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使用特性、本质、本性概念阐释人性的基本内涵：“自由的有意识的”体现了生命活动特性，“现实社会关系总和”体现了生命活动方式，“满足持续发展需要”体现了生命活动目的。三方凝聚为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意蕴，成为阐释社会发展规律的又一视角——人类历史呈现以生命活动自由为先导、以民主机制运用为形式、以社会平等原则为内容的发展过程。全人类共同价值契合了这一判断，其中，“和平、发展”展现了静态的平等诉求，“公平、正义”展现了动态的平等诉求，“民主、自由”补足了共同价值观的逻辑自洽；统一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其实践载体。

关键词：马克思人性思想；特性；本质；本性；全人类共同价值

价值判断是行为尺度判断，在实践活动中生成，反过来又成为行为选择的前置原则。当代，秉持霸权霸道霸凌方式行事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口口声声强调己方价值观优势，甚至以此作为拉帮结派的道德依据，足以证明该领域已经乱象丛生。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提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价值观正本清源指明了方向。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关于“共同价值”早已形成诸多共识，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理念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体现，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使全人类共同价值获得了鲜活的实践载体。

深植于实践中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面临着体系化、学理化任务，而发掘马克思人性思想资源，无疑成为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途径。一个基本事实是，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研究人性的著作，即便是其关于人性的三个概念，也散见于多篇著述。同样值得关注的另一个事实是，19世纪40年代，正值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特性、本质、本性的表述，与他关于历史规律的思考联系在一起，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与历史规律取向的一致性、拓展性和补充性。

马克思反对把人性视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从人类生命活动的特性出发，针对“自由的有意识的”所形成的内在动力和自主增长趋势，把人类存在视为自我生成过程，进而在其不同著述中，先后使用了特性、本质、本性来概括关于人性的观点。这三个概念分别从活动特性、活动方式、活动目标阐释了人类作为特定生命现象的存在样态，进而衍生出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指向，成为后人研究人类发展规律的思想资源和逻辑依据。当代，人类进步日益展现出以自由发展为主线、以民主深化为形式、以平等递进为内容的客观趋势，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了这一需要，中国式现代化践行了这一方向。

一、马克思人性思想的三个概念与人类生命活动模式

生命活动是生命存在的确证。生物学提供的解释是：生命是生物体所表现的自身繁殖、生长发育、新陈代谢、遗传变异以及对刺激产生反应等的复合现象。恩格斯认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成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人类作为自然界一个特定的生命体系，对其考察当然始于其所展现的生命活动。

事实上，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人类“生命活动特性”概念，1845年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了“人的本质”概念，并于当年秋及转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合作）中表述了“人的本性”概念。至此，马克思次第推出了关于人性思想的三个基本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界围绕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讨论过人性问题，一度关注过马克思关于人性特性、本质、本性的思想，但多少出现了“跑偏”现象：一是过分突出关于“本质”的论述，二是出现了三个概念的混用状态。在当前形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获得普遍认同，社会主义者已经有条件消除过往研究的片面性，对马克思人性思想的三个概念所内蕴的一体化指向作出系统性梳理。

（一）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

生命活动是生命存在本身，不同生命物种之间的区别归根结底是生命活动内容和方式的区别。生命物种规定性源自其物质构成，是自然界物质运动的结果，不同物质或者物质运动不同条件导致生命多样性。人类作为万千生命物种之一，同样是自然界物质运动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人类之所以形成该特性，取决于独特的自然禀赋：一是大脑组织所具备的意识能力；二是群居方式所形成的合作能力。从自然界看，拥有良好脑结构的“聪明”动物和群居方式的“社会”动物并非只有人类，然而人类不仅脑组织卓越、群居化稳定，更重要的是二者形成了持续互动关系，乃至最终使人类成为自然界生命中的佼佼者。

其一，自然禀赋的意识能力和合作能力使人类生命活动得以不断优化。意识能力和合作能力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展开：一方面，意识能力体现选择自由，是人类开拓与自然界关系的先导要素，它帮助人们突破既有活动范围、运用新的活动方式；另一方面，群居方式把诸多个体汇聚到一起，个人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的差别，使其在运用意识能力方面有所不同，这种区别对人类而言，无疑增加了观察、认识和判断的不同视角，有望彼此互补，成为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有效途径。意识能力找到了社会交往这一助推机制——语言文字的产生大大加快了其运用，意识形态越来越呈现出规范化、一体化的特点，进一步扩大了人们的交往。

把意识能力绑定在社会关系上，是认识人类自然禀赋的重要方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人们的社会合作诱导了意识能力，意识能力发展促进了自由。一方面，意识能力取决于大脑组织，其发展仰仗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意识能力增强推动社会关系扩大，带来合作能力发展。双方作为统一体始终处在互动状态。

其二，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类能够按照任何物种尺度进行生产。无论是意识能力还是合作能力，既互补互动，又各自发挥作用，使人类生命活动越来越具有理性特征。理性呈现两种取向：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二是选择效率最大化手段。正如马克思引用黑格尔所言：“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

