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地区国家安全教育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总体布局的重要举措，也是学校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内容。为凝聚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国家安全共识，以交往行动理论为研究之眼，分析交往行动理论与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国家安全教育的适切性，具备目标契合、路径重叠、结果一致的高度吻合性。据此，交往行动理论为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形成了以“交往语言”建立国家安全教育话语共识、以“交往世界”塑造国家安全教育规范共识、以“交往行动”达成国家安全教育理性共识的行动逻辑。鉴于此，民族地区学校应建立国家安全“交往共同体”，遵循交互主体性的语言范式；创设学校场域“理想沟通情境”，制定理解互认的认知规范；建构各民族师生“交往合理性”，唤醒主体间性的行为自觉，以期形成民族地区学校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场域自觉。
关键词：民族地区；国家安全教育；场域；交往行动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全因其地理区位、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特殊性与敏感性，成为一个特殊且复杂的治理场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国家安全风险内渗和外溢相互传导，境外渗透、极端宗教、恐怖主义、分裂势力时刻威胁着民族地区的公共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尤其民族地区学生历来都被视为国内敌对势力和国外反华势力颠覆渗透的争夺对象。而民族地区学校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场域，不仅是推进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建设的主要场所，也是中央关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贯彻落实的重要场域，直接影响着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目前，学界关于民族地区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的研究，多从工具理性视角进行探讨，重点聚焦于国家安全教育体系构建、课程改革、价值意涵、实践路径等方面。诸如，张杰以“大安全”观为战略指导思想，明晰国家安全教育体系构建的框架、要素及内在逻辑，进一步探索民族院校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改革方向和创新路径；王景云聚焦民族高校，深挖国家安全意识教育的价值意蕴，明确目标导向，探讨实践路径；刘义兵从宏观角度通盘梳理民族地区推普工作服务维护国家安全的价值变迁，以及语言服务对国家总体安全的积极意义和实践路径，等等。较少有学者基于主体交往理性视角，针对民族地区学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殊场域进行论述。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切入点，以新时代民族地区为现实观照，探讨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行动逻辑和实践理路，以期为实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长治久安提供新思路。
一、交往行动理论与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国家安全教育适切性分析
在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民族地区国家安全建立在56个民族交往的基础之上，且民族地区学校作为培育国家认同、促进各民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肩负着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职责，故各民族师生主体交往行动构成实现民族地区国家安全的生成点。因此，聚焦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实施国家安全教育无疑成为增强民族地区凝聚国家安全共识、增进各民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群众对国家安全认同的重要方式。
（一）交往行动理论的本土化阐释
20世纪80年代，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分别于1981年和1983年出版两卷著作《交往行动理论》，提出以语言为交往媒介、以生活世界为纽带、以理解为导向、以主体间性为主要特征的交往理性，主张通过“理想的沟通情境”来恢复对话，以语言沟通来协调人们的行动，促使参与者能够自由平等交流，达成理解和共识。概言之，该理论是指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两个或更多的交往主体通过语言媒介进行平等交流，并以协商的方式达成共识的一种主体间的互动行为理论。随着交往行动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国内对该理论的研究也日益加深，任皚和郑召利等学者较为系统、全面地对交往行动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解读，认为更具合理性的交往行动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交往行动的主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人；第二，交往行动的手段是以语言为媒介；第三，交往行动的主要形式是主体之间的诚实对话；第四，交往行动的原则是以公众认可的社会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规则。就其本质而言，交往行动是行为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通过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对话而达成共识、和谐的行为。后来，随着交往行动理论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延伸、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涵盖了从个人到群体，再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包括教师、学生、家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互动模式。其中，部分学者将交往视为一种教育性活动，并应用到教育研究之中，如徐萍从交往行动理论视角重构高校师生关系；俞锋基于交往行动理论视域构建全景交往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范式；刘静澜也在交往行为理论视阈下进一步探究高校网络学习共同体中师生关系的构建。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将该理论应用到民族交往和国家认同层面，如王伟基于交往行动理论思考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内质和蕴涵；杨佩从交往合理化看民族共识的生成机制。可见，通过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教育本土化实践，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传播、更新文化知识，还可以更有效地发挥社会整体化和促进社会团结的功能。
