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教劳结合”是一个亟待重新审视和深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教劳结合并非只是教育学命题，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学命题。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本最紧迫任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高度重视教育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独特作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关键词：党的教育方针；教劳结合；教育属性；新质生产力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教劳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教育方针的核心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劳结合思想上曾经产生过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认识，教劳结合实践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劳结合思想本义，主要从教育事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以及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角度认识教劳结合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把握教育的“三大属性”，深刻认识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性和相互支撑性，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一体发展，高度重视教育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独特作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一、促进生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劳结合思想的精神实质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劳结合思想对教劳结合问题开展了广泛研究。有学者指出，1978—1995年，我国有近100家杂志发表了近300篇有关教劳结合问题的文章，教劳结合问题一直是中国教育学界较为关注的课题。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将劳动教育纳入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随后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将党的教育方针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劳结合问题由此再度回到教育理论研究者视野之中，学术界又一次开展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劳结合思想的研究。例如，有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时代诠释；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有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劳结合思想进行了重新思考。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教劳结合仍是一个亟待澄清的重要理论问题。它不仅涉及教劳结合命题的学科归属问题，而且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劳结合思想精神实质的认识和把握。

（一）关于教劳结合命题的学科归属问题

教劳结合命题的学科归属不同，人们对教劳结合就有不同认识。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主要将教劳结合理解为一个单纯的教育学命题，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这两个角度来理解。这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因为教劳结合涉及“教育”，而且“劳动”具有教育价值，教育理论工作者立足人的全面发展来研究教育和劳动，将教劳结合作为一个教育学命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看，不少学者将人的全面发展理解为德智体美劳五种素质的发展；从全面发展教育看，不少学者将教劳结合理解为教育的原则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教劳结合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产生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

人们通常认为，要通过实施全面发展教育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实际上将“人的全面发展”窄化为一个教育学命题，夸大了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忽视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一种社会理想，他们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始终围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展开。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导致异化劳动和人的片面发展的根源。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必须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体系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要不是一个教育学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职业的教育家，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们对于教育的认识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在苏联及我国学术界普遍将“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教育学论题或教育方针，而忽视了它作为“一个统御着社会活动一切方面的总体性概念”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他们通过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五个命题予以分析，将“未来教育要通过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来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看作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并认为它是构成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政治经济学命题的主要内核。也有学者认为，从传统教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教劳结合思想存在工具化倾向，提出应该进入更高层次的形而上学或哲学层面，从人的存在、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的意义上来理解教劳结合。

就“全面发展教育”而言，有些教育学者将“全面发展教育”拆分为“五育”，进而将“五育”与人的五种素质机械地对应起来，主张通过“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不仅割裂了“五育”的一体性和相互依存性，而且使全面发展教育从教育思想沦为一种教育模式。事实上，全面发展教育是不能简单拆分为“五育”的。民国时期就有学者看到了德智体分开来的局限性。如陈泳声认为，“现代教育的原则是以个人全部（整体）为中心，决不可以将一个整个的机体硬切为德、智、体三部”；吴俊升认为，“教育活动，就其客观而论，一而已矣，不能强分区域。……教育活动，犹如金字塔之有三面，而非如鼎之有三足”。另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有不同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教育方针对全面发展教育的表述，经历了从“三育”到“四育”、再到“五育”的变化过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传入中国，与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中的‘成人’等思想相结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五育’理论。”在国外，不少教育思想家和教育学家基于其哲学思想和教育理念，对教育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各不相同的阐述。例如，英国教育思想家洛克根据其绅士教育思想，将教育划分为体育、德育、智育，并将体育置于首位；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根据其“全人格”教育理想，将教育划分为学问（真）、道德（善）、艺术（美）、宗教（圣）、身体（健）、生活（富）等六大领域。

教劳结合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正确理解教劳结合，需要将之放置在党的教育方针中来理解，需要把握党的教育方针的全面内涵。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没有沿用1958年教育方针中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提法，而是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这个方针一方面明确了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教育的关系，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个方针虽然是在《决定》中提出的，但它并不只是关于教育的方针，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1984年10月至1985年5月的七个月内，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三个决定围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将经济、科技、教育（人才）有机联系起来，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政方针。