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主导着人类生产方式，使之越来越与自然规律相一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这表明，人类生命活动形成两种价值指向：一是不断增选其他物种尺度进行生产，以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需要；二是依循自身“固有的尺度”进行生产，以营造更加宜人的生存环境。

其三，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使人类不断趋向生命自由目标。人们意识到分工能够带来“成倍增长生产力”，追求分工关系扩大就变成了经济发展途径。相互合作使意识形式走向精准化、简约化，继经济活动形成“货币是一般商品”之后，目前似乎呈现“金融是一般货币——数字是一般金融”的发展趋势。理性通过对象符号化的递进展开，使“中介作用”覆盖更多生产要素，继而以更为经济的方式满足人们的需要：一方面，虚拟经济成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成为虚拟经济的最终归宿。在经济活动信息化过程中，意识能力与合作能力呈现比翼双飞的态势。

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实质上体现为“有意识”对“自由”的逐步驾驭。随机自由随着“有意识”的介入，拥有了目的性，体现为被意识认同了的“自由”；有意识自由的扩大，导致无意识自由的缩小，自发自由逐步被自觉自由取代，致使人们的生命活动越来越趋向生命自由目标。当“自由的有意识的”被看作人与自然界关系起点的时候，也是其内在矛盾的展开，或者说，是人类生命活动从无限的自然自由向有限的理性自由转变的过程。“自由”被“意识”领悟了、驾驭了，才能够使其运用真正体现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目的。“自由的有意识的”这一概念，无疑表达了这一过程的基本特征。如果说，一开始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呈现“无意识”状态，而最终追求“全意识”目标的话，那么，“有意识”就属于生命活动常态，依靠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类不断地超越自然界限制，也不断地在新的层次上回归自然规律规范。

总之，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强调了自由内在的意识要素，而该意识的形成、发展乃至确立，取决于当事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要准确判断人们的生命活动，就需要认识其中所纳入的社会关系。

（二）人的本质体现为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

对社会关系的关注涉及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概念：“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可以衍生出两个结论：一是人的本质取决于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二是人的本质随着社会关系的演变而改变。

其一，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属于人类生命现象的一体两面。人类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决定了个人对社会关系的依赖，进而决定了人的生命个体与其他生命个体的根本不同。对于人类而言，“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人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人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

毫无疑问，人是自然人与社会人或文化人的统一。单纯从自然人角度看人类，强调了人作为一般生命存在，不能区别人与其他动物；而从社会角度看人类，人是特定生命存在，具有自身特殊规定性。正确的选择显然是把这两个角度结合起来。如果说，个人作为客体存在，需要通过社会关系总和来展示其本质的话，那么，社会关系本身的不断发展将使人的本质持续演变，以至于客观呈现的人的本质只能与“现实性”联系在一起。

其二，以分工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使关联个体共享理性成果。人类最初的群居方式，形成了自然性质的分工；分工使理性长期针对同一对象，人们更容易掌控生产资料的性质和特点，创造出更高的劳动效率；而共同体成员可以共享彼此成果，形成马克思所谓的“成倍增长生产力”。这一事实成为分工发展的动力。“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真正分工”开启了精神劳动即意识能力快速发展的通道，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

至此，人类走出了自然性质的群居关系范围，从狭窄的血亲联系走向广泛的利益交往，其内在动因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方式提供了越来越多理性成果，理性成果的可共享性成为交往关系持续扩大的动力，唯一对此形成制约的是，人们能否协调共同体中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共同体稳定存在和顺利运行。

其三，个人发展取决于社会发展。生命以个体为载体，任何时候生命活动都取决于个人选择；但同时，生命活动所依赖的意识，其发生、发展、运用都取决于社会关系“。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此论表明，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绑定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个体选择和社会影响一直处在交互作用中，双方在历史过程中的分离是相对的，融合是绝对的。

不难看出，社会关系拓展体现为交往范围扩大和交往能力提升两个方向，两种发展并行不悖。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全球化是前者的成果，交往信息化是后者的成果。双方都具有不可逆性。

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通过“意识”解读“自由”，而“意识”取决于社会关系状况，社会关系发生机制继而成为生命活动的关键环节。这涉及人的本性问题。

（三）人的本性体现为满足持续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由此决定了个人需要对社会合作的依赖性，社会关系拓展带来个人需要的扩大：“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

其一，如何理解“需要”体现人的本性？人是自然界物质运动的产物，其生命机体的物质结构方式决定了与自然界物质交换的必要性和首要性。“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在必须通过物质交换维持生命存在层面，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并没有根本区别。

然而，拥有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人类并没有止步于生存需要，因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出于满足生存需要的稳定性、持续性考虑，人类会沿着其方向建构更多支持条件；因此，需要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个水平上，它的不断更新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所谓吃喝住穿的“充分保证”，必然会衍生出一系列发展需要，后者的渐次展开，导致出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且这些“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其二，如何理解社会合作是满足“需要”的方式？如果说，吃喝住穿等生存需要构成人类生命活动的基础，其拓展揭示了生命活动特性的话，那么，处在不同分工位置的人所获得的发展资源是不同的，进而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也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