尽管交往行动理论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发展创建的，与我国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交往行动理论强调的理性交流、相互理解和追求共识的核心原则，被应用于分析中国的社会交往模式，尤其在处理各民族关系时，这一理论的本土化为促进我国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和实践路径。当下，我国民族地区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各民族群众之间会面临由思想观念差异、宗教信仰分歧及风俗习惯迥异引发的矛盾与问题；国内外民族分裂、民族敌对势力、民族极端主义等多方面的问题依然复杂。而交往行动理论为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旨在通过关注社会行动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公正性，以及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理解来解决问题，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理解和尊重，减少矛盾和冲突，从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支持。
（二）交往行动理论与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关联框架
交往行动理论从无到有，到内涵功能的无限延伸，再到多学科领域的广泛应用，其本质始终围绕对人类社会互动方式的理解与批判，以及对更为公正、民主社会秩序的追求。通过对交往行动理论进行本土化阐释，可以发现交往行动理论与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国家安全教育具有很强的关联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交往行动理论与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目标契合”。交往行动理论在于重建人与外部世界、人与社会世界的现实联系，以语言为媒介重塑合理性的交往行动，为社会的合法性提供生活世界基础，进而在共同的生活背景下协调各自的行动，使彼此的意图和行动达到一致。同样，民族地区学校场域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媒介，构成各民族师生日常交往互动的生活背景，汇聚各种国家安全教育知识和观念，为维系彼此交往关系提供共同的价值和信念，引导各民族师生在思想认识上筑牢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集体认知和社会共识。显然，两者在目标上均通过两个以上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主动、积极地构建社会关系及结构，促进主体的行为交往和互动一致，从而实现社会整合。第二，交往行动理论与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路径重叠”。从社会关系建构的路径来看，“交往语言—生活世界—交往行动”是提高理解、形成共识的关键路径，其中，“交往语言”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生活世界”是言语者和倾听者相遇的先验场所，通过共有的理解和认识，促使双方交流顺畅，更易达成共识；“交往行动”是主体间遵循有效性要求，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聚焦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与工具，促成各民族师生主体之间形成“我”与“你”的平等关系，并通过理解、对话的交往实践形式，使各民族师生主体聚焦国家安全进行知识交流、思想碰撞、精神建构，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和践行者。第三，交往行动理论与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结果一致”。达成交往共识、实现全面理解是个体参与一切交往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交往理想形态的最终指向。其核心范畴在于相互理解，在交往互动中达成交往行为主体间的“理性共识”和“行动共识”。对于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国家安全教育而言，不论是理论知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实践活动形态的教育，最终都将借由丰富的物质材料激发各民族师生间的情感共鸣、生发共情体验，进而融汇为中华民族情感的获得和自发自觉的爱国实践。
总而言之，将交往行动理论应用于民族地区学校场域的国家安全教育，不仅能增强民族地区社会的包容程度和各民族成员间的接纳程度，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互信、互助、互爱，还能为国家培养具有全局观念、战略思维、政治意识和能力担当的高水平复合型国家安全人才，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然整合与稳定运行。
（三）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理性审思
立足新时代，民族地区学校是各种新思想、新理念的诞生地、集散地；着眼未来，民族地区学校是境外敌对势力企图进行思想渗透的主阵地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针对民族地区学校这一特殊场域而言，其特殊性具体体现在：一是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目标需紧扣地方性国家安全风险特点，密切关注民族地区国家安全风险变化情况，根据形势需要对民族地区国家安全教育地方课程进行调整改革，提升各民族师生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使大批接受过国家安全教育的社会精英成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二是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对象具有多民族背景，学生来自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语言习惯和生活交往方式。三是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广泛，除了传统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还应立足于地方性国家安全风险的具体表现，归纳和阐释其特点和规律，针对民族地区生态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新领域研究应对理念、思路和策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知识。同时，也要注重民族地区历史文化教育，通过讲述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和民族文化传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四是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形式特殊，既要遵守《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基本要求，也要适应地方性特点，鼓励、支持民族地区学校教师根据当地社区环境、民族文化、学生心理和认知特点等，主动探索国家安全教育地方课程本土化教学，构建国家安全“认知—情感—意志—实践”相联结的一体化教学体系。
