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统计对象的人口，常由自然事实的名词化而退居为教育话语的背景存在，社会随之被描绘为可度量、可预测的指标时间轴，进而生成关于教育话语生产的线性想象。为冲破人口名词化的封闭性，应进一步寻求将人口动词化的可能，使之成为持续生成、不断涌现的人口化过程；同时，在人口作为形容词的框架下，使教育由权利话语逐步转向自然治理，以人口充当介词式的中介，通过个体特征将治理机制与价值目标加以联结。人口本身是一个需要被想象才能存在的抽象实体，具体表现为：在人口叙事中建构社会演进的线性图式，由名词的封闭性转向动词的开放性过程，并将人口的自然性转译为可增殖的社会生产力。

关键词：人口意义；教育话语生产；社会想象；线性图式；开放性过程；社会生产力

当人口结构发生变动时，围绕教育的种种言说便随之涌现，它们不仅描述现实，更在描述中建构着人们对教育未来的集体想象。换言之，人口问题如何被转译为教育议题，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生产，而这种话语又反过来框定了社会对教育变革的想象空间，且在现实中，这一话语的生产过程往往是隐匿的。人们谈及教育与人口的关系时，常常被一串数字所吸引：出生率下降多少、学龄人口增减多少、班额应该控制在多少。这些数据的存在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坚实的依据。本文试图追问：在人口变动背景下，教育话语是如何经过社会想象生产出来的？为何“人口”总是以统计数据的面貌出现，而非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经验？数据化的人口叙事在带来治理便利的同时，又遮蔽了哪些更根本的问题？通过考察这些人口与教育话语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揭示数据背后的社会想象机制，探寻一种超越技术理性、回归人之存在意义的教育思考方式。

一、人口如何在教育话语中被问题化

人口作为一个对人类种群计量的单位型名词，并不是以纯粹的自然存在进入教育话语中，而是以量化的对象出现，即出生率、死亡率、迁徙率、年龄结构等指标，在教育中形成师生比等资源配置话语。人口既是一个中性的统计事实，又是一套将“人”转译为可计算、可比较、可治理对象的数据化形态。人口常以背景性形态嵌入教育话语之中，既规定了教育问题的提出方式，也影响着教育目标与政策工具的选择，从而参与塑造教育话语的基本框架与社会想象。

（一）治理技术的介入：人口从自然事实到统计对象的转换

“人口”的解释范围随历史语境在不断演化。17-18世纪，英国将“人口”视作解释贸易、财富和福利等社会现象的基础变量，使得人口规模与结构成为衡量社会财富与国力的重要指标。这一时期的人口观念奠定了现代统计学、人口学和经济学的知识基础，同时预示了“人口”作为治理对象之新范畴的确立。作为一种延伸性存在，人口概念已从生物学中的物种维度扩展到了公共行政学中的公众维度。这一扩展并非自然发生，而是治理技术介入的结果，当国家开始以统计、登记和分类等手段测量人口时，人口便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事实，而是被转化为可计算、可调控的治理对象。福柯称之为“人口自然性”的转型，即一种自然（nature）进入了权利技术领域，“人”不再仅被视为个体臣民或抽象的权利主体，而是被抽象为权力技术运作的客体与知识对象。人口由此成为治理的起点与归宿。

当人口从自然存在的人群转变为可统计、可测量的集合体时，它便不再是模糊的社会现象，而成为精确的分析对象。这种转换的关键在于：人口获得了形式化的数量特征，可以通过数学和统计工具进行客观描述与因果分析。教育不再面对抽象的“人”，而是面对具有明确数量特征、年龄结构、地域分布的“学龄人口”。教育话语由此获得了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外衣，入学率、辍学率、师生比、教育回报率等量化指标成为教育讨论的基本语言，还生产出一系列诸如“学龄人口变动下”“适应学龄人口变动”等背景话语。当人口研究采用形式主义方法论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等因素的关系数量化时，教育就成为了影响人口质量的关键变量，同时人口结构也影响着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类型。培养人才的目的之一被定位为“提高人口质量红利”的举措，学龄人口变动成为引发“基础教育师资在区域、学段、学科间供需矛盾”的统计学事实。教育话语由此被深深地嵌入形式主义方法论之中，依赖数据和统计工具建构其合法性，这陷入了一种循环：它必须以统计化的人口为背景来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同时又被这种背景所限定，无法触及教育与人的存在之间更深层的关联。在人口科学的框架内，只有能够在集合层面被量化的人的生存维度，才具有知识的合法性。这一原则直接决定了教育话语的生产逻辑。