体力是自然人普遍具有的能力，区别于自然脑力的文化脑力则是人们通过获得发展资源形成的，所谓个人全面发展就是劳动方式脑力化，这是“交往形式和生产力”“全面性”得以形成的基础，也是劳动者平等的前提。一旦满足了这一条件，精神成果因可复制就变成了公共资源：一方面，每个人都把劳动成果交给社会；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可以从社会获得所需要的劳动成果。至此，私有制就变成了纯粹多余的东西。

其三，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同质性成为社会平等的客观基础。意识能力的发展和运用都离不开社会合作，要使众多不同个人接受同一个分工体系，平等是唯一可行的原则，它提供了社会合作所需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需要的层次性决定了平等载体的差异性，不同个人普遍认同的平等尺度，需要通过博弈来确认平等的最大公约数。理想的平等体现在每个人自由上，它能够包容个人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同。

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论述，就体现了以自由为尺度的平等样态：“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马克思对“自由王国”设置了两个标准：一是社会合作将置于合作者共同控制之下；二是生产按照客观规律进行，既体现“消耗最小的力量”，又适合于人类本性。

自由王国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二、人性界定在历史进程中向价值原则转化

认识过程体现为逻辑的展开，其结论预示着实践的开始。就马克思人性思想而言，分别以“自由的有意识的”表达生命活动特性，以“现实性社会关系总和”表达生命活动方式，以“满足持续发展需要”表达生命活动目的，三者统一，共同组成了“特性—方式—目的”的生命活动闭环，即从人性角度观察人类生命发展的逻辑体系。叙事方式一般体现逻辑原则，做事方式一般体现历史原则。当人们面对发展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按照实践要求去认识生命活动，采取合理价值评价尺度。由此，人性思想的三个概念就相应成为人类基本价值规定，体现为“生命活动自由原则——建构社会关系民主原则——组织社会合作平等原则”，即以生命活动自由为目标、以社会关系民主为形式、以社会合作平等为内容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体系。

“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自然界诞生了人，也规定了人：一方面，人类生命的物质规定性限制了其存在方式，人们不得不通过物质交换满足生存需要；另一方面，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使人类越来越多地掌握物质运动规律，使上述物质交换体现出更大的生命自由，包括生存时间延长和活动自由增加。无论是逻辑视角还是历史视角，大脑组织和群居方式的持续互动造成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缘，意识能力和合作能力联动终致人类与动物界渐行渐远。

（一）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凸显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自由原则

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推动自由选择趋同必然认识，进而使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展现二重性：一方面，受制于生命禀赋的物质规定性，人类需要遵循自然规律，建构自身的活动方式；另一方面，得益于生命禀赋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特性，人类能够通过掌握自然规律，走出一条生命自由渐趋扩大的发展道路。马克思论述了该道路需要经历“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三个历史时期。

其一，人的依赖性阶段。这是自然经济时期。人们的活动局限在狭窄范围和孤立地点，社会交往有限，意识能力无法获得合作关系的助力。虽然后期出现了脑体分工，但脑力并没有获得规模化的增强条件。

即便如此，“有意识”的“自由”也展示了有别于动物的自然性质自由——动物受本能支配，其生命活动取决于对环境的反应，遵循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逻辑；人类的自由绑定了“有意识”，表明“自由”本身会被对象化，即受到“意识”的审视，进而按照是否有利于人的尺度作出取舍。换言之，所谓“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其自由具有某种主体选择性，遵循了“自由在认识必然中扩大”的逻辑。

此时，人的相互依赖关系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方面，人类并非强势的动物种群，在凶险的自然环境中，只能通过合作才能获取生存必需品；另一方面，群居方式以及最初的自然分工，为理性运用展示了可持续发展的前景，稳定和扩大社会合作成为满足需要的重要途径。人的依赖关系无疑对语言文字形成以及思维方式规范发挥了奠基作用。至此，人类不仅找到了扩大社会交往以提高自身能力的方向，而且拥有了扩大社会交往的有效载体。正是这种实践，凸显了卓越个人的作用——“发现个人”乃至拓展成为统治阶级，成为人类进入文明史的标志，也为历史进入新阶段创造了条件。

其二，人的独立性阶段。这是商品经济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剩余产品有了稳定增加，一方面，人们已经无须仅仅通过抱团取暖满足生存需要；另一方面，拥有剩余产品变成越来越多人的愿望。

马克思一方面强调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对社会关系的依赖，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人类生命活动依托个人载体的客观性。换言之，无论人类社会发展状况如何，始终以单独个人为存在基础，而任何个人权益的获取都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人类对生命自由的追寻，必须经由个人发展途径。人的独立性之所以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就是以这一认知为前提的。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货币是一般商品，把独立的个人牢牢地绑定在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之中，除了人们的利益独立之外，人们的合作反而更为扩大，也更为紧密；个人的生命活动更加深入地融入社会关系，个人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互学互鉴变得更加频繁。每一个人面对这种扩大的社会关系，无异于获得了发展自身能力的丰厚资源；独立的个人利益使任何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所心仪的美好生活，这一压力足以使人们各尽所能发展自身能力。

其三，人的自由个性。这是信息经济时代。一旦劳动方式脑力化，产品就具有可复制的精神形态，生存资源和发展资源的匮乏状态将消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人类将进入理想社会。