基于交往行动理论视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民族地区学校这一特殊场域实施国家安全教育进行理性思考：第一，民族地区学校场域为各民族师生构建共同的生活世界。民族地区学校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共识，将抽象的国家安全概念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为各民族师生相互理解、交往互动提供所必需的共同背景知识，加强对民族地区国家安全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以及对不同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尊重，促进各民族师生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基本认知和价值共识。第二，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促进各民族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协商。各民族师生在共同生活世界的知识背景下，民族地区学校采用协商式学习方式，开设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鼓励各民族师生、生生主体之间双向沟通、平等交往，让学生参与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选择和活动设计，增强各民族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感。第三，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采用共通语言教学。考虑到民族地区各民族学生语言背景的多样性，民族地区学校可以采取共通语言教学策略，使用可被领会的、真实、真诚和正确的交往语言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尽量避免误解和偏见，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有效接收国家安全教育的信息。显然，从交往行动理论出发探究民族地区学校实施国家安全教育，恰能针对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的特殊性，构建各民族师生日常交往互动的生活背景，采用共通语言对话形成民族团结实现的媒介，引导各民族学生从观念上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在思想认识上筑牢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总而言之，唯有站稳守好民族地区学校意识形态主阵地，播种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增强各民族师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才能切实提高民族地区防范抵御各类安全风险的能力。
二、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行动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国家安全专章中强调“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聚焦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国家安全教育离不开各民族师生间的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其中，“交往语言”和“生活世界”是各民族师生交往行动的共同基础，“交往行动”指向建立或维持两人或多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交往不仅是语言性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交往工具促进各民族师生人际合作，而且还涉及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在参与交往的师生主体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特别是维护教育情境中既有师生关系的人际纽带；更是一种“共识行动”，唯有参与交往的双方或多方就行为的意义达成肯定或否定的共识，该交往行为的真正意义方能被充分领会。
（一）以“交往语言”建立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话语共识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是主体间达成理解交融的首要条件。作为交往交流工具，语言具有交际、建构国家身份认同等功能，是反映个体国家认同的核心指征，也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政治安全的重要因子。在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民族地区学校各民族师生、生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共通语言对话，以沟通理解和达成共识为目的的话语实践。但是，任何话语空间都存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各种异质声音的话语交锋，而交往的目的在于达成共识，在交往主体间建立语言意义上的共识结构，即通过语言沟通把参与者的行为计划以及参与的目的融合成为一种互动。总之，话语作为国家形象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语言与国家的发展及存续存在密切的正变关系，语言问题的“安全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身份象征，在维系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增强国家认同等方面作用突出。聚焦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学好并掌握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健全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的话语机制，凝聚全校师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建立民族地区国家安全教育话语共识的重要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语言是“重要纽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师生增强国家认同的工具基础和情感基础。作为行为的协调机制或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语言可以把知识准确地表达出来，并将“知道如何”转化为“知道为何”。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习得和使用过程中，不仅有助于各民族学生形成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模式，还能引导学生深刻体悟精神与情感层面上的天然共生性，实现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同通往内在精神价值的趋同。