党的教育方针不只是关于我国学校教育的方针，还是关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方针，具有全面性内涵。从内容表述看，党的教育方针主要表述了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表述了宏观层面的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问题，即为什么要发展教育、发展什么样的教育和怎样发展教育，其核心是为什么要发展教育；二是表述了微观层面的人才培养问题，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其核心是为谁培养人。从内容表述的结构看，关于宏观层面的教育事业发展问题表述在前，关于微观层面的人才培养问题表述在后。教劳结合是作为宏观层面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容先行表述的，这表明教劳结合主要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它并不只是一种培养人才的途径和方法。宏观层面的教劳结合，其中的“教育”指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劳动”指的是生产力发展意义上的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物质生产劳动”。这种意义的教劳结合，目的在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作为人才培养途径和方法的教劳结合，其中的“教育”指的是“人才培养活动”，“劳动”指的是另一种人才培养活动，即“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这种意义上的教劳结合，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活动的结合。虽然党的教育方针规定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但其中的“劳”是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提出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素质要求，并且“劳”与“德、智、体、美”等四种素质构成统一整体关系。它既不是指“生产劳动”，也不是指“劳动教育”，更不是指“教劳结合”，而是指“劳动素质”。

（二）教劳结合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是教育学家和专业的教育家，他们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以及教育思想更多体现在共产主义学说中。1847—1878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教劳结合问题作出了十条经典论述。这些经典论述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实现了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教劳结合思想的扬弃，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教劳结合思想的阐发，始终是围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来谈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劳结合思想的精神实质，必须置于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体系中来认识和理解。

“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大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入诠释了劳动对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与意义，提出劳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劳动发展史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密钥。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劳动”转化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劳动”。马克思以“商品”为逻辑起点，明确了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等的区别和联系，通过对商品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等的分析，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剥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使“生产劳动”由纯粹的经济学概念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概念。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提出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劳动是人类所有活动中具有根本性的活动，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了生产技术，形成了生产关系。劳动是人的类特性和类本质。人是一种将自己的生命本身作为对象来加以生产的存在物，人的生命本质就在于其生产性劳动。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人特有的社会能力、社会属性和社会特质，都是通过生产劳动产生的。劳动不仅使人迈出了从猿到人之决定性的一步，而且劳动创造的生产力与丰富物质财富为人类繁衍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恩格斯指出，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理解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所谈的“生产劳动”，是生产力发展意义上的生产劳动。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理解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从一般生产劳动过程出发，认为“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更确切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表现为生产劳动”；二是从特殊的生产关系出发，认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只有“直接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而消费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生产力发展水平看作社会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是推动社会形态变革的根本力量，任何社会形态向更高形态跨越的根本动力都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时，生产力必然要冲破生产关系的束缚。同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会受到生产关系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限制了生产力发展，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依据生产关系、特别是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阶级关系，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并通过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劳结合思想的立足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首先立足于大工业生产来谈教劳结合。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理解和分析教劳结合，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基本逻辑。大工业生产实质上是科学技术赋能甚至主导物质生产，这使大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具有技术属性和特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到，大工业生产是以先进的生产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他们深刻认识到现代科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进而看到了现代生产对现代科学的高度依赖性，以及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的高度关联性。有学者认为：现代教育把现代科学和现代生产这两个系统联系了起来，现代科学作为现代生产和现代教育的共同基础把两者联系了起来，成为现代教育和现代生产劳动两者的联系点和结合点，这是现代教育和现代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立足大工业生产谈教劳结合后，论述了大工业生产对工人的要求，以及工人怎样适应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进而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马克思说：“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因此，接受教育或训练成为工人发展劳动能力、增强职业转换和流动能力的关键。“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工艺学或综合技术教育，认为它们体现了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大生产对于劳动者综合素质的客观要求，工艺学或综合技术教育能够使工人阶级适应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作岗位的全面流动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大工业生产所谈的教劳结合是“双向结合”，即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生产劳动也要与教育相结合。前者立足教育，是以教育为中心的教劳结合；后者立足生产劳动，是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教劳结合。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教劳结合既是大工业时代的教育规律，又是大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规律。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揭示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原理，教劳结合是近代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双向结合”不是分别发生的，而是同时发生的；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相互联系而发生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教劳结合是教育规律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有机统一，实质上科学技术主导的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然性植根于大生产本性的思想，深刻揭示了现代生产和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生产发展的要求，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关于教劳结合的意义，有学者指出，近代思想界先驱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的考察大体沿两个方向进行：一是生产劳动进入教育家的视野，发现了生产劳动的教育意义；二是教育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发现了教育的生产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教劳结合的意义之一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教劳结合的时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大工业生产，将教劳结合作为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的目的之一，在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是在当时苏俄开展经济建设的条件日益成熟的情况下提出教育应当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这并不是说要改变教学原则和教学方针，而是要使教学工作的性质适应于正在发生的变化，看到现在要进行和平建设，要实行从工业上和经济上改造国家的远大计划。”他基于苏俄生产力发展需要，强调苏俄的教育工作要适应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要服务苏俄的经济恢复工作和即将出台的国家电气化计划。