马克思把理想社会的实现与两个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实现“自由个性”目标，只能“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所谓“个人全面发展”，一定意义上就是劳动方式脑力化；所谓“共同的生产能力”也被马克思称为“社会一般生产力”，即科学力；而“社会的生产能力”被称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即集体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是指科学力和集体力都变成社会掌控的公共资源。人的独立性阶段为这两项条件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据此回看，人的独立性阶段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个人利益被剥离出来，每个人都直接面对竞争压力，必须尽可能发掘自身潜力以获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二是市场竞争秩序的完善，使人们面临一个开放的社会交往体系，为个人吸纳尽可能多的发展资源提供了可能性。二者统一，使个人劳动能力增强与社会资源总量增加形成持续互动，达到一定水平，就会满足实现“人的自由个性”阶段的两项基础条件。

（二）现实社会关系总和的生成机制取决于民主原则

社会关系总和在实践中总要通过某种秩序形态和交往原则来体现，面临林林总总的主体诉求，如何在众说纷纭的状态中形成一种决策机制，需要民主机制登场。所谓民主，就是众人说了算；但如何让人们去“说”，说完后又以何种意见为“算”，就必须采取一系列程序予以保证。作为现实本质的社会关系并非自然生成，而是深深卷入人们的常态化生活之中，以政治方式彰显其重要作用。人类发展越是依靠社会关系，民主机制就越是不可或缺。民主机制对社会关系的建构，随着后者范围扩大将大体呈现出三类样态。

其一，自然共同体中的直接式民主。较小人口规模，以及血亲关系所形成的信任感，使直接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成本低且效率高。

民主实质上是组织社会合作的形式。自然共同体中的分工要么以农耕生产为主，要么以渔猎生产为主，类别相对简单，且存在深度交叉以满足自给自足的需要。少量的交换虽有，但不占据主导地位，后来渐趋重要的军事活动，基本上也是全民皆兵。也就是说，共同体需要通过民主机制决策的事务，大体上也是人们熟知的事情，大家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这为直接式民主的行之有效奠定了基础。

其二，利益共同体中的代表式民主。利益共同体跨越了血亲界限，人口规模从有限性进入开放性，产业分工从第一产业发展至第二、三产业，共同体面临的公共事务也变得复杂。代表式民主成为一种既有效又经济的选择。

随着共同体规模的扩大，人们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呈现出区域性、行业性、群体性的特点，直接沟通成本变大，彼此认同感变得困难。要准确表达利益诉求，人们不得不首先推举各自的代表，由代表们集中起来对涉及整个共同体的制度和原则进行决策。这种代议式的民主，首先通过直接民主选出民意代表，由他们反映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再通过民意代表汇聚这些诉求，并依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对管理制度和管理人选进行决策。

其三，命运共同体中的集中式民主。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要求从整体性和长期性考虑实施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气候变暖开始反噬宜人生态环境，迫使人类命运与共。

集中式民主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特别重视政治权力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二是特别重视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广泛协商、多层协商，使大政方针和政策举措反映民心民意。二者的统一，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灵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首先，决策过程自上至下——中国共产党秉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执政理念，使人民的整体性、长期性利益转变为具体性、现实性利益；其次，覆盖主体自全至单——以人民为中心既指一般意义的人民，又指特定意义的个人，体现为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再次，涉及事宜自宏至微——既要着力解决普遍性的温饱、住房、医疗、教育问题，又要关注并化解特定时段、特定区域、特定对象的急难愁盼问题；最后，解决问题自始至终——许多难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必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既前瞻又后顾，务求事情善作善成。

（三）需要即人的本性体现生命活动目标的平等原则

人类在生物进化水平上的一致，决定了其不同族群乃至个体都具有相同的生命活动目标。所谓平等，“表示人的本质的统一，表示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表示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它表示人同人的社会关系或人的关系”。而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考察，因获取发展资源条件不同，“社会关系总和”亦不同，这导致利益地位的差别。换言之，人类进化水平一致性提供了个人平等的宏观基础，个体自然禀赋差异性却造成分工不平等的现实原因，后者逐步拉开了人们的发展差距。要消除这些差别，必须通过生产力积累起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资源条件。在此之前，人们所能达到的平等尺度，或者说能够确认的平等最大公约数，将呈现为渐进过程；由“需要”所展示的人的本性，将伴随平等水平提升而演进，“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按照历史走势，人类总体需要经历三种平等模式：

一是生命安全意义上的平等，大体形成于自然经济时期：一方面，生产力水平低下，生存消费品匮乏；另一方面，族群关系受丛林法则支配，呈现自然性。这一时期，生命安全是第一需要。最早的脑力分工之所以集中在管理领域，就是因为它有助于实现生产和生活有序化，使有限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脑体分工因此成为阶级分野的基础。脑力劳动者作为统治阶级，会越来越倾向于把更为沉重的负担加于体力劳动者身上。然而，较之食不果腹、战乱频仍乃至安危难料的状态，这种普遍生命安全局面仍然体现了某种进步。