（二）人口叙事的导向：教育话语在人口变动中的产生

人口叙事并非对数量变化的被动记录，而是在生育、迁移、年龄结构与劳动力再生产持续调整中形成的解释框架。人口的每一次结构性变动，都会在公共领域激起一轮关于教育的重新言说，并依循特定的叙事框架对人口事实加以选择、排序与赋义。教育话语之所以在人口变动中凸显，正在于教育既承担人口素质塑造、代际流动调节与人力资本积累功能，又深度介入国家对发展秩序、资源配置与社会预期的制度回应。在相同的文明与技术条件下，人口增减皆属常态，人口密度与社会财富常呈正相关，这正是“人口红利”的发生机制。人口是影响教育发展的基本要素，学龄人口是公共教育服务的目标群体，其数量、结构、分布的变化直接关乎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和教育发展的质量。但这种关联本身并不必然导向危机叙事。然而，当代教育话语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问题化倾向，无论学龄人口增减，都被表述为供需失衡、资源错配或效率下降：人口增长时，忧虑学位紧张、班额过大；人口下降时，又焦虑学校闲置、教师过剩。人口叙事由此在“红利”与“焦虑”之间不断跳跃，而这一跳跃的完成恰恰依赖于教育话语的中介作用。

这种问题化逻辑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有两条公理，“一是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二是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得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的结论，其理论的核心在于人口几何级数增长与生活资料算术级数增长之间的永恒张力，预示着人口规模终将被迫收缩至生存资料所能维持的水平。恩格斯批判了马尔萨斯将人口问题简化为生物学规律的做法，将视角从抽象的人口与食物的关系转向了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指出，所谓的“过剩人口”并非源于食物供给的绝对不足，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就业机会相对于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人口的增长势必会带来供给上的问题，毕竟空间的有限性与增长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由此，人口叙事在“红利”与“焦虑”之间发生跳跃，而教育正是完成这一跳跃的关键中介：一方面被要求吸纳人口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在制度层面持续放大人口波动的治理意义。人口问题并非自然地指向教育困境，而是在教育话语中被重新编码、被问题化，并最终转化为教育改革与政策调整的正当性来源。

（三）统计理性的渗透：不确定数字上确定性话语的生成

现代治理对确定性的诉求使得统计逐渐成为认识社会的主导方式。统计理性以可测量、可比较为承诺，将流动的社会现象编码为离散数据，并以技术化表达遮蔽其内在的不确定，进而生产出具有确定性外观的知识判断。作为一种统计形态的人口总是以数字的方式纳入教育话语考察范围内的，久而久之便在对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建构了一套看似客观中立的知识体系，将复杂的人类存在问题转换为人口统计学的数字矩阵。正如民国时期学者所感叹：“研究中国人口，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确实可靠的人口调查。”这种不确定性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即使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口调查仍然无法精确捕捉每一个生命的真实轨迹。出生率、死亡率、迁移率等核心指标的误差和数据问题仍旧存在。当前的调查结果已经表明了人口在某些地区呈现少子化趋势，但反观我们每天生活的世界，大城市处于拥挤状态，所以这种少子化趋势是有时滞效应的，毕竟人口是一种基于当下的现实，同时也是时间性的存在。全球范围内仍保持有一定的人口基数增长，地域广阔、人口密集、流动频繁等复杂因素交织，使得绝对准确的人口统计成为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理想。历史经验更加凸显了人口统计的不确定性：从清代中期至20世纪40年代末的约200年间，关于中国总人口的估计竟有47种之多，最大数字与最小数字的差额几乎相当于1938年整个欧洲人口的一半。

人口统计充斥着不确定，但教育话语愈发依赖这些相对科学的数字进行资源配置。然而，正是这些充满误差的数字，成为了教育话语生产的核心依据。学校布局依据学龄人口预测，教师编制依据生师比计算，教育投入依据人口密度分布。人们对人口变化的直观感受往往比统计数字更加真实和深刻。家长对学位紧张的焦虑、教师对班额变化的体感、社区对学校存废的担忧，这些鲜活的经验往往与官方发布的人口数据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毕竟只有经过统计处理的数字才被认为具有合法性。事实上，人口统计作为技术理性工具在教育治理中的应用，实际上也代表了教育决策从经验主义向循证主义的历史性进步，毕竟其为教育话语的生产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的参照系，使教育规划摆脱了纯粹主观臆断或利益博弈的困境。