教劳结合的意义之二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这是教劳结合的未来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初，已充分注意到劳动与教育的关系，注意到劳动所包含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即便这种劳动还只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与教育的关系，恩格斯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马克思指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列宁也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育和教学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未来社会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仅仅通过实施“智育和体育”是不够的，还必须实现“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是科学技术主导的“大工业生产劳动”，是生产物质财富的“物质生产劳动”；马克思认为，只有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比如农业和制造业，其他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他所说的“智育和体育”“综合技术教育”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育”。“教育”和“生产劳动”都是培养人的途径和方法，但只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是未来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科学技术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点，教劳结合是通过科学技术这个结合点的结合。离开科学技术这个结合点的教劳结合，不可能成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二、党的十八大前关于教劳结合的认识和实践探索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对教劳结合的认识及其实践偏差

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述苏维埃文化教育工作总方针时就提出“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关于教劳结合的早期探索。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教劳结合并未明确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原则。1958年春，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谈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强调要通过教劳结合使“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毛泽东同志心目中的“教育”并不专指学校教育，既包括学知识、学文化，又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他心目中的“受教育者”不只是指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还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他一直强调所有劳动者都要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同志不是就教育论教育，而是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出发，希望通过将教育与社会生产、生活和阶级斗争一体化，将教育的目的、生产的目的、革命的目的统一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予以实现。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劳结合思想，陆定一将教劳结合的目的概括为使我国工农群众知识化，同时使我国知识分子劳动化，使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双方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学生即工人农民，工人农民即学生，最终实现人人能生产、人人都学习，变为既是劳动者又是知识分子的新人。毛泽东同志对陆定一关于教劳结合的论述给予高度肯定，他在审阅陆定一的文章时还加了批语：“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毛泽东同志的教劳结合思想带有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倾向，即通过生产劳动来改造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关于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的根本关注点，是劳动在新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是要造就一代新人”；“毛泽东十分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国内外形势变化导致教育工作的重心从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转向思想政治教育，这体现在毛泽东同志对党的教育方针的新表述中。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的新表述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将教育部之前有关文件所提的“智、德、体、美全面发展”改为“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将“德育”放在首位；二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劳动者”，而且所培养的“劳动者”必须是“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有文化”的劳动者。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是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提出教育方针新表述的。毛泽东同志一共讲了十二个问题，关于党的教育方针的新表述是在第五个问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中提出来的，是在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之后谈到教育方针的。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劳动观点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同志教劳结合思想的鲜明特点在于高度重视生产劳动在社会主义新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教劳结合对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意义。他认为青年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能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增强体质、学习知识和文化。《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强调“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当时宣扬生产即教育、劳动即学习、学校即工厂、工厂即学校，把教劳结合变成了在生产中学习和在劳动中改造思想，从而导致在一段时期内学校所开展的生产劳动失去控制，打乱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严重削弱了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这些偏差虽然不久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但在教育理论、教育思想上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在教育思想上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教劳结合的理论作了简单化理解。不是把科学当作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点，不是把科学当作独立于生产劳动之外的完整体系，不是把教育过程当作存在于生产劳动过程之外的独立过程，不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解为两个独立过程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教劳结合演变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村学校“开门办学”，所有学生都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不仅偏离教育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方向，而且忽视了教劳结合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意义。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对教劳结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进了思想解放，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力上来。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专门谈到教劳结合问题。他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我们的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我们培养训练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周密的计划。”邓小平同志不只是在学校层面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更从宏观层面强调整个教育事业发展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邓小平同志主要从促进生产力发展角度看待教劳结合，将教劳结合的目的确定为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他牢牢抓住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两个关键点：一是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二是必须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来发展生产力。他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科技发展与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他强调要依靠人才和科技来发展生产力。他将“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他高度肯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个好的文件”，“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他认为这个文件“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同志将教劳结合理解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从促进生产力发展来理解教劳结合的本质内涵和重大意义，回归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劳结合思想的本义，为确立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同志将教劳结合的目的确定为发展生产力，促进了对教育战略属性的认识。他指出：“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他强调，他“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他要求将教育和科学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强调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根据邓小平同志的系列谈话和讲话精神，党的十二大第一次将科学和教育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提出，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党的十四大报告将“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作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党的十五大做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决定。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都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作为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