生命安全是基础性安全，在此前提下所形成的社会平等也是基础性平等，意味着它能够与其他不平等现象共存。人类只有满足吃喝住穿的物质消费需要，才能谈及其他；这里设定了生命存在的层次性，也规定了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一般前提。它使社会合作基本原则具象化：任何时候，人类都必须满足所有人的生存需要，这是社会合作的底线；同时也必须致力于增加发展资源的供给，这是组织社会合作的目的。

二是劳动价值意义上的平等，大体形成于商品经济时期。商品经济使劳动获得价值表达形式，且其确定过程具有客观性，既有助于劳动产品流动和交换，也有利于劳动成果积累。该平等性促进了劳动者各尽所能。

如果说，生命安全平等解决了人们“活着”的问题，那么，劳动价值平等则展示了“活好”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百年创造出比以往人类社会生产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社会财富，就在于它成功动员了劳动。社会主义经由改革选择了市场经济，也证明这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道。然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导致资源配置畸多畸少，使自由竞争日趋不公平，客观上固化了劳动能力的强弱差别，既导致社会止步于贫富分化局面，也没能实现对全体劳动者最大限度的动员。

经济全球化和交往信息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前者拓展了资源配置空间，增加了弱者与强者合作的机会；后者加快了资源流动时间，促进了落后追赶先进的速度，人类第一次面临了从整体上消除劳动能力质差的历史机遇。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秉持人民中心原则，抓住这一契机，在秉持优胜劣汰机制的同时建立了促弱变强机制；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持守资本至上立场，无视时代变化，拒绝承担促进平等的历史责任。

三是生命活动意义上的平等，大体形成于信息经济时期。人类本性所体现的需要，与生命活动特性相一致：“有意识”展示平等目标，“自由”赋予平等以可能性，理想社会将体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引用斯密的话指出：“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能力差别主要源自资源获得条件不同，个体禀赋差别在社会分工中之所以被放大，重要原因是发展资源总量匮乏，不得不向关键岗位倾斜配置，这一弊端完全可以运用增加资源的方式予以解决。一旦社会生产力达到足够高的水平，实现了发展资源充裕，脑体分工即劳动能力质差的局面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

人类需要及其满足需要的生命活动是一致的，这是形成社会平等的前提。像自由一样，平等同样离不开对社会合作的依赖，而社会整体的发展将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条件。理想的社会合作需要更多参与者拥有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能力，这不仅展示了社会平等，也使人类整体能力最大化，推动人类与自然界关系更为趋近生命自由的目标。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载体

马克思关于人性的特性、本质、本性概念，分别体现了人的生命活动特性、生命活动方式、生命活动目的，统一揭示了人类基本生存方式。其进入实践领域则体现为自由、民主、平等三种价值理念，使历史呈现为以意识能力发展趋向生命自由目标为主线、以现实社会关系的民主建构为形式、以满足持续发展的平等需要为内容的过程。换言之，人类总体达到的生命自由水平取决于社会合作的平等程度及社会交往的民主程度。认知逻辑的终点往往是进入实践的起点。如果说，追求在自然界面前最大的生命自由是人类始终不变的目标，而形成最大限度的社会合作是体现与自然界关系的最强阵容的话，那么，坚持平等原则就是组建社会合作的不二法门。在这里，平等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切入点，也是需要遵循的第一价值原则。

正如人性思想的三个概念是统一体，价值的三个原则同样是一个整体，三者存在互动互补关系。平等作为社会合作的原动力，其内涵在当代正在经历从劳动价值平等向生命活动平等的转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体现了这一转变，而中国式现代化则践行了这一共同价值。

（一）百年变局突出平等原则对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重要地位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变局影响到人类发展基本走势，要求人们从战略上作出相应调整。

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并使人类与自然界关系上升为第一关系。战后，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为依托的经济政治秩序形成，为新型科技革命爆发提供了环境条件。这次科技革命主要围绕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等展开。据统计，从1945年到1974年的30年间，西方国家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约4%，日本曾达到10%以上；1978年，美国、日本第三产业的产值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2%、53%，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70%、53%；西方国家形成了包含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其开支占财政总开支美国超过50%，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比利时1978年达到64.7%。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开启了互联网技术的推广运用，经济全球化、交往信息化驶入发展快车道。

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的显著进步，给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巨大政治压力。中国于1978年、苏联于1985年先后开始社会主义改革；苏联在1991年宣告解体，中国则在1992年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规模化、持续化效应，超出了自然界常态物质运动的范围。一些被遮蔽的负面影响公开显现，一些局部失序蔓延至全局。这是自然界对工业化的回应，最为显著的是气候变暖和种群关系异常。地球升温超过1摄氏度所带来的灾害天气已经让人类体验不能承受之重。最直观的感受无疑是持续的高温：包括中国在内，北半球大片区域经历了历史级别的高温天气，山火也因此更加频繁；而在另一些地区，罕见的极端降雨导致洪灾。极端天气的出现，全球气温上升对气候系统的扰动是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如此，随着人类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一些处于潜在状态的生物种群突然出现。目前我国已发现400多种入侵的外来物种。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100种恶性外来入侵物种中，有一半以上已入侵我国，其中，11种主要入侵物种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70亿元。继2003年非典病毒数月发难之后，始于2020年初的新冠病毒全球肆虐长达三年，人类一度只能采取原始的自我隔离方式规避，致使全球感染人数超过5亿多、致死人数超过600万。更让人们心中忐忑的是：人类与两场病毒的博弈只能算打成了平手，对方似乎处在来去自由状态；人们不得不防止对方或新的病毒再度大军压境。据国外媒体报道，全球海洋中已发现5500种新病毒。