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和青海省等地各级各类学校扭转目前注重法律条文宣讲和一般性知识传递，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交互载体，采用各民族相互融通的概念、范畴、表述，形成真正指导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实践的陈述合集，把“学校想讲的”变成“学生想听的”，从简单的法律条文宣讲转向互动参与式教学，引导各民族学生一起做国家安全的维护者、践行者和见证者。同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安全资源和战略资源，是国家主权与尊严的象征，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同功能和最佳“通用”效果，加强各民族师生对国家认同的建构与强化，既有利于向各族师生讲清楚“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的道理，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又有利于帮助各民族群众提升安全文化素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另一方面，语言是“文化闸门”，文化认同是各民族师生增强国家认同的动力之源和精神支柱。立足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民族的血液中自古流淌着和谐统一的文化认同基因，塑造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其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彰显着中华文明的传承，是国家的文化根基所在。在推进民族地区安全建设的过程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消除语言交际障碍、维系社会交往、实现文化传承、凝聚民心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总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交互载体，延续中华文化发展脉络，也是增进民族团结进步，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的长久之策、固本之举。
（二）以“生活世界”塑造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规范共识
“生活世界”是交往行动始终运行于其中的境域。对于个体和集体而言，有了生活世界的结构面也就有了合理行为的指南。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是“行为主体之间发生交往活动的背景预设，也是交往行动者互相理解的‘知识匣子’和‘信念储蓄库’”，其中包含伦理道德、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共识。在交往理性下，民族地区学校作为共通的文化背景存在于交往行为之前，引导各民族师生基于各自的“生活世界”进行交往活动，并通过主体间的相互交往、沟通达成相互理解，从而形成共同理解、认可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共识。
规范是一个社会群体中共识的表现，服从规范的核心意义在于满足一种普遍的行为期待。为塑造民族地区国家安全教育规范共识，形成包容性的价值取向以及“重叠共识”的文化世界，学校空间通过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个性社会化的交往实践，将各民族学生的背景性知识转化为理性化的现实行动规范，在彼此理解、协同互动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普遍规制作用的文化共识和社会规范，从而促成“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和再生产。具体而言，在文化层面上，文化是以语言结构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信仰与价值的综合体，是交往者可随时运用的知识储备。在国家安全领域，文化既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也是国家安全的目的。民族地区学校各民族师生凭借文化传统所传递的知识背景满足彼此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需要，并通过文化再生产强化全校师生形成相互理解、广泛认可并共同遵守的国家安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安全观。在社会层面上，社会是由一定规范体系建立起来的共同体，是交往者调整交往行为所依据的合法的秩序。各民族师生通过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和法律法规，在“信念储备库”中逐步形成社会伦理规范和价值共识，自觉服务于民族地区社会的整合和团结的构建。例如，青海省各级各类学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作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法律基础，邀请国家安全局、保密局、公安厅等工作人员进行法制专题讲座和报告，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向在场师生详细讲解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设立背景等内容，同时在各民族师生之间秉承“平等商谈”的对话方式，开展国家安全知识问答和观点辩论，引导各民族师生自觉建构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规范，以此实现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而发生的社会整合。在个性层面上，个性是社会化给个体带来的满足程度。社会化是主体以主体间网络中的个体身份参与社会活动和交往进程，不断习得、运用和修正自身的言语和行为等，并努力在社会中得到自身个体性的主体间认同和个性化的尊重，捍卫自身的同一性，从而促使个体认同现存的规范。例如，学生在学校社交网络中自愿了解国家安全的概念、内容和价值，自觉掌握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学说的主要内容，积极投身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及相关国家安全理论研究，自发参与国家安全教育实践活动，自然形成主动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信念。总之，交往行为根植于“生活世界”，民族地区学校是各民族学生沟通、交流、思考的关键场域，未来应建立开放和谐的社交网络，形成社会全体成员承认、尊重并认可的规范标准，引导各民族学生以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为目的的交往原则，增强学生的自我理解与互相理解，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三）以“交往行动”达成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理性共识
