场结构的互动建立相互关系，并实现各自“在当下”的存在状态。超越突破旨在描述文化系统在与其他系统的相互影响中，逐步独立形成其本体价值与存在意义的现象与阶段。面对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可以借用系统的普遍规律和超越突破这一概念描述当前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为教育生存的正当性以及本体价值寻找理论依据。
首先，超越突破这一概念也可以表达其他系统的自我演化与合法性的独立存在，每一个系统都有以“真实性”为基础的终极价值建立的可能性。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超越突破是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在注意力场结构中的互动中，实现了自我选择与进化的存在跃迁，实现了文化系统相对于社会系统的独立存在，即在由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中，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化或古文明成为今天所说的轴心文明。不同文化的超越突破都是以真实性为基础，让真实性本能（常识的客观性）处于终极关怀和相应价值的系统支配之下。可以说，每一个系统都有在注意力场结构的互动中实现其自身价值存在的机会。
其次，从实现超越突破的主体力量来看，知识精英是系统实现其自身价值存在的关键。在文化系统中，轴心文明的产生处在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变、文字和书写系统等传播技术兴起的社会变革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不同文明中出现了一批新的知识精英，他们产生了追求超越现实生活的眼界和对理想秩序的追求，并以此来审视世俗秩序的合理性，因此，带来一些古文明的突变，实现了文化系统的超越。可见，知识精英是推动文化实现超越突破的主体力量。知识精英作为各系统变革和创新的主体，具备超越现实的视野和能力，能够在各自领域中建立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发展逻辑。在教育系统中，知识精英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通过革新教育理念和制度，推动教育系统实现自我进化。
最后，新一轮的技术更替周期有可能成为教育系统实现再次超越突破的一个关键节点。依据超越突破的观点，教育系统在文字技术发展史中实现了一次重大突破，从而具备了自身的客观存在：在文字出现之前，教育方式主要是口耳相传和切身实践，内容容易随人的消失而消失，且教育系统受国家政体稳定的影响。文字的产生、造纸术的发明、字体的统一，为教育脱离人的载体传播创造了条件，确立了教育系统的当前价值，形成了具有两大功能的现代教育系统。但当前的教育系统正面临新技术发展带来的变革与挑战：智能社会的到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教育目的和价值取向发生变化，拥有新的探索方向。新技术革命下，依靠标准化教育来批量生产人才的模式将难以为继，需要从教育系统的现有制度和思维模式中抽离，不断追求超越现实的理想和价值。
超越突破这一视角为从宏大叙事结构中看待新质生产力和教育的关系提供了方向。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和新兴生产力集体涌现出的具有新特性的生产力，其本身是生产力系统的一种超越突破。它突破了当前先进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二分法的分析框架，是一种整体论，以增进人类整体性福祉为衡量依据，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体现了超越突破的内涵。此外，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支撑新质生产力快速突破技术陷阱区域，加速新旧技术更替的过程。与此同时，随着教育主动赋能新质生产力，并受到其影响的双向作用，教育本身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教育的组织域正在被重新构建，教育学科也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革新。叠加当前建设教育强国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提出的多重需求与变革，教育将迎来在复杂环境中实现其自身超越突破的可能性，教育系统将以此为契机，寻找教育的终极真实与意义。
三、教育支撑新质生产力突破技术陷阱的策略
在以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为了加速突破技术陷阱区域，“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从新质生产力具有的涌现特征来看，教育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一）以高度宽容性的教育系统培养原创性拔尖创新人才
由先进生产力集合涌现出突破性的、引领性的新质生产力需要原创性拔尖创新人才。思想史的考察表明，人类几乎全部的文明成果都源于一连串偶然因素导致的少数具有极高原创性的小群体，这些原创观念或原创人物的涌现是突发性的，并且在时间维度的分布密度非常不均匀。对天才（原创人物）和原创观念的研究表明，一个社会能够享有的天才数量正比于该社会的宽容程度，有利于天才和原创新观念的系统具有宽容、自由、民主、效率等特征，“小世界”社会网络适合产生原创观念。因此，新质生产力需要高度宽容性的教育系统培养原创性拔尖创新人才：在各学科和社会实践领域做出创新性成果，为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社会民主发展、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丰富和提升等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才。
高度宽容性的教育系统是建立具有“小世界”社会网络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小世界”网络有四项必要条件：网络所含节点总数远大于节点平均度数；节点平均度数远大于节点总数的对数；最大节点度数远小于网络所含节点总数；局部网络有较高的团块性。前两个特征描述了国家教育系统大量个体或单位（如学生、教师、学校、研究机构等）之间连接度均衡的衡量指标。通过计算教育系统中涉及的节点总数和每个节点平均连接的其他节点数量评估教育系统中个体或单位之间连接的均衡程度。假设一个教育系统有100所学校（节点总数），每所学校平均连接10个其他学校（平均度数），那么，其节点总数（100）远大于平均度数（10），平均度数也远大于节点总数的对数：10＞log（100）。这样的连接度比较均衡。后两个特征表明了教育网络结构应该存在许多紧密联系的子群体，同时具有相对分散和去中心化特征。子群体的局部团聚性可以促进合作行为产生原创观念，去中心化特征可以避免教育系统中“超级节点”对教育系统的垄断。在具体操作中，可以对教育机构和专业领域学者的最大节点度数和子群体的联系度进行衡量，从而优化教育资源的分配，促进教育系统内部节点间的均衡连接和信息流动，增强系统的宽容性和异质性。