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了实现现代化的创新模式。人类至今没有摆脱资源匮乏的压力，资源配置仍需借助社会竞争实现。一方面，竞争使资源向强者集中，使有限资源发挥了更大作用，社会财富总量因此增加；另一方面，优胜劣汰机制导致贫富分化，衍生社会对抗心理，不利于社会合作。市场方式通过区分强弱配置资源以解决对劳动者动员问题。当与自然界关系上升至第一关系时，这一方式暴露了其潜在的弊端。一是强弱划分具有对抗性，贫富分化拉大了人们生活水平的差距，使立场选择和认知判断分裂；经济全球化要求社会合作趋于常态化，而对抗性社会关系迫使人们付出越来越多的合作成本。二是强弱差别具有消极性，人类整体能力最大化建立在所有个体能力强化的基础上，部分人能力弱势拉低了整体能力水平；促弱变强既能够提升人类整体能力水平，又是在体现人性前提下形成人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长久之计。三是强弱分野具有不可持续性，强弱存在意味着人类付出了牺牲或放弃部分群体利益，既是人类作为同一生命物种的耻辱，也会从根本上弱化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无论是逻辑上还是历史上均难以持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崛起，提供了化解前述三种弊端的时代条件：一方面，中华民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理论，认同解放全人类价值目标，中华文化天下观以及家国一体观，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政治权力大展身手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促弱变强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交往信息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源禀赋的优劣判断，显著缩小了两者在经济价值方面的差距，为落后民族赶超先进民族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客观上以人类与自然界关系上升为第一关系作为叙事背景。如果有人仍然在该事实面前无动于衷、安之若素，显然悖逆历史潮流。

其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因打压他国发展而成为全球化的阻力。西方政客口口声声说中国是唯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挑战西方制度体系的国家。双方争议焦点是国家在市场经济中作用：中国用承揽了共同富裕任务的“政府更好作用”，代替了西方局限于营造法制体系的“政府一般作用”。中国把国家视为代表社会共同利益的不可或缺的资源，不仅负责对冲市场原生弊端，而且需要对接整体性长期性发展目标，在战略上始终持守其集中性权威性禀赋；而西方则把国家视为可能危及个人自由的祸害，是一种“不能没有的坏东西”，因此，致力于通过三权分立、央地分治、朝野分庭削弱其集中性权威性。换言之，双方在政治权力认知上的差别，形式上看是政府作用范围不同，实质上则是国家职能定位不同。

西方模式突出人类存在的自然主义性质，强调个人生命唯一性、易逝性，形成个体本位价值观，顺应了商品经济时期个人独立发展的需要，与资本至上原则相一致，以此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了庞大财富资源和系统思想资源。而中国模式突出人类存在的理性主义性质，强调个体生命与社会关系的内在关联，形成社会本位价值观，顺应了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需要，自然而然把国家视为体现所有人利益且必须倚重的重要资源——在当代信息经济中政府作用更是适逢其会，是中国式现代化呈现生机勃勃、快速发展局面的重大动力。不难看出，西方模式对国家职能的解读，从根本上排斥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更难以借助该权力去对接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发展需要。

从一定角度看，中国模式接纳个人自由原则，可作为方法策略看待，虽然也需要相关变革才能纳入，但总体上并不伤筋动骨；西方模式接纳社会本位原则，属于理念体系调整，不仅涉及体制机制，而且波及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这足以使习惯了现实利益的西方社会精英望而却步。以资本方式呈现的人类理性，除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之外，还选择效率最大化手段。近年来，整个世界呈现拉帮结伙、党同伐异、恶斗频仍、制裁不断的乱象，造成反全球化的逆流，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手中的经济、政治、军事资源刻意打压竞争对手所致。

也就是说，从资源禀赋看，社会本位价值观吸收个体本位价值观近乎某种补充性质，双方对接并不构成实质对抗；而个体本位价值观接受社会本位价值观近乎某种重构性质，需要前提置换，其间对抗难以避免。意识到这种不同，就需要保持历史耐心。人们只能寄希望于西方政客在受挫后回归理性，在客观事实面前选择自我修正，因此，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寻衅滋事坚持后发制人，坚持和平发展方向和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相信这一部分人类能够走出误区，共同面对日益严重的自然界压力。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世界趋势的发展需要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针对进入21世纪世界形势变化的举措。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对自然环境的改变，使自然界从幕后走到台前，越来越上升为人类需要面对的第一关系；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招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压，逆全球化现象正在破坏人类共同利益。