“理性共识”是基于理智审思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侧重于强调理性反思与批判精神在价值认识和实践领域的运用，尤其突显理性对共识的规约。在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交往行动”是至少两个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通过符号进行交流互动和对话，以此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协调，最终实现一致，其核心范畴是“相互理解”，旨在交往互动中达成交往行为主体间的“理性共识”。民族地区国家安全教育旨在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引导各民族师生基于自身主体性，将国家安全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强化责任担当，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知信行相统一。
置身于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实践中不同的民族主体，交往行为始于各民族师生之间的互动，终于民族与国家的互动，即归结于国家认同。具体而言，一方面，各民族师生交往行为本身所具备的“理性结构”，服务于国家安全价值理性的生成。“理性结构”的交往行为本质上区别于无意识或偶发性的活动，它为行为者自身及其关联方构建了富有意义的行为框架。首先，国家安全教育本质是一种价值观教育。相较于其他的常规知识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不仅依赖于系统科学的知识建构，同时也依赖于知识输出如何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实现“入脑入心入行”。此外，人的主观意识是人头脑的产物，是基于物质世界而产生的，是对客观存在的感知，而个体能够识别的安全威胁的深度、广度与他们的心理状态、认知水平以及对威胁的认识和其他情感态度息息相关，存在诸多内部、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民族地区学校可依托入学仪式、军训、节日庆典、全民国家安全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面向学生的“国家安全进校园”系列特色教育活动，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入脑入心、见行见效。其次，国家安全教育重点在于提升直觉力。直觉的能力体现在能够敏锐地洞察并持续聚焦于国家安全问题，并在潜意识层面上对国家安全保持高度警觉性和深刻的敏感性。尤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而言，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力和敏感度，以及对我国民族、国家安全观的认知和行为，将直接影响我国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以及国家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师生交往行为遵循“主体—主体”的间性规范，建立国家安全教育理性共识。通过理性交往能够建立起人与社会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合乎价值规范的关系。首先，语言活动中的互动沟通理性促进各民族师生之间达成国家安全共识。交往主体的文化程度、文化知识储备及其持续更新，在增强人际交往的效能与合理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各民族师生主体间交往通过讲道理达成的规范和共识更具约束性，因为这种共识有真正的理由，更能让彼此心悦诚服。随着各民族师生主体的频繁交往互动，学校将成为构筑积极文化联系的桥梁，汇聚各方力量，形成美美与共的共生环境，共同推动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的实现。其次，学校生活领域的公共理性促进各民族师生之间增进国家安全共识。在国家安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陷入“虚假共识”“浅表共识”“消极共识”等共识误区，引导各民族师生在学校场域构建真正的国家安全理性共识，重塑学生价值观的内部结构，为学生创造理性舒展的学习空间。言而总之，达成交往共识、实现全面理解是个体参与一切交往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交往理想形态的最终指向。
三、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实践理路
在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主体间交互性共识的达成、以理解互认为规范基础的交往有效性的实践生成、以“生活世界”再生产和理性化为深层关联，是交往理性建构的理想图景。因此，从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场域出发，通过选择恰当的话语进行对话形成国家安全实现的媒介、经由承认和重视共同的规范标准确立国家安全实现的规则、凭借改变生活世界重建国家安全实现的场域，从而夯实国家安全实现的坚实基础。
（一）建立国家安全“交往共同体”，遵循交互主体性的语言范式
语言具有符号性和主观性双重特性，是“服务于理解的交往媒介”。对于“存在于口语交往结构中的生物”—人来说，语言展现出一种普世性、不可避免且先于经验存在的规范力量。在交往主体的语言对话活动中，哈贝马斯强调对话理性和交互主体性，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理智与行动相结合，促进个体与社会、符号互动与背景关联、交互主体的共存与生活世界的结合。在民族地区学校这一微观生态系统中，每位教师和学生均是拥有自觉性和自主性的主体。构建国家安全意识的关键在于激活各民族师生主体的自觉意识，形成相互理解的语言交往范式，实现对国家安全价值信念的认同。
具体而言，一方面，以理解信任为交往行为的核心，构建“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在交往共同体内部，高标准的交往理性为行为与通过达成共识来调停行为冲突之间的顺利协同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其一，建立共生、共容、共同交往的国家安全共同体。共生即共同生活的空间、共容即相互包容、共同交往即学校生活活动。作为各民族师生共同生活的空间，民族地区学校应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交往媒介，建立集知识、情感、心理共在的国家安全教育共同体，内在的要求各民族师生之间相互包容、平等交互、和睦相处，促进学生个体与他人、群体在其生活共同体的学习互动，增加各民族学生对国家安全共同性认知。其二，建构同质、同构、同源的想象共同体。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particular solidarities）。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应以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同质团结的社会基础为纽带，借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有文化、共有价值、共有心理，在教学班级中建立互利、互善、共在、共生的共同体制度，自觉形成高度凝聚的政治共同体，引导各民族师生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沟通活动中建立互助互动理性，以此促进国家安全意识的生成和国家安全共同体成员间的交往。