二、人口在不同词性变换下的教育话语生产

作为统计形态的人口以数字的身份实证化地出现在教育话语生产的背景中时，其只是一串具有名词意义的人口数字，而当人口以名词形态出现时，话语便呈现为出生率、入学率、辍学率等统计数字，“人口”与“人”虽说都属于同一类别，但前者属于集合概念，后者属于个体概念，涉及词性的变换。每一个人口数字背后都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不能单单以作为名词的人口数字衡量教育话语的生产逻辑是否有根据，而应在广义上的词性变换中重塑教育话语的生命。

（一）作为动词的人口：从线性决定到万向涌现的话语生成

当人口被视为名词时，它呈现为一种静态的存量，可被清点、归类与预测，其与教育的关系也因此被简化为一种线性的因果链条：人口规模决定学位供给，人口结构决定资源配置。然而一旦将人口理解为动词，它便显现为持续发生的流动、聚散与生成的过程，是个体行动、制度安排与文化期待相互交织的产物。人口与教育的关联呈现出一种万向涌现的话语生成场域，二者在彼此塑造中不断生产新的议题、新的主体与新的可能。从名词思维转向动词思维，是从“是什么”（what it is）的定义转向“如何做”（how it does）的问题。然而，动词思维所追问的并非人口的数量状态，而是人口的行动方式与生成过程，构成了教育话语不断涌现的真正源头。作为名词的人口，依赖出生率、死亡率、迁移率等指标构成线性的因果链条：人口变化在前，教育调整在后。作为动词的人口则意味着一种“人口化”（populating）的持续过程，人口并非预先存在的对象，而是在流动、选择与实践中不断被生成的。这里的“生成”既指人口在物质层面通过出生、迁移、聚集等行动不断重构自身，又是在话语层面通过命名、分类、叙述等实践不断被重新定义。

在动词思维视角下，每一次入学、毕业、迁移与分流都不只是人口数据的变化，而是一次教育话语生成的动词事件。正如有学者指出：“以动词为核心的链接网络显然不是线性的主谓宾结构，而是万向链接。”动词思维成为反思名词思维的元语言。每一个教育现象都可以追溯到人口的动词状态，这种动词性视角打破了教育话语的主谓宾线性结构，形成了万向链接的网络——“就学”引发“迁移”、“迁移”促成“聚集”、“聚集”产生“分化”，每一个动词都可能成为新的教育话语涌现的本源。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转型使人们不再追寻教育与人口关系的终极本源，而是关注每时每刻正在发生的、与具体情境共生的复数本源。所谓“动词事件”，是指那些具有生产性力量、能够开启新的意义空间的行动节点。农村儿童流动到城市不仅改变了人口的分布，更创造了随迁子女教育的新话语；青年延迟生育，不仅影响了人口结构，更生成了未来小班化教学的新议题。作为动词的人口观，让教育话语从对既定现实的被动描述转向对可能性的主动创造，从单一因果的决定论走向多元涌现的生成论。每一个教育问题都成为一组动词关系函数，每个解决方案都必须在动词的连续性中去寻找，没有一劳永逸的普遍真理，只有在特定动词情境中涌现的特殊智慧。这正是教育话语生产需要的新范式——不是为人口现象立法，而是与人口动态地共同创造教育的未来。

（二）作为形容词的人口：标签化逻辑下教育想象的社会限定

在人口议题进入教育视野的过程中，“人口”常由统计对象转化为分类原则，并在资源配置、机会分配与发展评估中获得前置性的解释地位。由此形成的教育想象，往往以人口类别为认知起点，将区域、阶层、年龄结构与流动状态沉淀为社会限定条件，并持续塑造教育对象的意义边界与制度预期。形容词在语法上的功能是修饰名词，表示事物的性质、状态与特征。当人口被理解为具有形容词性时，其便不再是独立实体，而是成为限定其他事物的属性标签。在教育话语中，这种形容词化表现得尤为显著：“人口流出地区的教育”“少子化时代的学校”——人口特征成为预先规定教育性质的定语，在议题被正式讨论之前，其可能性边界已被人口属性所框定。这种标签化逻辑产生了深刻的话语效应。当提及生源萎缩的农村学校或学位紧张的城市教育时，人口属性已经预设了教育的基调与走向。农村学校被冠以人口流失的定语，其教育实践便被纳入衰败叙事；城市学校被标注了人口涌入的属性，其发展便被限定在扩容增效的技术轨道。人口红利与人口负担、人口优势与人口劣势，这些形容词性的表述，在描述现实之前已完成价值判断，教育话语在此框架中运作时，不是发现内在可能，而是验证标签所预设的结论。