（二）以流动共享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群体智慧”的涌现
数字化转型是教育系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第一步。新质生产力具有涌现的哲学属性，需要在有利于产生涌现的环境中发展，如想法的流动、信息与知识的共享等。因此，与技术应用、教育公平和效率、教育现代化等为牵引带来的教育数字化转型不同，新质生产力需要的是有助于“群体智慧”（swarm intelligence）涌现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群体智慧是指由许多个体通过简单的规则和局部相互作用，形成的集体行为和智慧现象，具有问题解决与决策的优越性、高效性和稳定性。多样性、独立性和分权三个因素是影响一个群体智慧程度的决定性因素。在人工智能时代，“群体智慧”包含了人与人、人与智能机器以及人工智能体之间的群体智慧三种类型。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促进“群体智慧”的涌现。
首先，建立能充分发挥人与人、人与智能机器以及人工智能体之间的群体智慧涌现的知识网络拓扑结构。当前，基于群体成员个人知识的知识网络有三种拓扑结构。一是知识互补性主导的网络结构，这时群体成员的知识相互激发，最有利于形成新观念。二是知识互替性主导的网络结构，这是一种最不利于新观念发生的网络状态。“应试教育”体制培养的毕业生群体，只要来自同一专业，大致而言构成互替性主导的知识网络。三是由知识互补性和知识互替性分别主导的不同的局部网络。这样的网络结构可以不断涌现新的“局部性”（locality），它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类社会网络，尤其适用于描述大规模群体的创新过程。因此，“群体智慧”涌现的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建立有利于创新的知识拓扑结构，提高群体智能水平；通过创造性合作，实现群体创造力。
其次，建立适合群体智慧涌现的合作机制。如通过引入外部成员的多元视角和经验，解决群体内部交流过于密切导致的同质化；引入有利于观念分享的激励措施，鼓励成员批判性思考和跳出传统观念框架，分享与群体主流观念冲突的新观念；制定公平的评价和奖惩措施，防止大型群体内常见的“免费搭车”行为。
（三）以具有鲜明涌现特征的教育生态环境促进跨界合作
新质生产力在形成过程中具有大规模组件的协同性、网络外部性与偏好附连、非寡头垄断的技术融合的特点，其所需要的教育已经开始超越当前的教育系统领地，需要有力的统筹协调系统，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时代命题形塑教育、科技、产业组织间的连接方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教育系统需要发挥中国大规模经济体和科研共同体的合力优势，以人才联合培养和高深知识的生产为着力点，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规划教育系统与产业一线的多方位合作。如在坚持协同创新原则下，加强教育系统和产业界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中的紧密合作，建立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平台，支持高校与企业联合开展研究项目和技术攻关，实现创新资源和能力的互补与共享。在坚持应用导向原则下，挖掘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推动教育和科研活动直接服务于产业需求和经济发展，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机制，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在坚持开放共享原则下，倡导资源、知识和技术的开放共享，促进教育与产业界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共赢。建设开放的资源共享平台，开展联合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推动知识和技术的广泛传播和应用，如有的高校在教师教育过程中引用开放资源平台并制定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
此外，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教育可以承担起建立科学、新质生产力与公众之间（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可信任关系的责任。新技术在被人类生活采纳的过程中，背后的动力不仅限于技术的优越性和性能提升，还涉及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复杂博弈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教育是综合调节各系统博弈的关键场域，需要建立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长期以来，“科学应该由科学家来指导”的这一科学研究主张促成了科学与公众的隔绝，阻隔了公众对科学活动的了解与参与。虽然科学研究蓬勃发展，但公众的循证思维和理解科学证据的能力并未相应提升，公众仍难以区分有效证据与未经证实的观点。新质生产力需要大规模的群体协作，比以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需要公众的信任与参与，这种参与不能仅限于对技术的浅显理解，而应该参与到科学探索中，运用科学思维参与社会生产活动。因此，教育系统需要承担起增强公众循证思维和理解科学证据的重任，制定实施建立信任关系的教育课程体系，以教育系统为主，其他机构协助的方式，在社会中传播科学工作，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
四、教育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实现其自身本体价值的提升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站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点上建构的，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具有高度统一性，必然带来人的发展形态的历史性超越，驱动新时代教育的普遍性变革。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亦会带来新时代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契机，使教育系统从现有制度和思维模式中抽离，不断追求其超越现实的理想和价值。