另一方面，以平等对话为交往行为的前提，诉诸交往主体言语行为的交互主体性。人的交往动机和交互主体性的语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达成相互理解，取得共识，交往理性才能在语言行为规范合理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其一，在平等交互中生成国家安全共识，提高国家安全话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应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交往交流媒介，以国家安全教育通识课为载体，以深入浅出的话语讲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促进各民族师生彼此平等交往、真诚交流，并以此传达自身对国家安全的思想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意志，全方位塑造国家安全共识。与此同时，还应建立各民族相互融通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促进各民族师生国家安全话语自觉表达，实现师生主体间心理情感上的共鸣、意义感知上的共悟和价值认同上的共识。其二，在对话协商中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提高国家安全教育知识输出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交往的关键在于对话。各民族师生应依托合理的交往行为，克服主体理性的片面性，把孤立的主体转变为彼此关联的交互主体，创建主体间性的师生交往，使各民族师生彼此互为主体。例如，民族地区学校紧密结合当前民族地区安全形势任务、经济社会热点问题和在校师生思想状况，精心策划系列专题教育，以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团队合作、案例分析等互动形式，呈现民族地区国家安全教育的理论精髓和主要内容，促使各民族师生在交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传播国家安全知识、强化国家安全意识与责任意识。
（二）创设学校场域“理想沟通情境”，制定理解互认的认知规范
交往行为本身是一个复杂多维、持续变化的过程，其中个体的个性特质、情感状态、思维模式，加之其文化环境与风俗习惯等多重因素，都会在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过程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理想沟通情境”中，反思、批判的标准为实现在语言和行动中平等交往扫除障碍，保证参与谈话的主体能够自由、平等、公正地展开理性讨论，使得交往双方能真实、真诚、适当地进行交往行为，达成理性共识。
一方面，建构交往主体间的认知语境，讲好国家安全故事。首先，构建有利于各民族师生互动交往的理性境域。依托数字建模、虚拟成像等新兴技术，在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之间联合构建国家安全教育网络矩阵，配备国家安全教育实验室、模拟场景和相应的教育资源，打造跨时空对话、体验的浸润式网络课堂，提升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同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国家安全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能引发师生共鸣的新概念、新表述为纽带，营造有利于融合主体认知、理解、想象的国家安全舆论环境，常态化开展民族地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创意作品征集、“我眼中的国家安全”视频征集、国家安全主题演讲比赛，助力不同民族的个体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发展独特的个性与人格，增进人际关系和谐，从而推动社会凝聚力与民族团结目标的实现。其次，打造有利于各民族师生和合共生的安全空间。在民族地区学校场域，应积极寻求“想讲”与“想听”的结合点，采取“讲故事＋讲道理”“生动案例＋抽象概念”相结合的方式，讲好民族地区乃至中华民族的国家安全故事，积极主动传播我国的革命史、军史、国防建设史、毛泽东军事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增强全体国民的民族自信和危机意识，减少对中国的安全疑虑和误判，真正形成“和合共生”“优态共存”“共建共享”的国家安全空间。加之，建立有利于各民族师生共学共事的教育环境。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应积极探索全覆盖、全过程路径，用好红色资源、文物古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各类文化场馆等社会资源，加强民族地区国家安全实践教育，打造国家安全教育特色学校和教育品牌，不断升华各民族学生对国家安全的理性认知，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转化为学生可接受、可理解、可掌握的理论与实践。例如，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利用原子城纪念馆、“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祁连二军纪念苑、同宝山生态旅游暨红色研学基地、门源回族自治县旱台军民连等现有资源，组织开展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促进各民族师生进一步掌握国家安全理论、走近国家安全实践、感悟国家安全重大意义。
另一方面，规范交往主体的认知模式，厚植国家安全意识。首先，创新民族地区学校国家安全教育模式。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应秉承课程建设与校园文化并重的原则，系统推进国家安全教育进校园、进课程、进教材，积极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与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全过程有机结合，增强国家安全教育的针对性、系统性、感染力，引导各民族学生理解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现实意义，并把这种认识融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中。例如，青海省高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中均设有专题讲解国家安全教育相关内容。其次，注重各民族教师对国家安全的情感培育。教师的表达要符合公认的社会规范（道德准则、主流价值），构成某种先于行动又指导行动的“情境界定”或“知识背景”，才能获得学生的认可和接受，从而达成师生间的共识，确保师生交往行为合理有序推进。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关注、思考国家安全相关问题时，应当侧重于情感层面的引导，引发学生的共情意识，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接受信息的热情。尤其思政课教师应秉持深厚的教育情怀与家国情怀，深入了解并熟稔国家安全的相关历史，对那些为国家安全无私奉献乃至英勇献身的英杰致以崇高的敬意，以此陶冶自身真挚的情感。此外，强化各民族学生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共悟。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应积极宣传有关国家安全内容的典型案例，提高各民族学生“生—生”主体间往返对话频次，在交往互动中增强学生思考国家安全的主体意识。同时，通过现实鲜活的国家安全教育案例，深化各民族学生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在思想上更加认同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及其中蕴含的思想理论和爱国主义精神等，并以此协调主体自身行为，使各民族学生真正理解并接受国家安全教育。
（三）建构各民族师生“交往合理性”，唤醒主体间性的行为自觉