形容词性人口观的实质是一种先验限定：它假定人口属性能够决定教育性质，将偶然的人口特征转化为必然的教育命运。然而，这种静态的标签化思维遮蔽了人口自身的动态本性。福柯通过18世纪人口理论家的分析揭示，欲望成为理解人口自然性的关键。有身即有欲，欲望无需提倡已是事实，欲望带来勃勃生机，但也是人类争斗的根源之一，欲望不是可以被消除或改造的缺陷，而是人口运动的根本动力。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正是这种欲望驱动的集中体现——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这种追求无法通过行政命令阻止，只能通过制度安排引导和调节。正是这种欲望驱动的人口流动，不断突破形容词标签的先验限定，才催生出一系列新的教育话语：随迁子女教育、留守儿童关怀、教育均衡发展、学区房现象等，都是人口自发流动与教育资源分配之间张力的产物。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教育话语获得合法性的方式恰恰是基于对人口流动内在动力的承认与顺应，即不是用静态标签框定人口，而是承认人口作为欲望驱动的动态过程，并据此重构教育话语的生成逻辑。

（三）作为介词的人口：从生命主体到功能通道的话语降格

在人口治理逻辑持续嵌入教育制度运行的过程中，人口逐渐由具有经验厚度的生命主体转化为政策传导、资源流转与结构调适的中介性要素。教育话语由此更倾向于通过人口来组织区域发展、学校布局、劳动力供给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联，使人口在叙述结构中承担起关系编排与功能贯通的通道角色。介词，按语法功能称为“功能词”，在句中表示其宾语同其他词之间的关系。当人口具有介词性时，就意味着人口在教育话语中失去了主体地位，经历了从主语到宾语的降格，成为连接其他实体的关系性存在。正如“通过桥梁到达彼岸”中的“通过”，桥梁本身的价值被其连接功能所定义。这表现为教育话语通过（through）人口实现经济发展，借由（by）人口完成社会分层，经过（via）人口达成政治稳定。在这种语法结构中，人的个体特征——智力、技能、态度、价值观——不是为了人自身的完善，而是作为实现外在目标的可操作变量。教育话语因此成为一个巨大的转换装置，将人的潜能转化为社会所需的功能。人口概念的介词性首先体现在个体特征的双重属性上，个体的“人”确实是人口数据的经验来源。每一个出生率、死亡率、迁移率的统计数字背后，都对应着具体的生命事件。然而，当这些个体特征被汇总为人口数据时，便发生了一种质的转变：个体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是成为达成某种集体目标的通道。教育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识别、分类、培养个体特征，但这种培养的目的往往指向个体之外的价值目标。当教育系统强调提高人口素质时，个体的学习能力、创新潜力、道德品质等特征，就被转化为实现国家竞争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外在目标的中介变量。

介词的核心功能是表达关系，这使得人口在教育话语中被彻底功能化。历史本应是无数个体行动、互动和关系交织而成的复杂过程，但在介词性人口观下，这种复杂性被简化为线性的传导关系。教育不再关注学生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潜能，而是将他们塑造为历史进程的传导体——通过他们传递知识、通过他们实现现代化、通过他们完成社会转型。每个受教育者的生命经验不再是历史的构成部分，而是被抽象为可供调配的人力资源指标。介词性使人口沦为单纯的数字集合，这种简化在教育领域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暴力：学生的丰富个性被简化为考试分数，教师的教育智慧被简化为升学率，学校的教育质量被简化为排名位次。这些数字看似客观中立，实则掩盖了教育过程中真实的生命体验——挫折与成长、迷茫与顿悟、师生之间的精神相遇。

三、人口意义上教育话语生产的社会想象

人口不仅是教育话语的背景条件，更是社会想象的生成条件。当人口数据被编织进教育叙事，便不再是中性的统计描述，而是携带着特定的时间意识、价值预设与实践指向。人口意义上教育话语生产有三种社会想象模式：线性想象将教育纳入进步—发展的时间序列，开放性想象突破名词思维的封闭框架，转化性想象则揭示教育在人口自然性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中介功能。