其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突出平等原则的优先和主要地位。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主张的都是“平等”原则。“和平、发展”针对的是主体本身生命活动的平等——发展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需要的唯一途径，主体不同发展方式自然不同，但各种发展方式应该和平共处；不同国家可以按照自身国情选择相适合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也可以根据条件变化调整相关制度，他国无权干涉。“公平、正义”针对的是主体交往合作关系的平等——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世界各国广泛交往的平台，和谁交往、交往什么、怎样交往，是各国主权范围的事情，人们在联合国宪章和原则的约束下，按照平等协商方式，形成具体的合作事项和落实办法，以体现公平正义。

就像合作是意识能力的基础一样，平等是社会合作的灵魂。焦点汇聚在平等问题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把该价值体系的重心确定为“平等”十分必要。经济全球化使人们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西方政客试图沿袭过往“强者支配弱者”模式，胁迫弱者按照强者利益进行选择，动辄“从实力地位出发”，渲染所谓世界领导地位，借助美元强大、美军强势，对他国实施长臂管辖，甚至不惜自毁根本，违背市场自由竞争原则。西方政客口口声声强调优胜劣汰格局是公平竞争结果，但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竞争”依旧在，“公平”却荡然无存。

比较起来，“和平、发展”是静态的平等诉求，“公平、正义”是动态的平等诉求，双方的统一，体现了“平等”原则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首要地位。只有以平等原则为前提，“民主、自由”才具有时代的针对性，才能衍生出各自的具体价值意蕴。

其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人的特性、本质、本性的统一。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思想，无论是特性、本质还是本性，都与人类生命活动本身绑定，形成了动态认知模式；即便在一定程度提供了某种确定性的内涵，但也仅仅是从方向或走势上予以概括，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界定本身又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使任何试图一劳永逸的结论都无从成立。人性思想的三个概念构成了价值的三个原则：常态性生命活动特性体现自由原则、现实性生命活动本质体现民主原则、目的性生命活动本性体现平等原则。把自由看作人类历史发展追求的基本目标，从而把平等视为人类实现自由的基本尺度，进而把民主放在选择平等模式的社会实践位置，可以说，这构成了关于当代人类价值观认知的三个最为重要的环节。其中，每一环节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它们之间也存在交融互动。西方文明抓住了“自由”这一生命活动特性，设计并推动了一些制度建设，但并没有跟进“平等”实践，使其民主名义下的“需要”暴露了逻辑上的缺陷。

历史上，人们为了整体利益，把有限资源条件向最具意识能力的管理者转移，并使整体实践产生最佳成果。对于共同体而言，一流思想者越多越好，它客观上成为衡量共同体水平的标志；人们越是平等，越能够推出最具意识能力的个人，平等是意识能力发展的标志。

平等一开始就是自由的伴随物。自由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平等的否定和挣脱，真正拥有自由的人一定是具备最强意识能力的人，他因与众不同而获得了宝贵的自由。人们发现，自由运用往往依靠社会合作，进而发现自由对平等的依赖——人们之间关系越是平等，自由实现就越是充分，平等使自由变成了一种共享对象，而不是某种桎梏。自由转变为实践的时候，显然需要某种平等原则予以支撑，需要他人在社会合作中予以配合，即把他人视为平等伙伴。当然，伴随实践发生的平等，是相对平等，针对具体的实践条件，并且往往与实践过程相始终。然而在现实中，自由多一点，还是平等多一点，似乎是一个充满弹性的空间，与社会舆论的氛围有关，也与政治人物的考量有关。从宏观上说，平等是自由的尺度，而民主则是平等的尺度。

全人类共同价值突出了平等的内涵，可谓抓住了人类发展的关键环节。西方意识形态忽视了自由的彻底实现与社会平等是一致的，反而用“自由”去对抗“平等”，导致人为掐断了后来者居上的连续性，使人类在越来越大的自然界压力面前陷入被动。

其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普世价值”的纠偏和补正。从概念本身看，西方国家的所谓普世（适）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主张一种超越种族、民族、国界和信仰，为人类共同拥有、共同适用的价值观，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最低尺度，构成共同的道德底线。具体说，所谓普世（适）价值观无论是被表述为“公平正义自由”还是“自由民主人权”，均涵盖了人类生命活动特性、方式、目标三大要件。其中，“自由”体现生命活动特性，“民主”或“正义”体现生命活动方式，“平等”“公平”“人权”指向生命活动目标；而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之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基本价值原则，“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之所以出现这种雷同，是因为作为一种高度凝练的价值观，只能源自对人性的分析认知，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尽可能完整概括了人类的价值原则，以至于后人再难出乎其右。

然而，虽然人类生命活动体系的三个构成要件是一定的，但其构成方式或其主导要件的生成却不断演变。在一定意义上，自然经济因所处人的依赖关系而突出了某种直接式民主原则；商品经济体现人的独立性而突出了个人自由原则；在当代信息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吸纳继承了民主自由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凸显平等原则对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意义。换言之，无论是侧重“本质”的民主原则、侧重“特性”的自由原则，还是体现二者的融通，都需要经由“本性”即平等原则的过滤才能从抽象转变为具体，成为实践性存在。常态性特性、现实性本质、实践性本性共同构成马克思人性思想的当代表达，也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的重大区别。