“交往合理性”，即交往主体之间相互认同、普遍赞同而且自觉遵守的规范以及价值理念。其中，“合理性”关注的核心在于拥有语言与行为能力的主体如何有效获取并运用知识，而非单纯对知识的拥有。结合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交往行动实践中，民族地区学校应通过普遍语用学建立平等合理的主体间性，推动各民族师生在主体间共识的有效规范下行动，深刻领会各民族师生交往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以此维护社会的整合性、秩序性及行动的协同性。
立足生活世界，理性交往是保持交往主体的间性关系、达成交往共识、实现全面理解为最终目的的交往方式。具体而言，一方面，建构真实有效、规范有序的交往合理性。其一，基于“理想沟通情境”形成国家安全理性共识。教师应挖掘民族地区校园文化中蕴含的国家安全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并对真实鲜活的国家安全教育案例素材进行恰当的增删和转化，力图在厘清价值情境中各种暗含关系的基础上，确定国家安全教育教学内容加工的重点和方式。同时，以先导材料引领学生国家安全观的价值思考方向，科学设计国家安全价值观教学内容的逻辑关联，以教学支架搭建价值认识链条，增强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其二，基于“共同价值规范”激发各民族师生理性思考。教师应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依循“对话—理解—共识”的方法路线，以真诚的“对话”和充分的“协商”激发各民族学生对国家安全的理性思考，以此提升学生在国家安全实践层面的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帮助学生自主建立国家安全价值规范，矢志做国家安全知识的“传播者”、安全底线的“守护者”。
另一方面，重构行为主体内在结构，自觉践行国家安全行为。一是通过对理性统一的追求，自发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支持。道德规范标准的确立是一个各抒己见、协商讨论最后被普遍认可的过程，也就是将不同意见变成一种“知识”的过程。民族地区学校应坚持规范标准的“普遍化”原则，在国家安全课程中开辟专章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等基础性国家安全法律的相关内容，为各民族学生提供理性运用的线索，引导行为主体在交往实践中自发形成理解且认可的国家安全行为期待，自觉遵守与服从国家安全规范，着重培养学生就事实达成共识的能力和有效的行为能力。二是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消除伪交往，自觉塑造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共识。在各民族师生的交往行动中，不仅要坚决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提高各民族师生的思想觉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也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民族师生间的接纳和包容程度，促进各民族学生深切理解极端主义思想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还应该激发各民族师生在对话交往中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民俗习惯、伦理道德在稳定社会和规范行为上的教化作用，让国家安全意识牢牢扎根于各民族师生的言行中，为边疆民族地区国家安全提供思想屏障。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Logic and Principle of Implementing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in Schools in Ethnic Areas
YuanMei DongQin
Abstract: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in ethnic region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in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it is also key content for schools to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consensu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schools in ethnic regions, the article take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makes analysis upo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 and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in schools in ethnic regions, with a high degree of consistency in goals, overlapping paths, and consistent results. Based on thi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provides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in schools in ethnic regions, forming an action logic of establishing consensus on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discourse through “communicative language”, shaping consensus on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norms through “communicative world”, and achieving rational consensus on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through “communicative action”. Addressing this, schools in ethnic areas should establish a national security “community of exchange” and follow the language paradigm of interactive subjectivity; create an “ideal communication scenario” within the school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 cognitive norms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constructing the “rationalit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awakening the behavior consciousness of intersubjectivity, so s to form a conscious field for implementing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in schools in ethnic areas.
Key words: ethnic areas;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field;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