（一）线性社会想象：技术计算中保留价值判断空间

线性社会想象是指一种基于因果决定论的认知框架，它将人口与教育的关系理解为单向的、可预测的链条：人口数据的变化（如出生率下降、学龄人口减少）被视为自变量，教育系统的调整（如学校布局、师资配置）则作为因变量随之而动。线性社会想象之所以具有持续影响力，在于技术计算并非单纯处理事实变量，而是同步组织问题边界、排序行动优先级并嵌入发展目标。人口指标进入教育决策模型的过程也是在以量化的形式承载制度偏好、治理理念与资源分配原则。在这种想象中，技术计算——人口预测模型、学位供需测算、师生比优化算法——构成了决策的核心工具，以看似自然的时间秩序、发展路径与价值取向为前提，使特定的社会安排显得合理、必然且难以质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线性社会想象通过将历史理解为单向度的进步过程，为发展、效率与竞争赋予道德正当性，并将复杂的价值抉择压缩为可计算、可管理的技术问题。线性社会想象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它善于把价值选择伪装成技术计算：出生率、入学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被排列进一条“从落后到先进”的时间序列，教育政策随之被表述为对客观约束的理性响应。但这种技术化叙事并不只是更科学，而是同时完成了更深的规范性规定：什么被算作发展，什么被视为负担；哪些知识值得传承，哪些传统可以淘汰。因此，在技术计算中保留价值判断的空间，关键不在于拒绝指标，而在于承认任何“最优配置”都对应一种对人、对社会、对未来的排序逻辑。只有当政策计算能够同时回答“效率如何”与“何以为善”——也就是在数量化的可见性之外保留对意义、公正与多样性的辩论余地——线性社会想象才可能从单一轨道的时间规训转化为面向开放未来的公共讨论：让数字成为工具，而不是让数字替代价值。

当代中国社会想象的转变——从速度到品质、从分化到和合、从个体取向到群己兼顾——表明线性想象并非不可改变。教育话语可以基于人口词性转换成为培育新型社会想象的场所，使人们能够想象和创造不同于线性进步叙事的社会未来。教育话语不是在描述教育，而是在生产教育现实。生产的这种合理性的本质究竟是如何得到规定的呢？事实上，它首先将一系列看得见、具有一定“客体性”的活动组织起来，向那些相互关联的操作施加一种时间性的与空间性的秩序，从而获得一种共生的结果。人口叙事为这种现实提供科学依据，教育话语则将其转化为日常实践与制度安排，但也正因为教育现实是被生产出来的，而非自然生成的，所以始终保留着被反思、被调整和被重新想象的可能。

（二）开放型社会想象：数量叙事中嵌入行动叙事

开放型社会想象的生成有赖于人口表述从规模统计进一步转向行动组织，使数量信息同时承载选择、协商与重构关系的实践意涵。人口因而进入教育叙述的动态过程之中，成为连接制度调适、主体回应与未来生成的行动性线索。开放型社会想象并非抽象地存在于观念层面，而是在教育话语对“人口”的持续生产中被具体建构出来的。当教育话语以人口名词为核心时，“人”就被对象化为规模、结构与素质，教育就被理解为调节这些变量的技术装置，社会想象因而趋于封闭：未来被视为人口趋势的必然结果，行动空间被压缩为对既定约束的适应。当教育话语从名词转向动词、从数量描述转向行动叙事时，人口便不再只是被统计的对象，而是成为一种行动的主体。正是在这种话语转向中，社会想象获得了开放性。教育话语被理解为一个持续生成意义、关系与可能性的实践场域。由此，社会想象从对未来的封闭预测转向对多种可能路径的开放理解：教育话语不再只是调节人口数量的技术装置，而是成为支持人们展开行动、生成意义与共同塑造未来的公共空间。这种在数量叙事中嵌入行动叙事的转向，本质上改变了“人口—教育”的因果结构：传统名词化框架将人口视为先在条件，把教育定位为提升人口素质或优化人力资本的工具，进而形成单向度的治理逻辑；而行动化框架则将人口理解为被教育实践不断形塑的过程性存在——人口不仅是规模与结构的存在，更是由学习、迁移、选择、协作、抵抗与创造等行动构成的动态网络。教育话语通过强调这些行动关系，使“同样的入学率”能够被读作截然不同的学习世界，使“同样的人口结构”能够通向多种制度设计与生活可能，从而把社会未来从封闭预测转向开放生成。