三、新时代教劳结合思想的新发展

（一）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充分发挥教育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是全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的关系，实现社会生产力内涵与时俱进。马克思早就看到“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并从战略上看待教育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当今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教育、科技、人才日益一体化，教育的战略属性凸显。在科技创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的关系，不是平面三角关系，更不是三点一线关系，而是围绕创新形成的多重“钻石型”关系。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进程加快，科技发展加速交叉和跨界融通，科技与社会、文化深度融合融通，推动了与新技术紧密相关的新兴产业兴起。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越来越取决于对教育、科技、人才、创新的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科技”“人才”“创新”三个概念紧密结合起来，将教育、科技、人才统筹并用专章做出一体部署，进一步明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丰富了社会生产力的时代内涵；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这一新部署，既坚持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与战略性支撑，实现了教育从“优先发展”向“战略优先”的转变，又强调了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统筹协同和系统集成，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

二是高度重视教育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并将“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是对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全面阐述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要求、部署和任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话语的时代转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针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高端人才和科技制高点国际竞争加剧以及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所做的战略决策，是对新世纪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系统集成和迭代升级。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目标，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调人才强国战略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居于重大战略地位。党的二十大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会聚性载体，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会聚科技、人才和创新方面的集成优势。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承担着知识创新的基础性、先导性使命，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国家队作用，加速集聚、重点支持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在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人才力量方面发挥特殊作用。要强化研究型大学建设同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的对接，加强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突破，为培养更多杰出人才做出贡献。要充分发挥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力。

（二）高度重视教育对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独特作用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正式提出新质生产力，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生产方式巨变对生产力概念的全新认识，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对生产力发展做出的创新标定。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需要发挥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独特和重要作用。

一是要发挥高等教育在促进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主体作用。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科技进入生产过程，便成为一种对生产力体系中各要素起普遍作用的渗透性要素，它转化为劳动者的技能、物化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成为直接的、现实的、物质的生产力并为生产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突出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进一步增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自觉意识和担当精神；要加强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突破，加速集聚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为培养更多杰出人才做出贡献；要大力发展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突出前沿技术交叉融合，加快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全面提高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要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加快研发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积极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要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和发展，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劲动能。

二是要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增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研究型大学理念源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其成功实践在于20世纪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型大学实现了两次迭代发展。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实质上都是以其新功能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变革的新作用而为人们所关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必须推动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走迭代发展之路。其中的关键是要引入创业型大学理念，要以创业型大学理念来实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迭代升级。创业型大学的本质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新技术与新产业汇聚融合，从而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形成未来产业生态。要推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将教学、科研、创新与创业整合起来，与科技型产业融合发展，将之打造成为“创业加速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围绕服务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努力创造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和发展，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必须构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生态网络。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已不再局限于单一领域的资源投入，而是愈发依赖于一个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打破教育界、科技界、产业界之间的壁垒，构建起多主体参与、共生共创的产学研融通共同体，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品孵化—市场应用”的深度融合创新生态链，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四链”有机衔接。

三是要发挥高等教育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枢纽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理论突出了科技创新、数据要素、人才驱动的新动能作用，提出了对生产力要素的新认识，包括具备高知识技能的新型劳动者、科技赋能的新劳动工具、以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劳动对象等。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形式发生深刻变化，要求劳动者具备高知识技能素质；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赋能的新型劳动工具，它能极大助力劳动者实现高效生产；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对象更加广泛，特别是数据、信息、算法等非物质形态的新劳动对象，产生了全新的生产模式和劳动内容，有着远大于传统劳动对象的价值。新质生产力的这三个方面都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密切相关。

科技创新带来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升级、拓展，要求新型劳动者具备更多专业知识、掌握先进设备以适应新型生产模式。这就要求充分发挥教育在培养新质劳动者、拓展新质劳动对象、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方面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人的因素是生产力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新质生产力对人才的需求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人才，需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精准对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造就能够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需要的人才队伍。要持续推进学科专业动态优化调整，大力发展交叉学科，超常规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学科专业，加大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高精尖缺”学科的投入力度，推动传统优势学科与前沿技术深度交叉融合，通过人工智能实现学科内涵更新和数智化转型。要深化创新创业教育，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锻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队伍，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具备更多知识、技术与管理能力的劳动者。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Spiritual Esse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ought o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Zhang Yingqia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is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ssue urgently requiring re-examination and in-depth study. Far from being a mere pedagogical propositio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is, in essence, an iss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Marxist thought on this integration lies in the promoting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Party identifies the further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urgent task for achiev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ordinating an integrated reform of systems and mechanisms pertaining to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Furthermore, the Party has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promoting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it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approach has achieve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ought on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in line with the times.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