西方政客强调了所谓“民主体制”的优势，渲染“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在“美式民主”中，有一个稳定的“三霸结构”——霸权、霸凌、霸道。霸权是核心目标，霸凌是行动方式，霸道则是行为特征。“三霸”突出体现在美国对现代民主内涵解释权的把控和垄断上，同时以“民主”之名区分敌友关系，在全球化的地球村里大搞冷战思维。通过搞“长臂管辖”，将国内法滥用到国际社会，动辄打压其他国家，谋取私利。2022年，美国对外共采取了100次制裁行动，涉及82个国家和地区。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制裁名单中的受制裁对象，数量从2000年的912个增长到2021年10月的9421个，净增长933%。世界贸易组织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是迄今为止最“不守规矩者”，该组织2/3的违规由美国引起。

如果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的逻辑指向一致，源自人性所呈现的价值理念共性的话，那么双方重大区别则源自实践活动不同。“普世价值”把自由放在首位，实质是个人自由，虽有一定合理性，客观上却突出了拥有资本的既得利益者立场，忽视了人类在当代遇到的发展方面的挑战。全人类共同价值把平等放在首位，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首要面对的矛盾焦点不是自由问题，而是平等问题——只有平等才能提供更加充分自由的社会环境。人类自由发展的水平恰恰取决于平等，随着历史进步，这一趋势只能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当代，人类新的自由的获取，并不在自由本身，而在于平等领域，可以说，社会平等越发展，自由实现越充分。

（三）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展示了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其中，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消除贫富分化为特征，体现了发展理念创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把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体现了发展机制创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兼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人与人的合作关系，体现了发展原则的创新。这一发展模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载体。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完整践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规定性。西方意识形态对“优胜劣汰”市场经济机制的固化宣扬，客观上是资本至上者为了降低竞争成本的一种套路。至少，资本一方不会主动帮扶弱者，弱者作为优胜劣汰模式的失落一方，客观上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他们的失败导致了资源占有的匮乏状态，而资源占有的匮乏使他们在进一步竞争中处在不利地位。这种局面在当代遇到了尖锐挑战：当代的经济全球化和交往信息化，显著弱化了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承受能力，进而导致越来越频繁的社会对抗；与此同时，新的经济增长点越来越体现在弱者变强的经济选择方面。

中国模式的成功，集中体现于在遵循“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市场机制的同时，建立了“全面协调，促弱变强”政府机制，一是利用经济全球化背景大大降低了帮扶弱者的成本，二是弱者变强显著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这既是价值理念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即越来越用“平等”完善“自由”，也是战略设置对国家权力越来越多的运用。其所体现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价值原则，营造了良好的国内和国际发展环境，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不仅在国内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而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带动了相关国家经济的显著发展，为人类展示了中国模式的巨大优势。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规律性和文明集成性的成果。资本发展是个人能力发展的载体，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中国按照自身文化禀赋果断地选择了政治权力作为推进现代化的载体，是谓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现代化借助资本力量，而中国式现代化借助国家力量，两者的差别是国家并没有排斥资本，但资本却排斥国家。所以，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西方现代化已经输在了起点，中国式现代化所表现出的活力和锐气，缘于它顺应了人类进入全球化的要求，其中在经济发展领域中的超常速度，就证明了这一点。

人类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关系所形成合作能力的持续增强。就此而言，个人自由仅仅是走向整体自由的初始形态。由于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历史机遇等诸多客观条件不同，西方国家生成以个体本位为特征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华民族则形成以社会本位为特征的社会治理体系。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华文化内在的包容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思想，吸纳了西方文化的市场体制成果，唤醒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一体德治理念，通过综合集成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发展，就是从自然规定性中追求生命自由的过程。该过程逻辑上将经历两大历史节点。一是出现专业化脑力劳动。此前，脑力表现为体力的一部分；脑力独立发展是文明史开端，自此人类史与自然史渐行渐远。二是实现劳动方式脑力化。此前，发展资源处在匮乏状态，人们只能通过竞争方式获取；脑力劳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财富生成不再需要人的直接劳动，其成果可复制性创造共同富裕的基础，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达到统一。经济全球化使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升为第一关系，标志着历史进程正在从第一节点转变为第二节点；它迫使人们从与自然界关系角度认识人类发展问题，由此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逻辑前提。

如果说，西方式现代化以工业化为特征，致力于科学技术进步，体现了人类在工具形态方面的伟大成果的话，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以脑力化为特征，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人类在主体形态方面的伟大成果。西方“普世价值”夸大了自由原则，弱化了平等原则，遮蔽了民主内蕴的调整并规范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的功能，致使人性内在的特性、本质、本性之间的关联出现紊乱，必然会导致发展失速现象。全人类共同价值针对“普世价值”弊端，鲜明地强调了平等原则，抓住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契机，使自由、民主获得了相应的实践载体。中国式现代化完整践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富裕体现了经济平等，“两个文明”体现了发展平等，生态和谐体现了环境平等，和平发展体现了交往平等；平等支撑了自由，而民主则规范了平等。

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之后，资源配置方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弱势群体、落后国家正在这一历史演变中抓住机遇，一举改变自身命运，人类有望迈向一个全新的时代。其中，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这一过程的实践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这一转变的发展模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基本理念。

（本文参考文献略）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