当教育话语以人口名词来理解时，强调的是一种“对象化”的数字，把“人”视为数量、群体、对象，被纳入人口学或社会统计的框架里，这种话语是封闭的、静态的，容易固化教育话语的社会想象。当教育话语转向动词时，所强调的是一种行动化的想象，把教育理解为生成、互动、实践的过程，突出开放性、生成性和创造性，意味着教育不再只是关于“有多少人”“哪类人”的人口学实证描述，而是关于“人如何行动”“教育如何发生”的过程性叙述。因此，这个转向说明的问题是：教育话语的社会想象正从数量化、静态化的人口治理逻辑走向强调行动、生成与开放可能性的实践生成的人口逻辑，前者将人口视为教育话语必须适应的外部约束条件，后者则将人口理解为与教育话语共同生成的内在动力源泉，教育话语由此从被动的人口描述转化为主动的人口书写。

（三）转化型社会想象：“人口”向“人”的话语回归

转化型社会想象强调教育叙述的重心重回人的生成过程，使以规模、结构与效率为中心的人口表述进一步转入以生命发展、主体形成与意义建构为核心的理解框架。由此，教育所面对的对象获得了更完整的存在维度与实践内涵。我们常说培养人而不说培养人口，这一日常语言的区分揭示了深刻的存在论差异：人口是统计学意义上的集合体，是可计量、可调度的抽象单位；人则是具有独特生命经验、多元发展诉求与文化创造潜能的具体存在。当教育话语以人口为框架展开时，便预设了一种特定的转化想象——教育被定位为将生育—成长—死亡等自然属性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机制。人口与自然条件的冲突常被视为非基本矛盾，其只有通过社会条件的中介才会发生效力。教育将人的生物性存在转换为社会性存在，把自然增长的人口“翻译”为具有技能的劳动者，把“种的繁衍”转译为生产力的增量。由此，教育被赋予一项历史使命，即在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承担调节与导引的角色。由此衍生出的是一个看似简洁的线性模型：人口的自然性——教育介入——生产力的社会化。在该模型下，未受教育的人口被想象为尚未激活的潜在生产力，需经由教育“加工”方能实现社会价值；受过教育的人口则被视为已完成转换的人力资本，可以直接投入物质生产过程。这一想象深刻地影响了政策的设定：义务教育被理解为将全体人口纳入社会生产体系的必要机制，职业教育被定位为服务物质生产的技能训练，高等教育被赋予了提升生产力层级的使命。更进一步，教育的成败同人口—生产矛盾的化解程度直接挂钩：成功意味着将人口压力转换为了人口红利，失败则意味着无法把人口负担转化为生产动能。问题在于，这种转化想象将“人”简化为“人口”，把人的自然性视为必须克服的原始状态，把生产力绝对化为唯一的价值终点，由此压缩了人的多元发展与教育的文化功能。“什么当承续、什么可割舍、什么需开新”本是关乎文明意义的价值判断，却被技术化为人口竞争力的资源计算。若以人口管理为逻辑不断优化文明传承，文明自身的生命力反而可能会被抽空——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过时的传统、低效的实践恰恰可能是文明结构不可或缺的支撑。

因此，人口意义上的教育话语终将面临一道绕不过去的哲学追问：当教育被收缩为人口再生产的工具时，文明的创造性与多样性如何留存？真正富有远见的教育想象不应停留在人口管理的技术层面，而应回到对人类文明意义的根本思考上，既回应人口生产的基本矛盾，又守护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正义，将“转化”从单线的生产逻辑重铸为面向开放未来的文明实践。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Social Imagination of Educational Discourse Prod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Guo Zichao

Abstract: Population, as a statistical object, is often reduced to a background element in educational discourse through the nominalization of natural facts. Consequently, society is portrayed as a timeline of measurable and predictable indicators, generating a linear imagination regarding the production of educational discourse. To break through the closed nature of population nominalization, we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verbalizing population, making it a continuously generated and emergent population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pulation as an adjective, education should gradually shift from a discourse of rights toward natural governance, using population as a prepositional mediator to link governance mechanisms with value goals through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Population itself is an abstract entity that requires imagination to exist, manifesting itself as follows: constructing a linear schema of social evolution within population narratives; transitioning from the closed nature of nouns to the open nature of verbs; and translating the naturalness of population into a reproducible social productive force.

Key words: meaning of population; educational discourse production; social imagination; linear schema; open-ended process; social productive force

初审：黄华强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