（一）教育系统组织域的重构
以高度宽容性的教育系统培养原创性拔尖创新人才，以教育数字化新赛道推动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融合发展促进“群体智慧”涌现，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时代命题，建设具有涌现特征的教育生态环境，这些措施将改变教育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即组织理论中所说的组织域。
组织域是解释组织过程和结构的分析层面，一个组织域是整体上构成一个可辨别的制度生活区域：关键的供应者、资源和产品消费者、监管机构以及其他提供类似服务或产品的组织。它强调网络关系特征，如参与结构、信息流、组织互动层面的同态程度以及结盟和支配格局特点。在域的演化过程中，“技术改进特别是那些具有‘破坏专长的’能力的技术改进，可能会导致整个群落被全新的组织形态替代”。
人工智能、云计算和脑科学等一系列新兴技术的发展，以及新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深度运用、技术发展逻辑的变化、知识传播与高深知识产生条件的变化，改变了教育遵循的现有域。新质生产力带来了多元化主体，增加了企业、科技公司、在线教育平台等新兴主体。如未来的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和领军人才的出现很有可能在产业一线而非高校；学生导师很有可能是高校教师和产业导师共同构成的指导团队。在信息流方面，新媒介使信息流动更加便捷和迅速，打破了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信息壁垒，促进了知识共享和跨界交流。组织互动层面的同态程度也因此降低，各组织根据自身资源和定位，选择不同的技术应用和合作方式，形成差异化的发展路径。结盟和支配格局方面，高深知识生产的机构不再局限于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企业，已经成为高深知识的重要生产者。因此，教育系统与企业、科技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多方主体，将超越原有的组织边界，不仅仅通过以前的人才流动建立联系，还会基于高深知识的产生，构建跨界合作联盟。
（二）教育学学科的革新与发展
新的组织域带来了新的主体、新的教育实践和管理模式，这要求教育学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革新，以适应和指导新的实践需求。
人工智能技术带来教育学研究视野的扩大。我国教育学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基础上借鉴人类学、伦理学、脑科学以及心理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教育科学分支学科，正在经历由综合走向分化、由分化走向综合这一历程。人工智能的崛起，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GI）的发展，为教育学提供了新的学科视野和方法论，教育学科由分化走向综合这一历程将加快。AGI涵盖了更多跨学科的内容和方法，具有海量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跨学科知识融合、实时更新和学习能力、个性化和精准化建议、自动化效率提升等人类不可比拟的优势，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这种人类与人工智能体的协作将推动教育学科的整合与发展。
教育机器带来了教育学科使命的拓展。随着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群体智慧”的教育数字化转型，人对人的教育、人对机器的教育，以及机器对人的教育将重构教育学的主体。生物人与智能机器以及人机结合体共存、共生与合作成为一种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常态。人类教育史上首次在以“人”为单位和对象的教育体系之外“增添了‘机器’这一教育新单位和新对象”，需要重新定义学习、教育、教师，更新教育理念，进行教育理论层面的准备。以生成式预训练转换模型（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ChatGPT）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整合各门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在信息资源完全流通的情况下，未来强人工智能体将拥有人类历史发展以来所有的文字知识和所有的事实知识，掌握人类制造工具性技术的所有方法，是人类抽象知识与具象技术的结合体，并具有自主学习、决策、进化的能力，将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下成为社会群体中最具智慧的权威主体，“祂”将重塑教育研究者和教育机器之间的任务分工，带来教育个体、社会功能向个体、社会、智能体功能的转变。智能体的教育功能是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维度，教育学有责任和义务培养智能体的能力，以实现人类与智能体的协同发展，使智能体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未来。
（三）超越教育的工具属性：探索教育的终极价值
在生产力系统变革中，技术的快速迭代带来了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加速了生产力的转换过程，推动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这种螺旋式增长模式不仅促使社会在不断演进中实现多层次、多维度的发展，同时也带来流动加速对人的新的异化，造成“当下时代的萎缩”，使人时刻处于被驱逐感中，尤其随着虚拟技术的发展，虚拟与真实的边界正在被打破，虚拟存在、虚拟自我、数字化生命甚至“不死的自己”逐步扩张，正在瓦解人面对外部客观实在、面对自己、面对死亡的存在的真实感。在这样一个真假不分的世界里，人类将难以维系真正的道德感和生命尊严。与此同时，教育活动也逐渐被推向工具化的极端：教育是政治工具，是经济发展的工具、是技术发展的工具，是文化传承的工具等。长此以往，教育学将成为“像偏僻的、被占领的区域一样受外人治理”，丧失其存在的自我独立性。
在当前技术加速变革、社会真实性面临瓦解之际，教育系统应当重新以个人对生命的体验和理解为真实基础，在加速流动的不确定性中为人们提供一份稳定感，使个体在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保持灵活性和韧性；帮助人们构建内在价值观和世界观，通过促进个体之间真正的情感联结和充满人文关怀的交流，建立起共同的想象和理解，有效对抗加速社会中碎片化信息对人类共同表征能力的消解，在高度流动的社会中寻找稳定与共鸣。由此，在教育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教育需要重新审视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兴起的文化教育学（也称为精神科学教育学），并吸收借鉴对抗加速异化的共鸣教育学理论，寻找教育自身存在的终极价值。文化教育学强调通过目的与价值等概念去理解、探索社会现象的内在价值和人类精神活动的实质。以解释学为方法论，关注个人主观的心理体验以及对这种体验的解释。共鸣教育学则认为，教育不仅应当传授知识，还应培养学生的共鸣能力，对抗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包括物质压迫、信息碎片化和文化同质化等。这种理论强调建立学生与世界的深度联结，使其保持自我认知和批判意识，不仅限于知识的共鸣，还包括对社会正义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共鸣。这就需要教育系统对社会整体情境保持清醒的意识，反思权力对人的奴役、资本对人欲望的无限放大、文化对人的视野的遮蔽以及技术媒介系统对人的欺骗。教育系统只有在这种反思中，才能真正回归其价值本源，获得以“真实性”为基础的教育终极价值建立的可能性，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本文参考文献略）
Transcendental Breakthrough: A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uiwenjie Xuanxiaohong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ring new challenges and demands to education, highlighting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subject to vari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ne of which is the potential emergence of technological traps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traps result from dependence on technological pathways, the bottlenecks i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inadequate adaptation of social systems to emerging technologies. To get over technological traps,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challenges in this area, and analyze the uniqu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is critical historical stag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emergentism and transcendental breakthrough, education can not only provide the supportive force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etting over technological traps, but also achieve its transcendental breakthrough in the process of empowerment. To this end, in order to make education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e need to establish an educational system helping to cultivate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and featuring a social network in the “small world”; promote the fluid and shar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hat facilitates the “swarm intelligence”; build an emergence-oriented environment of educational ecology helping to deepen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explore how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chieves its transcendence over the instrumental attributes of education by reconstructing the organizational domain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novatively developing the discipline of pedagogy, and exploring the ultimate value of education. In conclusio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needs to genuinely return to its source of value, achieve the possible establishment of the ultimate value of education based on “authenticity”, and boost new vita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ducational system; emergentism; technology trap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